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丙转氨酶140:在尼采与赫尔岑之间——石地和他的《垒蚁集》

『关天茶舍』 在尼采与赫尔岑之间——石地和他的《垒蚁集》点击：310  回复：9 作者：邝海炎  发表日期：2011-4-14 23:59:00 回复          石地的读书笔记终于结集成《垒蚁集》出版了，作为受过他提携和教诲的后辈，我实在该说点什么。虞渔说：“超越了狷介的石地，超越了虚无的石地，站立在大地上的石地，对世界、对生命的热情不但从未消减，反而始终寄托着良好的愿望，这，就是最本原的驱动力，让他蔚然有长者之风。”这话抓住了石地的特点——热情。这也不免让我想起两句话:一句是尼采说的“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另一句是伯林说的“赫尔岑的遗传首先是一种热情不熄的性情”。其实，这两句话可以当作中国古典文学里的互文来读——尽管“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但此生此世仍然需要“热情不熄的性情”，我把这种隐秘的辨证关联称为“尼采-赫尔岑型”精神。毫无疑问，鲁迅、周作人兄弟属于这种精神谱系，石地也是。他们洞悉和领略过人的高贵之美，在成为优雅的爱智者的同时，也致力于将这种美好传达给别人，因而有着痛切地现实关怀。见过石地的女网友，都夸他帅（尤其是枯荷雨声），也惊讶他的不显老。我则更忘不了他那双尼采般的眼睛——深邃、坚毅、充溢着希腊的柔光。06年，石地因为政治原因被迫出走天涯，在给他送行的ktv里，他居然用美声唱起了俄罗斯歌曲，联想到他平日提及的诗歌、围棋、证券交易，以及数学大定理，其灵魂的优雅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可以说，如果石地放下社会关怀，他将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现在应过着凡夫俗子羡慕的厅级干部生活。然而，他没有。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不错，但勇于承担自己的命运不更是人的“超越性”表现吗？离开天涯后，石地去了北京，后又回来家泸洲闭门写作，而这个本书也是结晶之一，说是文集，不如说是生命见证吧。
很显然，石地与学院里的知识人不同，他一直是在用人生体认知识，也用知识证成人生，这种传统读书法，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中有过精彩陈述：
“古人以牛驾车，有人设问，‘车如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车喻身，以牛喻心。车不自行，曳之者牛；肢体连用，主之者心。故欲读书，必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须知读书即是穷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不然，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
　　因此，同样是对《五八劫》的书评，钱理群从历史学角度对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进行历史鞭尸，理性让人感佩，可惜历史功力欠缺，导致心有余而力不不足。倒是石地从个人的问题意识出发，追索知识分子群体品质的滑坡的真实原因，直抒己见，有短刃刺心的效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近60年的今天，知识分子群体品质的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就道德修养、良知持守、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言，今天的知识分子队伍整体上与6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将其归结为商品经济的“侵蚀”，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并没有找到根源。因为今天在各个领域成为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大抵在 45-65岁，当“商品经济大潮”冲来时，他们都应该在30以上的年龄，早就过了人生的“精神成人期”，步入了建功立业开风气出成绩亦即“精神外化”的年龄段，与其说是商品经济“侵蚀”和影响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品质影响了中国式商品经济大潮的内涵和走势。设若这个结论成立，则群体滑坡的原因，就应该向更早的时代追溯。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的世界观的发育和定型，应该是青春期前后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向“文化大革命”甚至以前的社会教育去剖析当下知识分子“精神滑坡”的起因。循此思路，再来看《五八劫》一书所揭示的当年教育界搞“运动”的种种现象——诸如对专心学业而不谙世事的学生的诱骗和打击，对勤于发现问题或勇于表达思考者的防范和惩处，对跟风作恶坑蒙拐骗行为的美化和奖赏，还有那些整人害人摧残良知的“运动”的堂而皇之和铺天盖地……凡此种种，难道不是在当年的青春学子、今天的中流砥柱们的心灵深处，割断了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而大规模地植入了精神的病毒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八劫》所揭示的那场运动，就不仅仅因其登峰造极的对未成年人的诱骗和坑害而骇人听闻，而更应当作为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持续发作的精神瘟疫的一个缩影，是值得所有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去认真发掘、反复端详的。”
　　石地对鲁迅是下了功夫的，因此这本书里关于鲁迅的篇章尤其耐读。比如，对于鲁迅的“偏激”，他写道：“善于感受和发现问题，是思考者的重要特质，非如此无法持续展开他的思考，而且难以承受探索之路上的种种挫折，这一点，在自然科学和人文领域是一样的。我们从来不会因科学工作者对种种问题锲而不舍，就责备他们不向大自然感恩、不注意思想感情的平衡，为什么就不能用类似的标准体谅人文思想者呢？科学家们的发明创造，归根结底来自对自然界与人类欲望的矛盾，他正是对这类问题盯得紧、想得深、丢不开，才有研究的持续动力，在这一点上，人文思想者是与之相通的。所不同的是，科学家在面对自然界的各种问题时，一般不会掺入感情因素，追究问题的兴趣也不至于伤及他人；而思想家面对的问题，常常是人类生活中的困厄和灾难，它们不可避免地要触动感情，这种感情的强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者对问题的敏锐和执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悲观的、敏锐的、冷眼看待世间万象的人文学者，比乐观的、中庸的、极力照顾人际平衡的人文学者，更接近思想的圣殿。偏执的深刻比从容的冲和更能孕育探索所必需的激情。国民宽容的国度养育了更多的思想家，或许奥秘就在这里？”而对于鲁迅的《野草》，他更是一语中的：“在我看来，安居沪上后的鲁迅，沉郁固沉郁矣，却似乎缺少了北平时代的热切；老辣固老辣矣，却显然收敛了成名之初的锋芒。他认定了苏俄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历史却证明这是一场误会；他更加地爱憎分明决不苟免，但他对敌我的划分却似乎太偏重人之品性，甚至有感情用事的迹象；他发出许多犀利的匕首和投枪，寒光闪烁，而其锋芒所向却多有失误；他一如既往地鞭挞黑暗，而对中国社会的剖析和揭露，却并未超过以前的深度……如果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标准来期待，晚年鲁迅的思想和言行有很多瑕疵和缺憾，似乎说明他自定的基调有一些问题。那么，这片从美学价值上看近乎登峰造极的《野草》，是不是暗藏着一些有待发掘的思想的泥沼？那些喷薄而出的沉郁和悲凉，是不是也为鲁迅的晚年投下了太多的阴影呢？我愿以此疑问就教于识者。”
　　确实，美学与伦理相关，《野草》的美学基调是怀疑主义，因其决绝而切中了存在的悲剧，也就颇具美感。然而美学上的好事未必就是政治学上的好事，怀疑主义使鲁迅滑入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否定任何有残缺的建设，比如代议制民主。最后，也只好与胡适决裂。为了弄清楚美学与政治联姻，我们可以把目光下移到49年后中国思想者 “告别黑格尔”的艰苦过程。49年后，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理性、必然规律、终极目的、总体意识等思想直接支持并被整合进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国人的思想破局由文学青年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开始，紧接着的是王元化、李泽厚、顾准。单世联先生在梳理这一过程时说：“所以中国的黑格尔主义批判面临着比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大得多的压力和困难，从张中晓到顾理应是当代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比较起来，张有勇气，李有敏感，王有见识，顾有思想。这其中，顾最为重要。与其令人伤怀的个人身世相应的，是他令人景仰的思想的彻底性。只是在他写于7 ０年代的笔记在9 ０年代被发掘出来后，告别黑格尔的中国历程才获得了一个真正的起点。他是唯一个可以和波普尔、伯林、海耶克等进行对话的中国思想家。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黑格尔的批判都是在顾的思想空间中进行的。稍微使人失望的是李泽厚，与张、顾相比，他有最好的研究条件，与王相比，他是专业哲学家，而且对中西哲学，他确有深入研究，他本可以成为告别黑格尔进程中最重要的人物，然而他没有做到。9 ０年代，他尚未完成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算，就在海外背景下忙于建设‘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地表现出他的迟钝和滞后。”为什么李泽厚不能像顾准那样彻底的终结黑格尔哲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泽厚是美学出身，思想喜欢搞折中，重美感轻经验。同样的，张中晓和王元化是文学青年，本质上也是黑格尔美学的信徒，“知性不能掌握美，文艺作品要求普遍与特殊、本质与现象的相互渗透、完美统一的，这种美的理想是黑格尔从古希腊艺术中总结出来的，并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得到充分实现，传统美学的中心范畴‘典型’就是综合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体，可以把‘具体的普遍’理解为一种审美的概念。另一方面，现代政治原则需要承认个体和特殊的权利，而不能以虚假的公意、抽象的普遍来取代，因此政治思维上主要应当是重分的知性方法。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根据‘具体的普遍’来组织社会生活，那就是政治的审美化，这是一切乌托主义的特征：‘不仅仅是希望建立一个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污点的世界：不是一张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补钉的旧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审美化的政治按照艺术的原则重建公众生活，要求一切个体都纳入整体系统，不允许有任何个体要求和特殊利益的存在，墨索里尼就说过，政治家之于公民，正如雕刻家之于泥土，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标准塑形，甚至可以打碎重来。审美化的政治的特点是，它的宏伟蓝图、壮观场面是在高度集权下才能实现的，它以其眩目的光芒迷惑公众，却在实际上剥夺个体的一切。王之所以没有对知性作出新的认识，与他首先是从美学角度反思黑格尔有关：对于浑融完整的艺术品，知性思维是无能为力的。”（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由这一思想史的脉络可知，鲁迅的政治观具有太强的美学气息，导致了其晚年作出了种种错误的政治判断。当然，好在鲁迅是有人道主义底色的，所以，“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鲁迅终归是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