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事件中的民粹主义宣泄

熊友华撰文指出，当前，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演化和蔓延，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利益诉求的民粹化趋向。针砭时弊蔚然成风，释放怨气成为主流，“反权威”、“去精英”成为时尚，对现存权力体系的“拍砖”、对政府的尖锐批评，很容易得到掌声和支持，而理性分析、客观指出解决问题难度的观点极易招致谩骂、攻击。群众和相当多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冲突发生中常以“公正的旁观者”自居，以犀利的语言和煽动性的标题自诩对“正义”的维护。在这种“大民主”的喧嚣下，政府治理的合法性不断被民粹化地消解，以至于社会上时时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和对立情绪。近两年，“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频频出现，与这种非理性的民粹化喧嚣不无关联。

民粹主义体现了崇尚全民利益、实现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平民化等进步意识，内含着对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观念的追求，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利益表现了高度的关注，这些对社会发展应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作为一种依赖于大众的社会批判工具，由于民粹主义在世界观层面表现出平民崇拜和反智主义取向，它以道德主义的思维逻辑，依赖于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以一种反知识、反理性的态度与主流价值观念对阵。民粹主义所暗含的非理性、反叛性集体行动逻辑会不断削弱社会发展的理性与自制机制，使得本来合理的利益诉求很容易变成一种破坏性的、非理性的极端政治宣泄，从而使得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暴戾之气”。 据《中国教育报》

“城乡一体化”不该沦为“造城运动”

汪玉凯撰文指出，城乡一体化既不是乡村城市化，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本质上是城乡融合。城乡融合需要在城市和乡村应该有统一的规划和政策，而不是双轨制的。通过长期城乡一体化过程，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活质量方面大体趋于相同。这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本质。如果是非融合的城市化，可能造成以下后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独立推进，在发展中没能自动走向城乡一体化；城市化出现明显的大城市化倾向，大城市超过资源环境承载的能力；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没有走向城乡一体化道路，所以出现严重的工业布局不合理，县域乡镇基础设施落后，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都向大城市配置。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最大的风险是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有资料显示，现在我国666座城市中，除了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外，地级市有333座，但是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城市竟然超过100多座，令人咋舌。这与政府的造城运动有直接联系。如果这个风险不能遏制，我们可能会犯下不可纠正的错误。

推动城乡一体化需要从两头努力：一头是必须解决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转为市民的问题。另一头是大力发展农村，大力发展城镇，推进乡镇城镇化。从根本上改变县镇的公共治理结构，给民众更多城市治理的话语权和官员选拔的选择权。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率先试点在县乡两级实行主要官员的直接选举，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县乡的公共治理结构，把行政体制改革上升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据《北京日报》

珍惜“慈善风波”中凝聚的共识

姜撰文指出，经过近来的种种风波，无论是慈善组织还是相关管理部门，都已经开始了一场与“挽回信任”的赛跑。日前，民政部公开表示，公益慈善类组织将单独由慈善司负责，开展独立的行业监管。由民间公益组织发起成立的“基金会中心网”上，也有越来越多基金会加入了这个信息公开的平台。如果说慈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公众的慈善热情，那么，这场由专家、媒体、业界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社会大讨论，也凝聚起了关于慈善的诸多共识。比如，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魂，慈善机构只有配备“玻璃口袋”才能让公众捐得放心；职业化、专业化保证善款能被高效使用，专业素养、职业道德，是问心无愧提取管理费的前提；破除双重管理体制、放开公募权利，才能激发蕴藏于社会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力的“慈善市场”。

风波之后，慈善组织与管理部门也需要重新看待媒体与慈善的关系。这段时间，如民政部相关人士指出，“慈善捐赠降到了冰点”，有人迁怒于某些人的“天真无知”，有人怪责于媒体的“穷追猛打”。诚然，回望慈善风波，确有一些组织机构“躺着中枪”；展望“慈善伤疤”揭开后的信任修复，媒体作为正面传播者和引导者的作用无疑应该强化，但抱怨者也需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是第一位的，新闻报道是第二位的。民政部证实的“社会捐赠总额没有大幅下降”、只是“慈善机构收的捐赠少了”这一现象表明：公众的慈善热情一直存在并释放，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下降并非媒体报道催生。对于慈善，这是我们的愿景：法律规范、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合作共赢。而这幅美好图景，需要慈善从业者、社会管理者、媒体，以及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绘就。 据《人民日报》

“打四黑”折射执法民意逻辑

马国英撰文指出，8月28日，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官方微博开通。两天“粉丝”已过万，反映出此次“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背后的执法逻辑：重视民意、顺应民意、依托民意。任何社会管理活动，只有获得坚实的民意基础，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优化效果。作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打四黑”同样也只有在民意的支撑之下，才能更好地进行。“四黑”往往藏身于基层社区及其周边，社会力量的引入，可说是打好这场攻坚战的关键。犯罪线索的提供、执法办案的协助、建议意见的提出等，都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向社会公布电话等举报方式，开通互动微博，显示出公安机关对群众力量的依仗和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打击涉及食品药品犯罪的制度化尝试。辽宁公安机关建立省、市、县三级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机构。重庆、北京等地公安也建立相应的专门侦查队伍。这些创新举措，无疑为打击整治实现由专项行动向长效机制的延伸过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这次专项行动也是一次社会管理创新的尝试。的确，动员群众的力量参与其中，以社区为平台、派出所为主力，公安部开通首个官方微博，都折射出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上的种种探索。实际上，专项行动背后的民意逻辑，也同样可以使用在社会管理创新上，倾听公众呼声，顺应民意需求，动员社会力量，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要义所在。说到底，社会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