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珠研磨盘:最有资格评价毛主席的人

第一章：心路风景(4)
　　顺便，也谈起了诗词。
　　斯诺在他的新闻报道里说，毛泽东“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
　　毛泽东当时写给斯诺的，就是那首有名的《七律·长征》。
　　这首诗最早公开见诸文字，是在1937年４月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出版的一本叫《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书中。这本书的总编译王福时，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生。他后来回忆说，《七律·长征》是斯诺提供给他的。
　　一个月后，王福时陪同美国的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他当面赠送给毛泽东一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这样，毛泽东第一次读到了用铅字印出来的自己的诗作。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用英文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书里把这首《七律·长征》作为第五章的结束语。他说：“我用毛泽东主席─一个既善于领导征战又善于写诗的叛逆者─写的一首关于这次6千英里长征的旧体诗作为结尾。”
　　于是，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人们也知道了毛泽东是一个会写诗的红色领袖。
　　真正让世人领略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
　　那年，毛泽东在抗战胜利之初赴重庆谈判，不经意间把他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透露出来，结果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评述了这件事。
　　她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诗，“震惊了中国首都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历史，不强求每一位重要人物都具有诗人的才华，可是，历史更钦佩一位伟人具有创造风骚的手笔。
　　毛泽东创造风骚的手笔，不仅震动了重庆的文坛，更震动了十分敏感的政坛。
　　一桩笔墨韵事，陡然间转化成了政治斗争。
　　重庆的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有的甚至刊登谩骂式的和词。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说得是那样的透彻：“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谩骂归谩骂，敏感的国民党宣传部门十分清楚，一首《沁园春·雪》，使毛泽东及其主张在政治的天秤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他们私下组织一些舞文弄墨之士，试图写出一首超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之作，只得悻然罢手。
　　已经回到延安的毛泽东，看到重庆报刊上那些曲解生事之作，只说了一句：“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诗人，只是毛泽东诸多身份中并不那么重要的一种。
　　他有更多更大的使命意识，他有太多太大的事情要做。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看到了——
　　在乡间小道和农家小院，他率领一个小小的司令部，以运筹帷幄的战略智慧，导演了一出波澜壮阔的战争史剧。
　　在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他和战友们踏着古旧尘封的皇城砖道，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在百废待兴的日子里，他和战友们领导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振山河，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在战火烧到国门口的时候，他毅然决策，打了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抗美援朝战争。
　　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行程中，他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又艰辛地探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东西方冷战对峙和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面前，他始终警觉地关注着祖国的独立和安全，并在迟暮之年开创了崭新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在经历长期的外部封锁之后重又走向整个世界。
第一章：心路风景(5)
　毛泽东的最高理想和最大意愿，未必是想成为诗人。
　　但他的本性，他的素养，他的经历，特别是他的事业，却让他无可选择地成为了一个诗人。
　　中国的变化，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变化。
　　毛泽东的历史，何尝不是诗一样的历史。
　　毛泽东写诗，不单单是一种诗性的冲动，不单单是由于兴趣和爱好，甚至也不单单是因为他掌握了写诗的技巧。
　　写诗，是与他的生命和个性休戚相关的事实，与他的事业和追求相生相伴的形影。
　　历史，给了毛泽东罕见的激情。
　　历史的演变，给了毛泽东独有的创造和创作灵感。
　　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给了毛泽东非凡的写作方式—
　　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
　　华夏大地，高天厚土，仿佛是他笔下的纸。
　　黄河的水，长江的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
　　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中独到的平仄和韵脚。
　　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中卓绝的遣词和句式。
　　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飞翔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
　　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迷漫宇宙飘落飞舞的雪……
　　这千般风情，这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
　　每一首诗，似乎都成为了一次事件、一段岁月、一种激情、一个理想的形象见证。
　　每一首诗，似乎都洞开着一扇窗户，往里看，那里有风骚独具的个性情怀。
　　正是在和人民一道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顺便创造了只能属于他的诗。
　　这是一部史诗，真切地写照了在革命洪流中昂扬进取的人格精神。
　　这是一部史诗，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建设进程中的壮阔场面。
　　毛泽东一生奋斗，所以他一生有诗。
　　他的一生，十分自然地成为了诗人的一生。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政治家诗人。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
　　于是，一位外国朋友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国家。
　　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概是诗人最富有创造性和想像力的伟大作品！

第二章：“奇士”的青春(1)
什么样的岁月会在人生心路上刻下浓浓的痕迹？
　　人们会说，是青春的岁月。
　　什么样的故事会在人至晚年时深深地萦绕梦乡？
　　人们会说，是青春的故事。
　　青春的岁月所以刻痕最深，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段岁月中，无不信心百倍，壮怀激烈，一览无余地展露着生命的蓬勃活力。
　　青春的故事所以萦绕梦乡，是因为每一个有志青年，在这些故事里，预示着人生价值的不可限量，而整个人生的故事，也常常在青春行为里若隐若现地藏伏着序幕。
　　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毛泽东，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他根据“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个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
　　启事结尾化用《诗经》里的话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意思是鸟儿鸣叫着以寻求朋友，我也像古人那样呼吁，请兄弟们来帮助我。
　　结果只来了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
　　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
　　“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相约见面。
　　畅谈三个小时，双方以风流自诩。一种流脉千年的文化精神把他们牵在了一起。
　　兴奋不已的罗章龙当天晚上写了一首诗：“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长沙赋”，说的是汉代贾谊在当长沙王太傅时写的《治安策》。“楚屈平”，就是创作出《离骚》这部千古绝唱的屈原。
　　春秋战国时，湖南属于楚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文人骚客和爱国志士，都曾把他们的思想、情感、才华抛洒在这片土地上。
　　屈原、贾谊、李白、杜甫、范仲淹、辛弃疾、王夫之，他们的人格精神，融入这水光山色之中，形成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近代更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宋教仁，以至中国的近现代史如果缺了湘人，几乎不可想象。
　　在流浪行吟中，纵身跳入湖南汨罗江的屈原，以深沉激越的爱国主义、高风亮节的人格风范、上天入地求索理想的浪漫情怀，成为了湖湘文化的人格象征。
　　毛泽东刚上师范时，有一本听课笔记。一共46页，而前面的11页，都是用魏碑字体工工整整抄写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毛泽东还把《离骚》的内容，分段提要，写成了眉批。
　　如此追踪诗哲先贤，大概是屈原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怀激励着青年毛泽东，去鄙视随波逐流的世俗之风; 大概是屈赋的光芒照亮了诗国的天空，成了他汲取诗情和灵感的太阳。
　　和罗章龙订交后，他们时相过从，常作郊游。最快意的事情，大概是观览名胜古迹了。
　　他们来到长沙附近的拖船埠，那里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在那里拖过船。他们寻访了屈原住过的玉笱山、纪念贾谊的太傅祠，以及杜甫流浪长沙时在岳麓山住过的崇德寺、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旧址飞虎营……
　　寻访远逝的骚客先贤，青年毛泽东是在同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还是在抒抚古思今的感慨？
　　正是在山川名胜的游历中，毛泽东似乎感受着符合他性格本色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大概可以叫作诗文意气。
　　法国大文豪雨果说: 比大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心。
　　青春之心所以比天空更广阔，是因为拥有比天空更广阔的期盼、追寻、想象和情感。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邀了两个好朋友，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上路了。他们靠作点诗，写点对联送人，换几个钱，解决途中的食宿。按湖南旧时习俗，他们被称作“游学”先生。
　　在湖南安化县城梅城，发生了一件趣事。
第二章：“奇士”的青春(2)
　好吟诗作对，有点自命不凡的劝学所所长夏默庵，要试试来访的青年学生学问深浅，出了一个上联：“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即书属对，写出下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对得工整且不说，语中内涵，也让这位老先生有些不好意思，顿然亲近有加。
　　这次 “游学”，他们走了五个县，行程九百多里，历时一个多月。人在旅途的生活显然让毛泽东收获了比他期望所得还多的东西，同时也收获了一些诗句。
　　这些诗句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只是从他的朋友们的记载中，知道有这样一些联句——
　　“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云流千里远，人对一帆轻。”
　　“为赋新词强登楼。”
　　少年之作，在对景物的观览中，那视线还是青春的单纯，学子的轻松。
　　因为他的生命，还没有走进沉重的历史；他的个性，还没有融进困顿的现实。
　　当青年毛泽东的目光投向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我们看到的，便是另一种诗情，另一番意境了。
　　让人们惊讶的是，他留有手稿的第一首诗，便是长达40句的伤世感怀的五言古风。
　　那是1915年5月，毛泽东的同班同学易昌陶因病去世了。悲从中来的毛泽东，写了这样一首挽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在青春诗人毛泽东的感觉中，一阵飙风掀拂亡友的灵帐，好像天地为其悲泣。
　　好友早夭壮志未酬，活着的人们长歌当哭，以青碧的群山来试试自己的长剑如何。诗人与亡友有共同的报国之志，诗人的惆怅像长天江水一样绵绵不尽，混茫一片。
　　诗人为何这般惆怅？因为“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这两句，正是全诗的“诗眼”。
　　对此“诗眼”的最好注脚，是当时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
　　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政府竟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震动。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将国内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为《明耻篇》。
　　毛泽东在封面上愤然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同窗好友易昌陶恰巧就是这个时候病故的。
　　易昌陶的去世，使毛泽东更牢固地树立了一个信念: 强健体魄，对于人生奋斗，对于报国济世，有着重要的前提意义。
　　青年人都崇拜英雄。
　　毛泽东阅读了恺撒、拿破仑、彼得大帝、俾斯麦这些外国杰出人物的传奇故事，生命深处似乎洋溢起无比的兴奋和震颤。
　　毛泽东目睹了中国政治舞台上接连不断的军事角逐，生命的力量和体魄，似乎是施展抱负的根基。
　　《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一个颇为新鲜的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第二章：“奇士”的青春(3)
　　毛泽东列举大量中外名人事迹，说他们之所以成就大业，都是因为身健气雄之故。令他期期向往的，是那些尚武的先贤，勇烈的壮士，洒脱的剑客，因为他们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猛烈”和“不畏”。
　　说到做到的毛泽东，潜心实践着他的这个信念。
　　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擦身。
　　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
　　江水滔滔，他去搏击风浪。
　　他甚至琢磨出一套强身健体的运动体操，四处推广。
　　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
　　志虽然人人都有，但可在格调上见出高低。
　　青年毛泽东之志是远大的，奇特的。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是他当时在日记里写下的人生箴言！
　　他常对人说: 丈夫要为天下奇，即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
　　他把此话当真，此话也果然成真。后来的实际情形，无论是人格气质，还是功业贡献，都是如此。
　　青年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为“奇士”。
　　同学们感叹他的行为之奇，胆识之奇，志向之奇，甚至也感叹他写诗作文的“戛戛独造”之奇。
　　在“奇士”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是一群生活在浓烈的精神氛围中只顾大思大想的青年。
　　他们甚至不食人间烟火。
　　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曾回忆过这样一个细节——
　　“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和这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决定一个人的本质和生命的理想，总是以充满神秘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心中。当他走出童年时，它就在他的心中发芽了，当他以青年人的热忱追求历史的真、社会的善、心灵的美的时候，它就已开花结果。
　　以后的收获，事实上都取之于生命之树在春天的萌芽。
　　毛泽东和他的青年伙伴们成立了一个决心要“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社团，叫“新民学会”。
　　成立会上，“纵宇一郎”罗章龙赋诗高歌——
　　他说：“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这是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有着舍我其谁、行高于众的人格气象。
　　他说: “庄严公约在，掷地作金声。”这是一群在中国大变动前夜孕育出来的佻不拘、立于天地之间大喊大叫的热血青年。
　　化用今日青年唱的歌词，仿佛是：要想就想它个透透彻彻，要做就做它个轰轰烈烈; 想喊就喊它个倒海翻江，想唱就唱它个荡气回肠。
　　生逢国难当头的岁月，“奇士”们的青春，是何等耀眼。
　　让人生的青春融入扶危救国的“新民”，又是那般灿烂。
　　节假日，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相约到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步韵唱和。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晚年还不时回忆。
　　这个团体的许多人物，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青春的聚散，犹如人生的云朵。这一朵云和那一朵云，在时代之风的吹拂下相聚了，又在时代之风的支使下分开了，各自带着往事的回忆，各自带着远大的抱负。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罗章龙准备赴日本留学。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他壮行。
第二章：“奇士”的青春(4)
　　这是三年前毛泽东和罗章龙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旧地重游，旧地送别，当年谈论屈原、贾谊的诗文意气，又平添了新的抱负。
　　毛泽东为此写了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虽然不免有历来送别诗的伤感词句，但更多的是自发的豪情和相互的勉励。诗开篇便是开阔的景致，造出明朗高华的气韵。接着，以屈原、贾谊这些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先贤来自喻和喻人，以湖湘地灵人杰的文化土壤来自励和励人。
　　这使人联想到毛泽东经常光顾的岳麓书院门前那副对联——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诗人还鄙视那些昙花一现的碌碌诸公，俯视沧海横流和纷纭世事，一派斯人当大任的雄心壮志。
　　志，犹帅也。它统摄着人的灵魂和生命，它支撑着人的胸襟和抱负，它规划着人的行踪和轨道，它孕育着人的气度和才干，它预示着人的发展和成就。
　　志之大小，总是决定着作为的大小。不能设想一个没有“鸿鹄之志”的人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
　　没有“胸中日月常新美”的人格之志，何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中国之志，以致“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世界之志？
　　志，在毛泽东的探索和追寻中，后来成为了主义之志，信仰之志。
　　不久，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了。他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学生时代，此后，他再也没有进学校读过书。
　　这年，他25岁。
　　最绚丽的生命状态是“含苞待放”的时刻。
　　这时，生命的内在活力开始完成空前的凝聚。
　　这时的生命，因美好而格外短暂，因短暂而格外美好。
　　“鲲鹏击浪从兹始”！
　　在诗意的想象中，既为一段生命历程划上了句号，也仿佛是历史女神为他们这群青年施展抱负拉开了帷幕，必须以大智大勇的心力，作一番激动人心的演出。
　　生命之花的初期开放，是值得赞慕的。
　　它的“欲放难含”而又“放而难束”的景象，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还有久久难舍的留恋。
　　一年后，沐浴着五四大潮的毛泽东，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他曾这样回忆学生时代的青春意气——
　　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
　　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芳。
　　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
　　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
　　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
　　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
　　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这是青年毛泽东曾经唱过的湖南学生运动曲的歌词。
　　1919年8月，他把它发表在自己编的《湘江评论》上面，还说：“最足令人留着印象的，就是学生运动曲高唱入云的悲壮声音……。”

第三章：月亮吟(1)
　　初恋，是人生最为珍贵，也最富有诗意的情感经历。
　　在情人眼里，河床上总是流淌着如梦如幻的清波，清波里总是倒映着绿得发亮的垂柳，垂柳下总是生长着如诗如画的花草，花草间总是旋转着金黄的太阳和银白的月亮。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萌发的爱情，也是这样地充满着诗情画意。
　　爱情是在一片冰雪的世界里开始的。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作过这样的回忆—
　　“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 ‘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和毛泽东一道享受这些美景的，是一位18岁的姑娘。他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正是在北京的公园和名胜一同观赏冬春景色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
　　作为书香门第的闺秀，杨开慧生活在高尚和浪漫的爱情理想之中。
　　她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也是那样地富有个性。
　　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坠入爱河的杨开慧，是一位新青年。她虽然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因为她“不要人家被动地爱”她。
　　结果，两位在五四思想解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常常被深沉而含蓄的爱情表达方式所困扰。
　　杨开慧后来回忆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爱情成为了甜蜜而痛苦的心理感受。
　　特别是在离别的时候，在孤夜独处，地上那双星星般的眼睛和天上无数眼睛般的星星深情对视的时候，毛泽东的情丝是那样的深沉、缠绵，似乎轻轻一拨，就能响起动人的心曲——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寡情未必真豪杰，眷爱更为大丈夫。
　　这首缠绵悱恻、柔情爱意的《虞美人·枕上》，是1920年冬天因为一次短暂别离时写给杨开慧的。
　　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惟一的一首纯粹写爱情的作品，惟一的一首属于婉约格调的作品。
　　社会背景在诗中淡然远去，惟有“我”在夜晚的相思，在拂晓的所见，而所见更引起相思，恰如李商隐《无题》中说的，“一寸相思一寸灰”。
　　对不大用笔墨表达爱情的毛泽东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
　　他曾是青春诗人，在青春时节却没有爱情之作。
　　如今已近而立之年，过了青春时节再来讴歌爱情，或许更见其执著的性情。
　　毛泽东没有独享这爱情的特殊感受。他把这首词抄给了杨开慧，而自己则把它保存了一辈子。
　　晚年又把这首词翻出来，作了几处修改。1961年，又书写下来交给身边的卫士张仙朋，希望他好好保存。
　　诗人的爱情故事，还在延伸。
　　1920年冬天，杨开慧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不坐花轿，不备嫁妆，没有媒妁之言，“不作俗人之举”，自由地和毛泽东结了婚。
　　不久，毛泽东辞去了教职，把家搬到了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行踪不定的职业革命家。
　　除了肩负起全部家务之外，杨开慧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把全部的依恋和寄托贯注到毛泽东身上。在繁忙之余，面对孤灯幼子，杨开慧难免生出惆怅之情。而毛泽东的生活节奏太快，太强，似乎有些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第三章：月亮吟(2)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又要离开长沙，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此行色匆匆，使三年的夫妻生活离多聚少。
　　革命与爱情，事业与家庭，无疑是经常困扰夫妻间的话题。
　　是呵，前者和后者，犹如太阳和月亮。
　　没有月亮辉映，太阳也会忧伤。
　　因为太阳照耀，月亮才会发光。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清水塘边的小道，夫妻俩不知走了多少回。而这天拂晓的送别，清冷的天色，清冷的弯月，清冷的水塘，清冷的草路，再加上妻子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此情此景，毛泽东实在忘怀不了。
　　于是，一首《贺新郎·别友》就这样从心底里涌了出来——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重感慨，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山欲坠，云横翥。
　　如果说《虞美人·枕上》说的是“昵昵儿女语”，这首词却明确表示“不为昵昵儿女语”了。哪怕是在茫茫世间做漂萍般的“天涯孤旅”，也要割断绵绵情丝。
　　说得比较含蓄，革命家的情愫，却是一目了然。
　　但是，词的上半阕又分明是地道的“儿女语”，分明是夫妻间难舍的人间知己情，诗人甚至把一些不快的误会和私房话也写了出来，希望妻子把误会化作过眼滔滔的云和雾。
　　健笔写柔情，婉约透豪放。
　　没有脂粉气，却是情意长。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圆，哪一个更亮？”——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
　　在这首《贺新郎·别友》里，革命和爱情，太阳和月亮，交相辉映。你已无法剥离出，哪是革命的太阳，哪是爱情的月亮。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首词。
　　在延安的时候，他曾读给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听，使后者当即认定他是诗人。到了晚年，他多次修改这首词，一直到1973年。
　　上阕结尾“重感慨，泪如雨”，改为了“人有病，天知否？”
　　下阕结尾“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爱情之歌融化进了革命的涛声。
　　月光融进了阳光。
　　正是为了去拥抱革命的太阳，1927年8月下旬，一个朦胧的夜晚，杨开慧站在长沙板仓杨家后山的棉花坡上，再一次目送着穿一身灰色长袍却要去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渐渐远去。
　　结婚7年，留下3个孩子，大的才5岁，小的才几个月。杨开慧肯定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在离别中，毛泽东驰骋疆场，成了马背诗人。
　　在离别中，杨开慧坚持地下斗争，抚育孩子，在孤灯长夜里，伴着那流泪的烛光，写下她独特的心曲——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个晚上的时辰。”
　　四处转战的毛泽东，四处托人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他甚至给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毛泽东随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
　　杨开慧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
　　每天在相思中掰着指头度日的杨开慧，迎来了毛泽东的生日。1929年12月26日这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第三章：月亮吟(3)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
　　“思君如夜烛，剪泪几千行。”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
　　不眠的冬夜，本来就有诗人气质的杨开慧，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他们终究没有重逢。
　　1930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湖南军阀何健把杨开慧抓了起来，对她说：只要你宣布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你。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
　　她被敌人杀害了，只有29岁。
　　杨开慧牺牲前，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毛泽东也说了一句话: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他借用的是《诗经》里的话。
　　似乎早有牺牲的准备，杨开慧把自己写的那首题为《偶感》的诗稿和题为《自述》的回忆散记，藏在了长沙板仓镇杨家老屋墙壁的砖缝里。直到1983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人间。
　　这已经是被岁月浸蚀得斑驳残破的手稿。
　　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或许还没有相应的心境把自己的怀念之情转化成诗。等他有相应的心境赋诗悼念的时候，诗情却已经转到另外一路了。
　　1957年1月，《诗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18首诗词，杨开慧的中学同学李淑一读后，想起曾看到过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她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全词，还给毛泽东寄来自己1933年听说丈夫柳直荀牺牲时，结想成梦、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李淑一的这首《菩萨蛮》，和杨开慧牺牲前留下的那首《偶感》诗稿一样，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思念。
　　都是阳光下的月亮之歌。
　　读到李淑一的信和词，毛泽东没有把《虞美人·枕上》抄给李淑一。但李淑一的词，却在他的内心世界激起难以平息的涌潮。他虽然没有读到杨开慧生前想念自己的诗，但却完全可以体会到杨开慧当时的思念之情。
　　在回信中，毛泽东径直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并嘱李淑一“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表达“感慨”的特殊方式。正是李淑一的《菩萨蛮》，激起他的诗情，写下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追念亡妻杨开慧、亡友柳直荀，已经没有了《贺新郎》的断肠凄清，更没有《虞美人》的孤愁缠绵。有的则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来，升华了。杨开慧和柳直荀，已融进了另一个概念—为革命献身的忠魂烈士。
　　他们以羽化成仙的形式获得了永生。他们来到了美丽的天上月宫，那个被罚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砍桂树的吴刚老头，也要折腰向他们奉献上好的桂花酒; 那个偷吃仙丹跑到月宫却永失欢乐的寂寞嫦娥，也翩翩起舞来欢迎他们。
　　毛泽东还想象，忠魂烈士仍然关注着、牵挂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当传来革命胜利的消息，二人竟洒下如倾盆大雨的泪水。忠魂烈士快慰了，毛泽东思念伴侣的情感也深化了。
第三章：月亮吟(4)
　　爱是个人感情，却对应着整个世界。
　　人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
　　毛泽东并非刻意地藉爱情抒写政治，也不是刻意地用政治比喻爱情。
　　因为个人与世界的必然对应，他把爱情提高到了政治，升华为历史。
　　同毛泽东私交颇厚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在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曾当面问他：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杨”？
　　毛泽东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1920年的《虞美人》，1923年的《贺新郎》，1957年的《蝶恋花》，即使不能说是毛泽东一生关于爱情的全部咏唱，至少也构成了他的爱情之歌的最强音符和主旋律。
　　这三首写给杨开慧的作品，都寄情于月亮—
　　“一钩残月向西流”，“照横塘半天残月”，更有那长空明月，“嫦娥舒广袖”。
　　月亮的清辉，月亮的清朗，月亮的清美，月亮的清纯……
　　月是恋人心，月是故人情，它是那般的绮丽忧伤，它是那般的高尚脱俗……
　　这三首写给杨开慧的作品，都抛洒了眼泪—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重感慨，泪如雨”，更有那“泪飞顿作倾盆雨”。
　　丈夫有泪即可流，只因到了动情处。
　　天地有阴阳，人性有刚柔，思绪有情理，声容有哭笑。
　　真正好的爱情诗，何尝不是月光下的吟唱，何尝不是由血与泪、歌与哭、爱与情串连凝结起来的呢？

第四章：问乾坤沉浮(1)
　前些年有部电影，叫《毛泽东在1925》。影片说的是那年春夏，主人公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故事。
　　当时，32岁的毛泽东踩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回到家乡。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革命阵营，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官”了。
　　韶山一带掀起了红红火火的局面。
　　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和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平粜除米，阻谷出境，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了偏远的乡村。
　　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反对国民革命，一心要抓革命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幸亏有好心人通了消息，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
　　然而，电影的结尾，却是让毛泽东乘坐小船离开了韶山。韶山本不通船，创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这样的结尾，也许正是要突出毛泽东的诗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 长沙。
　　这首《沁园春·长沙》，就是在长沙旧地重游时写下的。
　　风物依旧的长沙，五载读书生活时的景致历历在目，可世势全然大变。过去的狂放和岁月的流逝，眼前的峥嵘和社会的生机，还有未来中国的寥廓和希望，都一股脑儿地涌上诗人的心头。
　　上阕写充满朝气的万物气象。一个“看”字，写尽明丽高远的秋天景色。
　　枫林如火，深寓着他火热的革命家情怀; 万类霜天，寄托着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和追求。
　　下阕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一个“怅”字，道出了无尽的苍凉和想象。
　　青春岁月，摆脱不了的回肠荡气；指点江山，从昨天延伸到今天的英雄本色。
　　在迎送岁月的时候，人们在创造生活，有的人，同时会创造历史。
　　熟悉的往事逐渐远去。陌生的现实和未来正步步逼近。
　　这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和争相前行的大小船只，诗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平添出异样的严峻。
　　是呵，就像辽阔的天空和水面，任人角逐，但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在人类斗争的风浪中，又是谁能够游到胜利的彼岸呢？
　　诗人的耳边，或许回荡着他五年前在《湘江评论》上敲响的黄钟大吕——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是一个喜欢提出问题的人。
　　他常常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向世界发出各种各样的提问并寻找答案。他的追问，有时是诗人的，有时是政治家的，有时是哲学家的，有时是革命家的。有时，则兼而有之。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果说还是有几分书生意气的豪言壮语的话，那么，《沁园春·长沙》，则以一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告别了过去，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此，一心要扭转乾坤的诗人毛泽东，开启了以更加具体沉实的责任感为基本旋律的创作时代。
　　1963年编选《毛主席诗词》时，他特意把这首《沁园春·长沙》选为开卷之作，足见这首32岁之作的分量。
第四章：问乾坤沉浮(2)
　　诗人还解释说：“怅寥廓，说的是在北伐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正是在广州，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沫若
相遇了。
　　一个是未来的旧体诗大家，一个是已经风靡文坛的新诗领袖。
　　他们的见面，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而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的牵连。
　　在郭沫若的记述中，毛泽东当时是一派白面书生的形象：
　　“到了祖涵房家里，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 ‘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很低而娓娓，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太低，加上我的耳朵素来有点背，所说的话实在连三成都没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得的，所说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
　　广东的现状是，刚刚发生了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李芝龙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让毛泽东焦虑忧心的现实课题。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政治家。
　　或许是得益于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收获，在广州，毛泽东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是四卷雄文中开篇的第一句话。
　　革命是要有资源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愿意革命的人。
　　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诗人，还是政治家，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中的根本问题有一种独特发现、直觉洞察和深刻把握，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
　　毛泽东当时最大的发现和洞察，是把亿万农民当作革命最重要的朋友。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26年11月，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然后他一路西进，赶赴武汉。
　　这时候，革命已开始成为一个沉重的时代话题。
　　1927年3月，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在武汉做出了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经典描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果然，一进入1927年4月，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
　　掌握枪杆子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不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杀害。
　　形势骤变的革命，波谲云诡的政治。
　　一切都在充满信心地做，但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一场劫难就要来临。
　　这就是1927年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不到明媚和灿烂的春天。一个让毛泽东感受着阴沉和压抑的春天。
　　他陷入沉思。禁不住像历代迁客骚人那样，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蛇山丛中的黄鹤楼。
　　传说一户姓辛的人家在蛇山上卖酒，接待了一位道士。这个道士喝得高兴，随手用橘皮在墙壁上画了一只黄鹤。从此，每有客至，黄鹤便翩然而下，临风起舞，这户酒家很快便兴旺起来。十年后，道士重返故地，见辛氏已成巨富，便吹起玉笛，骑着这支仙鹤远去了。
　　从此，便有了这座黄鹤楼。
　　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慕名登临，赋诗吟唱。唐代的崔灏、李白、白居易来了，宋代的苏轼、陆游也来了。
第四章：问乾坤沉浮(3)
　　崔灏在这里写下了千古名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天才诗仙李白到此，看到这副题诗，摇头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毛泽东，也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来了。
　　黄鹤楼头，鹤去楼空。
　　黄鹤楼下，江山依旧。
　　江山依旧，却已时过境迁。
　　时过境迁，已是山雨欲来。
　　国民革命的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
　　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毛泽东胸中浸漫着。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
　　于是，人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寻问与呼喊——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写得最压抑和凝重的一首。几乎不用多解，只要体会“茫茫”、“沉沉”、“苍苍”这几个叠词，更加上一“莽”一“锁”二字的选用，便不难体会诗人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沉重。
　　大革命失败前夕的险恶危机，纷纭杂沓的历史事件，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似乎都没有写进诗里，但作者的心情已经把它们包裹其中。
　　是呵，站在黄鹤楼上，极目所见，“九派引沧流”的浩荡长江横亘东西，一线如悬丝的京广铁路纵贯南北，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地理坐标。
　　诗人伫立的黄鹤楼，正处在这南北东西的交汇点上。
　　在这里交汇的，不光是南北东西。革命与反动，胜利与失败，历史和未来，似乎都在这里交汇了。
　　“心潮逐浪高”的毛泽东，思考着革命的前途。
　　“剩有游人处”的黄鹤楼，见证了这一历史关头。
　　毛泽东后来在注释这首词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说: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从1925年秋天在长沙满怀豪情问一声“谁主沉浮”，到1927年春天欲说还休“把酒酹滔滔”，画出了毛泽东在大革命洪流中的一条心灵曲线，这是一条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明快自信，到“沉沉一线穿南北”的苍凉凝重的曲线。
　　1927年5月21日，一个叫许克祥的小军阀，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就把湖南看似强大的农民运动彻底摧毁，把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力量全部打入地下。
　　这就是“马日事变”。
　　正是“马日事变”，让“心情苍凉”的毛泽东重新去理解“谁主沉浮”？重新去思考“出路何在”？
　　主宰沉浮的出路何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一语惊天下。
　　他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说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一个根本没有想到摸枪的人，一旦从教训的血泊中爬起来，可能比谁都更强烈地把枪杆子看作命根子。
　　“八七”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谢绝了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安排。他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愿意上山下湖，去结交绿林朋友。
　　这是诗人习惯的诙谐幽默之语，但同样也是革命家的严肃而独具慧眼的政治表态。
　　因为只有带着武器“上山下乡”，才是挽救革命的“突围”之路。
　　当时的中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
　　自幼熟悉《水浒传》的毛泽东，特别喜爱那些扯旗造反，啸聚山林，纵横江湖的绿林英雄。
　　后来果然走上这条道路的毛泽东，特别喜欢宣传《水浒传》带给历史的一个深刻启示—逼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