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刻宁胶囊:大国抉择：科学发展之路如何走

    科学技术瓶颈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科学技术的突破进展。目前我国集成电路90%，轿车制造装备、纺织机械等高技术装备70%依赖进口。医药专利的95%，汽车专利的90%，计算机芯片专利的80%，数控机床和纺织机械专利的70%，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

    缺少现实的科技突破，就无法实现科学技术对新行业的诱导，催生占优势的主导部门，形成技术外溢效应，因此难以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生产效率的整体提高，实现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2009年的技术研发投入仅占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欧美发达国家大约为2.8%。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的企业申请发明专利。我国大中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例不到1%，大大低于创新型国家企业3%～20%的水平。因此，在现阶段技术进步的落后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致命短板。

    劳动力素质瓶颈

    “世界工厂”贸易优势的基础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大量低价的劳动力。随着世界产业梯度的转移和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具有熟练技能的高效劳动力，经济发展不再依靠低成本的工资优势，而是转向产业升级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目前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作者注：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的数量倒是每年大量增加，但是当前的大学教育使得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缺乏有效的训练，因此劳动力质量并不乐观），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

    经济体制瓶颈

    经济体制改革的缓慢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市场化改革落后和政府定位模糊两个问题。进一步讲，这两个问题也是当前阶段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

    市场化改革落后问题，在煤炭能源和房地产行业尤其突出。煤炭能源和地产的价值重估及贴现极大繁荣了近年国内经济的增长，也导致能源和土地的过度开发。滞后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对资源价格的评估，缺乏合理的市场价格，就会限制合理的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寻租，导致煤炭能源和土地资源在开发阶段形成进入性垄断，用较低的成本取得资源的开发权利，然后再将开发的资源推进市场，正常估价后卖出获得最严格的完全垄断利益。

    而低成本的土地和能源开发行为必然带来经济资源使用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出现短时间内大量开采的粗放型开发，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恶化了当代人的生存环境，危害了环境资源支撑子孙后代发展的能力。

    落后的市场化进程还表现在农业产品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形成上。农村劳动力价格由于城乡市场的分割而被低估，农民工的付出和回报严重失衡，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利用农民工的低成本契机而扩张，成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受益者。

    农产品的价格因为制度原因而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并远远低于国外农民的相对收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种损害造成大量耕地撂荒和征地成本下降，造成土地的滥用和浪费，并引发粮食危机。

    政府职能的模糊定位也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现代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作用逐渐增强，但其职能更多的是在市场条件下的宏观调节和规则的监管上。我国政府在经济干预中没有脱离本身的经济利益分配，主要表现就是政策倾向于国企央企，忽视了最具有活力的其他经济主体。

    管制的最终后果就是政治或经济权力的寻租，官商勾结利用政治权力为商业经营提供便利。近年来中央查处的腐败案件都与当前政府管制的经济领域相关，可为鉴证。

    政府的利益越位必然造成社会生产的粗放扩张和对资源环境的严重损害。同时，政府的缺位导致社会利益缺乏足够的保护。立法落后、执法不严格等缺位问题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损害，导致企业高耗高排的粗放扩张。政府职能的缺位还导致城区规划以及土地征用缺乏科学合理的统筹和社会听证，侵害了社会群众的利益，增加了群体性冲突，降低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群众的社会安全感，阻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政策瓶颈

    各级政府官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GDP的增长速度无疑是最有“含金量”的答卷，因而地方政府会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执政建设的核心，这也是建国以来的传统。同时，中国经济的历史欠账要求国内经济只有快速增长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医疗养老等逐渐增大的巨额开支。

    更为重要的是，对官员的考察中缺乏对经济环境保护的具体指标，也就缺少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监督和激励，因此政府会偏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出口和投资偏好的国家经济政策也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内经济政策尤其偏好“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又是主要部分）和出口，消费作为国民经济的内生驱动一直是提振国家经济的软肋。

    出口和固定资产的投资虽然能较快速度地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外生驱动的本质还是靠政府在短期内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征收土地、拆迁民居进行城市基本建设，用高投入刺激经济恢复。

    由于政府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因此政府决策会导致大量基础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同时依靠汇率调节的出口政策也会大量损耗国内资源和贱卖国内劳动力，将国内资源和劳动力低价卖给国际市场。这两种路径选择都不利于国内收入水平的增长，也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的提高。结果就是依靠出口和政府投资形成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