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和中国交建了吗:作为隐士的红色拿破仑——朱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6 17:22:26
[近代风云]朱德——作为隐士的红色拿破仑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王康琚《反招隐诗》
兰花之香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一个人和毛泽东并肩登上了天安们城楼，然而，在《开国大典》的照片中，这个人却奇异地消失了。
这个人，就是朱德！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顷刻间礼炮齐鸣，万众欢腾。然而，在这举世瞩目的神圣时刻，朱德却从毛泽东的身后突然离开。
原来，由于城楼上空间狭小，担当摄影任务的新华社记者陈正青为了拍下完整的画面，不得不把倚着汉白玉栏杆的身子，不断地一再后仰，情形十分危险！朱德见状，赶忙一个箭步蹿了过去，牢牢抱住了那位摄影记者的双腿。
在朱德的帮助下，陈正青终于顺利完成了历史性的拍摄。而朱德本人，却永久性地留在了开国大典的镜头之外。”（《读者》2003年第24期）（注：根据调查，引文中的“陈正青”实为苏联摄影师克雷洛夫，另外，朱德当时手扶的是摄影机的三脚架。）
关键时刻的开国大典照片上没有了朱德，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也仿佛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朱德，这位“红军之父”，这位曾被称为“红色拿破仑”的军事天才，这位从井冈会师直到全国解放的22年中一直和毛泽东并称的开国元勋，这位在北平解放时和毛泽东同时享受“万岁”称呼、和毛泽东的画像同时并挂于天安门城楼的一代伟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却悄悄地从政治舞台上渐渐淡出，直到今天，除了他的名字，很多人对他仍然相当陌生。
朱德从政治舞台上淡出的原因，似乎跟在开国大典上上演的那一幕有某种相似之处。
朱德的退隐不能说没有无奈之处，但从他的本性来说，更多的却也是自然的行为，是宽厚仁慈之心、正直诚实品性以及淡薄名利的必然结果。
自古有言：天无二日。朱德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据警卫员和女儿朱敏回忆，解放后，毛泽东为了朱德工作的事情曾经找朱德谈过多次，大意是说老总年岁大了，应该尽量减少工作、应当有新的岗位之类。朱德，这个在手握兵权的战争年代都从没有违背过党的意志的忠厚长者，他还能说什么呢？既然中央让他少工作，那中央安排个什么就做个什么吧。精力充沛，无处使用，那就登登山，游游水，养养花，写写字，悠哉游哉，不也挺好么？
1956年2月，朱德率团参加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朱德表示同意苏共二十大纲领（见《周恩来与国家计委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支持反个人迷信。这时也在苏联的邓小平则认为赫鲁晓夫是“胡来”，要回去向中央请示。据说，毛泽东接到朱德的电报后非常生气，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6个月后的中共七届七中三次全会上，毛泽东极力赞扬邓小平，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说邓小平他们“是干事的”，另一方面却说自己和总司令是“跑龙套”的，“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随后的“八大”，毛泽东要“破除个人迷信”，此后，从三十年代末开始，就一直和毛泽东的画像并挂于党内会议和群众大会上的朱德的画像在公共场合不再出现。
1957年，毛泽东决定不再做国家主席。1958年12月，中央书记处草拟了一份第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家领导人侯选人名单，发给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征求意见。此前，关于国家主席的人选，大家的意见已经集中在了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身上。而在这份名单上，刘少奇仍留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很明显，这便暗示着国家主席的最后候选人只剩下了朱德。12月29日，朱德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1959年庐山会议上，朱德说公共食堂“即使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受到毛泽东的“敲打”。随后，因为在庐山会议以及其后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对批判彭德怀态度消极，帮彭德怀说了几句话，结果不得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并且在随后宣布的中共中央新的军委组成人员中，在军委的地位第一次落在了给他当了三十多年部下的林彪等人的后面。
1965年12月，朱德参加“上海十二月会议”。会上，林彪等批判罗瑞卿，认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的提法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朱德发言说：“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意味着不能发展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意味着“文化大革命”之火被正式点燃。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持消极态度（也可能与在《五一六通知》投票通过时弃权，以及曾经支持罗瑞卿，反对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有关）”，被当作 “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遭到了众多与会成员无情的批判。——其实，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正如周恩来在会上所暗示的，应当是在警告朱德——这个总是爱说真话而且说话特别有份量的人，在即将开始的运动中，不要“乱说话”，特别是为主持批判你的人——刘少奇说话！
然而，仅仅过了5个月，在刚过去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被取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位，在政治局的排名由第四位降到了第九位的朱德，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又忍不住地表达起对刚刚发动起来的运动的担心：“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连，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法解决好！”
朱德不合时宜的发言很快便给他招来了满街的大字报，“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帽子随处可见，甚至出现了将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等触目惊心的大标语。
此后，人大委员长的职位仍然为朱德保留着，但朱德在党内和军队的地位也就象征着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原来一年一次的人大会，从1965年直到1974年，十年间没有开过一次！在1959年第二届人大会上当选人大委员长之前，相对解放初，朱德在党内和军队的实权便已明显减少，当选委员长之后，朱德的权力更是因庐山会议而大大缩水。这样，人民代表大会也便随着朱德在党内和军队地位的降低，越来越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以致在文革爆发后便完全成了一个摆设，一个有名无实的权力符号。不过，这个摆设还必须摆在那里，因为它至少代表着程序上的民主，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民意，因而即使不用它而仅仅保留着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着对民意的尊重，也仍然能发挥一定的安抚和稳定民心的作用。在文革中，朱德也就是这样一个“摆设”，似乎无用，其实仍然凭借着残留的巨大威望在当时对这个国家发挥着潜在的难以缺少的重要影响。
纵观朱德解放后从政治舞台上的每一步淡出，看似都是被动的，其实又都是主动的：如果他也象其他许多人表现的那样，要么不管是非，领袖支持的就支持，领袖反对的就反对，甚至还可以象林彪那样，再来一些“顶峰论”、“天才论”等等，要么装哑巴，不同意的就不吭声，再怎么着也不至于落得在党内和军委，让曾经的部下或者一名不文的小字辈一个个插队到了前面，甚至还被其中许多人一次次当面数落、羞辱。而且，在敏感关键问题上的态度和发言，朱德都不可能意识不到其中的后果，甚至同样性质的发言被严厉批判的例子就在眼前，或者自己就刚刚遭受了平生最严厉的批判，几天或者几个月后又逆着风向凭心说话。譬如在庐山会议及其后的表现、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的表现，以及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1968年八届十二种全会后说刘少奇打不到、1969年对定林彪为接班人不表赞成、1975年又首先向毛泽东反映江青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朱德内心里是不在乎自己的名利的，他的仁慈，他的正直，他的朴实，他的真诚，使他不能不顺着自己的良知来说话，不能不替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话。但他又不象有些过分热心的人，他会尽心而为，却又不逆势强为，他既能在重要关头顺应自己的良知，同时又能顺应自然，超脱世事。他的每一次导致自己隐退的那些行为，是他不求名利、品性高洁、个性独立的真实表现。58年推荐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更是他淡泊功名、与世无争的强力证明。有人会说，毛泽东56年就说过他和总司令是跑龙套的，意味着毛泽东不希望朱德多参预政事，所以，朱德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是不会同意书记处的意见的。事实上，毛泽东也说过“半个”刘少奇也是跑龙套的，但刘少奇最后还不是当上了国家主席？其实，那个时候，党内的民主气氛还是相对比较浓厚的。毛泽东没有一开始就表明对于国家主席人选的意见，不但是当时党内民主的一种反映，也表明他是准备接受通过党内民主形式确定的国家主席人选的，因为如果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他要再出来反对，那就对他很不利了。
隐士，这是过去对于那些有很高的才能却过着与世无争、不求显达的生活的人的一种敬称。作为隐士，没有人生下来就喜欢过这种生活，这里面总是隐藏着某种无奈。当然，真正的隐士，他的精神中也必然存在着显著的淡薄名利的成分以及对于人生的某种觉悟；真正的隐士，也并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而往往是因为“道不行”或者“世与我相违”而采取的忠于良知、顺应自然的“独善其身”的行为；真正的隐士，更不是避世和庸俗意义上的 “无为”，而是以超脱的态度对待世事，对待生活，自然而为，为而不争。
关起门不问世事地生活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远离诱惑住到偏僻的山野读书思考的生活甚至是不少人都向往的，而极大的诱惑总在眼前，却始终不为所动，始终洁身自好地生活，却是极少有人能够做到的。
古人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朱德，便是这样一位隐于朝市的“大隐”。
朱德非常喜欢兰花，解放后，他更是种养了一盆盆各种各样的兰花，在他的办公室、卧室、火车专列上，随时都能看到他亲手种植的兰花。有人说，朱德痴迷兰花是因为他一直怀念着从井冈山撤退时被国民党杀死的妻子伍若兰。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据说朱德在井冈山时就很喜欢兰花，所以，除过这个因素之外，朱德痴迷兰花应当还有着另外一层更深、更根本的含义。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喜欢花草树木，总是在其中寄托着自己的感情和志向，总是把喜欢的花草树木当着自己追求或者坚持的一种品性的象征，朱德应当也不例外。《孔子家语》中说：“兰花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朱德则这样向别人介绍兰花：“兰花的生性是高洁、倔强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狎昵拨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所以它的香味清雅幽远，无与伦比，古人称它为‘香祖’，王者之香。”
孔子曰：诗以咏志。60年代初，朱德写了40余首咏兰诗词，其中一首《咏兰展》中有句曰：“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这诗中的兰花，不就是过着半隐退生活的朱德自己么？不与“乔木”争高，甘愿过与“小草”相伴的生活，即使被人遗忘，也仍然始终保持高洁的品性。这，不就是一个隐士精神的真实写照么？其实，60年代前半期，应当说，还是朱德心情相对比较好的一段时间。
据朱德女儿朱敏回忆，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在中南海的花圃里，常常一蹲就是半天。
66年5月批判朱德时，薄一波曾发言说：“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薄一波的话应当不会是虚造之言。说朱德“不得意”，很多人可能会很不理解：数亿人民心中的“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闻名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怎么会谈得上“不得意”呢？其实，做了大官、干了大事，不见得就是得意；得意，就是才能的充分展示以及意志的比较自由的伸展。那么，细细研究一下朱德的一生，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朱德的“不得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也有军事上的，不仅仅是在解放后，也包括解放前！
当然，人的一生中，有多少时候能称得上是得意的呢？话虽这么说，但具体到个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当我们想到毛泽东时，我们眼前马上浮现的便是一个自由、豪放、无拘无束的形象，那么，当我们想到朱德时呢？一个人的自由往往意味着周围人的不自由，一个人意志的舒展，往往意味着周围人意志的压抑，特别是当这个人有着较大的权力时。不得意的人到处都是，但是，能将不得意转化为顺应自然的乐天思想的人却很少很少。朱德便是具有这种将不得意的处境转化为乐境的稀有本领的朝市中的大隐！
除了解放后得了并不严重的糖尿病之外，朱德一生身体非常健康，极少得病。1971年，周恩来被检查得了癌症，毛泽东的身体也垮了，而比他们年龄都大的朱德直到去世前两周，仍然身体很好。从外表看，毛泽东、周恩来在解放后远比朱德得意、风光，但朱德为什么就能健康而且长寿呢？其中的原因，除了自身的超脱、达观、乐天，还能会是什么呢？
朱德随遇而安的乐天性格成就了他整天一副乐呵呵的摸样，而这副乐呵呵的摸样却被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将朱德误判为命好、有福，同时又无能的一位“福将”。孰不知，朱德的一生看似有福，其实却隐藏着相当强烈的悲剧色彩。朱德的悲剧是命运加给他的，也可以说是带给他福乐的随遇而安、不与人争以及宽厚仁慈的性格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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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0 23:17:03
外貌常常会欺骗人。延安时期采访过朱德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另一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则在为朱德所写的传记中说朱德“谦恭的作风……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
事实上，朱德不但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军事院校云南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日本最先进的军事理论，而且留学过德国和苏联，学习吸收了这两个军事大国的军事理论，所以，朱德所学的军事知识，在当时全中国的“军界要员中”，恐怕即使称不上是最深入的，也足以称得上是最全面的。“他曾说过，日本的战斗纲要，德国的战斗条令，前苏联的联合战术，他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作过反复的比较，根据我们的特点，利用人家的长处，来训练我们的队伍，训练我们的指挥员”（何长工晚年回忆）。而且，从学识上说，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在朱德的周围，包括国民党的军界要员在内，恐怕也是没有那个敢说就比朱德强的！说朱德1907年连续考上武备学堂和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似乎有些寒酸，但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于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军事学校云南讲武堂的特别班（在讲武堂时曾与朱培德并称“模范二朱”），以及三、四年留学德国、苏联的经历，还有会说英、德、俄三门外语（虽然不怎么熟练）的事实，应该足以说明朱德新学的情况了吧？19岁时参加科举考试，连过乡试、府试，却因为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未能参加即将举行的院试，从而失去了成为一个“秀才”的机会，但乡试成绩在一千多名考生中高居前二十名之内，也足以说明其旧学的根底了吧？
所以，海伦.福斯特和斯沫特莱对朱德的上述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跟朱德进行了相当长时间深入接触的这两位美国女记者，竟然会在她们的文章或者著作中下这样的断语，可见朱德农民式的粗人相貌对她们误导之深！——这也许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朱德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却官居高位的“有福”之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么，下来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朱德是如何从一个刚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副目（副班长）最终成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的。
1911年10月底，刚刚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两月多，时任司务长的朱德，作为被临时指定的队官（连长）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带领手下占领总督衙门，云南总督李经羲仓惶逃走。其后由原来的司务长升为排长。不久又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因功被升为连长，回云南后又被晋升为少校。
1913年，朱德在做了一段时间讲武堂教官后被升为营长，1914年至1915年，朱德驻守蒙自、个旧、建水一带，在深山密林中成功清剿了大批土匪，并逐步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游击战术，游击思想此时已经基本成型。因在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朱德被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
1916年，朱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三支队遭受溃败，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朱德接任第三支队的指挥，在以棉花坡为中心的纳溪之战中，开始凭借白刃战和野战击溃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稳住了阵脚，后又以佯攻正面，主攻侧面的战术，给予了数倍于自己的北洋军沉重的打击。朱德后来回忆说；“每当一条战线要垮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纳溪之战， “为入民国后第一恶战”，朱德率领所部鏖战十六个昼夜，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屡次以少胜多，是此役的“急先锋”。在其后的二次进攻中，作为反攻的主力部队右路军的主攻，面对两三倍自己的精锐北洋军，朱德率领所部与之激战五昼夜，连续突破其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为护国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据在护国战争中曾为朱德部属的杨如轩回忆，在这次战役中，“朱德在与刘湘等对垒时，还创造过一团打胜对方三团的成绩”。此役之后，朱德并未被升职，同事中一些人曾为朱德忿忿不平。
1917年，朱德参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任滇军旅长。在与川军作战的反攻泸州的战役前，建议军长赵又新精简整顿队伍，战役中步、炮兵联合，以炮兵掩护步兵爬城。赵又新接受其建议，结果取得大胜。次年，朱德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在与川军作战中，朱德因勇猛善战，与金汉鼎、耿金钟、项铣并称“四大金刚”，名震川南；而“四大金刚，朱德第一”。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
在驻守泸州期间，朱德由于在很短时间内便清除了当地匪患，曾被当地忠信乡士绅民众立“救民水火”功德碑，被宜民乡士绅民众立“除暴安良”德政碑。在1920年的川滇黔之战开始时，朱德曾凭借自己一个旅便打垮了川军两个师！
1921年春，朱德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成功后，朱德因为受革命思想影响，按照事先跟孙炳文的约定，向滇军总司令顾品珍提出辞去军职的请求，要去国外留学。但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其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遂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兼任云南省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及复查锡务公司账项委员长。次年1月，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1922年3月，唐继尧纠集旧部及土匪乘虚打败顾品珍，朱德与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省长金汉鼎等逃离昆明。
这次事件，使一直打算离滇出国的朱德终于从旧的环境中彻底摆脱了出来，以出国为开端，从此踏上了一条全新的生活道路。
出国前，朱德曾受邀到重庆，川军总司令刘湘、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对于这个没有一兵一卒的“败军之将”，许以师长之职，极力挽留。而同时，刘湘、杨森许给不久前还代理滇军总司令兼云南省省长的金汉鼎的职位却是旅长！由此可见朱德的军事能力和当时在军界的威望！对于刘、杨的好意，朱德婉辞谢绝。随后，朱德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孙中山以先期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驻扎广西的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也婉言谢绝。1922年9月，朱德乘坐法国邮轮前往欧洲留学。1926年，朱德回国后在写给泸州友人的诗中表述了他当年毅然出国的动因：“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对于朱德的这段经历，以前曾经因为涉及到“军阀”这个不光彩的字眼而很少为人提及，所以直到如今知道的人仍然寥寥。清晰了这段历史，那么，不用去说朱德以后光彩得多的经历，仅仅凭这段历史，有谁还敢轻视朱德的军事能力呢？另外，当我们为周恩来、澎湃等人背叛自己的资本家、地主出身投身革命而感动不已的时候，比较一下朱德为寻求真理所抛弃的，我们难道不会为朱德的伟大人格而感动么？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哪一位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投身革命做出的地位和利益上的牺牲能与朱德相比呢？刘伯承在朱德六十大寿时，曾以《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为题，赞颂朱德道：“总司令参加革命以前，生活优裕，即不升官发财，亦足以度其舒适之一生，然当其一旦认识革命，即弃如敝屐，义无反顾。以后在任何困难之前，坦然如坐春风，尤足使人深深感动。”埃德加.斯诺说，朱德向海伦.福斯特（斯諾妻子）讲述自己故事的“那些朴素的话”，“是许多年不能想象的最最生动的人生经历的辉煌纪录——这是一个大胆无畏和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苦难的故事，一个为着忠于一个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只有了解了朱德参加革命活动之前的经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埃德加.斯诺对于朱德这段发自心底的无以复加的赞美！
也许，朱德视富贵如浮云的行为并不仅仅源于他对于当时了解并不很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应当还与他的“隐士性格”以及当时已经萌芽的隐士思想有关。1918年至1919年驻守泸州期间，朱德在阅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时写下了这么一段批语：“范蠡，千古奇人也，能弃功名富贵，而功名富贵随之也。世之急急（汲汲）名利者反以杀身，而不知效范蠡为人也。”1922年1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朱德还给昆明近郊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写过这么一段赠文：
“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余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怀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实为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空觏，爰为俚言，以志钦慕：映空和尚，天真烂熳。豁然其度，超然其众。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
――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西蜀朱德敬赠”
大凡隐士思想的产生，一般不外以下四种原因：一是本人生性自然，质朴率真，不喜矫饰逢迎，反感与人争名夺利、勾心斗角，遂有远离尘嚣之想；二是洞明世事，对人生已经看得很清，外部的功名利禄已经对他产生不了多么大的诱惑，于是遂有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三是抱负极高，才能超强，但环境却使他不能充分施展才华，于是内心由热而冷，苦闷之中便从佛道中寻求解脱；四是天性善良正直，在不义的浊恶环境中感觉压抑、苦闷、消沉，于是产生洁身自好的遁世思想。
其实，从1917年唐继尧为扩大势力范围假护法之名发动进攻川军的战争后，作为唐继尧的重要战将之一，朱德心中的苦闷便开始滋长。其间，朱德曾多次致电唐继尧停止与川军的交战，请求立即北伐，但唐继尧根本置之不理。那段时间，朱德心中很是苦闷，在泸州为其组织的诗社成立而写的“小引”中有言：“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这种忧苦和牢骚，至少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他所从事的战争“师出无名”，他曾在评论古书的文字中写道“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可见它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效力的入川滇军失败的必然结局；二是他的雄心抱负无法得以施展，他曾有诗曰：“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三是他厌恶那些军阀们的争权夺利：“相争权利皆新法，竞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同时，他也表达了自己在当时环境中的人生态度：“信有寒霜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非义的战争、污浊的环境，以及偏安一隅、壮志难伸的处境，使热爱自然、朴实正直的朱德萌生了隐士思想，同时，也正是同样的原因，使朱德在赶走唐继尧后提出辞职，以及后来在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毅然谢绝杨森的师长职位和孙中山十万饷银重建军队的挽留。“隐”，是因为“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朱德语）；“出”，同样也包含着“远避，养力以待”的成分。不过，出国求学毕竟比“西蜀偏安”积极得多。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0 23:30:35
朱德很早就非常重视战争中“义”的重要性。纳溪之战，朱德就对他的部队说：“北军不经一打，……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918至1919年间，朱德在对一部史书的批语中就有 “成大事者起兵以义”之语。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朱德都未能真正一展身手，而共产主义，这个追求人类平等和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大“义”之事业，终于为朱德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施展才能，并为之终生奋斗的道义平台。
会昌之战是朱德作为共产党人参与指挥的第一个重要战役，也是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的第一场大胜。这次战斗并不是朱德独立指挥的，但却是朱德根据自己对当时情况的判断首先发动起来的，而且，在这次战斗中，朱德率领的左纵队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河坝保卫战是会昌之战后朱德独立指挥的战役。此次战役，朱德以三四千人的兵力，阻击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２万余人。朱德果断放弃三河坝镇，把阻击战阵地巧妙地放到韩江对岸，利用江面天险，与敌激战３个昼夜，最后在敌人三面合围的情况下，率领余部分批次第顺利撤出包围圈，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战役目的。这次战役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形败实赢的胜仗，创造了中国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和典范。”（《一团劲旅平中国》）
湘南起义是以朱德为主，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起来的。起义以1928年元月智取宜章的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以依靠诱敌深入的策略、一个团彻底击溃许克祥六个团的砰石大捷掀起高潮，历时三个多月。参加了这次起义的共和国第一上将肖克说，“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井冈会师之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所有武装起义中，朱德所领导的湘南起义，无疑是其中涉及地区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军事上最成功、土地革命实践最早、各方面成绩最大的一次起义。
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的南昌起义两万主力南下惨败，朱德率领的临时接手的三、四千掩护部队，不但在三河坝成功阻击了五六倍于自己兵力的敌人，顺利甩开敌人的包围和追击，而且后来还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湘南起义，最终又走上井冈，使革命之火从此熊熊燃起。这一切绝不仅仅是机遇所能够解释的。陈毅曾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掉的。”粟裕也在回忆录中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毛泽东也说过，这支部队“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 部队到达赣南上堡后，朱德曾给他的老部下、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杨如轩要求借用上犹防区练兵的信中说，他“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朱德的谦虚、忠厚是人所共知的，这样的话能从朱德的笔下出来，只能说是朱德对自己的军事能力绝对自信的发自内心的表露。在南昌起义主力南下失败后，朱德率领的部队，官兵思想一片混乱，大多对革命没有了信心，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但朱德却坚定地说，他“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只要有二百条枪,我就有办法。”朱德在最危机时刻的坚定和乐观的态度，不仅仅来源于他的革命远见和坚强的个人品质，也是与他的超凡的军事才能以及由之产生的巨大的军事自信紧密相关的。
井冈会师之后，朱德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第一次反会剿，三占永新，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进剿；第二次反会剿，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进剿。朱德的战术指挥完全征服了井冈山上的红军官兵。怪不得肖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说，“当时四军官兵特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失败后继续战斗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只要朱德军长在，就感到踏实。”粟裕的《战争回忆录》则描述说，在圣公堂，当“听说朱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因为军长威信很高……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在红四军七大朱、毛之间发生争论时曾站在毛泽东一边的谭震林解放后更说过：“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谭震林的另一段话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上来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从“国民党上来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到“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其间发生的变化不言而喻，而这个变化只是在增加了只有一倍多的人力的情况下！所以，谭震林在这里所说的“力量”，指的主要并不是部队的人数，而是部队的指挥和质量！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中讲得更为直接：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指战员最怕的是朱军长，因为他会打仗，又是军长，而毛委员是党的职务，不算“官”，所以她敢与毛委员争执而不敢顶朱军长。跟随朱德上井冈的大将黄克诚也说过：“朱老总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收容残部，扩大队伍，举行湘南暴动，后来又与毛主席会师井冈山，这个功绩是很大的。因为毛主席以前没有打过仗，而朱老总是有军事经验的。……朱老总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想象，在井冈突围后的一系列战役，以及后来的中央红军四次反围剿和整个长征中，朱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实际作用了。原中国史学会会长、著名学者金冲及曾经问过肖克将军，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谁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肖克曾担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他十分肯定地说，就是朱德在具体指挥。其实，如果没有长期重毛轻朱的宣传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仅仅军长或者总司令的职位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朱、毛率领的红四军井冈突围后，先是在赣南取得了几个胜利，然后又入闽攻下长汀、三克龙岩、两次粉碎国民党的“三省会剿”。成立红一军团后，接连攻下十余县，不久又取得文家市大捷。1930年8月，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同月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一个多月后攻下吉安，总兵力达到约4万人。
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朱德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红一军团司令。当时红一方面军13个师，一军团就有9个。这三次反围剿，朱毛红军主要采用的是“诱敌深入”的策略，遵循“避敌主力，击其虚弱”的原则，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第一次反围剿，以4万人对10万人，消灭敌人1.5万人；第二次反围剿，以3.3万人对20万人，十六天内五战五捷，消灭敌人3万余人；第三次反围剿，在蒋介石亲自指挥嫡系部队围剿的情况下，以4.5万人对30万人，歼敌3万余人。
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1931年11月，朱德当选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四次反围剿，朱德在周恩来的配合下，采取大规模、大兵团伏击战术，以7万人对40万人，歼敌3个师，俘1万余人，包括两个师长。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对于朱德的军事指挥，有一篇刊登在《共产国际》上的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前任白军军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
第五次反围剿，朱德的军事指挥权被临时中央支持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取代。在四面告急，李德称病躲避的情况下，朱德有机会部分改变李德的错误战法，指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取得了温坊大捷，歼敌4千余人，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由于博古（当时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李德不听朱德、周恩来提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目前绝对不能分开”的意见，将红一方面军一分为二，在相隔较远的两地作战，结果由于力量分散，面对敌人稳扎稳打的堡垒战术，红军一开始便在战局上陷于被动。当时，朱德曾提出并准备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防御战略，跳出敌人的合围，向北，也就是敌人的后方转移，他曾动员部队说：“要粉碎敌人的堡垒政策，我们要打到敌人的后方去，使敌人回头向南昌修堡垒。”（据李聚奎回忆）但朱德的主张仍未被采纳。其实，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还有更好的获胜机会。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
长征后，李德仍然掌握着主要的军事决定权。湘江之战中，红一军团被李德派往危险的方向，有遭到全军覆没的可能。朱德发现后立即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林彪、左权发电报，严令其立即返回，避免了该部陷入敌军重围，挽救了这一支他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后来，左权将军多次对人提起此事，说：“多亏了朱老总的这个命令，否则我和一军团的将士们就都没命了！”（赵于平《给七大的献礼——从一匹大洋马说起》）
湘江之战,在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配合飞机轰炸，向红军渡江地段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的极端危机时刻，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则临危不乱，镇静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这一天，是红军死里逃生的一天；这一天，也正是朱德的生日！
湘江之战后不久，在猴场会议上，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停止，朱德完全取代李德指挥红军，其后强渡乌江、四渡赤水（该役毛泽东起了重要作用）、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惊险又令人赞叹的胜利。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军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在左路军。张国焘依仗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强行带部队南下，分裂中央，朱德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一面坚持与张国焘斗争，一面说服、教育广大四方面军官兵维护红军的团结，在张国焘南下失败之后，力劝张国焘北上与中央会合。为了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占据优势，朱德不顾当时刚从苏联回国的林育英的电文反对，在甘孜，等待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一等就是半年，并最终促成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从而成就了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的会师。
虽然在左路军时朱德的处境非常艰难，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时候，他仍然行使着他的总司令的指挥职责。原四方面军战士、1935年8月至1936年1月间在朱德身边做通讯员的贾富本后来回忆说：“朱老总最擅长的还是打仗，当时我们在草地上跟敌人‘玩捉迷藏’，朱总司令每次都能把敌人的方位和兵力判断得非常准确，所以我们虽然装备差但总能打赢。如果老总觉得敌我兵力相差太悬殊，就会采取迂回战术，避敌锋芒。我越来越佩服朱老总，甚至把他当作父亲来看待，晚上休息时，我因为要保卫老总的安全，总是睡在朱总司令身边，听着老总如雷的鼾声，我感到非常幸福！”
对于长征，埃德加.斯诺后来评述说，“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技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属下的军队在西藏（应为川西北）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
集权的制度容易产生媚上的作风。解放后毛泽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朱德退居二线，于是解放前的“朱毛”在解放后的宣传中便变成了毛、朱。当然，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功绩也是非常巨大而且不容抹杀的，但是，人不可能全知全能，也不可能不学而知，将长于政治和理论的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全知全能、在军事上不学而知的神，虽然能满足一部分人追求完美形象的造神心理，但对于历史却是不严肃的，对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朱德更是不公平的。
回顾中国红军的历史，有一件事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朱、毛主要围绕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干预军事（朱德为军长）（也就是“党管理军队”还是“党领导军队”或者“党指导军队”）而进行争论的红四军七大上，被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前委书记的民主选举中落选。——要知道，在随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当时环境下，谁对这支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更为重要，大家自然便会站在谁的一边。
红四军七大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同样耐人寻味。如：七大前，毛泽东在与朱德的争论中曾说“党不敢作调动枪支尝试”；朱德主持的红四军第三次攻打龙岩的军事会议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后黯然离开红四军。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当时红四军的指挥权和实际控制权是掌握在朱德手上的。也就是说，朱德服从前委的领导，前委就能发挥其领导作用，不服从，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也就无可奈何了。事实上，朱德对于军队的这种实际控制权一直持续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而在抗战爆发后，朱德又掌握了整个八路军的指挥权。要知道，红军时期，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博古、李德，他们要行使指挥时，都必须通过朱德签署的命令才能生效。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朱德稍微好权或者好强一些，整个中国革命史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即使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另立“中央”，朱德对于军队的实际控制权相对较小的时候，徐向前后来都曾说过：“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其实仔细想想，“红军之父”这个称呼能是随便叫出来的吗？“朱毛”，“朱毛”，“朱”在前，“毛”在后，能是随便一个人强加的吗？遵义会议时，带着妻子住在会议室对面的只有朱德一人，周恩来住在朱德隔壁，但没有邓颖超作陪，其他人都住在较远的地方。——这个安排，该说明朱德在遵义会议时的地位了吧？即使在遵义会议之后，经过彝族人所在地区时，当一些红军战士听说彝族人“厉害”，“野性子”，有些紧张时，毛泽东也曾安慰大家说：“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你们怕什么呢？”（《朱德传》）称红军是“朱总司令的队伍”，这样的称呼能是随便说出来的吗？1936年6月25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时，朱德代表中央红军讲话，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讲话，张国焘讲话后带头高呼“朱总司令万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这应该可以说明朱德在当时红军中的地位和受尊崇的程度了吧？后来，张国焘曾借部下陈昌浩发给中央的电文，想得到当时由朱德担任的中革军委主席的职位，而最终得到的也只是周恩来让出来的红军总政委的职位，朱德在当时红军中职位的重要性应该也无须多说了吧？遵义会议时，朱德曾对当时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等人说：“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跟你们了！”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首先表明了军队的实际控制权是在掌握在朱德的手上的，同时也表明了当时军队和党的特殊关系：军队虽然受党的领导，但军队的实际指挥者或者控制者和党的负责人并不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之间也会因为观点或者其他原因而发生矛盾，这样，军队的控制者和党的负责人的关系便常常等同于军队和党的关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基础和根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军队才能发挥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朱（猪）,哪有毛啊？”毛泽东的这句话道出了解放前，特别是红军时期，他和朱德——也可以说是党和军队关系的本质，完全是肺腑之言！
这里还需要澄清一个事实：遵义会议后曾有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临时组成的“全权负责红军军事”的 “新三人团”，这个 “新三人团”其实只是临时的党内分工，应当是相对于苏维埃政府来说的，起的是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军委的作用，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负责军事的中革军委是相对的和并列的。“新三人团”与中革军委的关系，也就是党与政府的关系，也类似于党和军队之间的总政委和总司令的关系,但二者主要都是在战略上进行负责。在军事上，总政委与总司令意见不一时，总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但军事指挥主要仍然是总司令在负责：军队的领导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总司令是军事主管，主要负责军事，总政委是政治主管，主要负责政治工作。长征时期朱德和周恩来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红军中所有各级政委都有相应的最后决定权，这体现的是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军事主要是政委在指挥。类似的，在战略制定上，朱德作为中革军委主席应当是战略方案的提供者，“新三人团”则应当是战略方案的最后确定者。——当然实际操作可能会与理论有些出入。“新三人团”中不能有朱德，是因为朱德是苏维埃政府在军队的军事负责者，并且是军队的具体指挥者，同时朱德在军事上的威信是任何人都不能相比的，如果 “新三人团”中也有朱德，就很难形成党对政府的领导，也很难形成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且有可能使朱德在军事上因巨大的权力和威信而导致独裁。——二渡赤水后在荀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关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场，朱德和毛泽东观点分歧，其他所有20多个或懂或不懂军事的参会者都站在了朱德一边，充分说明朱德军事威信之高！——另外，打鼓新场风波也是促使“新三人团”产生以及“新三人团”中没有朱德的直接原因。所以，长征时的军事指挥主要还是朱德，当然“新三人团”正确的最后决定也确实是朱德能够指挥红军取得胜利的前提和保证。
明白了红军时期朱德在军队中的作用和地位，再回顾一下朱德在红军时期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朱德对于名利和权位的淡薄。
朱德初上井冈，带去了一万来人，这一万来人对于井冈山上原来的不足两千人，无疑会引发某种顾虑。结果，其中八千农军不久便被前委遣返回家。朱德后来谈及此事时委婉地表达了他的无奈和痛惜：“一方面是想恢复湘南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吃饭困难，其实还是可能的。结果，送回湘南给打垮了。”比较一下拥有8万（实际约有7万）军队的张国焘与只有3万（实际约有1.5万）人马的中央红军会合后，开始要官，其后另立“中央”的行为，朱德在这件事上的委曲求全，足以说明他的无私以及不与人争、不尚权位的高尚品质。
1929年7月的红四军七大，是朱德参加革命后唯一一次涉足权力之争。但是，仔细研究一下这次论争的缘起和内容，便可以看出朱德并没有与毛争权的意思。朱毛之争，从缘起到七大争论扩大，朱德其实一直是被动的。1929年2月，毛泽东不顾临时中央指示，以前委名义取消了朱德任书记的军委之后，朱德不但一直和毛泽东合作如常，也从来没有向中央反映过此事。后来，中央派到红四军的刘安恭要求执行中央指示恢复正式军委（临时军委书记是刘安恭），朱德表示支持。中央的指示称不上错误，支持执行中央指示也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军委书记还不是朱德。后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恶语攻击朱德、刘安恭，在毛泽东公开了此信之后，朱德进行申辩也是理所当然。朱、毛辩论中，朱德坚持“党领导一切”，但反对“党管理一切”，也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作为接受过多年专业军事教育并有十几年军事指挥经验的朱德，不愿意没接受过一天军事教育，也没有多少军事指挥经验，并且很少亲临前线的毛泽东过多插手军事，更是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的反应，也无疑是一种对军队负责的态度。不过，通过朱毛之争，也确实可以看出朱德对于毛泽东喜欢专权的工作方式是很有些不满的。朱德后来也说过，“朱毛不可分的思想”，在遵义会议之前“不够明确牢固”。譬如，1932年宁都会议上对毛泽东非常有限的支持（宁都会议后，中央决定，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似乎就能说明一点当时朱德对于跟毛泽东合作的真实心理。但是，就是在这种并不十分接受毛泽东的心理下，后来他又主动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去，继续接受毛的政治领导，更说明他党性之强，权利欲之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曾在内部谈话中说，朱德和陈毅还是要保的。毛泽东之所以单单要保这两个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念及红四军七大朱毛之争自己落败之后，朱、陈的无私表现吧！
无疑，朱德的成功离不开他所加入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是朱德的幸运；但是同时，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朱德卓绝的军事才能的充分发挥，这则是作为军事家的朱德的悲哀。朱德的一生，创造了无数次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从战术上说，在他作为统帅亲自指挥的战役中，除了个别小仗，基本上没有打过败仗。但是，也有一些战斗的失败是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八月失败、冒进东江的受挫；还有一些战斗的失败是在他作为总司令在前线指挥时发生的，如攻打长沙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百丈之役以及其后的失利等。这些战斗的失败或者过大损失无一不与上级党组织或者党在军队的代表（如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错误思想、命令或者决定直接相关，而且，这些战斗进行之前或者中间，朱德都提出过反对意见。虽然，八月失败、冒进东江也许还能追究到朱德的一小部分责任，但这些责任也都不是战术方面的。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一提：朱德主导的湘南起义一度声势极大，有一百多万人参加，最后也因为湘南特委烧毁农民房屋的荒唐命令而使党在当地失去了民心，从而也使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难以在湘南继续战斗下去。
诚然，作为一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遵从党的组织领导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作为红军时期在党内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有实力的人物，朱德手握兵权，却对由一些书生组成的上级党组织始终忠心不贰，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始终置身其外，只能说明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海伦.福斯特评价朱德语）。朱德的“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以及对于政治领导的忠实和服从，虽然在某些时期给他自己以及红军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整体上说，却无疑包含着更多的积极因素，它是红军能够始终保持团结，党能够始终控制军队，从而革命能够最终走上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正如海伦.福斯特所说：“被作为最高原则的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海伦.福斯特的丈夫斯诺也说:“假如在毛泽东发展起来的特殊模式的农民起义中没有朱德的忠诚无私的支持，毛泽东在农民革命中能够取得胜利，是不可思议的。”
作者：涤生08 回复日期：2010-06-10 23:37:35
这两天刚好刚翻完顾则徐先生的《朱德别传》，对里面的不少问题正在翻看其他的资料。以后一定多来楼主这里聊聊。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0 23:52:50
在跟毛泽东共过事的人物中，曾经有两个人被毛泽东称为“老实人”：一个是朱德，一个是徐向前。这两个人恰好是红军时期分别指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对红军的创立、发展和壮大贡献最大的两位军事指挥家。说到老实人，我们自然便会想到吃亏，想到付出大于获得，想到在争名夺利方面的无能和迟钝。是啊，战争年代，会打仗的、掌握着军队的，无疑是最有实力的，然而，这两个人，指挥乃至一切程度上控制着军队，却忠实地、心甘情愿地服从对军事所知不多的党内文职人员的领导，受他们的约束，还得承受他们中某些人的错误导致的所有恶果。相比于受张国焘提拔，作为张国焘下级的徐向前，朱德作为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等人的平级，以及博古等人的依附者，他所付出的牺牲和忍耐无疑更大，所以，朱德这个“老实人”的评语前面还有一个修饰语“大”。
朱德确实是一个“大老实人”，作为长征中主要的军事指挥者，并且比大多数人多进行了约一万里长征，更在很大程度上以个人之力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但在长征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主席为张闻天）的一纸命令，却使其中革军委主席的职位被毛泽东取而代之！对于这个让一般人很难接受的决定，朱德却没有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更不用说有什么由之引起的负面举措了！
“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使朱德在军队和党内深得人心，但同时也使他失去了进行更自由，从而也更突出、更辉煌的军事表演的机会，而且还使他本来应当更完美的军事家形象留下了一点点让人遗憾的斑点。
虽然不再是中革军委主席，但作为“红军之父”在红军中的威望，作为军事指挥员在红军中的作用，朱德仍然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三大主力会师后，有人提议让朱德改任中革军委副主席，毛泽东自己却说，朱德任总司令“对内对外均好”，而“任副主席确不相称”。也就是说，在当时，毛泽东自己都觉得让朱德在中革军委中做自己下面的副职不甚妥当。1937年国共谈判时，蒋介石曾提出“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给蒋的回电则说，朱德不能外出做事，必须留在红军主持指挥。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进一步确定：“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见杨奎松《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
1937年4月，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大会上的演讲中，朱德在党内首先提出了抗日的持久战思想，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1937年7月15日，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从日本的对外贸易、农业经济、军事工业、军事状况以及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等方面，详细论证了“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并指出“抗战是唯一的出路”，“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同时更具体说明：“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领导着民众在前线上以及在日军已占据的区域上组织大众的游击战，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军队配合起来作战。这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1937年8月11日，朱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时再次指出：“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强调：“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
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处在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状态，如果双方有人希望通过抗战来消耗对方、壮大自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对于朱德这个忠厚老实人来说，用这样的思想来猜度他恐怕就是一个错误。曾与朱德一起战斗的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卫立煌抗战时曾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当有人问他对朱德的印象时，他说：“是个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且不说抗战期间，朱德如何维护国共合作，如何在军事行动、军事训练以及政治宣传上无私地帮助友军，一度开创了一段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仅仅南京国防会议上朱德关于发动群众、实行敌后游击战的建议、对于“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的提醒，以及关于国民党成立游击训练班，学习打游击的建议，就足以看出朱德是真心希望国民党保存实力，抗战成功。而且，抗战期间，朱德还一再向许多友军将领宣传游击战的好处，宣传如何“使敌后方变前方”，并且亲自耐心地向友军传授游击战法和运动战法。1938年冬，朱德到晋绥军校尉军官训练团作《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讲演，更是详尽地阐述了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战略战术，告诫晋绥军在战术上要改变“摆开阵势”、“固守一点”的被动挨打局面，而采取“他打我不打，他不打我打”的灵活机动的战法。有人说中共让蒋介石正面对敌，自己却打游击，是希望消耗国民党，保存自己。事实上中共根本没那么大的能耐指挥国民党，反倒可能是蒋介石从内心里并不看好敌后游击这种战法，以为这种战法会使共产党军队被日军瓮中捉鳖，所以听任共产党进行敌后游击，自己却不肯积极实行。蒋介石没有以足够的热情对待朱德代表共产党提出并反复强调的全面抗战思想和游击战略，这不但对于国民党军队，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都是非常可惜的！虽然如此，朱德与人为善、淡于争利的品性，在国共合作期间却是有目共睹的。
1937年9月底，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一到华北前线，便部署了后来成为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军队第一场大捷的平型关战斗。其后不久，又配合国民党军队取得忻口会战的胜利。再后，又领导八路军取得了七亘村、黄崖底、广阳以及响堂铺等伏击战的胜利。1938年4月，以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的身份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道并肩作战，依靠“以小部牵制各路敌军，集中主要兵力粉碎其中一路”的战术思想，26天里，连克县城19座，歼敌4000余人，将日军全部驱逐出晋东南地区，取得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的重大胜利。1940年5月，朱德与彭德怀策划部署了沿正大铁路的破袭计划，即后来由彭德怀实施指挥的轰动中外的“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战略战术上的贡献甚至不亚于其在前线的军事指挥。除在开赴前线之前已经提出的一套基本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到前线后，朱德不但对于前期的战略战术思想进行了一些补充和更细致的阐发，更总结了许多创造性的新战术。1937年10月，朱德在山西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指出：“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补给。在战术上，我们打的是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 1938年，朱德在与彭德怀合著的《抗敌的游击战术》一文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同年2月,与彭德怀共同提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不久又提出对日作战的十六条作战原则。
1938年，朱德从战略高度以及具体战术上系统论述游击战争的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发表，该书不但专题论述了抗日游击队的作战原则和活动方针，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麻雀战、铁道游击战、地道战等著名的十大游击战术，这些战术在以后的抗日游击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1939年，面对日寇的扫荡，又提出了非常细致的机动作战原则，各抗日根据地正是根据这些原则来对付日军的一次次“扫荡”，取得了显著成果。
1938年2月，朱德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仅有的两个连约200人，在古县镇不过百余里的路程中，阻滞日军约3000人的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当时，日军得知朱德在阻击的队伍中，曾出动十几架轰炸机，企图一举炸平朱德所在地古县镇。幸亏日本空军将古县和故县弄混了，炸了故县而古县得以平安，朱德也因此侥幸躲过了一场大难。当时，朱德的两个连完全可以转移到山上安全的地方，但他却以绝对劣势的兵力，面对可能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阻击敌人。古县镇阻击战，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大仗，但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朱德舍己为人的无私品质。《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中共军史上，朱德一直稳居总司令之位，受到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衷心热爱，如果仅有赫赫战功，而没有“后其身”和“外其身”的“无私”，也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无私本质上不就是隐士的所谓淡薄名利的一种极端表现么？所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私，也可以看作是以极端的出世思想行入世之事。
朱德在前线仅仅不到三年时间，但他在前线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做的许多创造性工作，却已经让他名震全国、享誉世界，在华北，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个顺口溜：“鼓儿敲，敲咚咚，朱德将军善用兵，战术最精通。既沉着又鲜明，中国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世界都闻名，哪一个不说他是抗日将领头一名。”
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途返回延安，此后便留在延安直到抗战结束。朱德回延安时，八路军已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正规军从初上前线时的3.2万人惊人地扩展到40多万人(数据暂存疑），创造了近1亿人口的解放区和游击区。通常认为，朱德被留在延安，是毛泽东希望借助朱德清理党内路线是非，特别是清理王明路线的思想干扰。至于后来朱德之所以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再上前线，应当是在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之后，由于解放区形势的恶化，党出于自我保存改变了抗战战略之后的需要；当然也有替朱德安全考虑等说法。不过，有一个事实也许很多人都没有注意，那就是朱德在前线，很自然地便成了中共领导人中被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形长期下去，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应当不会不为中央所考虑。当然，不管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中央的决定朱德都是义无反顾地遵从的。
作为军人，不能在前线建功立业，应当会有些失意吧？但是朱德回到延安后很快又成了陕甘宁边区经济上的“总司令”。当时正面临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是朱德首先提出以生产食盐、羊毛为重心来发展经济，是朱德首先倡导实行军垦屯田，提出“南泥湾政策”，是朱德推动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正是在朱德的策划和领导下，边区经济面貌很快焕然一新，边区人民胜利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兴高采烈的边区百姓在“拥军花鼓”中热情唱到：“天下闻名的朱总司令，一心爱咱们老百姓，为咱们生活过得好，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相对于很多人在实权受损或者权力降低之后往往消极对抗的普遍现象，朱德的超脱自我、不计己利、随遇而安、处在任何地位都能尽心尽力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由于1936年底毛泽东代替朱德成为中革军委主席，后来又任中央军委书记（主席），因此，许多人认为，自从到了延安后，朱德的军权就被毛泽东取代了。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首先，中革军委主席与总司令是两个平行的职位，而总司令因为直接掌握部队，显然比中革军委主席实权更大一些。
其次，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在中共主要领导中，曾亲自领导过这三支红军主力，能让这三支红军主力都信服的，也只有朱德一人！所以，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对于1937年蒋介石邀请朱德和毛泽东到国民党政府做事，周恩来的回电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中，关于坚持朱留在红军指挥作战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时朱德在红军中的重要性，也足以说明朱德仍然掌握着红军的军权。——不过，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相对平静的那段时间里，军务上的事情，更多的是彭德怀负责的，朱德当时更多地用心于理论学习。虽然如此，在这段时间里，在朱德、毛泽东同时出现的多人照或者双人照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德总是处于更中间或者更醒目的位置，譬如朱、毛同坐在一张桌前，朱德总是面对桌子坐在正中间的位置，而毛泽东则总是坐在桌子的一侧，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另外，抗战时期，八路军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但却属于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要受蒋介石指挥，所以，相对于红军时期，八路军所受中共中央（包括中央军委）的约束还要少一些（遵义会议后至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张闻天），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上，似乎一点都不比红军时期小。举个例子：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人则表达了不同意见。朱德等主张，应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洛川会议在军事战略方针上最终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只形成了一个折衷性的意见，虽然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当选军委书记，但后来在前线，八路军实行的仍然是运动游击战的战略，譬如对日的第一战平型关战役就具有明显的运动战特点。这说明毛泽东当时的威信和权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平型关战役后，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10月25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关于洛川会议上战略思想的分歧，在1966年5月批判朱德的那次会议上，周恩来还曾对朱德说过这么一句话，“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再举个例子：八路军抗战时期的第一个胜仗——平型关战役，以及最大、最著名的胜仗——百团大战，另外还有著名的反九路进攻和忻口会战中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等，都是在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明确表态，或者毛泽东不太知情的情况下策划和发动的，而其主要负责者当然是朱德！还有一个例子：抗战前期，当林彪受伤离开部队后，朱德和毛泽东在同一天给115师发去了不同的任命新师长的命令，最后的结果也是朱德任命的陈光当上了115师代师长。
还有，1939年12月1日朱德53岁寿辰时，中共北方局为朱德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祝寿活动，收到的贺寿的诗文和信件就有四、五千份！1944年，朱德母亲钟氏夫人去世，中共中央专门为钟太夫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朱德在共产党队伍中的巨大影响。而且，在为朱德祝寿时，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朱德面前自发高呼“我们八路军亲爱的父亲万岁！”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甚至写诗称赞朱德“你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所有这些，更足以说明朱德当时在一般八路军将士心目中的地位！
最后还得提一提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对朱德的评价。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曾讲话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鲁迅）总司令的。”仔细体味这句话，其中所包含的，并不仅仅是幽默！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在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最后说，朱总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总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
解放前有一部外国人所写，并被翻译成中文的书，名字叫《掌握中共军权的朱德》（笔者只在图书馆中看到过这个书名，该书已经缺失）。该书应当成书于解放战争之前，由这个书名，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当时国际和国内对朱德在中共军队中的地位的认识了。当然，朱德掌握着军权，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军队行动的决定者或者指挥者就一定都是朱德。这就像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军队的行动主要是李德指挥的，但掌握实际军权的仍然是朱德；李德的指挥之能够发生，是建立在朱德对中央服从的基础之上的：李德的指挥需要凭借朱德签署的命令才能生效！如果朱德不想服从中央的领导了，就像其在遵义会议上对博古等人所说的“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跟你们了！”那样，中央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朱德在军队中的威信和作用，一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了解了抗战时期朱德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再回头看看朱德在抗战时期以及抗战前后的作为，对于朱德，我们应当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吧！
1938年7月，朱德在对八路军344旅进行整训时，曾准备让该团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一职，但任命报告却被中央否决了。后来，朱德在开会帮助闹情绪的田守尧时严厉地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这话是朱德对田守尧们说的，也是朱德对自己说的。朱德的忍耐，朱德的忠实，朱德的淡泊，朱德的大度，朱德的党性和集体观念，由这句话也就可见一斑了！
作者：小学―未毕业 回复日期：2010-06-10 23:54:39
作者：欢喜得刮瓢 回复日期：2010-06-11 03:41:11
作者：还有几米 回复日期：2010-06-11 09:44:31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1 10:23:23
中共七大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中有朱毛“两位领袖”的说法，如陈毅所谓的“中国人民也就选定了他们两个作自己的领袖”和“领袖朱毛”、周恩来称颂朱德的“人民领袖之一”等。另外，据毛泽东女儿李敏所述，1947年前她在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的时候，儿童院里有个礼堂，挂着许多国家的领袖像，中国的就有朱德和毛泽东两个人的像。事实上，从三十年代末开始，朱、毛的画像就一直并列出现于各种场合，而在七大前后，则出现了朱毛双人组合像章、作为解放军最高荣誉的“毛泽东、朱德勋章”，还有与“毛泽东奖章”、毛泽东邮票同时出现的“朱德奖章”、朱德邮票等，另外，在当时，也只有毛泽东和朱德两个人被配有警卫连。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支持朱毛“两位领袖”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两位领袖”的说法，显然是就威望、影响和实际作用而言，正如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1944年在延安采访时就已经注意到的，“我所发现的，随处都自发表现出来的士兵与人民的爱戴和信赖中，他（注：朱德）同毛泽东实际上是同等的。” 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从而也加强了其在军队的领导地位，而朱德在军队的权力则相对来说反倒有所削弱，朱毛之间由以前地位上的相对平等，已经趋向于越来越明朗化的毛高朱低。其中最能说明这个变化的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电文，大多数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由毛泽东执笔起草。还有一件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事情：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之歌》中有句歌词是“朱德的旗帜高高飘扬”，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之歌》中，这句歌词则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唱的是“自由的旗帜”）。这些变化的发生，使得许多人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朱德被架空了、被边缘化了。但是，党内权力的高低和军事电文的起草并不等同于军事上的实际作用，事实上，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朱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仍然无愧于其作为军队“总司令”的崇高荣誉，也无愧于其作为与毛泽东并列的“人民领袖”的殊荣。
解放战争初期，在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之时，朱德作为全军最高军事首长，首次提出进兵东北，明确指出“（在东北）要准备四十万至六十万军队”。9月14日，根据朱德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朱德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解决了我军重大的战略布局问题，后来又具体指挥实施了进兵东北的行动，从而使共产党在后来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抢得了先手，占据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主动权。
1946年底，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12月1日是朱德的六十寿辰，中共中央为朱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这次祝寿绝不是普通的祝寿，而是全党全军对总司令寄予厚望的表示，也是全党全军的战斗号召。
1947年4月，朱德在中央的委托下来到军事形势比较被动的晋察冀解放区解决军事问题。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后，朱德很快便确立了“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两个月后，朱德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便说：华北作战已转为主动。其后，朱德亲自指导了清风店歼灭战、石家庄攻坚战，两大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战局焕然一新，使解放军在晋察冀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石家庄战役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强行攻克国民党军队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朱德从石家庄战役以及后来强力支持和具体指导的临汾攻坚战中总结的战术，被迅速运用到全国各个战场，为各战场成功实施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全军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必要的战术基础。在晋察冀，朱德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作战思想，不久便为全军所接受。1948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后，在4月底到5月初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朱德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从而改变了原先中央在陕北所作的战略部署(值得注意的是，陈、粟是与中央机关大约同时到达阜平参加城南庄会议的，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在这个时间来到河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对粟裕的建议没有把握之时听取朱德的意见，所以朱德的支持应当是粟裕建议得以通过的决定性因素。）。城南庄会议后，朱德随陈毅、粟裕到河南濮阳，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战前动员并指导作战部署，在对华野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如何一次性彻底歼灭敌人的几个主力部队，他提出了“钓大鱼”的办法，朱德还与华野一兵团师以上干部逐个谈话,并与陈毅、粟裕等一起详细研究、制定了中原逐鹿的作战计划。1948年6月，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人对长春攻坚战没有确定把握的关键时刻，对于长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长春，他提出了九点看法，条分缕析地指出长春可能攻下的条件，并提出细致的“强攻与长围”两套方案，为长春的最终攻下出了大力。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密切关注甚至亲抓军工生产，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和其他解放区的军工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战略决战阶段，解放军的炮弹和炸药所形成的火力，已大大胜过了国民党军队。淮海战役时，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达1640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可以看出，朱德在军事上所做的这些可以明确为其个人的贡献，都是基础性的或者具有重要的战略战术指导意义的，而且他所解决的问题往往都是问题中的当事人一时无法解决的，譬如，聂荣臻领导下的晋察冀解放区的危局；徐向前指挥的临汾攻坚战开始一月多的屡攻不下；林彪、罗荣桓开始在攻打长春上的受挫以及对于攻打长春的缺乏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而朱德是副主席，从而人们便很自然地认为朱德是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不过，很多人可能没太注意，中央军委主席的职位乃是党领导、控制军队的一个职位，中央军委主席并不是负责军事指挥的，担任这个职位的人甚至可以不懂军事。也就是说，最高的军事首长，也就是最高军事统帅，始终是总司令。总司令本身就是最高军事统帅的同义词！所以，只有在1954年9月20日总司令一职被取消之后，9月28日才明确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当然，朱德的总司令并没有绝对权力，它要受中央和军委的控制和领导，不过，在中央军委的战略指导思想基本正确的前提下，军事上的成败必然主要取决于朱德这个总司令。但是，解放战争时期，军委主席和总司令的权限常常并不是区分的那么清楚，甚至大多数时候都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进行指挥，而且，中央军委战略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决策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所以，对于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毛泽东和朱德个人的贡献也就很难区分清楚。不过，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朱德应当并不是一个仅仅起辅助作用的人物。
有人说，解放战争时期，朱德被架空了，成了“空头司令”。这话也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至少从形式上确实有这种表现。随着革命不断地趋向于成功，权力趋向于集中是必然的事情，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越来越多地越过总司令直接进行军事指挥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情况下，这个权力集中的过程应当会是一个激烈的权力争夺的过程，但朱毛之间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反而在这个权力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配合的很好（特别表现在1947年3月朱德奉中央之命离开延安去华北工作）。一方面，这与朱德对权力的淡薄以及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手腕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军事上应当仍然离不开朱德，所以，毛泽东很多时候对各野战军的直接指挥，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大多数时候（朱毛在一起时），朱德的意见应当是被充分尊重并被作为基本的指挥思路的。有人研究了解放战争后发现：朱、毛在一起的时候，战略指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失误（朱德去华北之前）或者基本没有失误（朱毛在华北会合之后）；朱毛分开，朱德独立指挥全局的时候（重庆谈判期间），战略上没有任何失误；而朱、毛分开，毛泽东独立指挥全局的时候，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却因战略原因遭受了很大损失。三大战役时，朱德负责主持每周一次的作战会议,提出作战意见供毛泽东参考，那么，在这种指挥方式中，朱德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还需多说吗？
还有一些事情很值得注意：譬如，大量张贴和悬挂的朱毛的画像，朱德的像在毛泽东像的右首，是处于上位的位置；在关于解放前的军事会议的录像中，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德坐在上面主席台的位置，下面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场景（甚至解放后一段时期也偶尔可见）。虽然这只是形式，但形式也必然会反映一定的事实。
另外，朱德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军事预见，充分说明朱德对于战争局势的掌握和洞察是多么的深細，在戰爭中是多么的胸有成竹！1947年11月13日，朱德指出解放军渡江南下是肯定的，并预测战略决战要在1948年8月以后进行；1948年8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朱德就预见到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1948年9月13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预言：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1948年10月1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后，预言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并指出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1948年10月16日，朱德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了预测，并预言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1948年11月26日，朱德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了预测，并预言傅作义部最终难逃被歼灭的命运；1948年12月，朱德指出一年之内就会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美国不会出兵也不敢出兵，并预言1949年春天我军休整一下即横渡长江。(注：以上关于军事预见方面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江泰然《朱德对三大战役进程的科学预见 》)。1948年8月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进程和各个重大战役的具体进展，充分印证了朱德的预言是准确的。如果朱德在军事指挥上没有相当的决定权，这些预见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1947年11月朱德曾有诗曰“战事从来似弈棋，举棋若定自无悲”，这首诗大体也可以用来描述朱德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正是他在解放战争一开始就预言“他们（国民党）是给我们送枪的人”的心理基础。
以超绝的军事才能，以及在军事指挥上的巨大的实际作用，却甘居于毛泽东的身后，并且在离最后的成功越来越近的背景下，面对对军队的实际控制权越来越小，以及在解放前夕在中央书记处的排名突然落后的事实（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时，朱德在中央书记处的排名由原来的第2位降到第4位），仍然一心维护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甘心让聚光灯更多地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知其雄，守其雌”,这就是朱德的态度。
1947年11月，解放军攻下了石家庄。12月1日，在对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朱德曾讲过这么一段话：“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中国的工人、农民英勇，但不晓得他们那样多名字，那样多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是以领导人来代表中国的工人、农民。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曾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朱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朱德有与人争功的时候，更看不到朱德有居功自傲的时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朱德！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1 11:12:19
1937年11月1日，美国《时代》杂志提到朱德时这样写到：“作为‘打了就跑’的将军中的主要领袖，走来的是有‘红色拿破仑’之称的朱德，……4年前，中国政府曾悬赏10万大洋活捉‘红色拿破仑’”。
由这段文字可知，早在1937年的时候，甚至可能早在1933年之前，朱德便已经有了“红色拿破仑”的称谓。将朱德称之为“红色拿破仑”，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会认为这是对朱德的“过誉”，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与朱德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军事天才，而朱德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甚至有文章旁征博引，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在军事上，拿破仑至少在十个大的方面不如甚至远不如毛泽东！
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在军事上所做的贡献主要是战略上的，而一个很少亲临前线指挥的人，人们一般很难将他作为一个纯正的军事指挥家来看待。2008年，曾任彭德怀秘书的王亚志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彭德怀跟我说过一次，他说毛泽东是战略家。在战略上毛泽东是高明的，但在战役战术上并不是很擅长。《陈毅传》上说，在井冈山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战斗前跟陈毅说，咱们都是党代表，咱们走，在这儿人家不好下决心，请示你吧你在具体指挥上不怎么样，不请示吧也不好，战术上的问题不干涉。”而且，即使从战略上说，毛泽东的许多重要军事战略思想，根据现有的资料，其实也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譬如游击战争思想(朱德1926年）、抗日的持久战思想（朱德1937年4月）、敌后游击思想（朱德1937年7月15日——注：毛泽东在7月14日曾向南京政府提出将会派一部分红军深入敌后，但指的是运动战）等。当然，对于这些战略思想，朱德最初往往只是简单地提一提，而毛泽东后来则进行了非常详尽和系统的理论阐述，其实朱德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对这些战略思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另外，即使是毛泽东首先总结的战略战术思想，一般也都是朱德或者朱毛的具体实践在前，毛泽东的理论总结在后，或者朱德在实践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朴素的论述，毛泽东则进行了更完美的总结增补，譬如“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朱德在江西上堡对部队进行整训后就开始实行了；再譬如“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朱德在湘南起义的坪石之战中，以及在井冈山时和下井冈后的多次战斗中都已经成功运用；还有，对于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何长工曾说过：“朱德同志对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十六字的作战歌诀起了相当的作用，当然我不能说是唯一的作用。”游击十六字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何长工将朱德对十大军事原则的贡献与游击十六字诀并列，可见朱德之于十大军事原则的产生究竟有多么重要！至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最著名的“人民战争”思想，朱德最先在湘南起义之前就以分散部队发动群众为开端积极实践了。人民战争其实是和游击战争相伴而生的，整个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人民战争的思想实际上一直在实践中运用着、发展着，直到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才首次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并对人民战争的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1946年11月29日，吴玉章发在《新华日报》上的《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一文中说：“你同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年革命战斗的过程中，使他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这句话比较明确地揭示了以朱德为主的朱毛军事实践与毛泽东军事理论的内在关系。
当然，除军事战略之外，朱德对于革命军队的思想贡献更包括各个时期提出和总结的各种战术原则，譬如滇军时期的“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赣南三整时的“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把握的仗就不打”；红军时期的游击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抗战时期的十大战术“袭击战、伏击战、防御战、麻雀战、追击战、退却战、破坏战、围困战、地道战、地雷战”，以及抗日游击队的作战原则和活动方针“积极、主动、集中、进攻、迅速、秘密、坚决”，对付日军的战术策略“他打我不打，他不打我打”，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日军扫荡的游击作战原则“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抗战末期提出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等；另外还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攻坚战术“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以及歼敌主力的“钓鱼战术”，即“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等等。
此外，朱德在军事思想上的贡献还包括建军、治军上的一些原则、制度和方法。譬如，早在湘南起义时，朱德就首创的革命正规军、地方部队和地方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1945年中共七大，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军队“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大建军原则，以及“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的建军总原则；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创造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一套军事训练的民主体制和教学方法（根据何长工回忆）；1950年初，朱德以副主席的身份，接连向毛主席写了两个报告，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被全部采纳。
显然，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其基础和骨骼就是朱德的军事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正是在朱毛的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至赶走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而在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训练、教育等，也仍然主要是以这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为指导的。
当然，除了军事思想上的巨大贡献，朱德更是一位极其卓越的军事指挥家。有说他一生“大仗五百，小仗三千”。虽然，这只是一个概数，也许还有些夸张，但朱德亲自经历和指挥的战役之多，恐怕整个近代世界军史上都罕有人能与之相比，如果仅仅从战役的数量上说，拿破仑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而且，在上级（滇军时期）的作战思想或者中央的军事路线基本正确的情况下，除了个别的小范围的失利（更多的是外在原因导致的），在军事指挥上，朱德基本上没有过可以被人诟病的较大的失败，这也是一生有过四次大败的拿破仑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当然，最能显示一个军事指挥家才能的，莫过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了，而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更是与朱德无法相比！——要知道，朱德一生指挥的战斗，基本上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另外，从所指挥的战役的艰苦程度和复杂程度上说，一直就有着不亚于或者超过敌方兵力和军事装备的拿破仑，也难以与从小米加步枪一步步走出来，经历过各种各样战斗的朱德相比。至于战略战术上的创造性、多变性，部队行动上的机动性，拿破仑在朱德面前恐怕也只能甘拜下风。还值得一提的是：朱德有一整套比较系统而且深入的军事理论，而拿破仑只有别人记录的一些简单的军事语录。最后，朱德在军事上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拿破仑则是从胜利走向失败。所以，称朱德为“红色拿破仑”，无论从战略战术思想，还是从军事指挥艺术，甚至军事成就上说，显然都根本谈不上拔高朱德。但必须承认，拿破仑在军事上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在于他所指挥的战役的国际性上，也很大程度上得利于他在政治上的贡献和成就，以及他本人极富吸引力的个性和行事方式。这些，当然，朱德都是不能与人家相比的。如果从拿破仑身上抛开这些军事以外的因素，将朱德称为“红色拿破仑”，确实还有些不太适宜，因为借助拿破仑来衬托朱德的军事能力，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朱德的军事能力不如拿破仑，而实际上，无论从军事成就、战略战术思想，甚至也包括军事指挥艺术上说，我们确实都无法证明这一点，反而可能得到更多相反的证据！实际上，朱德是很难单独和哪一个军事家作比的，“朱毛不可分”，中国工农武装的伟大成就，只能归功于“朱毛”这个整体，而不能归功于其中任何一个个人！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1 11:13:53
有人说，朱老总作为总司令只是一个象征，并没有指挥过什么重要的战役。据说，一位开国元勋听到这样的话后气愤地说：“总司令不抓军事谁抓军事？”
陈云曾说：“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这句话非常明确地透露了这样两层隐含的意思：一、此前陈云一直认为，毛泽东和朱德合作期间，一直就是朱德在指挥军事，而毛泽东主要只是负责政治工作，并不懂军事；二、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委员（毛泽东与朱德合作期间曾经担任过这些职务）可以不懂军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领导原则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长、总司令是负责军事的，而党代表、政委则负责政治。对于陈云话中隐含的这两方面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根据红军的领导原则，党代表或者政委指挥军事不合道理；其次，朱毛红军的军事行动确实主要是朱德指挥的，如果军事指挥是以毛泽东为主，那么从1928年井冈会师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么多年里，作为中央的一个重要成员的陈云能对此一无所知吗？
其实，解放前，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中国民间还是外国人，都是把朱德作为中共的最高军事指挥者的。首先，“总司令”这个职位，本身就意味着行使的是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能；而“朱毛”的说法，国民党直到到了台湾都一直延续使用；在中国民间，朱德也比当时国内任何人都更富于英雄色彩和传奇色彩；在外国驻中国的记者、观察者以及将军的眼里，朱德也一直是共产党军队的最高统帅。1944年10月，美军四星上将、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在被召回美国时，专门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不能与朱德联合作战抗击日军的遗憾，信中称朱德为“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这封寄给朱德的信，是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时写给中国人的唯一一封信！1946年4月，史迪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渴望“丢下手中的铲子，到那里（注：国共争夺的东北）去和朱德一起扛枪打仗。”——名总是源于一定的实，如果朱德没有统帅的实，如何能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保有这样的名？
有人说：根据共产国际的档案，在“富田事变”后，以江西省行委常委段良弼为首的一个苏区代表团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赣西南“肃AB团”及“富田事变”情况，在他们的报告中，称朱德曾在有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也干不了。所以，根据这个报告，朱毛合作时期红军的战斗，无疑主要是毛泽东指挥的。这个说法似乎比较有说服力，但事实上，作为证据的报告本身是很缺乏可信度的：要知道，段良弼是被毛泽东认定的“AB团分子”（至于究竟是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富田事变领导人派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其本身就是富田事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并与其他事变参与者一起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参与伪造了离间朱、彭、黄与毛泽东关系的信件，那么，这样一个人关于朱毛关系的陈述，难道没有继续离间朱毛的嫌疑？而且，段良弼在将报告交予任弼时和博古后，还未待中央委派的温裕成与他相见,就一个人悄悄消失了，此后再未出现，这难道不可以看作是心虚的表现？事实上，在听取了来自苏区的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之后，中央最后的判断是：“他们（毛与朱、彭）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肯定段良弼报告中朱德的那段抱怨完全是捏造的，根据毛泽东的性格，也许，朱德确实有过类似性质的、不担心毛泽东听见的、无伤和气的抱怨（报告中所述的朱德在公开会议上的那种口气的抱怨显然是不可信的），但即使这样的抱怨，也应当是在与毛有不同意见而最后不能按自己意见执行时才会发生，而在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后（朱、彭、黄在一起共事后）到第一次反围剿结束（段良弼去中央汇报前），朱毛之间的合作相当融洽，在军事上并没有出现什么为大家所知的重要分歧，倒是在肃AB团事件时，朱德与毛泽东有过一些分歧，最明显的就是，据菲力浦•肖特的《毛泽东传》中所说，在由“肃AB团”事件引发的富田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要求按反革命事件进行镇压，但朱德拒绝签署命令。也就是说，即使朱德抱怨过，也应当是关于“肃AB团”事件，而与军事行动没有多大关系。另外，段良弼的报告中还说，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更为恶劣，他之所以没和毛泽东闹翻，主要是朱德对他有影响力。那么，朱德凭什么对彭德怀有影响力呢？对于指挥员来说，能让他服你的，难道主要不是指挥能力吗？
有人说：长征时的打鼓新场风波，说明毛泽东在军事上比朱德更为高明。这种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首先，打鼓新场没有打，并不能就凭猜想认为打了就一定会失败；其次，打鼓新场后来没有打，改打鲁班场，没有成功，且损失惨重，这也是后来林彪给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写信，要求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一个直接原因（根据聂荣臻的回忆，主要是想让毛泽东下台）；另外，在毛泽东已经指出攻打打鼓新场的风险之后，一向谨慎的朱德仍然坚持攻打打鼓新场，其他与会成员也全部支持朱德，说明即使确有风险，也不是毛泽东想象的那么严重，而成功之后的好处则是很大的。所以，不能因为毛泽东最后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利用他总政委的最后决定权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就认为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比朱德高明。
有人说，井冈山“八月失败”和红四军八大后的冒进东江，说明朱德离了毛泽东就要失败。这种认识也是值得斟酌的。首先，“八月失败”不仅是指朱德在湘南的失败，而且还包括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失败；其次，“八月失败”起源于进军湘南，而进军湘南是湖南省委的命令，朱德也是反对的；另外，“八月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井冈山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由于井冈山上极其艰苦的生活使得以农民军为主的29团官兵难以忍受，在湖南省委命令到来之后，他们才迫切希望回到家乡，以致连朱德的反复劝说都无济于事；而坚守井冈则是毛泽东在排斥朱德远距离游击或者另辟根据地的主张下一直坚持的。“冒进东江”也是奉中共福建省委转达的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事，而且，朱德一开始也是反对的，而朱德最后执行了这个命令，则是因为当时两广战争突起，考虑到粤军主力西调，东江空虚，红军正好乘虚而入，却不料两广战争很快结束，粤军得以突然重兵对付红军。所以，冒进东江，攻打梅县的失利，很大程度上也是天意。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从红四军七大前和毛泽东发生分歧之后，到冒进东江之前，朱德独立指挥军队已经取得过第三次攻下龙岩和两次反三省会剿的重大胜利,其中一举攻下上杭城的“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大胜利”，就是在那个时候取得的。
不过，“八月失败”和“冒进东江”的失利，也确实凸显了朱德个人方面的一些本来是优点但在有些时候也可能表现为缺点的性格特点，譬如对上级命令的顺从和过于民主的作风。而在这两点上毛泽东却正好相反：极强的个性和权力意志使其喜欢专断，也容易抗命。其实不得不承认：在乱世中，权力欲强烈的人更容易出人头地；在战争中，军事指挥上的专断也常常是非常必要的；而确信自己正确后的抗命不但会使自己免于失败，更会在成功之后使自己威信大增。这样，老实厚道、谦逊随和、集体观念比较强烈的朱德，与机谋权变、豪放不羁、个人主义特点比较突出的毛泽东，正好在性格上形成了互补；而且，在特长上，一个倾向于军事和实践，一个倾向于政治和理论，这两者也构成了互补。“没有朱，哪有毛啊！”是毛泽东发了好多次的感慨；同样，“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也绝非朱德的谦虚之词。朱德、毛泽东的结合，使两个并不十分完美的个体构成了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合体。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谈到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时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两个人（朱德、毛泽东）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海伦.福斯特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则写道：“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斗争的心……”海伦的这个评价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可以斟酌的。实际上，毛泽东虽然是“文人”，是“政治领袖”（沿用共产国际的说法），但却有一个易起争斗的性格和喜欢斗争的心；朱德虽然是“武人”，是军事领袖，但却有一个平和的性格和喜欢和平的心(解放后给孙子起名“和平”便可见一斑)。海伦.福斯特还说“朱毛的合作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毛泽东是智囊，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以全部的才能看,是一位人民的领袖。”这段话中的比喻不一定恰当，但这个比喻却无疑隐含着一种认识，即，朱德对于红军这个“生命”的存亡，关系更为直接！而其特别强调朱德“是一位人民领袖”，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即，朱德在军事上的突出才能，以及与生俱来的民主作风，使其在那个战争年代，人望更高，更容易服众，更容易发挥实际的领导作用。但是，朱德的“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虽然为朱毛的合作提供了基础，同时却也决定了朱德在朱毛这个结合体中，权力上必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另外，因为毛泽东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军事教育，在与朱德合作之前，军事上的知识和见解，即使说不是一块白板，实际上也强不了多少，再加上朱德率领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军事实践，使得朱德的战略战术能够被他很快接受并始终坚持，这也是朱毛能够长期合作的一个根本基础。所以，朱毛这个结合体形成之后，基本上便可以说是无往不胜，这个结合体所领导的朱毛军队，不但抵抗住了远强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追击，也战胜了共产党内部的错误领导，并最终征服了整个中国；而且，在这一系列的军事斗争中，朱毛创造了一系列绝对不亚于拿破仑的军事奇迹！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1 11:16:29
其实，林彪的这些话，在当时对于那些基本上都亲历了那段历史的与会者来说，虽然有污蔑贬低朱德的成份，但更多的显然是在演戏，是演给毛泽东看的，如果有人为这种话认真，那简直就是笑话！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如果有谁看到过林彪被披露的日记，知道林彪在解放后那些重要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还依然对于解放后林彪在这类公开场合所说的话过分认真，那仍然是很荒唐的！其实，在一年前军队反教条主义的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类似的戏林彪已经演过一次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也同样声色俱厉地攻击刘伯承，说刘伯承对二野没起什么作用！另外，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虽然痛批了朱德，但后来见了朱德依旧非常恭敬地敬礼！——需要提醒的是，当时林彪在军委的地位比朱德还高！很多人也许更不知道，本性孤僻，不喜与人来往的林彪，即使在庐山会议后，还“常常登门拜访”朱德，甚至在驾机出逃的前一礼拜，还去过朱德家里（据朱德女儿朱敏的回忆）！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1967年2月7日，在关于文革的一次座谈会上（朱德未参加），董必武曾当着林彪的面对毛泽东说：“主席曾经指示我们说，‘朱毛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没有朱哪有毛？’现在一些年轻人不知道党的历史，他们攻击朱德同志是大军阀、黑司令，说朱德同志是常败将军，还侮蔑说这是林副主席讲的，我怎么没有听过林副主席这么样讲过呢？”当时，林彪是这样接话的：“董老，朱德同志犯了右倾的错误，这也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有人还说：曾经有人听一位老将军说过这么一句话：“彭德怀这个人啦，他连朱老总都看不起！”所以，朱德的军事能力是不行的。
其实，试图从老将军的这句话中找到证明朱德军事能力不行的意思的人，是没有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是在批评彭德怀那种一贯的傲慢不服人的性格和态度，它的意思很明显是在说：看不起别人还可以理解，连朱老总都看不起（可能实际指的是在朱德面前也保留着那种傲慢倔强的态度，关于这种态度，我们还可以看看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在机场和前来迎接的毛泽东在一起的那张照片。），那就是你彭德怀确实有问题了！所以，这句话的本意其实还隐含着恭维朱老总的意思！至于彭德怀内心里对于朱德到底是怎样一个态度，看看他们的警卫员们的记述，想想让其他八个元帅都有意见的彭德怀为什么偏偏和朱德相处融洽，再想想彭德怀临去世前为什么唯一想见一面的就是朱德，也许心里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吧！
还有人说：朱德早期在云南带兵时曾是刘伯承的手下败将，军事上是比不过刘伯承的。
首先，这个判断的论据在基本事实上就是错误的。1920年川滇黔之战（靖川之战）中，唐继尧的滇黔联军败给了熊克武、刘存厚的靖川军，当时，朱德是滇军第二军下面第三旅（混成旅；滇军全部两个军，每军两个旅）的旅长，而刘伯承只是川军第五师第二混成旅第一团的团长，滇军中无“师”的设置，因此，朱德的军职实际上比刘伯承差不多高两级，也就是说，当时任团长的刘伯承所在的川军打败了当时任旅长的朱德所在的滇军，但是却没有史料能证明，在没有其他部队参与的情况下，刘伯承的团和朱德的旅单打独斗过，更不用说刘伯承用一个团打败朱德的一个混成旅了！其次，唐继尧发动的是不义的侵略战争，失去了人心，而且滇军兵力也远少于川军，再加上离滇远征，兵源军饷等都得不到保障，失败是必然的事情；另外，四川是朱德的家乡，此战前很早，朱德就曾建议唐继尧撤回驻滇部队，战中，朱德又两次通电三省将领，呼吁息兵停战，虽然后来战争继续，但朱德能尽全力去消灭自己家乡的将士么？同是四川人的滇军将领杨森就是在此战中反水投了川军，由之就可大体了解朱德在此战中的心理了！不过，刘伯承后来倒真是当着朱德的面对别人说过朱老总是他手下败将的话，但那显然是带着玩笑的话，想一想，如果当时刘伯承真用一个团打败了朱德的一个混成旅，作为朱德的部属，刘伯承还会当着朱德的面将这话对别人说出来吗？其实，根据《朱德自述》，此战开始时，朱德倒是曾以自己一个旅打垮了川军两个师（刘伯承那时在川军是一个副团长）！
更有人说：朱德红军时期指挥的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战役，比不上解放战争时期那些野战军指挥官指挥的动辄数十万的大战役，所以林彪、粟裕、刘伯承等人的军事能力比朱德更强。
这种看法现在似乎相当流行，但这种看法又实在荒唐！首先，以指挥战役规模的大小作为评判指挥官的优劣，那不就意味着林、粟们比亚力山大、项羽、恺撒们更为杰出？其次，林粟们指挥的大兵团作战规模宏大，但他们还不是在朱德这个总司令的指挥之下？将一个野战军的指挥者凌驾于指挥所有这些野战军的总司令之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如果非要将这些野战军指挥者的能力排在总司令之前，那么野战军司令员也是要依靠下面各军军长的，军事能力也就不如这些军长，军长又不如师长，如此类推，最后的结论必然是：任何一个有点军事机动权的排长、班长，以至士兵，都比林彪、粟裕们的军事能力强！——其实，林彪、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辉煌，也是与机运有很大关系的：如果国、共双方的战略重点不在林彪、粟裕部队所在的地方，他们还能干出那么大的成绩吗？如果用彭德怀或者徐向前、刘伯承代替他们，谁敢肯定就一定不如他们呢？另外，彭、林、刘、粟们哪个不是在朱德的领导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特别是林彪和粟裕。如果说林彪还有黄埔军校的底子，那么，粟裕则仅在叶挺的24师教导大队接受过初级军事训练，他的军事知识、作战手段，基本上还不都是跟朱德所学？他的著名的“三好打”战术思想还不是与朱德很早就强调的富于唯物辨证法的寻找敌人弱点的战术思想一脉相承？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曾称朱德为“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这个评价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朱德结合中、日、德、俄等国的军事理论和自己丰富而又特殊的军事实践所总结出的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战术，在全军中不都早已生根发芽，成为指导红军、八路军（包括新四军）、解放军的基本思想？而且，从毛泽东到陈毅、林彪、罗荣桓、粟裕、陈光、黄克诚、肖克、杨得志、邓华等人，哪个敢说不是朱德一手带大的学生？即使是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人，哪个的战术思想中能摆脱朱德的影子？——其实，从1929年以后，朱毛的经验便已经通过当时的临时中央被传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
那么，当我们极力夸赞林彪、粟裕等人的军事才能时，为什么要无视他们军事上的“伟大导师”呢？1937年底，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长、时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后来成为美国将军的卡尔逊在接触了八路军，并跟朱德长谈之后，给罗斯福的报告中称：八路军能够打败日本侵略；如果中国打内战，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1947年在美国临去世时还预言共产党18个月就可以打败国民党）。其实，当时访问过延安的人大多都有这种看法。也就是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根本在于朱毛在红军时期便已经建立起来的纪律严明、官兵平等、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军队基础，以及与之相应的战略战术思想，还有与之相关的深得人心的政治路线和土地政策。所以，解放战争的胜利根本上是势所必然，最艰难、最值得称颂的，无疑应当是红军时期！而且，无论如何，最高军事首长的指挥能力绝对比下面战役指挥官的指挥能力更为重要：人们可以不了解下面的指挥官，但只要知道或者了解了最高指挥官，对这支军队便必然会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和判断。
要认识朱德的军事能力，我们不妨拿林彪和朱德做一比较。
先说军事自信。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南下广东遭遇失败之后，当时在朱德手下的林彪曾当过逃兵，在井冈山上时，林彪也曾有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怀疑，下井冈后，也曾讥讽朱德“解放全中国”的预言是“吹牛”、“放大炮”，解放战争开始后更是对打败蒋介石有怀疑。而朱德呢？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就自信“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在1929年前后就宣扬要“解放全中国”，在1937年7月就针对抗战局势指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更预言“他们（国民党）是给我们送枪的人！”人的自信一般是和能力成正比的，这一点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吧？当然，朱德的自信绝不是那种盲目的自信，他的谦虚和言语的谨慎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自信的背后，不仅仅是能力，总是还有一套对于敌我状况的深刻认识。
再说战略眼光。其实，军事自信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战略眼光的高远。在这方面，林彪确实无法跟朱德相比！1930年8月上海中央要求朱毛红军攻打长沙，当时朱德明确反对，而林彪则坚决支持。最后长沙是打了，但结果还是失败了。抗战时期，也许是平型关出师即捷，林彪倒是比较自信，但是让我们看看他1938年提出的抗战策略：“以攻为主，以防为辅，要把大部兵力分配打运动战（这是突击的力量），以小部分的兵力打阵地战与游击战。”——这个策略对于当时区区几万人的八路军来说无异于虎口喂食，跟朱德1937年7月15日就提出的发动群众的全面抗战思想、敌后游击思想，以及稍后提出的“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思想、“永远避免阵地战，而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等思想相比，何止是一点半点的差别呢！
最后再看看战术水平。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的黄陂之役，林彪因为没有遵照朱德的战役部署，在解决52师后沒有由左向右攻击59师，一方面使右翼的五军团在消灭敌59师时消耗了较多的人力和时间，另一方面也使红军失去了三个军团向右合力解决敌11师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朱德批评为“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前，林彪曾发表长文支持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结果就不用说了。长征时期，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却自以为能，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一方面是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另一方面也是到了最后关头林彪自己突然醒悟，意识到开始时的失策，于是急忙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才终于没有酿成大祸。1948年4月，林彪攻打长春失利，当他对于攻打长春正缺乏信心，感觉没有把握之时，1948年6月，刚从华东回到西柏坡的朱德，对于长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长春，他提出了九点看法，条分缕析地指出长春可能攻下的条件，并提出细致的“强攻与长围”两套方案，林彪选择了后一个方案，最终攻下了长春。林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针对“三猛战术”，1948年朱德曾在华野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说：“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人就打什么仗。如果敌人是弱的，我们可以来一个猛冲，在敌人没有展开、没有占领阵地以前，一冲上去就把它吓也吓倒了，战斗能很快解决。......但要解决比较顽强的敌人，用这一套就不一定有效，甚至还要吃亏，还是用钓大鱼的办法好。这种办法是合乎辩证法的。”
——朱德的战术思想其实就是老子式的自然而然，无为无不为，这难道不是最高的战术境界么？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应当可以约略感觉到，无论从那方面来说，林彪都不是一个可以和朱德相提并论的军事家，至少在军事战略上，他是远远不能跟朱德相比的！
这里，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1947年4月朱德到晋察冀之前一年以及之后一年全国各战场的战斗情况。朱德到晋察冀之前，晋察冀在全国各战场中败仗最多，军事形势最为被动，而朱德到该地区之后的一年中，晋察冀的军事形势便整个倒转过来，在华野、东野、中野均有败仗，并有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晋察冀野战军却无一败绩，而且取得了清风店歼灭战、石家庄攻坚战等重大胜利，石家庄攻坚战的胜利，更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城市攻坚战的胜利。
朱德曾说过:“部队不在于大小,小有小的办法。”很多人都比较熟悉朱德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局指挥、大战役指挥上以弱胜强的战功和能力，下面我们不妨再看看朱德在一线指挥一两个连抵抗强大于其数十倍的敌人的情形：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在江西东固岭，朱德布置完作战任务后不久，在身边只剩下一个特务队（相当于一个连）的时候，却遭遇了敌28师大队人马。朱德没有转移，没有撤退，他沉着指挥，设好埋伏，先是几乎全歼了首先冲上来的敌人的一个尖刀排，接着又击溃了冲上来的一个连，随后又打垮了敌人的一个营。当敌人两个营冲上来的时候，朱德主动撤退，退到后面毛泽东所在的那个山头时，朱德指挥特务队和毛泽东身边的一个通讯排，将敌人两个营（《朱德传》中说是三个营）的兵力打下了山。直到红军左右翼主力部队赶到，朱德带领的特务队竟然没有多大损失！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八路军总部与驻晋办事处撤离，中途遇日寇两个联队（团）突袭，当时总部只有一个警卫连，情况非常危急。朱德临危不乱，他不顾周恩来等人的劝阻，亲自带着这一连人前去御敌。结果，三天后，敌人退走了，朱德带去的那一连人却无一伤亡！
1938年2月，朱德率领身边仅有的两个连约200人，边打边退，在古县镇不过百余里的路程中，阻滞日军约3000人的一个旅团竟达三天之久！
当然，朱德在军事上的能力也不仅限于战略战术和战场指挥，作为南昌起义时朱德的上级，在抗日战争时，贺龙曾情不自禁地赞叹朱德说“的确是个帅才！”帅才，不仅仅是善于打仗，而是还具有超凡的识人、用人、容人、驭人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超凡的识人用人能力，陈毅、林彪、粟裕等才在朱德的不断提携下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公认的大度能容，在林彪的几次大过失以及红四军七大前对自己的严重冒犯之后，朱德依然对林彪委以重任；也正是因为超凡的识人、用人能力以及容人度量，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负有一定责任的刘伯承，在其后来觉醒与李德争吵被李德免职之后，在长征时的黎平会议上,又恢复了他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所以，没有朱德的善于识人、用人、容人，林彪、粟裕，以及刘伯承，这三位被当代的军迷们极力推崇的非凡人才，解放战争时还不知道会在哪里呢！另外，朱德驾驭人才的能力也是非常杰出的，想一想那些将军们（也包括私下的林彪）对朱德的尊重，再想一想总司令的地位之于朱德是多么的稳固，其他也就无须多说了！
从1936年底替代朱德成为中革军委主席之后，毛泽东在军委（包括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的地位一直高于朱德，同时，毛泽东在党和政府内的地位也一直在朱德之上，而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却在军队和民众中一直享受着与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拥有着同毛泽东同样高的威望，更奇的是，张贴或者悬挂在一起的朱毛画像，朱德甚至还始终处于毛泽东右首的上位！那么，除了朱德在当时最为紧要的军事上的主导作用，还有什么因素能导致这种结果呢？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1 11:18:38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喜欢谈论将帅们的战功，却总是忽视那些被古人视为“善之善者”的将帅们不战而胜的统战上的功绩。
实际上，共产党军队不战而胜的统战例子，仅仅在朱德身上就有一大堆！——在这方面，共产党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
先说说南昌起义前后的事迹。南昌起义时，当时驻南昌的江西省主席、武汉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及所辖第三、第九两军军长王均、金汉鼎，赣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而且，赣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不但是朱德的同学还是朱德曾经的下级。南昌起义，我们不应该忽视，朱德作为内线，在为起义提供情报，特别是为起义精心绘制南昌市区地图以及敌军布防图等方面，对起义所起的作用、给起义减少的损失；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起义前夕，朱德曾分别写信给南昌周边握有重兵的同学和曾经的同事，包括金汉鼎、杨如轩、杨池生，以及驻韶关的范石生，劝他们弃暗投明，发动起义，一起南下广州。尽管这些努力没有如愿，但后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以及转战赣南，经过这些人的防地时，他们或者不加阻拦，或者口喊“兜剿”，实际却按兵不动，甚至有的（杨如轩）还让出防地供起义部队使用，有的（范石生）更是提供身份掩护，以衣食、枪弹、饷银相赠。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朱德在团结这些旧友上的努力，即使起义能够成功，但起义部队能那样顺利离开江西吗？至于后来朱德能够率领残部成功发动湘南起义，以至更后与毛泽东井冈会师，显然也不能说离了这些旧友的帮助也没有关系。
长征时的例子就更多了。长征开始时,朱德给广东军阀陈济棠写了一封亲笔信,使红军轻易地通过了前两道封锁线。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直趋大渡河时，布防在大渡河沿岸的川军、第20军军长杨森是与朱德关系相当密切的旧友，他密令其侄儿、部下、驻荣经的川军第五旅旅长杨汉忠，给朱德写信，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朱德以长辈的名义给杨汉忠回信后，杨森便密令所部为红军让路，使红军得以迅速抵达大渡河，并抢渡成功。朱德率红军二次北上，在走出草地，向甘南进发时，于1936年7月14日和8月7日，又分别给驻防川陕甘边的川军第29军军长孙震和川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写信，晓以大义，使川军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8 月17 日，又致信驻甘南的几个滇军旧友、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及下属曾万钟、唐淮源，叙友情、晓大义，从而使红二、四方面军出川北上基本未遇大的阻拦（以上内容详见吴殿尧《朱德在红军长征中的重大贡献》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相关文章）。
抗日战争初期，在华北前线，朱德与并肩战斗的国民党杰出将领卫立煌建立了深厚友谊，不但促进了抗战，而且使蒋介石对卫立煌失去信任，更重要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中，卫立煌虽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却始终采取按兵不动的策略，不仅对共产党没有构成多大威胁，反而使人猜测有暗助解放军的意味。抗战时期，朱德凭借自己早年在西南的根基和影响，也非常注重维护和加强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云南王”龙云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先后同学。1937年8月，朱德与龙云从武汉同机飞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交谈甚欢。在南京开会期间，朱德又到云南驻南京办事处登门看望龙云。1938年8月中旬，朱德两次去看望在医院养病的原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师李根源，并托他经成都回昆明时给龙云、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后专任四川省主席）捎信。抗战胜利后，龙云因和共产党有来往，遭蒋介石猜忌，被软禁三年。在西南解放前夕，龙云和邓锡侯都发动了起义。这个结果，当然与朱德从抗战时就开始的统战努力是分不开的。
解放战争之初，开往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中有两支滇军部队。朱德借助自己在滇军中的威望以及与国民党某些高级将领的关系，选调云南籍干部刘浩前往东北，积极寻求策反国民党中的滇军。1946年5月，国民党第184师（滇军）师长潘瑞端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解放长春时，国民党第60军（滇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这两次滇军起义，都与朱德有着重要的关系。
无疑，最能反映一个军事指挥家军事才能的，除了他所亲自指挥的战役，再就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战略预见了。
护国战争的纳溪之战，在护国军处于明显劣势，先头部队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的情况下，朱德接任先头部队指挥，一上阵就预言“北军不经一打，……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南昌起义先头部队南下惨败，革命形势一片黑暗的情况下，朱德却预言“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并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他们一打，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发展了。”朱德的这个思想后来由毛泽东加以总结发展，产生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正如陈毅所说，“总司令当时的道理在和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理论化、提高到马列主义科学水准了。” 1937年4月12日，朱德就指出：“抗日战争必将是长期的，战线必将是很宽的。”1937年7月15日，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一文，详细论证了“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最后的胜利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论断后来又由毛泽东系统化、理论化，写成了著名的《论持久战》。1946年5月，内战爆发前夕，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朱德却满怀信心地指出：“蒋介石要把我们搞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比以前的把握多得多。”“他们（国民党军队）是给我们送枪的人。”
后来的事实无一不证明朱德在这些最关键时期所做的预言都是完全正确的。而最令人赞叹的，还是朱德在许多战事上的更具体的预言。譬如，当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经过瑞金时，起义先头部队在瑞金北面一座山上已与国民党钱大钧部相遇，后续部队看到前面的敌人，都说要在这里大打一仗。朱德带了几个团长到前面亲自观察后，对几个团长说：“大仗在会昌，瑞金没有，我们一前进，敌人就会逃跑。”后来，起义部队一前进，敌人果然逃跑了。而且，后来真的在会昌打了场大仗。指战员们纷纷说：“朱德同志料定敌人虚实真如神！”再譬如，在1937年8月11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在当时日军的用兵方向主要在华北的情况下，朱德却坚定地指出，“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日寇对上海的进攻迫在眉睫，指日可待。”果然，两天后，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1942年9月，当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越来越占上风的情况下，在八路军总部，朱德在分析了各方面情况之后却断言：斯大林格勒之战，苏军必将反败为胜。当时有一位高参不同意朱德的判断，在互相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朱德说：两个月后看事实吧！果然，两个月后的11月份，战役发展情况与朱德预料的完全一致。1945年9月，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朱德在延安的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战争形势时就指出：“三个月内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6个月。”结果内战爆发果然在6个月之后。至于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三大战役期间，朱德所做的一系列关于战事的预言，更是神奇得简直让人怀疑他是否就是一个有着通灵能力的人，通过某种我们无法了解的方式，提前知道了命运安排好的战争进程（关于这些军事预见，可参看前面第五部分）！不过，朱德最易被人称道的预言，还是那句豪语：“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是主要以那一团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解放战争，在前线指挥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朱德所“练”的那一团人中的两个人——林彪和粟裕！解放后，当时的当事人杨如轩曾感慨赋诗曰：“一团劲旅平中国，豪语铭心服总戎！”不过稍稍遗憾的是，解放后的第一年里，毛泽东已经采纳了朱德的建议，准备采取里应外合、分化瓦解、争取敌军起义的办法，用“较快的时间”解决台湾问题，后来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不了了之，以至于“活捉蒋介石”的愿望也最终未能实现。
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我们当今的人只能根据史料进行推测，自然不及当时的、离他最近的人了解的清楚。要正确认识朱德军事上的伟大，那就不能不知道1939年左权将军在朱德53岁寿诞时对朱德的评价：“你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更不能不知道1946年12月1日朱德60寿诞时周恩来在祝辞中对朱德的评价：“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同样是在这次寿诞上，刘少奇的祝词是“朱总司令万岁”。也是在这次寿诞时，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代表有叶剑英、邓颖超、罗瑞卿、王震等）在北京集会庆祝，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当然，毛泽东红军时期所说的、后来意思上重复多次的另一句话也许更有份量：“他（朱德）是猪，我是猪身上的毛”，虽然是谦虚的戏词，也未尝不反映了一定的事实。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对朱德的推崇就更加直接：“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德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另外，我们还可以重温一下1946年11月30日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所发社论对朱德的评价：“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已年届六十高龄了。他在今天，仍然领导着人民军队，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他为全民族立下了光辉灿烂的伟大功绩，他的精神感召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爱国儿女，他是中国民族与人民的伟大救星，全民族和人民，都因为他的健在而感到无限的骄傲和光荣。.....他成了今天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者之一，成了今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之一。”在这篇社论中，有几处遣词造句非常值得注意：当评价朱德的中心词“领导者”前面的修饰语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时，“领导者”后面有一个“之一”，而当评价朱德的中心词“创造者和领导者”前面的修饰语只有“中国人民军队”时，“创造者和领导者”后面却没有了“之一”。周恩来以及其他人的祝辞中涉及这方面内容的，用词和句式上都跟《新华日报》基本一致，甚至直到1955年时，刘少奇点评十大元帅，仍然称朱德“是军队的缔造者”，这种遣词造句的细节确实值得细细品味！
解放后搞军衔制，仿照苏联的模式，开始有设立大元帅的构想。根据苏联的情况，斯大林是大元帅，相对的，同样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毛泽东也应当是大元帅。1955年1月16日，负责军衔设置的彭德怀和罗荣桓将军衔设置的初步设想报告给了毛泽东。报告中拟将元帅分大元帅和元帅两种，大元帅和元帅的名单也已框定，但奇怪的是，报告中却没有明确大元帅的军衔是授予毛泽东的！其后不久，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一些民主人士提议：毛泽东要授大元帅衔。但主持会议的委员长刘少奇却说，他自己“不能作结论”。有位民主人士认为：只要人大做出决定，毛泽东个人也不好不遵从决议。这话确实很有道理，但刘少奇却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几天后的又一次会议，彭德怀、罗荣桓等人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关于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这次会议上，朱德发言说，他和彭总以及有关人员交换过意见，认为大元帅非主席莫属（根据毛泽东卫士李家骥回忆。但朱德说此话的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大家纷纷附和之后，毛泽东却说：这个大元帅我就不要了！毛泽东不要大元帅衔，现在一般都将其归因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其实只要真正了解了中国革命史，那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辞让大元帅的真实心理了，也就更容易理解彭德怀、刘少奇在这件事上的暧昧态度了！毛泽东与朱德的关系，很类似于邓小平与刘伯承的关系，虽然解放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曾分别是朱德和刘伯承在党组织中的上级（淮海战役时邓小平是总前敌委员会书记），但毛泽东1972年8月在给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中却说：“他（邓小平）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从“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这句话，我们就应当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军事首长和政治首长在战争中的作用及重要性的真实看法了，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不同意自己被授大元帅衔，也不同意本来已被框定在元帅中的邓小平被授元帅衔了。应该明确：斯大林被授大元帅衔，其实主要并不是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因为他是苏联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另外，虽然1955年授衔时，毛泽东已被明确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但1954年9月20日之前，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却一直是朱德，而授衔主要是对战争年代功劳的肯定，并不是以现状为依据。虽然如此，斯大林的最高领导人身份和毛泽东当时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现实，却不能不对评衔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假如被作为样板的被授大元帅衔的斯大林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而且朱德当时仍然是全军总司令，那么，授予朱德大元帅衔就必然是众望所归了！——朱德，唯一的、二十四年间始终不变的总司令，他不是“大元帅”，谁该是“大元帅”呢？
作者：yongbutuisuo 回复日期：2010-06-11 12:18:29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1 14:24:42
解放前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整个中国，朱德是最被民间神化的一个人物，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大英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战士们视他（朱德）为神明，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德国人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也写道：“农民们说，他（朱德）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他又是道教魔法大师，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署名“绍源”的一位作者在他编译的1946年4月出版的《朱德自传》的小序中这样写道：“朱德在中国，已跟三国里的古代英雄们一样变成传奇式的人物了。进退迅速，难以捉摸的军事行动，在敌军看来，正如幻影一样不可思议，而非凡迷信的人们就说他，作为共军总司令的朱德，是一个魔术家。朱德的形象，被裹在各种富有色彩的幻想的外衣里。”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地方老百姓都流传说：朱德是天上的武曲星下界，他的掌心长着一颗常胜痣，每当八路军与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只要朱德一挥手，八路军便无往不胜。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有这么一句话：“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处于统治者的对立面，在大量丑化宣传的背景下，朱德的被传奇化甚至神化，完全是其所创造的一个个军事奇迹造就的！连他所带的部队中的将士，都对他“带点神秘式的信仰”（肖克回忆），也就难怪那些对他并不了解的普通老百姓对他的神魔化的想象了！但现实中朱德本人的形象，却是一个显不出有任何英雄色彩，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德国人王安娜描述初次和朱德见面，朱德给她的感觉时说：“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爱泼斯坦谈到他对朱德的印象时说：“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海伦.福斯特也说：“朱德没有什么军人气概”。
无疑，人的外部形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的性格和思想。有的人喜欢突出自己，便总是着意于处处将自己表现得不同凡响、高人一等，有的人不希望引人注意，各个方面便都力求普通，与众人混同；有的人精于演戏，表情动作便丰富多彩，有的人朴素实在，便给人感觉呆钝痴憨；有的人注意小事，总是事事精明，看起来便很是伶俐聪明，有的人不拘小节，常常小事糊涂，看起来便有点愚笨无能；有的人喜欢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便在众人面前总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有的人意识到刚强的害处和谦下的好处，便时时注意让自己表现出温和谦恭。总之，性格和思想，由内在而外表，显现于言谈举止，表现于打扮装饰，即使是同等智力、能力或勇力的人，久而久之，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形象：有的人会给人以杰出的印象，有的人则会给人以平凡的感觉。但一个人真实的本质，在有洞察力的人的眼里，总是会透过表面的形象，最终慢慢或突然显露出来。抗战时期，一位中央社记者在报道朱德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虽仅有一天的晤谈，他那起初给我的平凡形象，已经给不平凡的谈话，特殊的风度完全冲破了。的确是的，世界上有许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种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史沫特莱在描述了见到朱德后的第一印象，“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很快接着写到：“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
青年时期，特别是滇军时期身着军装的朱德，其相貌给人以极其刚毅威猛的感觉，那是一个一眼就能让人感觉到杰出的朱德形象，但中年和老年的朱德则让人感觉平凡普通，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朱德所经历的一些非常的苦难或者伤心经历，以及在受到佛教影响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后的思想变化和行为变化（佛教和共产主义都主张人人平等）。所以，朱德外表的“平平无奇”和“没有什么军人气概”，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长期有意识地克制自我，不突出自我，追求和普通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导致的结果。朱德的思想中包含着相当明显的隐士思想的成分，对应于外表，朱德的平凡相貌也正像一个隐身衣，这个“隐身衣”，一方面常常能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保护他免于危难，另一方面也常常会使他在当时或以后被人忽视甚至轻侮。在率领南昌起义残部转战赣南的那段时间里，朱德曾因被当地土匪误认为伙夫头而逃过一劫；在红军长征期间，朱德也曾被手下的红军战士当做伙夫支来使去。直到如今，在个人崇拜、突出以致神化一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30多年之后，很多人依然认为朱德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空头司令，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朱德平凡的、甚至有点“愚人”特征的外部形象。
无疑，笔下的文字总是远比形貌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在本质。那么，这里，就让我们透过朱德的诗句，看一看朱德这个“平平无奇”的形象下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个朱德：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1909年）
“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1916年）
“泸阳境内数名峰，绝顶登临四望空； 立马五峰天地力， 群山俯首拜英雄。”（1916年）
“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写于1939年,改于1941年）
看看这些诗中的气势，看看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自信和气概，这是只有绝世英雄才能写出的诗句，这是只有绝世英雄才会有的气概！“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请看砥柱正中流。”——数千年中，敢说这种话的能有几人？“物色风尘谁作主？”——多么让人容易想起另一位绝世英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请看砥柱正中流”的回答，又不由得让人想起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结尾“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朱德和毛泽东，他们都是俯视历史、雄视天下的旷世英雄，他们都是上天安排的在这个风尘中作主、在这个苍茫大地上主宰沉浮的人物，他们都是承载着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命运的中流砥柱！朱、毛之所以能够并称，根本原因便在于此！在同一个国家，而且在同一个阵营内，两个人能同时享受“万岁”称呼，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差不多已经是绝无仅有了，但更奇的是：这两个人在领导工农武装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过程中，竟然能以这种基本并列的地位融洽相处约二十年之久！这个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是两位伟人的无私品质所共同成就的，但更与朱德的大度、对权力的淡泊，以及在功名上的有意识的自隐紧密相关。
1926年朱德在给朋友艾承庥的赠诗中这样叙述自己的心迹：“我本江南一鲰生,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锦绣山河坏虎狼,火热水深民望救;我欲回天力自强,安危度外不思量。”
从这几句诗里我们可以看出，朱德对于名利、权位的淡薄，首先根源于他本来就有的隐士性格和思想，所以，诗中抒怀时就有“逃世”的说法；而他终于“羞逃世”，要“力挽狂澜”，要“回天”，乃是因为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使他这个“十年从事亚夫营”、“身经沧海”的人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他投身革命的目的完全是无私的，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正如海伦.福斯特所说，“战争在他看来并非一种建功立业而是一种结束苦难的手段”。如果是为了一己之名利，以他当时的名位，又何必投身革命，“安危度外不思量”呢？这也就难怪海伦.福斯特说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就难怪当革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或者取得了一些大的胜利，各方面的颂扬接踵而至的时候，朱德就开始不断地推功。
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朱德说道：“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
在1948年5月，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朱德说：“解放军打了很大的胜仗，很多人说是我的功劳，我就知道他们把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说的。我个人应当认识，解放军的胜利是全体同志的功劳，我不应该夸大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我的能力有限，做的事情也很有限，怎么能承受得起这样大的荣誉呢？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面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斯沫特莱说：“从前早就有人对我说过，他（朱德）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
王安娜说：“要让朱德谈他自己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但当请他谈红军的事情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
追随朱德参加南昌起义的赵镕（中将）说：“有人认为‘十六字诀’是毛主席创造的，其实是朱德创造的。……朱总是从来不讲他的贡献和他的优点、长处的，无论如何也不讲。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朱德的女儿朱敏说：“他（朱德）在我们子女面前，从来不谈自己几十年来的革命事迹。有时候，我的孩子们要他讲讲他的经历，他或者摇摇头，或者摆摆手，对孩子们说：‘我没有什么的，就是跟着毛主席。’‘你们应该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历史。’‘我们这一代人，以毛主席为代表。’”
解放前，朱德推功，把功劳推给工农群众和普通士兵，因为大家把功劳放在他的头上；解放后，朱德甚至在亲人面前都从不言功，或者就把功劳推给主席，毋庸置疑，除了本身的谦虚和无私，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和对时代的顺应。
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朱德“一天总司令都没有当过”，朱德笑着答道：“那就请你批评好了！”后来，朱德对康克清谈到他当时的想法，说：“说我连一天总司令也没有当过，这没关系，这对别人一点损害也没有，只是否定了我自己。”
文革时期，“朱德的扁担”被改编成“林彪的扁担”，朱德听到后笑道：“扁担可以先借给他用几天，迟早还是要还的嘛。”
看看朱德对待个人功劳和名誉的态度，没有无我的精神，没有非同一般的善良，没有“腹中天地宽，常有渡人船”的度量，没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内在的力量和智慧，如何能做到这样的豁达呢？ 动物中，最有力量的大象、狮子、老虎等，平时都显得迟钝而温和，而兔子、老鼠等弱小动物则非常机灵，稍有风吹草动便会立即产生剧烈反应，力量并不很强的狼或者狗，则动不动就嚎叫或者狂吠不停。所以，外部的温和和貌似愚钝常常是内在自信和强大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康克清在延安对海伦.斯诺谈到朱德时说“他喜欢和普通战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们促膝谈心。……他过着普通战士的简朴生活，必要时也和战士做一样的工作。他的绰号是‘伙夫头’，他看上去就象一个普通士兵。……有时清闲下来，他就去帮助农民种地。他还常常从河谷挑粮上山。”
老八路刘玉珠回忆说，在延安时，他记忆最深刻的是经常能在延安的便道上碰到捡粪的朱德，“当大官的一点架子都没有！”
1942年，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到延安考察，当他见到仰慕已久、威名远播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时，不胜惊讶。他万万想不到作为总司令的朱德，竟然穿着跟普通战士一样的粗布衣衫，跟普通农民一样地锄地种菜、担尿挑粪，举止形象跟一个老农完全没什么区别！续范亭大为感动，挥毫赋诗曰：“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朱德农民情结之谜》中说：“在老家马鞍公社，他（朱德）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回忆说：“爷爷喜欢在别墅一层那宽大的围廊里下棋。棋盘一摆,便围满了观战的人,连邻院的孩子也跑过来。观战者里面没一个守规矩的,这个喊“拱卒”,那个喊“跳马”,还有的嚷嚷“出车”,全都嗷嗷叫着支招,更有甚者,还把手都伸到了棋盘上,就差替下棋的人动子了。可爷爷和他的对手置嘈杂的喊声于不顾,还是静静地按照自己的棋路挪动着棋子。在北戴河,只有我家的小楼里,才会不断传出这种热闹的欢笑,同附近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周恩来住处在国务院部门的区域)院子里的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就是朱德！这就是那个有着显著的隐士色彩和普通人特征的朱德！正是因为有这个不喜欢出风头，不与人争名夺利，没有官架子，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的朱德，才有了那个形象上看起来也很普通的朱德。
跟朱德有较深接触的著名军旅作家刘白羽曾动情地描写朱德说：“你面对他时，你无法想象他竟是那样一个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统帅。是的，他尽了一个统帅的责任，他从血流成河、荆榛遍地之中杀出一个新世界，但他丝毫没有沾染统帅的威风凛凛、盛气逼人的习气，他创造了那样多丰功伟绩，好像都与他无份无缘似的。”
1940年9月6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篇题目为《如火如花的老少年》的文章，其中写道：“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读到看到了不少气焰万丈煊赫一时的将军人物，但真正成为群众的领袖，象这样‘平淡见英雄’的伟人，却只有朱德将军一人！”是啊，纵览世界历史，还能找到第二位象朱德这样从衣着到言行如此普通，为人如此平淡，与士兵和群众如此亲近的总司令么？
黑格尔说：“仆妾眼中无英雄”。这是因为仆妾离英雄太近了，英雄的一切与他人无异的平凡之处甚至缺点，都在仆妾面前暴露无疑了。所以，有些人想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杰出，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便总是会在言谈举止上、行为上、服饰上，处处将自己表现或者打扮得非同一般，一有机会就会摆摆架子，耍耍威风，让别人感到难以接近。而朱德却不同，他将自己一切普通的地方完全表现在别人的面前，朴朴素素、平平常常，从不摆架子吓唬人、装样子糊弄人，从不让人感觉难以接近。
“仆妾眼中无英雄”，这句话还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仆妾终究是仆妾，他们的智力无法辨别英雄与凡人的区别。许多人往往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以为那阳气外露，动不动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就是勇敢，以为那聪明使尽，事事精明的就是智慧，以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就是杰出。所以，他们根据朱德的形象和处事行为，便认为朱德既不威猛，也不聪明，甚至什么能力都没有。殊不知太阳升到最高的地方便会下落，麦子成熟之后麦穗就会下垂，一个人的智慧、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不再求上，而是趋下，不再是逞强，而是示弱，不再事事精明，而是在许多事情上能糊涂就糊涂，不再是追求突出，而是趋向普通，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一个人内在高明到极致的时候，行为处事便会只求恰如其分，平平常常。所以老子也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朱德的淡泊自隐，不与人争，使他在世的时候未能得到他本应当得到的更大的荣誉，使直到现在的人依然对他存有轻视，但他的淡泊自隐，也使他非常幸运地相对平安地度过了晚年，而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才能、他的功绩，也不断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新认识。但所有这些生时死后之名，在他，应当并不是多么看重的吧！
1958年7月初，朱德来到兰州，兴致勃勃地攀登兰州的五泉山，非要鸟瞰市容不可。前往干佛阁的半路上，一座横在山道上的牌坊出现在朱德一行的视野。抬头望去，只见牌坊正面横书七个大字：“高处何如低处好。”
朱德反复琢磨：“这七个字意味深长啊！”
“后面还有七个字呢！”有人在一旁介绍。
“我们快去看看写着什么？”朱德兴致盎然。穿过牌坊，背面七个大字映入眼帘：“下去还比上来难。”
朱德笑了。
作者：金海军上将 回复日期：2010-06-11 14:35:52
不为挑拨，网上说总司令的文字很少很浅。
想想，tg的总司令，会是普通角色么？
作者：qiangzi8858098 回复日期：2010-06-11 16:58:09
作者：woodder 回复日期：2010-06-11 18:36:11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1 18:41:49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1 19:16:31
作者：牛魔大圣 回复日期：2010-06-12 15: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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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够一百回贴，开通只看楼主。
作者：plmijn 回复日期：2010-06-12 16:45:04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6-12 20:06:49
收藏了。
这两天刚好刚翻完顾则徐先生的《朱德别传》，对里面的不少问题正在翻看其他的资料。以后一定多来楼主这里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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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朱德别传》这本书，网上查了下，4月出版的，问了一下其他人，知道大陆已经有了盗版，以前总觉得老总被冷落了，现在看来关心老总的人还是不少的。
作者：jizhang9744 回复日期：2010-06-12 21:16:44
作者：大江奔流 回复日期：2010-06-12 21:35:36
从人情世故而言，楼主言之有理！
作者：ty无人 回复日期：2010-07-08 23:15:58
写的很好，也是改的很好！其实有些东西没有公布，公布了会更有力度！
作者：caijr2009 回复日期：2010-07-09 11:43:50
作者：bu6gu 回复日期：2010-07-20 16:12:47
作者：无耻2009 回复日期：2010-07-20 16:48:06
作者：上网易 回复日期：2010-07-20 17:26:28
参与天涯用户调查送红包
作者：叁柒贰拾壹 回复日期：2010-07-20 18:31:45
作者：郭银昌 回复日期：2010-07-20 20:56:02
作者：橘柚园主 回复日期：2010-07-20 21:56:02
作者：素心君子兰 回复日期：2010-07-20 22:36:06
-----------------------------------------一百万人参加！！！！请楼主再确认下人数，还有一处不敢苟同，朱德，刘少奇是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试问毛泽东让出的职位，是让比他大几岁的朱德接手还是让比他小几岁的刘少奇接任比较合适？
作者：素心君子兰 回复日期：2010-07-20 22:38:08
作者：素心君子兰 回复日期：2010-07-20 22:42:11
作者：我是老牛哥 回复日期：2010-07-20 23:01:15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7-22 22:59:35
湘南起义是以朱德为主，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起来的。起义以1928年元月智取宜章的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以依靠诱敌深入的策略、一个团彻底击溃许克祥六个团的砰石大捷掀起高潮，历时三个多月。参加了这次起义的共和国第一上将肖克说，“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
-----------------------------------------一百万人参加！！！！请楼主再确认下人数，还有一处不敢苟同，朱德，刘少奇是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试问毛泽东让出的职位，是让比他大几岁的朱德接手还是让比他小几岁的刘少奇接任比较合适？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7-22 23:09:27
湘南起义是以朱德为主，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起来的。起义以1928年元月智取宜章的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以依靠诱敌深入的策略、一个团彻底击溃许克祥六个团的砰石大捷掀起高潮，历时三个多月。参加了这次起义的共和国第一上将肖克说，“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
这是肖克的原话，注意：一百万人不是正规军队人数，也不是农军，是包括拿着铁锹、斧头、镰刀等武器的农民，这样的人当时是很多的，军队一走，这些人又散了。关于“毛泽东让出的职位，是让比他大几岁的朱德接手还是让比他小几岁的刘少奇接任比较合适？”当然，从年龄上说，从毛的意愿来说，都是刘少奇合适，如果刘少奇不合适，朱德推让就不是美德了，正因为刘少奇更合适，朱德的推让就是为国家着想，才显其美德。不过，从性格上，从威望和贡献上，朱德当然比刘更应当当国家主席。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7-22 23:23:56
总是高大全，这不符合历史！！！朱总司令的人格值得敬佩，可过分拨高就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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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章是用事实说话，是事实的评述，而不是写小说，所以您说的“过分拔高”似乎不符合事实。人都有缺点，这是肯定的，我在文中对朱德的缺点也有叙述，但本文（书）主要是就朱德与老子精神的相似来写的，当然主要突出的是朱德道德上的优点，也是为了弘扬朱德身上的道德，如果在描写优点的时候，总是要再扯上几句缺点，那就会影响本文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文（书）是对朱德身上的美德的由衷的赞美，感情的倾向性自然是要有的，如果是传记，当然就不能这样写了。——现在的人都热衷于挖大人物的阴私，揭露大人物见不得人的地方，这种事大家做的多了，我做做相反的事情，可能对人心、对社会，能有更多的好处吧。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7-22 23:40:31
尊朱贬毛这样的手法要不得，遵义会议何苦要请毛出来？请朱老总不就成了！大元帅除毛之外何人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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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尊朱贬毛的意思，仅仅是还原历史真相。湘江之战前朱德的军权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的，在遵义会议之前，朱德已经代替李德完全掌握了军权，所以，应当说朱德先于毛出来了，遵义会议后毛的出来，朱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也是朱德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党、军分开的，朱德不能掌握了军权，还要拿党权，而且在党政方面，朱德的资历并不很高，朱德要让毛泽东“出来”，是因为和毛的配合还是比和周恩来、博古的配合要好的，军事思想上两人是统一的，是合得来的。遵义会议后毛的重要性没有后来渲染的那么大，他仅仅是周的助手而已。——当然，他的实际作用要比名义上的地位要大，这是不容否认的。
作者：mylulu1979 回复日期：2010-07-24 00:26:27
作者：wudignj 回复日期：2010-07-24 11:16:53
作者：ty无人 回复日期：2010-08-14 15:12:19
作者：我在三里河 回复日期：2010-08-14 16:14:24
作者：mygism 回复日期：2010-08-14 17:39:44
作者：我是quyongqi 回复日期：2010-08-15 13:13:01
作者：劲方屋 回复日期：2010-08-15 14:54:15
作者：离落妖 回复日期：2010-08-15 18:39:54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16 23:49:48
愚蠢的楼主；当你们看看毛离开后，红军的糟糕状态，你们就知道是毛厉害，还是朱厉害。其实朱是有杰出才能的，但在毛面前，只有按常规办事的才能，真正出奇制胜的天才还是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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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网友，有所崇拜是好事，至少比否定一切要好许多，但如果因为崇拜一个人而抵制真相，那就可悲了。要明白一个道理：朱毛是一家，他们都是为工农服务的，肯定朱便是肯定毛，肯定毛便是肯定朱，无论对谁的肯定，都是对为工农斗争的事业的肯定；另外，肯定朱的军事才能，同时也便是肯定毛的政治才能，毕竟，朱是服毛的，不然，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把朱塑造成一个庸碌的“按常规办事”的人，也就证明了仅仅是机运成就了朱德，同时也就证明毛也可能仅仅是机运成就的，从而也就否定了毛！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17 00:19:49
好文章。哪里可以买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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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这位网友！如果想买书的话，可以跟香港明镜出版社联系，电话是:香港办事处—— (852)2547-5615 美国编辑部——(516)338-6976。如果他们不愿意寄单本书的话，可给我留言或发信息。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17 23:26:45
作者：g26j05l69 回复日期：2010-08-25 10:59:38
作者：聪明的爱吃鱼的猫 回复日期：2010-08-26 20:51:24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30 17:05:30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30 17:09:26
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史沫特莱记录了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长、抗战时到中国考察军事情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以前我只见过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徒，就是我父亲，他是公理会牧师。朱德应当算第二个。”
认为朱德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看法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认真对待。不过，仔细想想，朱德身上最明显的那些特征，如谦卑、宽容、仁慈、诚敬、自我牺牲、力行平等、俭朴自律等，难道不是跟基督教历史上的那些圣徒惊人地相似么？朱德一生的所作所为，不是跟《圣经》中耶稣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诲惊人地符合么？林肯也不是基督徒，但美国人还不是把林肯当作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来看待?显然，朱德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但这对于他作为“一位真正身体力行的基督徒”又有什么妨碍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卡尔逊是如何阐述他的理由的：
“我指的不是那些专唱赞歌、专说主恩的基督徒！我指的是那种献身于解放和保护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人——他并不自私自利，抓钱抓权，他力行的是兄弟之爱。”
1937年12月24日，卡尔逊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秘书的信中還这样谈到朱德：“朱德是个非常和善的人，他忠厚、直率，让人感到可以信赖。他是那种脚踏实地的人，十分谦和，不尚浮华，但在作战中却勇往直前。他坚持原则，却绝不诿过于人。”后来，卡尔逊在他的《中国的双星》中更这样评价朱德：“他具有一种崇高的性格。他绝对地无私、善良、耐心而又判断深刻。”
当然，卡尔逊将朱德和基督徒联系起来也并非偶然。朱德在山西洪洞指挥抗战的时候，附近一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特鲁丁格在朱德的要求下，曾托当时在八路军中考察军事的卡尔逊给朱德捎去了一本中文版《圣经》。朱德收到《圣经》后，竟然津津有味地阅读起来，使卡尔逊大感意外。
有句话叫做“万教归一”，世界上的宗教，种类繁多，但不管表面上差别多大，其实本质都是相通的。相对于基督教，朱德跟佛教的渊源其实要深得多。
1919年，朱德曾避难四川昭觉寺一个多月，与住持了尘法师结下深厚友谊，后每次回川，必去昭觉寺，并多次赠兰花等物予该寺。昭觉寺“应世人间”牌匾即朱德在滇军时与另一同事合赠。1921年到1922年间，朱德常去云南昆明昙花寺赏花下棋，与昙花寺住持映空结成莫逆之交。其间曾赋诗文赠映空和尚。映空对该文十分喜欢，将其刻在寺中石碑上。由此诗文，可知朱德对于佛理甚有通悟，绝非一般的了解。朱德有一些诗文，其中就包含着相当浓厚的佛教思想。北京广济寺能海法师曾是朱德在讲武堂的老师，五十年代，朱德曾拜会法师，畅谈往事，待以师礼。1936年长征路过藏民居住之地，朱德与五世格达活佛、七世诺那活佛都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1950年，格达活佛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自愿请缨去做达赖喇嘛的说服工作，不幸被英国特务毒死。解放后朱德去各地视察，往往喜欢抽空去名寺一游。成都文殊院的住持宽霖和尚是朱德的兰友。朱德视察成都时，只要有空，就到文殊院看望宽霖和尚。福州涌泉寺有一个“兰花圃”，其来历也与朱德有关。19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见过朱德之后，班禅曾对达赖说：“起初我以为朱总司令是位非常厉害的人，一见面才知道，他不像一位统帅几百万大军的将军，倒像一位慈祥的老活佛。”朱德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左路军长征路过四川甘孜时，在朱德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红军战士帮藏民收种庄稼、打扫院子，被藏民称为“菩萨一样的兵”，朱德也被称为“菩萨一样的司令”。海伦.福斯特曾说朱德“象一位入定的菩萨一样平和恬静。”在党内，朱德也有“大肚弥勒”之称。
上面的事实似乎让人觉得朱德更像一个佛教徒。其实，相对于基督教、佛教，朱德与道家本质上更为接近，不过，这种接近，倒不是朱德看过多少老庄的书，也不是朱德与多少道人有过亲密交往，而是因为朱德的性格与传说中的老子的性格惊人地相似，朱德的行为与老子的思想惊人地符合。
朱德曾有一首《和叶剑英同志〈过五台山〉》诗，诗曰：“五台高耸白云飞，天朗气清路不迷。世人觉醒何须佛，来自西天去自西。”这首诗，既是对佛教思想的体悟，也包含了老子顺应自然的思想。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宗教。朱德作为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抛开信仰的差别，其一生的作为，不但让人看不到与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些宗教有什么特别相悖的地方，反而让人感到与这些宗教有太多的一致，这似乎非常奇怪，其实，这也许是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万教归一”说法的实践的肯定吧。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30 17:51:00
隐士的第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一个“隐”字。人们所说的隐士，一般都独居于深山野林，或者其他比较偏僻的地方，其结果就是人们很难注意到他。隐居行为的一个实质，就是表现欲的极度弱化。人们生活在尘世中，一个根本的动力就是表现自己，在各个方面显示自己高于别人或者强于别人，从而获取人们的赞美，而一个人一旦隐居（指的是真正的隐士），就意味着这个人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了多少欲望。朱德性格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极少虚荣心，他一反一般人追求突出的做法，总是努力要让自己跟大家一样，没有一点架子。虽然共产党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要论真正在行为上体现这种思想的，在中国的共产党员中，有谁能比朱德做得更好呢？所以，朱德在性格上的朴实以及有意识地追求普通，本身就是一种“隐”。有许多关于朱德的有趣故事，讲的都是由于朱德没有任何架子，打扮上也跟一般战士完全无二，还经常做一些只有地位低下的人才做的事情，而被人错认或者认不出来，这些故事就是朱德成功隐身的最好证明。朱德虽然没有隐居，但隐居不过是一种形式，其实质和结果都跟朱德的自求普通没有二致。
隐士的第二个根本特征就在于这个“士”字。士在这里指的是有一定的学识或者比较突出的才能的人。如果一个非常一般的人隐居起来，人们或者会认为他不太正常，或者会认为他因为无能而致人生失意，总之不会去关注他，更少可能去赞美他。而一个有一定学识和才能的人隐居起来，人们就会认为他可能有高人一处的地方，因为他完全有能力享受足以让很多人羡慕的名利地位。所以，隐士的“士”的特征，指明了隐士的另一个实质就是：有资本获取或享受相当不错的、或者更好的名利地位，而放弃获取和享受。同理，一个普通人挑粮、纺线、种菜，挖野菜、捡粪，人们是不会去注意他的，而朱德作为一个总司令做这些事情，那就完全不同了，那就是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都难看到的奇事啊！延安时，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跟朱德接触了不多的时间，就惊叹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美国军官卡尔逊则说他“不抓钱抓权”。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赞美其他的领导人不抓权、没有野心呢？显然，朱德的地位有一定的特殊！那是在战争年代，朱德手握兵权，实力是在那里明摆着的，但是他却能甘居下位，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这难道不让人惊叹么？朱德在这里所显示的对于权力，对于名利的淡薄，跟那些隐居的隐士是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的。
隐士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最大程度地减少外求，而致力于内求。既然隐士对于名利地位这些外部的东西都没有多少兴趣，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这些方面的追求，那么他们追求的是什么呢？不外求，那自然就剩下内求了。朱德很早就对人的品德非常重视，年轻时在看《三国志》时就曾评价曹操道：“尚才不尚德，功成而民无生气矣。”“尚才不尚德，乱平而人心丧尽。”“功则有之，德则未也。”朱德最早由父母起的名字叫“朱代珍”，1906年20岁时，朱德自取名字“朱建德”，1909年又改名“朱德”。不管是“朱建德”还是“朱德”，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朱德实际上很早就把道德的完美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人生追求。而追求道德的完美，本身就是一个内修的过程。1943年，朱德在一次对部队的讲话中指出：“练兵必先练心”，便有类似之意。1947年，朱德在和杨成武谈工作时，对于为人处世也说了一些告诫的话，其中就有这么一条：“静坐当思己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戒，加以反省，纠正之，加以这方面之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这话朱德是告诫杨成武的，其实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一生都在实行的人生箴言呢？肖克怀念朱德的文章说：“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对不恰当的批评，甚至恶意诽谤，他都泰然处之。”朱德晚年经常对儿女和孙辈们说：“要想立身做人，首先要‘内无妄想，才能外无妄动’。”内是外之根，朱德的品德人所共仰，这也是他一生致力于内求或者内修的结果。那些隐居的隐士，通过远离人群来静心，来寻求道德的完善，不能说没有逃避人世苦难的意味，而朱德则是在人世的奋斗中，通过内修以达到道德的完善，反而无疑有着更积极的意义。
所以，朱德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隐士。这个隐士，虽然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隐居的隐士，但实在地说，他在许多方面比那些隐居的隐士更具有隐士的本质。许多人，当他们远离人群时，可以保持心灵的相对清净和行为上的相对纯正，然而，一旦当各种尘世的诱惑蜂拥而至时，他们可能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而对于朱德来说，处在他那个地位，权力、声誉、物质享受等方面的诱惑无疑比一般人要强大的多，但想想朱德的作为，难道我们不觉得老子所谓“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正是他的写照么？难道我们不觉得“大隐隐于市”正是对他的赞美么？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30 18:58:20
让我们先看看朱德1906年离开顺庆府中学堂时赠同窗好友诗中的一句诗：“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再看看朱德1909年辞去教职准备从军时所写的《赠诸友》：“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还有1916年朱德在护国战争中的纳溪之战时留下的诗句：“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物色风尘谁作主，唯看砥柱正中流。”另有1919年驻守泸州时所作的诗句：“博得勋名万古垂，轰轰烈烈不逶迤；雄飞志在五洲外，烈战功存四海陂。”最后再看看1926年朱德留学回国后不久赠好友的诗句：“身经沧海羞逃世,力挽狂澜岂为名。……锦绣山河坏虎狼,火热水深民望救；我欲回天力自强,安危度外不思量。”
这些诗句非常明白地表明了朱德在参加革命战争之前，就已经具有了急济天下、救民水火、刷新旧国风的冲天壮志，以及在国家危难时力挽狂澜，乃至作主风尘、万古留名的惊人自信。后来，朱德在回忆讲武堂学习生活时也曾说：“我一心一意地钻进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腹热忱，觉得中国青年可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改道。”
也许，人在年轻时都有一点狂妄，都有一点为某种事业献身的冲动。但是，看看朱德，二十岁刚刚出头，不用说没有任何功业，就连准备就学的云南讲武堂还都没有考取的时候，就敢在公开示人的诗句中宣称要“刷新旧国风”；在已过而立之年，仅仅是一个团长或者旅长的时候，就敢公开自许为国家民族的中流砥柱，甚至宣称要作主风尘，乃至万古留名；在已过不惑之年，手无一兵的时候，竟公开表示有回天之力，要力挽狂澜，救民水火；更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公开宣称“保证练一团人，就可以活捉蒋介石！”这样的志向，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口气，举国之内，甚至举世之内，能有几人？大凡伟大人物，在他们还很年轻甚至很小的时候，往往就对自己的能力以及将会成就的事业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伴随这种预感的，就是释放自己的能力和不顾一切为这种事业而奋斗的冲动，这种冲动之强烈，以至于让拥有它的人感觉它仿佛就是来自上天的命令，而自己则是上天派到人间执行这个命令的使者。这就是使命感！
在朱德身上，这种使命感是和道德感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在上面所举那些表现使命感的诗句中，也同样包含着强烈的道德感，譬如：“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锦绣山河坏虎狼,火热水深民望救”等。这类诗句，在朱德的诗词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对于朱德来说，假如事业中缺少了道德的支撑，那么，这种事业也就没有了多少意义。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唐继尧统治云南时，朱德为什么会在奉命驻守四川泸州期间情绪颓唐、牢骚满腹，甚至有“幸赋归来避市朝”的归隐之心了，也就不难理解朱德为什么此间在对一些古书的批注中，特别强调战争中“义”的重要性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朱德为什么后来会彻底弃绝众人艳羡的军阀生活，而走上出国求学的道路了。在朱德身上，这种融合了浓厚道德因素的使命感，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使命感”。这种道德使命感，在朱德早期的一句诗中表露无遗，即“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一方面，成就伟大事业的使命感，使朱德对于一般人所重视的那些名利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强烈的道德感更需要他减少和抑制对于个人名利的追求，此外再加上天性上的朴实，朱德对于名利的淡薄就显得异常突出。所以，朱德的隐士特征，即使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也不时地会显现出来。当然，对于“名”，朱德也是追求的，他曾在1919年写诗说，要“博得勋名万古垂”，不过，这种“名”，乃是为国家、为人类所建立的历史功勋的副产品，是后人赋予的，它不同于没有实际能力和贡献作支撑的虚荣或者“面子”，它不依赖于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评价，它是依附于实际贡献和道德上的正确性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朱德曾对彭德怀说过这样的话：“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可见，朱德这里所指的“名”，是与正确性，与“义”，与道德紧密相关的，为了这个“名”，他可以义无反顾地舍弃没有道德做支撑的个人事业以及建立在这个事业之上的个人之名，譬如作为军阀的事业和名声。所以，1926年朱德在赠友诗中又说：“力挽狂澜岂为名”。从“力挽狂澜岂为名”这句诗，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诗句以及后来的行为中，我们不难发现，朱德所追求的事业，根本上并不是追求个人功名的事业，而是拯救天下、救济苍生的事业，虽然这个事业也会给自己带来功名。所以，共产主义所包含的道德理想，正是他为之献身的一个根本原因。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30 20:21:55
说朱德“明哲保身”，显然是对朱德的误解。
解放初，作为在功勋、威望上与毛泽东基本并列的朱德，他应该怎么做呢？解放后曾任朱德警卫的管开智说：“他(朱德)还多次在一些重要场合讲，‘我们党只能以毛主席为核心，不能搞多中心！’”事实上，解放前，两个“万岁”的口号、“两个领袖”的说法、两像并挂的事实，难免会让人产生党内两个“中心”的认识。当然，两个领袖是历史形成的，是战时军、政之分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当战争结束，全国解放之后，“两个领袖”的状况显然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这样，在两个领袖之中，必然有一个必须向后隐退。朱德多次强调“只能以毛主席为核心”，便是自己主动隐退的表示，这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遵从“党领导军队”原则的必然结果。开国大典上，当许多摄影机的镜头紧紧对准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毛泽东的时候，离毛泽东较近的朱德从站立的前排人群中向后退了一步，使毛泽东处在了一个更突出的位置。——在建国后的政治舞台上，朱德也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
如果说，朱德愿意享受清闲的生活而不愿意多在工作上操劳，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毕竟，建更大的功、立更大的业，或者说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是所有人的梦想。但朱德要在政治上淡化自己的形象，突出毛泽东这“一个中心”，那他必须做的就是减少工作，因为工作往往就意味着使用权力，因为工作带来的一般总是威望和影响的增加。而且，如果他负责的重要工作过多，对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比较年轻的同事施展手脚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妨碍。无疑，朱德在政坛上的隐淡，包含着明显的有意识的因素，特别是在建国初期，从他开始所任的职位、从他请辞国家主席唯一候选人资格，都能明显地看得出来。事实上，朱德的这种有意识地淡出政坛，既包含着隐士式的自隐无名、乐天顺命，也包含着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兼济天下的自我牺牲，因为他的“隐”， 就是对年轻同事实现自我价值的贡献，就是对党内团结的贡献，从而也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
作者：fhz1201 回复日期：2010-08-30 20:54:42
其实，所谓超脱世事，所谓自隐无名，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多做点有益的事情，谁不愿意呢？况且这个国家的建立，有多少自己的血汗在里面呵！所以，虽然解放后基本上已经退居二线，朱德仍然辛勤工作，每年都用两到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深入到农村、工厂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然后给中央写报告，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特别是每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虽然年事已高，朱德也不比任何一个人操心更少。譬如大跃进，从1958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朱德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调查。在庐山会议之前及庐山会议上，朱德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讲话，批评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对大食堂、大炼钢铁表示怀疑以至否定，甚至说“大食堂即使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庐山会议前更直接要求某些地方的党团员带头从公共食堂中“退出去”。这在当时，在政治局七大常委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朱德当时对于大跃进的一些批判和有关言辞在当时看来可能比较过激，不过那都是因为对国计民生操心过切啊！庐山会议后，虽然朱德主持的人大几乎成了橡皮图章，难以产生什么重要的决议，难以发挥其本应当发挥的作用，但朱德仍然不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据《朱德年谱》记载，从1959年到1965年期间，朱德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年几乎都有一半左右时间在外地视察，除西藏、云南、宁夏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周恩来逝世后，当再一次需要人出头的时候，已经90高龄的朱德又开始拚命工作起来，即使在病危住院的那天，在医院的病床上还惦记着会见外宾，在去世（朱德1976年7月6日去世）前几天的八一建军节，还对秘书说：“我还可以批阅文件，你们可以到医院来找我。”据女儿朱敏的简单统计，从1976年２月到6月26日住进医院，4个多月中，朱德仅仅会见外宾就有18次！去世前40多天，90岁高龄的朱德还亲自登门拜访中央党校的成仿吾，跟他谈论《共产党宣言》的新译本，希望这个新译本的问世，能够帮助解决国内让他揪心的许多政治问题。去世的前几天，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病危在床的朱德还叮嘱来看望他的李先念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组长、从事朱德研究数十年的吴殿尧感慨地说：“我参加编写近150万字的《朱德年谱》新编本，对朱德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有所了解，感想很多。我感觉朱老总诸多高贵的品德中突出的一点是：在别人不干的时候，他决不退缩；在别人能干的时候，他决不争先。”
康克清和吴殿尧都表达了一个相似的意思：当需要他向前冲的时候，朱德最热情最无畏；当需要他后退的时候，他最淡泊最能忍。这正是济世的英雄热情与淡泊的隐士品性的奇妙结合！是啊，每当革命最困难的时候，譬如南昌起义失败后、长征时期（特别是张国焘分裂中央之后）、抗战中边区经济最困难时期，哪一次不是朱德象擎天巨柱一样将队伍或者解放区政权撑起来的？而在革命形势比较顺利的时候，譬如抗战后期、解放战争、解放后，当别人也可以胜任他一直从事的工作时，朱德便悄悄地隐身在了别人的后面。朱德的脸色是紫铜色的。紫色是最热的红色与最冷的蓝色的融合，朱德的性格、朱德的一生，也正是最火热的一面与最清凉的一面的奇妙融合。这种融合，使他在头脑最容易发热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使他在情绪最容易消沉的时候能够保持热情和信心；这种融合，使他在最容易发火的时候能够保持冷静，使他在最容易懈怠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上进的心；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每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都能以坚固的自信和热情带领部队度过艰难，转危为安，也使朱德每在党和军队出现分裂可能的时候，都能以冷静的态度使这种分裂尽可能地弥合无间；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总是能以一个温和的态度或者一个笑脸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大家头脑发热时给大家泼点冷水，在大家情绪低落时给大家鼓点干劲；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在作为世界关注的军队总司令的同时，又是普通一兵；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在被需要的时候，能成为最无畏的英雄，而在不被需要的时候，又能成为最淡泊的隐士；正是这种融合，使朱德作为英雄却最没有个人英雄主义，作为隐士却“从没有失败情绪”！
朱德身上的这种冷热相融的特殊品质，使朱德具有一种非凡的可靠性和稳固性，使他在任何时候，都象一座巍峨大山，或者一个中流砥柱，稳定着人心，稳定着革命队伍。
朱德，是一个一生淡泊的蓝色英雄！
朱德，又是一个一生济世的红色“隐士”！
作者：东邪西毒江南布衣 回复日期：2010-09-01 08:34:03
作者：marjune 回复日期：2010-09-01 12:15:57
作者：如果忘川 回复日期：2010-09-01 14:02:30
总感觉关于总司令文字少得远不能和他的功绩和地位相匹配，是官方刻意使然还是大家都忽略了？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了。
朱老总是温润宽厚的长者，一如他喜爱的兰花一样，淡泊名利，清香幽雅。或许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在后期逐渐淡出权力中心成为一种必然。
“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老总的功绩和地位，将会在历史中得到真正的还原。 小时候看战争片，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高超指挥，朱老总在旁边附和，那个时候就有点觉得奇怪，怎么这两下也能混个总司令；后来上高中了，也接触了更多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对能看到的所谓革命题材的影视产生怀疑；到后来上大学及毕业后走上社会，才完全了解了这么拍的原因，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搞个人崇拜。
朱老总，能担当这个位置，以及能和毛泽东同时挂画像，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历史总归是要还原的，起码会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的。
我也是这么个心路。可叹现在很多人还蒙在鼓里。死读那些死板的书。
作者：黄河清1 回复日期：2010-09-08 17:20:08
朱德自己运气不错，他以为大家都是如此。朱德任滇军混成旅长时，驻防泸洲，月薪两千大洋。两千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四十年代，在四川，五个大洋可以买头牛。因此他在泸州买了豪宅，将父亲、哥哥和两个弟弟都接来纳福。他自己的部队里就有军官培训班，于是他将两个弟弟送进了军官培训班，以便跟他一样走飞黄腾达的的路。后来跟班四川军阀开战，他父亲十分担心他两个弟弟的安全，朱德安慰父亲说：没事，你看我打了这么多仗，没负一次伤。但他弟弟却没他这好命，一仗下来，两个弟弟全部阵亡。他父亲气得再也不愿意在他那里住了，于是由他哥哥护送送回四川，走到重庆就含恨死去。
朱德相貌老实忠厚，象个四川民工，这个忠厚的相貌也给他带来了好运。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着残部辗转转移，一天住在一个庙子，国军突然围了上来，待发现时敌人已经冲了进来，混乱之中，朱德跑进厨房，拿了条围腰系在腰间，他刚从厨房出来，劈头就遇见一伙敌人，敌人一看，一个活脱脱的真资格伙夫，问他朱德在哪里，他胡乱指了个方向，敌人扔开他追了过去，他才得以从容地从后门溜之大吉。但朱德在滇军任职时照的照片，留着八字胡，杵着军刀，虎目圆睁。却是一个标准的军阀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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