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华润悦府怎么样:《国家的破产》------- 必然赖账的西方传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6 18:28:40
《国家的破产》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书，这个法国人名叫雅克-阿塔利，曾经是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首席顾问，近年又被萨科奇总统纳入智囊班底。西历2009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雅克-阿塔利评为“全球100位思想家”之一。罗列作者的简历并不是想拿洋人的名气、地位来压中国人，而是想指出，这位作者在西方社会代表了主流的声音。中国社会往往充满了对西方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如果有西方人批评西方社会或夸奖中国，某些中国人常常会说，那是西方非主流的少数人。例如，英国的李约瑟就被某些中国人如此定位，原因就在于李约瑟夸奖了中国。所以，我要突出《国家的破产》一书的作者雅克-阿塔利的西方主流精英的身份，是想通过他的这本书告诉中国读者：西方主流精英也认为——西方快玩不下去了。
《国家的破产》一书的核心，讲到了债务，尤其是国家债务。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猪四国”的危急局势，人们渐渐熟悉了一个词，叫做“主权债务”，“欧猪四国”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权债务”的危机。虽然现在出问题最明显的只是“欧猪四国”，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个个都有大量的主权债务，差别只在于主权债务的轻重不同而已。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从源头上讲述了当今国家主权债务的起源。在欧洲，它最初叫做公债，后来叫国债。主权债务的称呼更加专业点。
对于债务，其实可以从很普通的生活常识开始理解。中国人长期都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尽量不要借钱、不要欠债。中国人说要量入为出，不要寅吃卯粮，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对于高利贷要从两方面看。高利贷一方面是放贷者的大肆盘剥，另一方面也是阻止人们轻易借贷。因为，光讲“不要轻易借钱”的道理，人们未必都听得进去，用借来的钱大手大脚地花，短时间里真的很爽。但是，用高利贷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在现实利益面前，对借钱更为谨慎。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在常规的经济活动中，适当地借钱，是有生存空间的，过度了就会成为麻烦，并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应的，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是，借出钱的人，一般也都主张“救急不急穷”，对方临时有困难，借钱帮一下是可以的；长期困难，靠借钱帮助对方，不是办法。
中国传统的这种关于借钱的观念，对于欧洲的“公债”来说，其实并不适用。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欧洲“公债”的源头是统治者的一种敛财方式：“统治者……不能或不想向其臣民增收贡品或者税赋时，他会以个人的名义来借款”。这一结论揭示了“公债”的几项本质。一是，所谓公债最初是统治者出于个人愿望所借的钱，目的是弥补税收的不足。二是，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这一现象与中国的传统很不相符。在中国人的一般概念中，借入者一般是地位比较低的，或者，借入者与借出者，双方的地位差不多。在中国人这里，很少出现有权有势的人向穷人借钱的状况。中国传统与西方社会，为何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差别？
我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过一个观点：中国早就是平民社会，欧洲则长期都是森严的等级社会。欧洲的平民社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美国独立才初具雏形。在这里，我再用这个不符合“历史阶段论”的观点来解释一下中国传统与欧洲在借钱问题上的不同。如果在中国的平民社会，借入或借出，前提条件是双方自愿。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在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社会权利是一样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所以，穷人可以自愿借入，富人可以自愿借出，但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这就是中国古代很少出现富人向穷人借钱的现象。而欧洲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权利不平等，借入与借出的自愿原则，在欧洲等级制度下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大大降低。因此，有权有势的富人可以借助自己的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就是欧洲历史上国王、王子之类的统治者可以向广大低等级者借入的原因。
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多次提到犹太人。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的高等级的统治者发行“公债”向低等级者借钱，主要的对象之一，就是犹太人。欧洲统治者向犹太人大量借钱的现象，就是我所说的欧洲等级制度的结果。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没有地位，但被赋予一项基督徒看不起的工作，即放贷。犹太人没有地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方说，犹太人不能从事很多体面的工作，不能拥有不动产，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等等。由于基督徒把放贷看成是罪恶，因此，这一罪恶的行为，便交给“下贱”的犹太人去做，所以，犹太人就变得有钱。但是，犹太人不能买不动产，有钱也没多大用，于是，国王、王子们就经常向犹太人“借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权利的犹太人能不借吗？犹太人借出钱，能算是自愿的吗？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曾经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时候，其在奥地利的首脑也不能买房子，只能住在旅馆里。因为欧洲法律规定，犹太人不能拥有不动产。所以，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钱借给王室的时候，条件之一就是恳请国王，允许他们在首都奥地利买一个私人用的房子。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所谓自愿，建立在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之上。
有钱人向穷人借钱，几乎就是强迫的，是利用权势的结果。对此，我曾经举例说，它就好比黑社会老大到市场上对商户们说：今天不收保护费了，向每个人借100元。当制裁黑社会的公权力缺乏的时候，谁敢不借给黑社会老大钱？所以，富人向穷人借钱，是欧洲等级制度的产物，它的影响延续至今。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讲述了“公债”、“国债”的后续发展状况，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主权债务，也很有帮助。对照中国的历史，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本质上的差别。中国古代社会是平民社会，借入与借出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自愿，如果有人违反规则，不愿还贷，国家公权力作为维护信用、兑现承诺的手段，就可以强制执行或施以惩罚。所以中国人会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在欧洲则不同。比方说在等级制度下，欧洲国王向犹太人借的钱，经常就不还，或者以各种名义赖账。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利用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这就是在等级制度下，强权者向弱势者借钱的必然——它可以运用特权而赖账。在中国古代平民社会，这种状况不会合法地发生。
赖账多了会有副作用，下次再要想借、再想多借就会有麻烦。尤其是，欧洲最初的“公债”并非都是向“劣等”的犹太人借。因此，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指出：“战争……是统治阶级借款的主要借口，战利品仍然是他们主要的偿还方式。”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西方国家在他们“崛起”的历史上，经常用这种集资的方式发动战争，并以战利品来回报“公债”。这个现象说明，欧洲最初的“公债”并没有明确的、和平的投资对象，因此，利息作为“公债”的回报也很难支撑。它不得不靠战争来掠夺别人的财富，以保证“公债”这一方式能够延续。如果有人说这是制度的先进，那么，它就会遇到一个巨大的难题：当每个国家都以这种方式寻求“公债”或“国债”的回报时，世界会怎样？世界大战就是必然。因此，美国在两次大战之后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实际上就是这一欧洲传统的结果，即：美国不过是投资了战争，并从战争投资中获胜，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战争利益。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战利品回报“公债”的方式已经被冷冻，但毫无疑问，美国依然在享受投资战争的巨大红利。
《国家的破产》一书的作者是法国人。法国人之所以会比较急切地表达这个话题，是因为法国与欧洲其它国家的处境类似。用战利品来回报“公债”或“国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使得欧洲人觉得挖到了一个巨大的金矿，他们的“战利品”几乎源源不断地滚滚而来。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有一大堆战利品；从非洲也有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战利品越来越少的时候，满清时期的中国成为他们最后一个最大的战利品。所以，我很早就说过，当西方人抢劫了满清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块肥肉后，举目四望，再也找不到可供抢劫的战利品时，他们便自己打起来，自相残杀地互相抢劫，这就是短短的时间里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原因。长期、野蛮地靠抢劫战利品来回报“国债”，对于欧洲来说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来钱方式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他们大笔增加国内的福利开支，其实就是用战利品来回报国内民众债主。这也算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的回报之一，但毫无疑问，富人所得的回报更大。但是，当欧洲人两次互相厮杀、抢劫的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面对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用抢劫战利品来回报国内民众的方式已经从观念到制度化，即便战争结束也回不去了，不得不大笔增加开支。但是，抢劫战利品的方式至少暂时已经被冷冻了，最后一个获得战利品巨大红利的是美国，欧洲怎么办？面对巨大的福利开支，没有了抢劫战利品的红利回报，他们眼看就难以为继。这就是当今“欧猪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本质。虽然现在危机最明显的是“欧猪国家”，但是，法国等国家的情况也同样严重，很快就会步入“欧猪国家”的后尘。这是雅克-阿塔利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换句话说，没有了战争的红利，欧洲的制度是否还能延续？欧洲的“文明”国家，会不会彻底破产？用作者的话说：“最终只能在某一天（比我们想象的更快）被暴露出没有能力维持最基础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转，比如说：学校、意愿、军队、警局以及退休金的支付。”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过去很多人都说西方国家比中国发达是因为他们制度先进。但是，《国家的破产》一书表达出，这个号称先进的制度，已经明显看出无法维持、无法延续的迹象，那么，这个无法借鉴的制度，还是先进的吗？事实上，它当初的“先进”不过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地方可以抢劫。这就好比传销，在一开始，它也是“先进”的，能很快积累财富。但是，它需要无穷无尽的“下线”。当传销的“下线”很快到达极限时，它的“先进”就成为了诈骗，成为罪恶。西方国家“公债”、“国债”靠战争红利获得回报的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可以抢劫的时候，这个制度就完蛋了，连同他们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之类，都将一起完蛋。
这里有必要说说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是最后一个靠战利品收获巨大红利的国家，而且，这笔巨大的红利，至今仍然被美国享用。换句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像日本那样当年靠打败中国收获战利品的国家，很难再出现了；像纳粹德国那样企图向世界开战而把别人的战争红利变成自己的狂妄，轻易也不敢出现了。所以，美国享受着它的富裕，那是战争的战利品。但是，美国并不满足它的战利品。既然美国被描绘为最先进的制度，它一定就要成为最富裕。最富裕就要开支最大。然而，没有了新的战利品的回报，靠旧的战利品红利，美国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只不过程度比欧洲某些小国轻一点而已。于是，美国再次采用了欧洲统治阶级当年的做法：向穷人借钱。如果说美国制度比欧洲先进，在我看来，美国的先进就在于：欧洲当年主要是向本国穷人借钱，靠战争来还钱；而美国则是向世界穷人来借钱，尤其是向中国穷人借钱。当然，在欧洲也缺钱的时候，也把借钱的目标瞄准了中国。所以，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说欧洲和美国：“就像两个老**为争夺最后的嫖客而争吵”。
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扩张的文化。它的生存基础就在于必须时时刻刻地扩张，战争就是它最强有力的扩张手段。当扩张到头了，西方文化就结束了。而中国文化是相对封闭的、相对自给自足的文化，因此当西方文化扩张到头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回到中国文化，进入世界系统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地球只有这么大，这是我们的共识。由此，我们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那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那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只有一个地球，可以向谁借入外债呢？
然而，在这个结局实现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担心：当欧洲和美国都因为无法继续扩张而面临“国家破产”的时候，中国穷人借给美国富人的钱，结局会怎样？从欧洲文化的惯例和传统来看，它一定会赖账。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这就好比是当年等级制度下高等级的特权，这也成为它赖账的强大依靠。除非它还能以新的战争手段，获得更大的扩张、更多的战利品。当今世界，即便美国拥有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可供它进一步大肆扩张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基于必然赖账的西方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只是不知道，美国将以什么方式来赖掉欠中国穷人的钱。雅克-阿塔利说：“如果处置不好，就会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破产”。也就是说，它可能使美国和中国都破产。但如何才算“处置得好”？雅克-阿塔利在书中没有明确的办法。所以，当国家面临破产，世界陷入沉思，找不到解决的方式。西方所谓的“制度先进”，很快将成为风景优美的沙滩上，用沙堆起的美丽城堡，潮水一来，彻底完蛋。问题是，真的要涨潮了。
《国家的破产》一书的核心，讲到了债务，尤其是国家债务。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欧猪四国”的危急局势，人们渐渐熟悉了一个词，叫做“主权债务”，“欧猪四国”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权债务”的危机。虽然现在出问题最明显的只是“欧猪四国”，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个个都有大量的主权债务，差别只在于主权债务的轻重不同而已。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从源头上讲述了当今国家主权债务的起源。在欧洲，它最初叫做公债，后来叫国债。主权债务的称呼更加专业点。
对于债务，其实可以从很普通的生活常识开始理解。中国人长期都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尽量不要借钱、不要欠债。中国人说要量入为出，不要寅吃卯粮，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对于高利贷要从两方面看。高利贷一方面是放贷者的大肆盘剥，另一方面也是阻止人们轻易借贷。因为，光讲“不要轻易借钱”的道理，人们未必都听得进去，用借来的钱大手大脚地花，短时间里真的很爽。但是，用高利贷算一算账，人们就会在现实利益面前，对借钱更为谨慎。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在常规的经济活动中，适当地借钱，是有生存空间的，过度了就会成为麻烦，并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应的，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是，借出钱的人，一般也都主张“救急不急穷”，对方临时有困难，借钱帮一下是可以的；长期困难，靠借钱帮助对方，不是办法。
中国传统的这种关于借钱的观念，对于欧洲的“公债”来说，其实并不适用。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明确地指出，欧洲“公债”的源头是统治者的一种敛财方式：“统治者……不能或不想向其臣民增收贡品或者税赋时，他会以个人的名义来借款”。这一结论揭示了“公债”的几项本质。一是，所谓公债最初是统治者出于个人愿望所借的钱，目的是弥补税收的不足。二是，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这一现象与中国的传统很不相符。在中国人的一般概念中，借入者一般是地位比较低的，或者，借入者与借出者，双方的地位差不多。在中国人这里，很少出现有权有势的人向穷人借钱的状况。中国传统与西方社会，为何会出现这种截然不同的差别？
我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过一个观点：中国早就是平民社会，欧洲则长期都是森严的等级社会。欧洲的平民社会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美国独立才初具雏形。在这里，我再用这个不符合“历史阶段论”的观点来解释一下中国传统与欧洲在借钱问题上的不同。如果在中国的平民社会，借入或借出，前提条件是双方自愿。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在中国古代的平民社会，社会权利是一样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所以，穷人可以自愿借入，富人可以自愿借出，但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这就是中国古代很少出现富人向穷人借钱的现象。而欧洲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权利不平等，借入与借出的自愿原则，在欧洲等级制度下不起作用，或者作用大大降低。因此，有权有势的富人可以借助自己的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就是欧洲历史上国王、王子之类的统治者可以向广大低等级者借入的原因。
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多次提到犹太人。事实上，欧洲历史上的高等级的统治者发行“公债”向低等级者借钱，主要的对象之一，就是犹太人。欧洲统治者向犹太人大量借钱的现象，就是我所说的欧洲等级制度的结果。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长期没有地位，但被赋予一项基督徒看不起的工作，即放贷。犹太人没有地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方说，犹太人不能从事很多体面的工作，不能拥有不动产，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等等。由于基督徒把放贷看成是罪恶，因此，这一罪恶的行为，便交给“下贱”的犹太人去做，所以，犹太人就变得有钱。但是，犹太人不能买不动产，有钱也没多大用，于是，国王、王子们就经常向犹太人“借钱”。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社会权利的犹太人能不借吗？犹太人借出钱，能算是自愿的吗？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曾经提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时候，其在奥地利的首脑也不能买房子，只能住在旅馆里。因为欧洲法律规定，犹太人不能拥有不动产。所以，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钱借给王室的时候，条件之一就是恳请国王，允许他们在首都奥地利买一个私人用的房子。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所谓自愿，建立在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之上。
有钱人向穷人借钱，几乎就是强迫的，是利用权势的结果。对此，我曾经举例说，它就好比黑社会老大到市场上对商户们说：今天不收保护费了，向每个人借100元。当制裁黑社会的公权力缺乏的时候，谁敢不借给黑社会老大钱？所以，富人向穷人借钱，是欧洲等级制度的产物，它的影响延续至今。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讲述了“公债”、“国债”的后续发展状况，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主权债务，也很有帮助。对照中国的历史，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本质上的差别。中国古代社会是平民社会，借入与借出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自愿，如果有人违反规则，不愿还贷，国家公权力作为维护信用、兑现承诺的手段，就可以强制执行或施以惩罚。所以中国人会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而在欧洲则不同。比方说在等级制度下，欧洲国王向犹太人借的钱，经常就不还，或者以各种名义赖账。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利用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这就是在等级制度下，强权者向弱势者借钱的必然——它可以运用特权而赖账。在中国古代平民社会，这种状况不会合法地发生。
赖账多了会有副作用，下次再要想借、再想多借就会有麻烦。尤其是，欧洲最初的“公债”并非都是向“劣等”的犹太人借。因此，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指出：“战争……是统治阶级借款的主要借口，战利品仍然是他们主要的偿还方式。”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西方国家在他们“崛起”的历史上，经常用这种集资的方式发动战争，并以战利品来回报“公债”。这个现象说明，欧洲最初的“公债”并没有明确的、和平的投资对象，因此，利息作为“公债”的回报也很难支撑。它不得不靠战争来掠夺别人的财富，以保证“公债”这一方式能够延续。如果有人说这是制度的先进，那么，它就会遇到一个巨大的难题：当每个国家都以这种方式寻求“公债”或“国债”的回报时，世界会怎样？世界大战就是必然。因此，美国在两次大战之后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实际上就是这一欧洲传统的结果，即：美国不过是投资了战争，并从战争投资中获胜，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战争利益。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战利品回报“公债”的方式已经被冷冻，但毫无疑问，美国依然在享受投资战争的巨大红利。
《国家的破产》一书的作者是法国人。法国人之所以会比较急切地表达这个话题，是因为法国与欧洲其它国家的处境类似。用战利品来回报“公债”或“国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使得欧洲人觉得挖到了一个巨大的金矿，他们的“战利品”几乎源源不断地滚滚而来。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有一大堆战利品；从非洲也有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战利品越来越少的时候，满清时期的中国成为他们最后一个最大的战利品。所以，我很早就说过，当西方人抢劫了满清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块肥肉后，举目四望，再也找不到可供抢劫的战利品时，他们便自己打起来，自相残杀地互相抢劫，这就是短短的时间里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本质原因。长期、野蛮地靠抢劫战利品来回报“国债”，对于欧洲来说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来钱方式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他们大笔增加国内的福利开支，其实就是用战利品来回报国内民众债主。这也算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的回报之一，但毫无疑问，富人所得的回报更大。但是，当欧洲人两次互相厮杀、抢劫的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面对了一个巨大的问题。
用抢劫战利品来回报国内民众的方式已经从观念到制度化，即便战争结束也回不去了，不得不大笔增加开支。但是，抢劫战利品的方式至少暂时已经被冷冻了，最后一个获得战利品巨大红利的是美国，欧洲怎么办？面对巨大的福利开支，没有了抢劫战利品的红利回报，他们眼看就难以为继。这就是当今“欧猪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本质。虽然现在危机最明显的是“欧猪国家”，但是，法国等国家的情况也同样严重，很快就会步入“欧猪国家”的后尘。这是雅克-阿塔利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换句话说，没有了战争的红利，欧洲的制度是否还能延续？欧洲的“文明”国家，会不会彻底破产？用作者的话说：“最终只能在某一天（比我们想象的更快）被暴露出没有能力维持最基础公共服务的正常运转，比如说：学校、意愿、军队、警局以及退休金的支付。”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过去很多人都说西方国家比中国发达是因为他们制度先进。但是，《国家的破产》一书表达出，这个号称先进的制度，已经明显看出无法维持、无法延续的迹象，那么，这个无法借鉴的制度，还是先进的吗？事实上，它当初的“先进”不过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地方可以抢劫。这就好比传销，在一开始，它也是“先进”的，能很快积累财富。但是，它需要无穷无尽的“下线”。当传销的“下线”很快到达极限时，它的“先进”就成为了诈骗，成为罪恶。西方国家“公债”、“国债”靠战争红利获得回报的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可以抢劫的时候，这个制度就完蛋了，连同他们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之类，都将一起完蛋。
这里有必要说说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是最后一个靠战利品收获巨大红利的国家，而且，这笔巨大的红利，至今仍然被美国享用。换句话说，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像日本那样当年靠打败中国收获战利品的国家，很难再出现了；像纳粹德国那样企图向世界开战而把别人的战争红利变成自己的狂妄，轻易也不敢出现了。所以，美国享受着它的富裕，那是战争的战利品。但是，美国并不满足它的战利品。既然美国被描绘为最先进的制度，它一定就要成为最富裕。最富裕就要开支最大。然而，没有了新的战利品的回报，靠旧的战利品红利，美国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只不过程度比欧洲某些小国轻一点而已。于是，美国再次采用了欧洲统治阶级当年的做法：向穷人借钱。如果说美国制度比欧洲先进，在我看来，美国的先进就在于：欧洲当年主要是向本国穷人借钱，靠战争来还钱；而美国则是向世界穷人来借钱，尤其是向中国穷人借钱。当然，在欧洲也缺钱的时候，也把借钱的目标瞄准了中国。所以，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说欧洲和美国：“就像两个老**为争夺最后的嫖客而争吵”。
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扩张的文化。它的生存基础就在于必须时时刻刻地扩张，战争就是它最强有力的扩张手段。当扩张到头了，西方文化就结束了。而中国文化是相对封闭的、相对自给自足的文化，因此当西方文化扩张到头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回到中国文化，进入世界系统的相对封闭的环境。地球只有这么大，这是我们的共识。由此，我们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既无外债，也无内债。那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境界。那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只有一个地球，可以向谁借入外债呢？
然而，在这个结局实现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担心：当欧洲和美国都因为无法继续扩张而面临“国家破产”的时候，中国穷人借给美国富人的钱，结局会怎样？从欧洲文化的惯例和传统来看，它一定会赖账。美国拥有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这就好比是当年等级制度下高等级的特权，这也成为它赖账的强大依靠。除非它还能以新的战争手段，获得更大的扩张、更多的战利品。当今世界，即便美国拥有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可供它进一步大肆扩张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基于必然赖账的西方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只是不知道，美国将以什么方式来赖掉欠中国穷人的钱。雅克-阿塔利说：“如果处置不好，就会使债权人和债务人破产”。也就是说，它可能使美国和中国都破产。但如何才算“处置得好”？雅克-阿塔利在书中没有明确的办法。所以，当国家面临破产，世界陷入沉思，找不到解决的方式。西方所谓的“制度先进”，很快将成为风景优美的沙滩上，用沙堆起的美丽城堡，潮水一来，彻底完蛋。问题是，真的要涨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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