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市委常委最新名单:张冲：为何要等钉子入脑才解决黑户问题？
年过八旬的黄伯，和老伴一起住在越秀区一个20来平米的出租房内，因为“没户口，没身份证，没医保，没社保……”生活颇为凄凉，精神恍惚，常觉得有人在梦中叫他“该走了”。近日某天，去越秀公园晨练，起了轻生之念，将一根水泥钉拍入自己的脑袋，却大难不死，被人发现送去医院治疗。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黄伯谎称自己被六个青年抢劫伤害，但警察调查后发现真相。不过警方表示据实际情况，会“从轻处理”黄伯，而且还帮助他办理户口，并说“程序上是可行的”。(昨日《新快报》)
这真是个悲喜交加的故事。那一点点喜，自然是指警方愿意把黄伯的户口给办了。可是这点零星的喜气，实在难以掩盖那成片的悲凉：总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大国，且不说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有所养”那些并不高的目标，一个80多岁的老阿伯，居然连个户口都没有，成了“没这没那”的黑户！叫人情何以堪？
黄伯出生时还没有计划生育，因此并非生来就是“没这没那”户。报道说，他出生在花都炭步镇，年轻时曾是广东省航运局的职工。上世纪60年代，黄伯因病做了肺叶切除手术，单位帮他办理了病退手续。“文革”时期，黄伯被列为“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海珠区洪德路派出所将他遣返回原籍花都炭步镇，但对方没有接收。几十年下来，就成了漂泊在广州享受不到任何福利的黑户。当时为何不接收？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其实，历史遗留问题，也算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和40岁甚至30岁以上的中国人聊天，有几个人没有一段苦难回忆？有几个人说不出一段坎坷经历？又有几个人不能说出几件荒唐事？还好，苦难回忆多以一句“现在总算好多了”来作总结。
然而，虽然“现在好多了”，但历史遗留问题，的确需要政府和社会机构去解决。以黄伯的坎坷来说，虽然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及，他和老伴是否为了办户口、办身份证、申请一系列的福利而努力过，但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或许努力过却无果而终，或许根本就知难而退，试都没试。不管如何，总之就是后来什么都没有。但是，在我们印象中，关于建立文明社区，街道办、居委会、片警如何关心居民，尤其是如何关心那些弱势群体的宣传报道，可是从来都有啊！我们就想问，那些“从来都有”的关心和照顾，怎么就没有关心到黄伯和老伴的“没有”头上呢？为什么要等到钉子拍入脑袋，警方介入调查发现真相后，才终于说从操作程序上可以把老伯的户口找回呢？
我们也知道，要帮助黄伯这样的老人，“涉及的工作比较多”。但反过来说，这些不就是那些号称关心居民爱护老人的组织和机构的工作吗？要不然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呢？而且，为什么那么多平时就该解决、却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等到出现特殊情况、领导特批、媒体曝光之后，又能迅速地解决呢？难道非要让人走到极端的时候，才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说实话，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自己问得都有些烦了。但又不得不继续问，因为这样的事情还是日复一日地重复。黄伯自己把钉子拍入脑袋，才意外获得可能解决户口的机会，只是这个社会角落中显露出来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