论文发表 英文:江西女看守所长曾凯：13年收到犯人3000封家书

　　主持人：曾所长，你好，欢迎你！

　　曾凯：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今天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稍微卖个关子，保留一些神秘感，一会儿给大家介绍。

　　对很多人来说，看守所是很神秘的地方，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曾所长作为看守所的负责人，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非常特殊，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看守所的职责？

　　曾凯：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在交付执行时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罪犯，也由看守所监管。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人员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他们的安全；管理他们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主持人：您在看守所有很多年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感受。

　　曾凯：看守所工作简单说就是一个管人的工作，不仅要管住他的身，还要管住他的心。

　　这么多年在看守所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风险非常高，压力很大的工作，而且要面对一些孩子们，他们一时犯错了，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觉得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很大，心里很难过。

　　主持人：您讲到要管住他的身，管住他的心，身是比较好看管的，但是要抓住他的心，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工作。您作为看守所所长，有没有什么独门秘笈跟我们分享一下？

　　曾凯：也没有。一个人犯错后被关到看守所，本身就是一种处罚，我认为他们在看守所更应该接受的是教育。在这里改过自新，重新走向社会。

　　我当所长这么多年，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真诚地对待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打开心结，取得心灵上的沟通，他们会信你、服你、听你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人之初、性本善，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到位了，他们自然会悔过向善。

　　主持人：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实例说一下？

　　曾凯：去年我们看守所关押了一个17岁未成年人，他是因为在2009年打架打死人被关进来的。刚开始我找他谈话，他根本不搭理。不管你说什么，他离开你眼皮底下马上又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主持人：17岁年纪挺小的，又是青春期，反叛情绪很重，这时候关进来，情绪上波动挺大的，不容易管。

　　曾凯：是的。因为这个孩子比较内向，个性比较倔强，三句话说不合就跟人动拳头，家里人也管不了。

　　主持人：后来曾所长是怎么让他信服您的？

　　曾凯：那年5月份，他的脖子上突然长出一个很大的脓包，我带他到医院治疗，住了20来天的院，当疮口开始好的时候，旁边又起了几个包，后来经过做B超检查，发现里面又有5、6个淋巴结发炎，经过了解才知道，他家里有这种遗传病。

　　主持人：听起来挺严重的，这个可以治好吗？

　　曾凯：可以治好。但是医生是这么说的，要等成熟一个开一次刀，切开引流才会好。

　　主持人：您讲到他有好几个包在脖子上，要开很多刀才可以治好。

　　曾凯：关键是，这几个治好了以后还可能长新的。所以当时这个孩子的情绪非常激动。听说还要开刀，他就跟医生说，“谁敢给我开刀我跟谁急，我要回看守所，不配合治疗。”把他带回来后，我看到他脖子上总是渗出脓水，我就找到他妈妈，商量治疗措施。所里的医生继续给他打针，我则找了一些药给他外敷，我每次交完班后，都给他处理伤口。他的伤口比较深，有十来厘米，每天都要卷一个小指头粗的棉条擦进去，又要沾上药再塞进去。

　　主持人：这个17岁的孩子碰到曾所长真是非常幸运，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可以把他交给医院治疗、处理，但是您把他接回来亲自治疗，有没有想过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有过这样的担心吗？

　　曾凯：有过。

　　因为包是长在脖子上，又是多发性炎症，我非常担心，非常谨慎。做这件事我也考虑了很多。我的药方是从药书上得来的，药是我亲手配的。这个药镇痛消炎，去腐生肌。我在看守所十几年，为在押人员治疗过2、3千次的伤都好了。

　　主持人：您帮他换药大概要多长时间？治疗有多长时间？

　　曾凯：因为他这个疮比较特殊，是多发性蜂窝型的，治疗的时间比较长，前后有3个月。这3个月每天早上还得给他熬绿豆汤配合治疗，5点钟就要起来，让他喝，边给他换药边跟他聊天，聊天的内容很广泛。我问他，他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今后要怎么办，和他拉家常，也讲法律，讲做人的道理。经过三个来月的治疗，他的疮口基本上好了，再送他到医院做B超，看到检查结果，他很高兴，一回来就对我说：“曾妈，没问题了。”我听了很高兴。从那以后，这个孩子的性情大变，在看守所里也他也没有再欺负别人了。他说不能让曾妈妈操心。

　　主持人：您给他治疗，每天关心他，细心呵护他，您这样的行为感动了他，所以他管您叫曾妈妈。

　　曾凯：对。他一直这么叫，后来送到少教所以后，他写信抬头就是：曾妈妈。

　　主持人：这个17岁的孩子体会到了曾所长对他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一定是感受到了亲人间的信任感，其他人也会这样叫您吗？

　　曾凯：看守所很多孩子都这么叫我。最早是一位死刑犯小左，他是一个严重的刑事犯罪团伙的主犯，一年之内作案30多起。刚进来的时候，他抵触情绪严重。我跟他谈话，他说我反正是等死的人，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主持人：这样太难管理了吧？

　　曾凯：对。当时我想尽办法想跟他沟通，聊天，他就是不理我。这时他腿肚子上长出了母子疮，医生治疗很长时间不见好，还有脓血，他觉得很难过。我主动找到他，问他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他当时很疑惑，心里肯定在想，你还会这个。我对他说你相信我就管用，他同意了。从那以后，我给他清洗疮口，边治疗，边讲道理。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他的腿好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也没有人讲过这么多道理，他的妈妈都没有这么关心、爱护他。他非常想叫我一声曾妈妈，如果有机会，他一定重新做人。

　　主持人：一些在押的人，他们犯错、犯法，并不完全是由于内心与生俱来的仇恨，或许正是父母和亲人给予他们的帮助和教育不够。我们也希望广大父母、亲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从小培养他们对社会的爱护和认识。

　　曾凯：要教育他做人的道理，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主持人：我们也很好奇，曾大姐提到一个案例是治疗脖子上的淋巴囊肿，这次又是一个病例，你是真学过医吗？还是为了在押人员特意做很多功课？

　　曾凯：我没有学过医，是因为在看守所里，由于情况比较特殊，在押人员看病不是很方便。比如说交通肇事，在押人员的头上、脚上破了，不是上一次两次药就能痊愈的，每天带他们到医院去也很不方便。如果有一个人，能在看守所里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好。所以我就向很多中医请教，特别对皮肤外科进行过咨询，买的书很多，中医外科、皮肤病，这方面的书买的比较多。

　　主持人：您真的做了很多功课，为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也相信作为一个死刑犯，被关押在看守所，他可以流泪叫您一声妈妈，不光是您为他治疗，帮助他。肯定在私下里还做了很多事。

　　曾凯：主要是稳定他的情绪，把他心灵正面的东西调出来。比如为了稳定小左的思想情绪，我就不断找他谈话，还鼓励他，检举揭发，争取立功赎罪。一审被判死刑的时候正是他22岁生日，我给他买了蛋糕，还有饮料等食品，安排在押人员为他过生日，他非常感动。过完生日后，他交给我一份2000多字的检举揭发材料。公安局根据他提供的资料，一举破获了公安部督办的恶性犯罪团伙。

　　主持人：刚被关押进来时他有抵触情绪，经过曾大姐的教育，他慢慢悔过了，还帮公安部门提供破案线索，这样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曾凯：是的。他觉得原来做的事情简直不是人做的，也想彻底改变自己，重新做人。但是他没有得到改判。他上刑车前，流着泪对我说：“我没有机会了，如果有来生的话，我做牛做马都到看守所报答您。”

　　主持人：曾大姐做了很多工作，当您面对很细心陪护照料的在押人员，他已经转变，可是却没有回头路的时候，您是特别难过吧？

　　曾凯：非常难过。我不止一次为他们走向刑场流眼泪。为什么呢？因为我好不容易使他们转变过来了，他们心里也想改，也想重新做人，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可是没有机会了，这使我非常惋惜。

　　比如去年2月份，小李执行死刑前，法官问他最后还有什么心事，他说我想见一下曾所长。他就在我面前跪下，他说：“这里很多人都叫你妈妈，我今天也叫你妈妈，在我人生最后的时期，我遇到您是我的幸运，我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当时我感觉非常遗憾，在100多人面前，有公安的，有检察院的，还有法院的，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搀扶着他，让他站起来。

　　在汶川大地震时，他把帐上的钱全部捐出来。他说：“我现在没多少钱，但是我身体很好，我可以献血，以后我还可以捐献遗体。

　　看着这样的人走向死亡，我忍不住为他们惋惜。

　　曾凯：因为和他们在看守所里表现都很好，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和谐，所以他们出去了以后，比如到农场，还有回家了，他们都会给我写信，今天我也带了一些过来。

　　主持人：我看到有人叫您曾姐，有人叫您大姐，还有人叫您妈妈。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跟普通信件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厚厚的。

　　曾凯：这只是信件的一部分。

　　主持人：这里有一张贺卡，写贺卡的人管您叫姐姐。

　　我给大家念念，信中是这么写的：你托起一颗穷困潦倒的心，用你的温暖滋润着他的生命。你是不无时刻浇灌着清泉，使即将枯竭的朽枝发出新芽。相信风雨后就是彩虹，苦中有死的弟陈方铜。

　　曾凯：这是03年的时候，陈方铜在监狱给我写的。

　　主持人：说到这儿，我们要揭开神秘嘉宾的面纱，他就是这个贺卡的撰写人陈方铜。

　　陈方铜：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这张贺卡是手工绘制的，里面还有一些照片，这些都是你自己用剪刀剪出来的吗？

　　陈方铜：是的。03年我正在监狱服刑，这个贺卡是我亲手做的，这些图案都是我从烟盒上剪下来的。我把他们一个一个贴好，写下我对曾大姐最真诚的祝福，然后寄给了曾大姐。这个贺年卡我花了20多天才做好，我祝她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安康。

　　主持人：怎么想到给看守所所长手工做一张贺卡呢？

　　陈方铜：2000年2月，我因故意伤害罪被关在看守所里。说实话，当时我的压力非常大，思想包袱很重。我父母70多岁了，他们年纪也大了，我不知道出去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他们。我听看守所里的人说，曾所长这个人很正直，心肠很好，对在押人员很体贴。我当时心力交瘁，立刻向民警报告，恳请见曾所长，跟她谈心。

　　主持人：见到了吗？

　　曾凯：见到了。我天天在看守所里，他们很容易见到我。开始我见到他时，他很焦虑，不停地给我念叨家里父母怎么样，妻子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当时他的妻子还怀着一个小宝宝。我不停地鼓励他，让他正确面对现实，要振作起来。我把平常读书时摘录的励志故事打印给他，通过这些故事来激励他，正确面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陈方铜：是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曾大姐给我讲的非常有感触的故事。她说有两个人在漆黑的夜晚从窗子里面往外面看，其中一个人看到的是漆黑的泥土，另外一个人看到的却是满天的星星。她对我说：“方铜，希望你看到的是满天的星星，看到的是未来。”说句话和那些故事，我每天想起来都有不同的收获。今天看有今天的收获，明天看有明天的进步。

　　主持人：陈方铜家里除了父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个孩子是吗？

　　陈方铜：是的。大的孩子有8岁，妻子还怀了孕。我到监狱服刑的时候，经常写信给曾大姐，她总是及时耐心给我回信。我知道，当时她工作很忙，但是她还抽出时间到我家里看望我的父母，还到学校看望我的小孩，还给小孩送了自行车，雨衣和书籍，鼓励我的小孩子读书。03年6月的一天，曾大姐风尘仆仆跑到监狱里看我，给我送来了一套励志丛书。海轮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大姐送完书就回去了。我把书放在床头底下，每天晚上都看，从书里不断地吸取营养。

　　主持人：曾大姐还记得陈方铜在看守所里的情况吗？

　　曾凯：他这个人很有心，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在看守所的时候，他表现很好，思想稳定，遵守监规，还协助我们一起归劝同监号的在押人员，一起遵守规定。到了监狱后，他又不断地学习文化知识，还练习书法，积极参加劳动。在农场的硬笔书法比赛中，他获得了第一名。黑板报搞宣传，他也得了第一名，综合考核也得了第一名，所以他获得了2年零5个月的减刑。

　　陈方铜：是的。我提前刑满释放，被释放后，我直接到看守所看望曾大姐。我是这样想的，曾大姐这么多年非常关心和帮助我，挺不容易的，我要让曾大姐分享我的这一份喜悦。

　　主持人：刚刚刑满释放，你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看守所看望了曾大姐？

　　陈方铜：对。向她汇报，我已经出来了，让她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喜悦。

　　主持人：曾大姐在看守所工作13年了，我相信陈方铜这样的人您接触了不只一个，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曾凯：对，他只是其中一个，他们出去后很多人写信给我，也有回来看看的。他们都告诉我，现在没有在街上玩了，都有正当工作了，让我放心，说不会辜负我的，他们都会这么跟我说。

　　主持人：这样多好。这方面，方铜很有发言权。

　　陈方铜：曾大姐对在押人员真是太好了，说句心里话，如果我们不改好，真得有点对不起她。当时和我关押在一起的有三个比较年轻的孩子，他们进来的时候是冬天，手都得了冻疮，曾大姐知道后，每天给他们端凉水，里面放了一些她自己配制的药，让他们几个人泡。曾大姐还给他们搓手，直到把手搓热了。在曾大姐的细心照料下，他们的手都好了。

　　主持人：没想到治疗冻疮还有这样的秘方。在冬天里，曾大姐自己不冷吗？

　　陈方铜：当时曾大姐的身体不好，她有心肌炎。6月份，别人穿短袖还嫌热，曾大姐得穿长袖，还会感觉凉。曾大姐不顾自己的身体，帮他们治疗冻疮，他们几个都很感动。

　　主持人：听到这儿，我们感到，曾大姐对每一位在押人员都很尊重、信任和理解。就像许三多说过的一句话，不抛弃，不放弃，一个都不能少。他们离开看守所走向社会后，如果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难过的时候，还会继续跟你保持联系吗？

　　曾凯：当然会了。因为他们比较信任我，出去了以后，碰到困难，自己没办法做主的事情，都会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

　　08年5月份，我接到小朱的电话，他曾在看守所服刑，已经离开看守所4年了。他在电话里哭着说，阿姨，我不想活了。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要激动，冷静一下，待在家里哪里都不要去，我马上过来。”我处理完所里的事，带着所里的民警赶到他所在地的派出所，跟派出所的民警，还有行政村的支书，一起到他的家里。他看到我，拉着我的手就哭，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他对我说，他从看守所出来以后，一直都是很努力地做事养家，现在想盖房子。他在一个窑厂定砖，每车砖都少几百块，砖厂不认帐，总是躲着，他交的4000元定金也不给退，所以他不想活了。

　　我劝他：“做事情不能太极端，你如果不活了，家里面怎么办，你上有老，下有小。”后来我跟当地派出所和村书记一起，找到砖厂的老板协调以后，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离开看守所4年的小朱在失落、处在低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您。

　　曾凯：是的。因为他很信任我，遇到什么问题，会告诉我，也有很多人出去了以后，碰到高兴事儿、开心事儿也会告诉我。

　　有些人结婚很多年没生小孩，我告诉他，让他去治疗，出去以后，妻子怀孕了，刚化验出结果就马上告诉我说：“阿姨，我爱人怀上了。”他妻子从平常的产检开始，一直到孩子生下来，都要通知我。他打电话对我说：“阿姨，我爱人生了，今天上午生的。”

　　主持人：他真的把您当成亲人和朋友。

　　曾凯：是的。

　　陈方铜：我说句实在话，我们这些人，包括在押人员，都把曾大姐当做亲人。就说我，平时心情好的时候，碰到什么好事，我们都会跟曾大姐讲，让大姐一起分享我们的快乐。平时心情不好时，遇到有困难的时，我们也会跟大姐讲，听取她的建议，寻求帮助。

　　主持人：我听说曾大姐在平常工作中，有两样东西是随身携带的，一样是刚才已经分享了的治疗用的小药箱，另外一样是数码相机，数码相机是做什么用的？

　　曾凯：是给在押人员家属拍照、录像用的。在押人员刚关进来，还没有判刑的时候，是不能安排家属会见的。这时在押人员最想见的就是家人，这种情绪非常焦虑，很难排解，很容易发生其他事情。我想到了相机，买了相机后，还买了彩色打印机。我把和他们谈话的场景录下来，把他对家人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想法也录下来，放给他们的家人看。

　　主持人：这成了家属之间的交流，听起来意义很重大，无形中给您这个看守所所长平添了很多工作，而且是免费给他们拍照、摄像？

　　曾凯：对。我记得第一次，给后来判了无期徒刑的一个家属拍照的时候，他说要给我钱，因为我拍照后还要打印，他觉得这是有成本的，总得交点成本费。我说什么都不要，只要你们跟家里人说，他在这里平安，我就足够了。这种方式可以缓解这些人的情绪，也可以和他们拉近距离。监号里的安全系数更高了，这是有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另外还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温情。

　　主持人：方铜有接到过这种福利吗？

　　陈方铜：有。2000年的时候，我在关押期间，8月份，当时曾大姐带着我的小孩、父母、大哥，还有弟弟的儿子，在看守所附近的照相馆照相了。

　　曾凯：那时候我还买不起数码相机，为了排解思念，我把他们一家人都带到附近的照相馆照相。

　　陈方铜：大姐把相片寄给了我服刑的农场。

　　曾凯：我打印了三份，我留了一份，给他一份，还给他家里一份。当时他在农场收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很感激。

　　陈方铜：大姐的所作所为，真的能感化一个人，我心里充满感激。

　　主持人：我们等候直播的时候也有一个小花絮，陈方铜去外面拿东西，曾大姐就说，你别动，我来，你腰不好。你已经离开看守所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曾大姐还记得你腰不好，她都放在心里，这是用心的体现。

　　社会上对看守所存在一些偏见，这些年来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您特别担心？

　　曾凯：有，我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因为我们收押的人，个人的秉性，还有犯罪的动机都不一样，有一时冲动，也有预谋的，还有抱有侥幸心理的。这些人在外面就像脱缰的野马，进来以后，想不开，或者做出出格的事，还有一些人身体不好，关进来受了刺激，有可能诱发疾病的发生，防不胜防，我对此特别担心。

　　主持人：有人形容看守所所长，就像坐在火山口上，火山随时可能爆发。

　　曾凯：真的是一点不夸张，每天跟战友们说，我们就像手上端着一碗油在冰面上行走。如果哪一步不小心，保不准会出什么问题。

　　主持人：虽然您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但是高安看守所自从曾大姐到任之后，连续13年安全无事故，您是怎么做到的？

　　曾凯：没有很好的办法，就是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主要是把他们的思想引到正道上来，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会改过自新，不会在这里违反规定，或者是弄出安全事故来。

　　主持人：给特殊群体做思想工作是特别不容易的，您是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了。

　　曾凯：也不是所有的时间。我还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要做，比如开会，接待，还有活动。我们基本上每天早晨8点钟都要交班，值班的同事把当天看守所所有的工作、存在的问题都得在交班会上说明。接下来值班的同事要根据交班的情况，在监号里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把这些处理完以后，就开始找人谈话。那些刚进来的，我要去见见面，问问情况怎么样。还有重刑犯、死刑犯，也要及时掌握他们想什么，关心什么等等。在看守所里，他们有什么事也会找我。一个上午有的时候12点才能出来。

　　主持人：好像您一天24小时都是工作的状态。精神又是高度紧张的。您家人不会有什么意见吗？会不会觉得大部分时间都去关心他们去了？

　　曾凯：是的。白天上班我要工作，下午要接待家属，传递一些照片，这个家人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晚上不能给他们做一顿饭，不能陪他们。晚上我还要把白天录制的视频进行整理、归类，便于今后查找。有很多人父母在外面打工，儿子在家里面出事了，我就在网上跟有些人的家属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也把在看守所的情况告诉他们的亲人，甚至传递一些视频，让他们安心工作。他们的父母看到这些视频很安心，也很感激。这时候我自然就没办法照顾家里人。我爱人工作也忙，不会有什么想法，主要是我女儿，这么多年来我都没能照顾她，甚至都没有给她做过一顿晚饭。人家孩子都是放学回来，吃完饭再睡午觉，我的孩子回家就睡午觉，因为等妈妈回来做完饭得等到一点多钟。晚上给她2块钱，让她到学校旁边吃晚饭。

　　有一次暑假，从看守所出去的一个孩子给我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她问：“你找谁？”对方说：“我找我干妈。”我女儿问他：“你干妈是谁啊？”他说：“我干妈是曾所长。”她马上就火了，告诉对方：“你到到办公室找去。”我回去以后她就气呼呼地说：“你干儿子找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干儿子也不跟我说，是你的女儿重要，还是你的犯人重要。”她慢慢长大了也能理解这些，现在也支持我的工作了。

　　主持人：您的工作这么忙碌，如果家里人有一点抱怨的话，也是很值得理解的。

　　这么多年工作来，您的压力这么大，付出和承受的很多。13年来，是什么理念让您一点一点撑过来的？

　　曾凯：其实平常没怎么想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想过会干13年这么久，也没有什么计划说要干多久，就是一天一天过去，明天开始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些事，让我觉得，有一点割舍不下，有一点不放心。

　　刚才我们提到的小左，他是2000年执行死刑的，10年过去了，哪个能想到，他的母亲在去年4月份还跑到看守所来。我开始没有认出她来，我和她只是在小左执行死刑之前见过面。她说我是谁谁的母亲，我儿子经常托梦，让我感谢你。我听到之后，非常难过，我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聊了他儿子生前，生后的事，还有她自己目前的状况。

　　我也是做母亲的，一个儿子最后是这种境况，可想而知她心中的苦。我陪着她聊天，聊完以后，她觉得心中的负担卸下来了。她很满足地离开了看守所，我看到她的背影，心里很酸，忍不住流眼泪。我在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这样的母亲，我在这里能为她做什么。我想在我的岗位上努力的工作，尽可能挽救在押人员，挽救了一个在押人员就挽救了一个家庭，多一个听话的儿子，就少了一个痛苦的母亲。

　　主持人：给他们信心和安全感，所以您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不仅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很多希望，也给整个社会带去了很多美好。

　　曾凯：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主持人：工作这么辛苦，风险挺大的，您之前说担心过安全的问题，有没有想过调换一个部门？

　　曾凯：如果说没想过是假的。工作这么紧张，我的身体又不是很好，回到家里，我躺在沙发上，两个小时都动不了。要等这股劲缓过来以后，才能去做饭。

　　每次有调离的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都会想到看守所里的情景，会想到谁谁在这里会怎么样，我还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特别是收到在押人员的信，每一封信里都充满了感激，充满了希望。他们总是对你很信任，我觉得他们需要我。还有这里的孩子们，我为他们做一点点事，他们都会很高兴地说，谢谢曾大姐，请曾妈妈放心，他们做错了事，会说请曾妈妈原谅。我不仅是一个所长，还是一位母亲，特别是看到死刑犯，他们哭着，跪着感恩，我都会为他们难过。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电脑边，看着他们的照片流泪，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还要为需要你的人活着，为这个社会活着。也许我个人的能量很有限，但是要尽我自己的努力，能帮一个是一个。

　　主持人：世上多一个好人就少一个坏人，多一个听话的孩子就少一个痛苦的母亲。今天曾所长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感动，让很多网友都感觉到，在特殊的群体里，做看守所所长的艰辛，今天特别谢谢曾所长的到来，也谢谢陈方铜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真实的故事，今天我们非常的感动，谢谢你们。感谢所有的网友对“当代警花实录”的关注。

　　曾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网友，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厚爱，谢谢大家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