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市卫计委官网:黄克诚：爱“唱反调”屡被罢官

　　“在开国将领中，父亲恐怕是因‘唱反调’被罢官或降职次数最多的一位。”他曾竭力反对“肃反”运动，差点送命；庐山会议时在高压之下支持彭德怀，向“左倾”思想叫板，被打成“反革命”。而就是这样一位多次向毛泽东直言的老“右派”，在文革后站出来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黄将军逝世后，妻子唐棣华卧病在床写挽联，其中有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对将军的曲折一生做了最精确的注解。

　　“干革命不能学水泊梁山那套”

　　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革命活动陷入白色恐怖。南昌起义之后，中共召开“八七会议”，确立武装斗争的方针。

　　当年10月，黄克诚回到家乡湖南永兴县，传达省特委的暴动指示。在一次会议上，他出于对时势的审慎考虑，劝告革命分子不要急于行动，当场遭到强烈反对，首次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在具体部署时，黄克诚的建议被采纳。

　　新年过后，湘南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永兴，黄克诚等人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暴动，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仅仅十几天的时间，武装队伍就发展到3000多人，黄克诚任党代表和参谋长。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黄克诚再次陷入忧虑。

　　“上级提出‘焦土战略’，命令部队大烧大杀，不但要烧掉县城衙门和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将道路两边的所有村庄烧毁，目的是阻止敌人的追击。”

　　当时不少农民还居无定所，听到要烧房子的消息后，都有很大意见。黄克诚的哥哥将农民的心声传达给了他，表示即使是土豪的房子也不应该烧，可以分给穷人住。黄克诚本来就抵制这一政策，听到哥哥的一席话，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永兴县一次讨论会上，他难抑愤慨，站起来说：“烧房子的做法是水泊梁山那套，会不得人心，我们干革命的不能学。”新任的县委书记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嗓门吓得一愣，立即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你不赞成，你说的算？就让你负责烧县城，看你烧不烧。”黄克诚还是拒绝执行。

　　“不烧的话就处分你。”压力之下，黄克诚没有再反驳，只好服从。不过，他随即想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父亲只指挥部队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地去烧，大部分住房和商店还是保留了下来。”而此时，附近其他县则按照上级的指示，统统把县城付之一炬。

　　反“肃反”秘密保护同志差点送命

　　黄克诚一直对“左倾”思想保持格外的警觉，曾多次因直言而降职，甚至有一次差点赔了自己的命。

　　自1930年2月始，中央苏区开展了针对“AB团”（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后遭摧垮无形解散）的“肃反”运动，大批指战员被无辜错杀，且逐步扩大化，在军队中形成恐怖之气。

　　次年夏，就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正酣之际，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也接到了“肃反”的任务。军团政治部肃反委员会负责人将一份名单递给他，要他将“AB团”分子立即抓捕归案，押送到肃反委员会接受审查。

　　黄克诚一看名单，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是第三师中久经沙场、忠贞不二的一线指挥官，其中有两名连指导员，还是黄克诚亲手提拔起来的。“父亲根本就不相信名单上的那些人会是什么‘AB团’分子，拿自己脑袋向肃反委员会提出担保，希望认真调查后再做决断。”然而，肃反委员会负责人依然口吻严苛：“你是入党多年的党员，又是师政委，应该懂得如何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更清楚违反肃反纪律的责任和后果。”黄克诚明白再辩已无济于事，只好转身离开。

　　在返回途中，黄克诚决意设法保护名单上的同志。几天过后，肃反委员会不见黄克诚所部的“AB团”分子押送来，便反复逼催。黄克诚无奈之下生一计，秘密通知名单上的同志暂时上山躲避。

　　“他们都是夜宿在山上，我父亲还专门派人给他们送水送饭，劝他们不要太担忧。”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到了打仗的时候，黄克诚便通知在山上躲藏的干部，下山带兵参加战斗。战斗一结束，他们又赶紧上山躲藏。半个月过后，此事终于被肃反委员会察觉，有两名连指导员马上被抓走，不久即遇害。黄克诚痛心疾首地来到军团政治部，直接向肃反委员会质问为何滥杀无辜。

　　“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撑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记述，1959年夏，他参加庐山会议时，每晚吃六粒安眠药，都无法安心入睡。

　　7月19日，在会议讨论彭德怀的“万言书”的时候，黄克诚发言支持了彭德怀的观点。对“大跃进”的不足，黄克诚谈了三点看法：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黄克诚直言：“从暂时说，不搞也更主动些。”他进而强调：“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在他讲话中，有几位同志不时向他使眼色，但他都置之不顾。

　　四天过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猛烈批判。毛泽东的讲话让黄克诚感到十分不解。他曾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

　　为了争取黄克诚等人，毛泽东主动找他们谈话，说黄克诚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黄克诚对此都一一做了反驳。在谈及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毛泽东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也错了？”“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

　　几日过后，有人给黄克诚做工作，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却被回绝了。他说：“‘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最后，黄克诚等人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等职务。

　　被监禁八年每次批斗都奋力反抗

　　黄克诚在家赋闲六年之后，接到了赴山西省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的命令。次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克诚还没来得及看懂“文革”的逻辑，就被红卫兵从山西抓到北京。

　　“那是1967年1月的一天，父亲刚吃过早饭，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打听他的住处，且伴有嘈杂声，他才预感到复劫来临了。可是，还没来得及反应，房门被撞开了，20多个红卫兵小将冲了进来”。

　　翌日，红卫兵把黄克诚押解到北京，先让他待在五棵松一带。从此，黄克诚开始了长达八年多的监禁生活。

　　黄克诚先后被转移到玉渊潭附近、公主坟某营房，与家人完全断绝了联系。“父亲后来告诉我他的房间只有9平方米大小，一张板床、一张小桌、一个小凳、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就是房内的全部，而门外面一直有哨兵监护。一到冬天，整个小屋就是一个冰窖”。

　　恶劣的生活环境黄克诚尚能忍受，反复的问话、辱骂与批斗则让他愤慨不已。黄克诚先后一共被批斗20多次，但每次批斗，他都会奋力反抗。“我一辈子处事、待人、工作都比较温和谨慎，从来没有这样‘泼辣’过……面对不讲理的人，我也绝不‘温良恭谦让’。”黄克诚曾如是记录。

　　有一次，20多人围攻黄克诚，黄克诚不甘受辱，打算以死抗争。“父亲突然挣脱出一只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狠砸向自己的头部，顿时血流如注，休克后躺在地上。”几天后，红卫兵再来围攻黄克诚，威逼他整整一天。其间，一个人跳出来骂他“混进党内的反革命”。黄克诚再也无法控制情绪，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懂个屁，知不知道我们从旧社会究竟怎么走过来的？”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1982年，黄克诚担任中央纪委第二书记。虽然年过八旬，双目几近失明，但仍参与抓办拨乱反正工作，大刀阔斧地为蒙受冤屈的老干部平反昭雪。他曾对下属说，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从老虎口中拔牙。

　　他认真负责地给其他人平反，却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应该平反的对象。有人多次建议黄克诚写报告要求平反，而他却很不以为然。“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就行了。”黄克诚敷衍地表示。“1959年庐山会议后，父亲被降两级工资，他也没有再要求恢复，他只说有吃有喝就可以了”。

　　当时，党内和社会上曾一度出现完全否定毛泽东、质疑毛泽东思想的倾向。“对于这股思潮，我父亲是明确反对的，心里很不平静，立场非常显明，尽管他受到毛主席的不公正对待。他曾说，毛主席在建国后有错误，但大部分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没有主动表达想法，不去纠正而是去迎合他的错误，也都有责任”。

　　在一次大会上，黄克诚拖着病躯做了长篇讲话，批评了丑化、否定毛泽东的轻薄态度与偏谬思想，强调应一分为二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很多人都不解父亲为何替毛主席说话，但父亲的不计个人得失的磊落襟怀还是受到不少人的敬佩。”

　　生活：卧室漏雨用几个脸盆接

　　1959年，黄克诚被打成“右派”后，满脑子革命思想的黄楠对父亲的政治立场产生了些许怀疑，但对于父亲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黄楠则毫无成见。“他一向两袖清风，从来没有为家里人谋取过任何私利”。

　　黄克诚一家曾住在北京南池子一个四合院里。由于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漏雨，而他自己的卧室漏雨最厉害，若下大雨，需要放置多个脸盆接雨水。管理部门多次劝黄克诚搬迁，但他则说：“那得需要多少钱啊！现在很多群众住房还很苦难，我们住的要比他们强很多倍，还是把钱省下来给他们吧。”一次，房顶一块朽木掉下来，打在他床边，他才决定修房顶，他拒绝了修葺一新。黄楠回忆说，当时家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饭菜也非常简单，“平时会有七八个人一起吃饭，但也就四五个菜，一个荤菜、两个素菜，一小碟咸菜、一碗汤。”

　　父亲的清淡生活也感染了孩子们。黄楠告诉新快报记者，妹妹黄梅小时候在海淀区“八一学校”读小学，周末回家都不舍得花钱坐公交车。“‘文革’刚结束，我弟弟有了小孩。小孩子穿的衣服都很破旧，浑身布满了补丁，大人带他出去玩，邻居看见了都会说‘大院里的小叫花子出来了’。”黄楠想起这个故事，禁不住笑出声来。

　　1925年10月 参加中国共产党。年底受党组织派遣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 　　

　　1928年4月 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后率部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初 领导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7年8月 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主持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工作。 　　

　　1948年4月 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委。 　　

　　1949年1月 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1952年10月 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 　　

　　1954年9月 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协助彭德怀主持军委和国防部工作。 　　

　　1955年9月 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 兼任总参谋长。 　　

　　1959年8月 在庐山会议上，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后被撤销党内军内领导职务。 　　　

　　1978年12月 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第二书记。 　　

　　1985年9月 由于健康原因，辞去领导职务。

　　1986年12月28日 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