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婚老公太凶猛品书网:穷人和富人共同的贫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4 07:29:41
作者：帅好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7-21
一、穷人、富人共同面临的贫困
本来我早就不看添堵的报道了，但浏览博友王雅清教授的博文，还是看到如下胸闷的数据:
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公车出行支出3000多亿元，吃饭招待3700多亿元。我现在不能评判这个数据，但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千真万确安排了“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这个“三农”支出没有领导因公吃饭招待支出多。我的下文有些内容和这个数字有关。请王教授给出这个数据的出处来。
按着国定的标准，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还有五分之一的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有千百万人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工作，过不上体面的生活或看不见体面的前景——这样的言论好象已经无数次喊出过了。40年前破衣烂衫的中国人跟着毛主席喊出台湾人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牢记血泪仇阶级恨，早日解放他们于水火。革命到今天，结果我们仍有五分之一的县还需要资本拯救。但渴望资本的针灸，也许还不是穷人最大的贫困。最大的贫困是穷人和富人一起面临的贫困。
穷人面临的贫困是，穷人们把生活不幸当成应该独自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社会救助一下，演个晚会发个红包马上感激涕泠，并因此不去思考通过群体的力量来寻求解决穷困问题的利益诉求团体。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团体真正代表穷人表达权利、行使权利。而且这个权利不是用暴力争取，一定是通过谈判或契约的形式争来的。
而富人们的贫困是在阅读鲍曼的书得到的启发。鲍曼说其实富人和穷人一样尴尬，他们是全球化中的“新穷人”。新穷人的特征是，过度关注私人问题，而丧失了其自身作为公民的身份，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鲍曼指出，现在的公共空间日益被“私人”占领，公共关注被贬低为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好奇心……这种使命从建设一个美好的明天转移到热切地追求一个不同的今天。(P148，149，151)而且，这个关系，不是因果关系的思维分析，而是一种现代性的视野。也就是说，富人的富裕虽然和穷人致贫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富人的行为和人类发展有关系。
如果说鲍曼指出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那么对目前的“主国”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问题真是太多了，一方面是穷人、失业、缺乏公民权利等等;另一方面，一些富人、新穷人正患着上述的“世界性”的疾病——公共领域的丧失和公民权的衰褪，而悠然自得。当然，富人有移居别处的能力，而更多的穷人必须因财务能力或其他情况而选择在主国生存。更让鲍曼们担心的是，这些富人的“疾病”有可能形成新的“温和的专制主义”的恶性循环。社会应该不时的唤醒他们，要他们参与、分担社会责任，发有责任的言论，并身体力行社会事务。
穷人和富人自古就有，鲍曼反复引用的数据是，全球358个首富的总财富相当于23亿最贫困的人口的总收入。23亿的概念是差不多一半世界人口了。这个概念的背后是——这个趋势给极少数人机会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或使很多人边缘化。(P146)这是经济学原理在社会学家眼中的问题。
具体到中国，至少我个人研究土改的结论是，在民国以上的时间里，各种万恶的地主类型确实有，但广大的大中小地主，不是1949年前中国农村落后贫穷的根源，这个历史教课书上的顽固概念应该明确修正。那么，什么才是那时农民致贫的因素?——皇帝制度和依附这个制度有谋之人发起的连年战争、持续人祸等对穷人实行强制性的剥夺才是穷人所有贫困因素中最大的。而我们今天敢正视这个关于穷人问题，其勇气可能是，目前穷富差距拉大了，穷人有股怨气，富人有点担心，加上信息的畅通，总理也看不下去了，于是有知识的人才出来吼上几声。
二、社会失衡是社会共同的“敌人”
在当前贫富拉大距离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辨认，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政府在强调抓住时机、效率优先，企业家们在强调产品升级、效益优先，经济学家们在考虑与国际接轨，这似乎都是重要的事情，而没有谁强调社会公正。其实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出的贫富问题正是最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关系着社会公正与社会民生。
我不是经济学家，只是学过宏观经济的老毕业生，我在吉林大学学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宏观经济管理，这个知识的传授几乎等于废品二传，所学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回到地方计划委员会后，成了论述市长“革命化管理”合法性的好搭档，但这样的管理一定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可以说大部分不是。我所看到的是如何把钱分配给各个区县，如何由他们再去分配给谁去发展什么，谁去生产什么。浪费、消耗税金是城市管理的防不胜防的事业。但也正是经过学习和实践，我才知道穷人尤其是农民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和牺牲在哪里。
大家知道中国改革设计了“两步走”的思路。第一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步，富起来的帮助落后地区与穷人。就是说先让国家总财富积累起来后，再对穷人进行补偿。当初实施这个方案，可能决策者主要看见1980年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浮于事，经济学上叫效率，或者政治经济学上叫“生产力”发展。作为国策能这么做，在当时铁桶一样的时代确实是开启了一个透气的窗口。先富起来的人确实是一股创新的力量在推动着当时笨重呆滞的国家。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社会财富在增加，人民在富裕，这个时候按理说我们应该一起像湖南卫视一样快乐飞翔才对，怎么又冒出了“公平、分配以及如何有利于市场与效率、有利于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和谐共处”等需要着急解决的问题?富人们担心穷人有仇富心态，同时还怕再来个“土改”没收?后面的话不敢明说，但心理的记忆效应是有的。(1950“土改”，是当代社会一个最真实的“劫富济贫”的实证，它的历史效果是什么，我们一天比一天看的更清楚，以贫穷为代表的政治效应，整整压抑了中国30年。谁敢富谁就有被批判分财的风险。)现在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再来个洗富运动，显然太荒唐。但你不能不承认，拥有这个旧情结心理的穷人，还不是少数。富人的历史担心是情有根源的。
同时，这个担心在2006全国累发的灭门惨案得到象征或者心理照应。博友安庆人把2006全国的灭门惨案作过统计发现，被灭者几乎全是掌管一定权力的人。我认为，不论犯罪动机如何，这个危险的信号还是要被解读成各种各样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象征。至少财富分配的冲突应该是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但这个原因的寻找绝对不是法院系统所做的那些所谓外来人口的犯罪的政法分析，也就是说，我不含有群体性的歧视因素，是社会学的观察。例如，一方面是穷人的增加，一方面是防止、打击犯罪的投资成本增加;一方面是社会号召对穷人的扶持，一方面是穷奢极欲的消费和腐败阶层。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不公正的制度将鼓励人们进行“制度寻租”、“等待恩赐”和“分配贫困”。这样的局面反映在经济领域是，生产的主动性可能削弱、娱乐向畸形走;穷人因期待拯救而可能变懒，反正政府不会把人饿死。另一个情况是，所有的富人又充分抓住制度机会加大马力，一举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而不管穷人的死活。当这些复杂奇特的矛盾缠绕在一起，并坦率地横在我们面前，和我们的生存叫板时，如何避免社会失衡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一个因失衡而危机四伏的社会，穷人富人都不想看到。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袖手旁观。同时，这些问题也不能割断历史、公正等视野来看。
中国有9亿农业人口，为什么中国90%的穷人都集中在农村?现在比较喧哗的观点是，农民穷是缺少教育，比较松散，懒惰，没有时代文明等等。各个领域的时髦人士也常拿农民开涮，动不动说“你像个农民”“你像个打工者”。事实上往前走三代，目前在城市居住的人有几个不是农民的后代?
应该追问的是，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农民接受教育?是什么使农民没有公平地占有各种应该分享的资源?如果说他们懒惰更是没有依据。贵阳城到处有帮人背运东西的零工，贵州话叫他们“背篼”。“背篼”的辛苦只有背篼们自己知道。一个背篼每天平均收入在30元左右，30元的背后是，需要承担50斤的东西走30华里或者更长的距离。每天就是最便宜的吃住开支也在10元左右。如果在夏天，夜晚随便当街铺面找个角落睡觉;如果冬天来了，几个人合伙租非常简陋的房子来住。看着他们，我想起自己在土改研究中一再看到的一些穷人诉苦的例子——“为什么勤老干一年，我们依然是穷人”——想一想这真是可怕，1951年的土改过去55年了，地主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我们都翻身站了起来，为什么在不同时空里却看到同样的问题?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山坡羊》中曾感叹到：“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历史感真是一个让人欲说还休的东西。
我学的国民经济教科书曾经告诉我，任何经济的启动必须有原始的本钱，这个本钱在经济学中叫“原始积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任何发展几乎都靠农民的血汗。那个时期国家将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农业定位是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原料来源以及低廉劳动力。于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歧视的共同设计下，农村与城市越来越拉开差距，这是当时农业落后与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个保证农民贫穷的力量维持到大概1990年左右。统计数字可以作证。“据统计，1950—1979年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那时5100亿元是一个大数目，不像现在官员公车出行和吃饭招待才花6700多亿元。1979年我们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才2000多亿元。“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中期。”
这个“差”实际就是农民的血汗，有文化的人把它叫“羊毛”。我非常反感这个污蔑性的词汇。中国现在核技术成了世界水平的，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养活这些掌握原始技术的人群以及那些技术所需要的材料，几乎是国家从农民口粮中抢出来的。包括那些因饥饿而死去而失声的农民。这是农民为我们国家在历史上付出的成本。如果把5000个亿用来开办农民教育，到现在谁还敢说农民最没有文化?
如果改革前的农民是由于政府政策致贫，那么今天贫富差距一再拉大，应该说，是政府管理出了问题，是缺少监督的官员有问题。袁伟时说，“但是很多事情说了多少遍，政府的职能就是不转变，根子在哪里?无法监督它。例如现在都讲教育、医疗等投入不足，但是很多不该投入的事情都投入了。假如我们政府机关的接待费用压缩下来，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个时代的管理是一个不公正的主要标志。地方管理的问题尤其严重。浪费、贪渎、谋私，行政介入经济，行政干预经济，行政成了造就穷人和富人的有力机器。
目前乐观的或站在河岸上为中国加油的经济学家们说，“穷富差距是发展不平衡的正常代价”。我想，说这话的人，其全部家族一定都进入了别墅轿车时代了。如果有机会拜访一下贵州住在茅草房里的农家，那他可能会住嘴，包括那个理直气壮“只给富人盖房子”的任志强先生。贵阳是贵州省会，但消灭全市辖区的茅草房，至少2005年依然是政府的目标之一。而整个贵州农村紧急的任务之一，是让农家有个卫生厕所。几百年来乡人们已经习惯与猪同栏解手，或在山野田头解决这个生活的基本问题。任志强先生怎么不提倡富人来这里给穷人盖些钢筋水泥厕所或带卫生间的房子呢?党国英说：“一户农民耕种4公顷左右的土地可能是农民富裕的底线。”这个经济理论上的数字，学者们怎么言说都是数字。现实情况是，这些数字正在各色人士眼里消失，因为田地、山冈，目前在政府和商人的眼里几乎都是经济的属性，和农民的生存没什么关系。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个学问的根本应该是关注人类幸福的学问。它并不像中国一些无良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仅与市场、资本投资、消费等有关。现代经济学的鼻祖斯密从来认为，人类经济行为的核心不是财富而是人类的福祉。经济学家和富人必须关注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和建议。没有这些公共关注的经济发展仅是狼的幸福。再说一遍，穷人的贫困即便和富人没有因果关系，穷人和富人也没有血缘上延伸联系，但人类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关注他们的世界，并学会共同生活。否则，这个世界就会不太平，那些穷人因饥饿、没有尊严的生活就要挺而走险，那些森林可能要因贫穷而砍成秃岭，那时大家怎么办?
但贫富问题在中国有些特色，贫和富有时也确实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李昌平说“农民穷的主要原因就是‘权利贫困’。在中国，农民没有进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甚至是现代制度体系之内的强势人群‘合法’剥夺的对象”。我觉得这个观点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了。看看我们如今，除了新闻舆论在关键领域要害地带还没有正常的言论自由外，城市似乎样样不缺。而看看我们的农村，放眼望去，整个村寨，几乎只有留守老人和孩子。天上的飞机噪音和山上矿业掘进的炮声，保卫着这些贫困并样样缺少的人们。从土地到教育，什么问题都存在。
但如果你在分配资源的部门呆过，那你一定知道为什么城市人就业、生活都比乡下人好。管理资源的人都住在城市，所以各种级别的大学、公厕、剧院、书店、澡堂子、写字楼就要建设在那里，这个习惯已经好几个王朝了，不是今天才有。制度分配上的固有缺陷和传统，导致今天城市越来越大;连北京人自己都说，城市大的都不方便生活了。而对应的乡村却越来越冷清。我们常见的一个标语是“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个体面响亮的口号，实在已成为一个教育权力分配可耻的符号。我看当代农民除了有不吭声的权利，几乎没有什么权利。首先缺失的是自我表达的权利，缺少一个可以真正代言的群体。遇到问题去上访几乎是他们不二法则。这个习惯也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说，权利以及表达权利的贫困是最大的贫困。我们举些相反的例子——“按消费经济学的说法，20%的高收入者拥有市场80%的购买力。”富人消费，带动社会消费品生产不断升级。而不幸的是，此时，“80%的穷人却苦于买不起不停提级的消费品。”这就像城市一方面大量的中高档房子囤积在少数投资人手中，一方面存在大部分人买不起房子。看看我们教育部的官员，把能否上起名牌大学比作能否消费起名牌服装，把教育当挣钱行当来管理;看看建设部，连个房产商人的利润也算不清楚;再看看新闻里把“大部分人”模糊为“工薪阶层”、“低收入”者等等;实际上这些居于上个阶层的人心中几乎没有“社会的大多数”这个概念。——而在财富方面“少数人凭借权力腐败大发其财，少数人利用‘圈地运动’或‘房地产开发’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漏洞成为富翁，少数人利用国企改制轻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会财富”，(P12)这些因为社会权力不公正使用导致的问题，是个因果关系，也是民怨沸腾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视为什么仇富心态。人们不满的也是这一部分非法富裕的富人，不满的是这些管理者“坐地分肥”的行径。而改革前后，最大无利者阶层依然是农民。农民是这个时代一群真正沉默的羔羊。
市场经济讲竞争讲法治同时也要讲公正，我们能说经济是先导，但也得负担先导的一切责任，这个不是“均贫富”这个怪胎的轮回，而是对社会公正的再认识和再担当。这个“三讲”的结果是让全体国人分享改革与建设的成果。你不能仅把农民的地占了、污染了，并赚了钱去外国养老享受幸福生活，也得管管因你赚钱而失去土地之人的养老和生活。我们目前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同的方案，但任何人都在期盼社会平安共处，希望战争越来越少，贫穷和污染越来越少，恐怖活动和犯罪案件减少，在这些问题上几乎全世界的意见一致。但我们的愿望为什么总在危机中穿行?
我们应该分配正义的权力给穷人，而不是仅持有居高临下、感恩戴德式的扶贫思想、解困工程就可以。“开仓放赈”式的救助制度，唐朝可能比我们做的更早更好。鲍曼说“今天的正义需要再分配也需要承认”。“没有分配的正义的承认是欺骗性的和不完整的，而没有对参与权利进行分配的正义是没有机会在平等的地位上协商存在的模式的”(P129，130)。分配的目的是提升和维持我们共同的财产——和谐社会。
早在200多年前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论述美国宪法时就这样说：“人类的财产能力为财产权利的源泉;这种能力的悬殊实是人类趋向利益一致的一种不可超越的阻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由于保护各种不平等的获得财产的能力，马上产生了程度不同和种类各别的财产所有;……社会遂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党派……造成派别的最一般的经久的原因就是财产分配的差异与不均。拥有财产的人们与没有财产的人们总是形成了社会上的对立的利益集团。调和这些不同的错综的利益成为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渗透了参加必要的和寻常的政治活动的党派的精神。”
这些实实在在的权利，难道是靠“感动中国”之说教和古老的“因果报应”能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