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血管瘤会变大吗:从国富转向民富，到底还有多远？

　　房价未见跌，物价不断涨。“浮云”，百姓普遍觉得自己手中的钞票就像 “浮云”，一系列打压房价抑制通胀的手段似乎并不给力。

　　下一个五年，被定义为“民富五年”。2010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十二五”定调为“民富五年”，而这在此前的任何一个五年计划都未曾提及。

　　民富的三重定义

　　记者：您怎样理解“民富”这一概念？

　　陆磊（华泰联合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广东金融学院副院长）：我认为“民富”是需要分时间段来看的，主要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阶段。第一，从长期来看，“民富”一定是意味着居民的财富水平，请注意，是财富水平而不是收入水平。

　　第二，从中期来讲，是一个结构概念。中期主要是以基尼系数或洛伦茨曲线来衡量收入配置。因为收入水平不仅仅包括工薪收入，还应该包括财产性收入、劳动力收入和技术的收入，我们需要注意这些在社会大众的分配层面上是不是比较平均。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整体的民富水平是上升的，但为何如今我们还对此有所质疑呢？这种质疑主要体现在财富在中期内呈现不均衡的状态。所以调结构的宏观含义和结构含义在最终的分配领域一定体现为收入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配置是否均衡。

　　第三就是一个短期概念，主要是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财政部门收入，与企业部门收入的比重在一个年度内是否能够达到比较合理的区间。简单地说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相比较而言是否更高，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相比而言是否更高。所以谈短期民富，排在第一位的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它应该明显高于GDP、政府部门的收入以及企业部门的增长率。

　　中国缺乏劳动力谈判市场

　　记者：物价成为了2010年的关键词之一。居民感受最深的无疑是收入增长跟不上CPI的上涨，为何在CPI上涨的同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使工资和CPI上涨挂钩？

　　陆磊：这个目前来看还很难操作。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现在缺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谈判市场。因为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讲，劳动力市场可能不是完全弹性的。在西方有工会或充分的谈判机制，而中国则缺乏这些要素。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即使要将CPI的上涨和工资挂钩，那谁来给员工挂钩，由谁来谈这件事？这就涉及一个行政体制问题了。

　　记者：2010年房价没有跌，农副产品价格又上涨，给老百姓的感觉似乎“民富”停滞了？

　　陆磊：不见得。我刚才说的最关键的可能是财富按市场价格分配的不平衡性。如今，原来有房产的已经“被千万富翁”了。上海的房产主要还是集中在百姓手中，所以拥有房产的人，以账面计算就迅速致富了，但没有房产的就只能继续焦虑。

　　所以肯定还是有人在这一年里致富的，这些人什么都没干，只凭借手中拥有的房产就成为了实力者阶层或是暴富阶层，但其实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国富民不富的惯性作用

　　记者：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元，并且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大多数居民却未能分享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优势。为何许多居民仍然没有富起来呢？并且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重的税收负担？

　　陆磊：这其中有一个惯性的作用。所谓的“惯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某些制度的变更是来不及进行的，而短期经济形式的变化是超出人们预料的，这个是因为税制改革的程序太复杂，很难在短期内完成。

　　另一层面是感受和期望之间的差距。如果以高铁为例，我们享受到了大量政府支出后带来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种比较，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享受到了更高的收益水平，在期望和现实之间会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如果说百姓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不符合现实的。利益肯定是得到的，只是可能百姓的期望值更高而已。

　　税收负担一定要降下来，但我也提到，这其中有一个惯性，一定要慢慢降下来，因为支出结构是刚性的，如果陡然出现支出的下降，那原有一些资产就可能成为沉没成本。

　　调整收入分配是民富关键

　　记者：2010年经济学家王小鲁的一篇有关灰色收入的文章令社会再次聚焦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政府如何在收入分配环节上做得更好？

　　陆磊：如果要在收入分配这个环节上有所作为，一般而言，这涉及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等诸多方面。从财政政策方面来说，我希望能够看到个税起征点的提高，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税率的下降，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这是财政政策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是财政支出层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是将投资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和中低收入阶层这些方向转移。所以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第二条就提到了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我觉得如果真能朝这方面努力，那么最终达到的效果肯定会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实质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第三个层面是我国的财政收入结构。我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因为土地财政已经成为房价的领先指标，前段时间出现了限购令等调控措施，但最近这段时间又出现了量价齐升的现象。究其原因，还是地王。地王一出现，迅速扭转了公众的预期。

　　记者：为什么房价和居民收入分配有关？

　　陆磊：因为我们不仅仅要衡量收入和财富有多少，还需要衡量购买力。举例来说，我们每年的收入是1万元，那这1万元是多是少要取决于购买力。假设之前房价是2000元/平方米，那1万元能够买5个平方米，而现在房价是20000元/平方米，那只能买半个平方米。为什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中国转型至今只有30年的历史，毕竟不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这就涉及全国的财富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走的路径和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是把国有资产全部量化到个人，而中国是慢慢来的。

　　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能预见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土地越来越稀缺，房产越来越贵，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全民焦虑，这样一种焦虑体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一看到房价上涨就形成恐慌。

　　记者：“十二五”期间，内需将作为我国经济引擎的三大支柱之一，而扩大内需的前提是居民有更多的钱可花，如何解决扩大内需和居民收入未见增长之间的矛盾？

　　陆磊：首先还是要靠投资需求。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大量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缺乏足够的购买力，这其中的原因的确来自于收入。收入的不同又来自于就业岗位和小时工资率或者是月工资率水平的差异。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能否系统性地提高劳动力需求，这就需要通过城镇化和可预期的一些拉动性政策才有可能提高劳动力需求。所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振兴还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目前缺乏统计的失业水平有所降低，使得在宏观意义上大多数老百姓能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出现一个可持续的工资率上升。

　　缺少致富途径制约民富

　　记者：之前有人依靠楼市使自己的财富迅速增长，如今在房地产调控的背景下，中国居民能通过哪些途径使自己的财富得到增长？

　　陆磊：这涉及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必须使劳动力变成人力资本。目前中国相对过剩的其实不是农民工，而是大学生。这是阶段性现象，那么这一部分人力资源在未来能否获得更高的收益水平？

　　我们看一看发达国家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房子，一些人也是租房的，但他们却没有焦虑感，因为他的人力资源在市场中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这个在目前的状态下就涉及产业调整，即如果我国还是依赖劳动密集型那肯定没戏，更多的还是得靠人力资本密集型，也就是高端的制造业，从设计到制造；高端的服务业，从传统的物流、酒店和餐饮变成技术贸易和服务外包。所以这些才是中国未来可能需要走的道路。

　　第二个层面是，资产价格的上升可能跟民族文化有关系。因为东亚国家普遍对固定资产抱有极其强烈的渴望。

　　记者：缺少致富途径是不是阻碍民富的一大原因？

　　陆磊：确实如此，缺乏致富途径其实也分为短期和长期两部分。短期是由于经济周期所影响的，我们不看中国的情况，单就现在全球的形势来看，目前全球的总需求依旧低迷。所以选择什么行业就成为问题。在传统的制造业行业当中，哪怕你是一个小老板，或是中型企业的所有者，但恐怕还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而从中长期的致富途径来看，需要看居民有没有不同的收入来源，包括在未来居民能否从劳动力收入逐渐转变成财产性收入。因为财产性收入是国家从穷国变为富裕国的基本标志。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能资产价格上涨太快了，以至于很多人被挤了出去，这些人就来不及拥有自己的财富，反映到短期的现象就是大家比较焦虑、浮躁的原因。

　　记者：中央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从国富转向民富，您认为实现这一转变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陆磊：国富和民富之间的差异，关键就在于其最大的阻碍可能不在中央政府，而在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把自2009年以来的投资当作是刚性支出，所以他们必须筹集更多的资金。这其实就像是汉密尔顿所说的“人骑上了老虎背”，不断地加速致使现在无法停下，而现在全中国骑上了这只老虎背，这只老虎就是一个必须不断往前跑的投资增速，或者说是支出的刚性。现在我们必须把这只老虎的速度慢慢降回到正常水平，然后我们才能从老虎背上跳下来。

　　所以地方政府不要搞那么多投资项目，那自然就不需要那么多钱，也不需要那么高负债。应该在如今收入比较良好的情况下，主动把支出结构往下调，就不会对收入形成较强的依赖性。

　　记者：如今的现状与您理解的“民富”差距有多大？

　　陆磊：我们可能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民富。实现民富还需要下一个10年的改革，需要观察到一系列经济结构的变化，比如劳动密集型的模式已经穷途末路，必须走向人力资源，这将伴随着我们称之为中间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比较体面，并且他们也拥有适度的资产。在那样的情况下，社会结构才会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