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者的峰林任务没了:中国与朝鲜古巴间曾经的交恶、矛盾及对待

• 发表于：2010-10-10 18:40:57
• 作者:wulanu发短信加好友更多作品博客

今天是朝鲜劳动党建党65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代表中国赴朝友好访问。为此，特贴出旧贴《 中国与朝鲜古巴间曾经的交恶、矛盾及对待》，请求版主放行。

 中国与朝鲜古巴间曾经的交恶、矛盾及对待　　

       邬拉努　　

     前不久，在一论坛上，一些拥古巴的网友与某些朝鲜支持者打起了激烈的笔战。分别贴出《 朝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古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之类的贴子，分别攻击朝鲜、古巴。据我观察，似乎笔战原因除双方个人矛盾外，还有对对方所支持的国家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关。一些拥古巴的网友说朝鲜是朝修，而一些支持朝鲜的则说古巴是古修。这些朝鲜支持者认为古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那些古巴支持者认为朝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当年是否与中国交恶的历史问题也翻了出来，做为某国不是个好国的论据。例如，一个支持朝鲜的网友指责古巴当年与“苏修”在一起，另一个支持朝鲜的网友甚至说，“在毛泽东时代，卡斯特罗曾疯狂反华”，所以“卡斯特罗不是什么好鸟”。看来，这其中还掺杂着以前中古关系恶化期间的“恩怨”情节。　　

    其实，不仅中古间有相互交恶的历史，那些年，中朝间也有交恶的历史，难道我们据此要说朝鲜也“不是什么好鸟”？我们不必遮掩、回避当年我国曾与朝鲜、古巴交恶的历史。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某国与我国曾经关系恶化，就说对方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就说对方“不是什么好鸟”。　　

    因为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是否曾与我国交恶。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一个社会，首先应正确确定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确定这生产关系所必然包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品分配形式。因为这个社会的性质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所渭社会，而且是构成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有着特殊性质的社会。”（转引自〔苏〕罗森塔尔 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287）即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决定这社会的性质。而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就是这个国家的性质。如果这个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管这国家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是否曾有过恶化。犹如判断某人是否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评判标准是他是否忠实于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事业，而不是这人是否与你（或某人）因为严重意见分歧而曾经交恶，也不在于这人是否有错误（又有谁能做到无错误而全正确呢）。　　

    当年朝鲜、古巴确曾与我国有关系恶化状况，但他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否定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错误的。当年中朝、中古间矛盾仍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矛盾，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当年中朝、中古间矛盾，以及现在如何对待这些矛盾，的确值得我们去探讨。　　

    中国、古巴当年交恶情况　　

    古巴当初在中苏论战中是持中立态度，未象阿尔巴尼亚一样与我国紧紧地站在一起反对苏联。但由于相对中国，苏联向古巴提供了更多优惠贷款，更多援助，古巴与苏联有更紧密的经济、军事等方面合作关系。有网上文章《中国与古巴的论战》写道，“古巴每年轧糖、发电以及汽车所需石油 1500万吨，要靠苏联供给。古巴军队的武器装备全靠苏联供应”。另外，古巴所需的工业设备和车辆等，也主要由苏联供给。　　

    由于古巴与苏联有更多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因此古巴与苏联有比与中国间更多的高层往来关系（以讨论和决定这些合作）。例如，60年代上半期中古友好期间，卡斯特罗未来过中国，却多次去苏联。我国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1979年版》讲，“1963年和1964年卡斯特罗两次访苏，双方表示‘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方面是一致的’”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3页）。而据一网上文章讲，“1965年上半年，卡斯特罗接连三次访问苏联。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王幼平，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颇有看法”。我想，“中国驻古巴大使的王幼平，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颇有看法”，也代表着我国“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颇有看法”。并且，《各国概况1979年版》指出“卡斯特罗两次访苏，双方表示‘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方面是一致的’”，实际表明我国的看法：当我国猛烈批判苏联时，古巴却与苏联在国际问题上“一致”。这种表现是否意喻着古巴是站在苏联一边？这可能使我国很不高兴。　　

    另外， “1963年卡斯特罗访苏后谴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活动和宗派活动’，次年纠集拉美22国共产党开会，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5页）。由于世界知识出版社是外交部主管，当时出书没有市场利益影响，《各国概况1979年版》这种工具书的资料应来自外交部，并意思表达应符合官方看法。从这书中列举的两事来看，一般人会认为并未表现古巴在中苏争端中站在苏联一边，但《各国概况1979年版》也给予谴责性用语（“纠集……”），表明中国对“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是很不高兴的。另外，我国似乎认为卡斯特罗访苏后谴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活动和宗派活动”，是在暗批我国。　　

    实际上，胡志明也曾提出希望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胡志明1969年写的、去世后公布的遗嘱讲，他“对目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这也间接表明他对中苏“公开论战”持否定态度，间接表明他对中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说法的不认同，他认为那是使“兄弟党之间的不和”的、使革命者“痛心”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认为中国批判苏联有必要、有道理、有正义性。因此，越南领导人并不是1975年越南统一后才倒向苏联，而是中苏论战时就已不认同中国的做法）。古巴等和胡志明都认为中苏公开论战不利国际共运团结，不利于国际共运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使他们这些处于反帝最前线的社会主义国家很为难。有一篇网上文章讲，“古巴国小力单，又有虎狼隔岸威胁，中苏对立使古巴处在十分困难、十分尴尬的境地，卡斯特罗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卡斯特罗要转这个大弯子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可以说是一步一回首。在这段时间里，他尽可能在中苏之间做说和工作。1964年10月15日，赫鲁晓夫被轰下台后，他又尽全力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传到古巴后，卡斯特罗马上到中国大使馆吃饭、摸底、做工作，但收效甚微”。卡氏“到中国大使馆吃饭、摸底、做工作”具体过程不知道，但大致可知道，卡斯特罗认为，中国先前猛批赫鲁晓夫，是不是主要对赫鲁晓夫个人某些言行不同意。他通过吃饭与中国大使接触，想了解在赫氏被苏共批评并免去职务后，中国对苏共的态度是否会改变，并最终使中苏两国和解团结。他想为此做些说和工作。

    当然，古巴做中苏调和的工作不止以上那些。1965年格瓦拉等人也曾到中国来，希望为国际共运团结，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古巴做的这么多的中苏调和工作，不仅未使中苏关系和缓，却使中古关系恶化了。2007年网上贴出的、我国60年代驻古巴使馆官员写的纪念格瓦拉的文章——《格瓦拉与中国大使的诀别》，就曾讲道：1965年格瓦拉与中国驻古巴大使道别时，“那时中苏论战激烈，关系紧张。古巴领导人从本国的处境出发，最不愿意看到中苏分裂，希望中苏双方停止公开论战，被我国顶回，这又导致当时中古双方之间关系的恶化。”从这文章所说“希望中苏双方停止公开论战，被我国顶回”，和《各国概况1979年版》讲述可看出，古巴“希望中苏双方停止公开论战”成为中古关系最初恶化的原因。

    由于当时我们党要进行论战，而苏联、东欧等国家都要求停止论战，因此古巴“纠集拉美22国共产党开会，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古巴两次还派高级代表团到北京劝中国“停止公开论战”，卡斯特罗“尽可能在中苏之间做说和工作”，这些一般人认为中立的行动，实质如胡志明“对目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的看法一样，间接表明古巴和拉美22国共产党都认为中国批判苏联没必要，应该停止。因此中国认为，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实际是否定中国批判苏联，是认为中国干了一件错事，干了一件设有必要的、因而是分裂国际共运的错事，所以“被我国顶回”。而古巴“纠集拉美22国共产党开会，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更是被认为向中国施压，帮苏联。

    如网上的名为《被遗忘的中古论战》文章写道，中国认为“卡斯特罗越来越倒向苏联，中共便觉得对古巴的大米供应成了打狗的肉包子，从六五年起开始缩减。中国对古巴的大米输出少了，……卡斯特罗发表了讲话。他说古巴今天除了面对美帝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之外，又有了一个新的威胁：大米供应的减少。这是因为中国撕毁了贸易合同。接下来古巴党报连续发表文章，说中共加入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卡斯特罗现在终于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三月十三日……卡斯特罗来到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说，他说中国人是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事，《各国概况1979年版》讲：“1966年卡斯特罗借口大米问题掀起反华浪潮”。从这话用词看，我国也承认“大米问题”给了古巴一个借口。也就是说，可能我国也认为，在“大米问题”上，我国与古巴发生了矛盾。

    “1967年古向我表示愿意改善关系”（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5页），其后中古关系稍有改善。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1973年智利政变，使中古关系又急剧恶化。“1972年后，古领导人在尼克松访华和中国同智利政府关系等问题上不断对我进行攻击”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6页》。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关于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建立从东到西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被古巴说成是中国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对付社会主义、背叛国际共运的行动。在此之后的很多事件上，我国以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行事，而古巴以支持争取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力量行事。而二者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　　

    1970年智利共产党和阿连德所在的智利社会党等进步政党组成人民联盟参加竞选，并获得大选胜利。“人民联盟在其执政纲领中指出，政府的基本任务是‘结束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地主寡头的统治，并且在智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54页）。阿连德执政时，“将控制智利铜矿开采90％的美资安纳康达铜公司、肯奈科特铜公司和其他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几乎同时，还对国内控制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对外贸易的507 家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广泛进行土地改革”， 没收了约3000个大庄园，从而基本消灭了农业大地主。同时“实行医疗、基础教育免费，低价出售粮食、生活必需品”，改善了劳动大众的生活、医疗、教育状况。当然这必然会引发美国垄断资本和智利资产阶级、地主的猛烈反扑。

    1973年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在美国和本国剥削阶级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进步的民选总统阿连德。皮诺切特军人政权建立后，大肆镇压智利共产党、智利社会党等进步政党，大肆逮埔并杀害智共、智社等的成员，并同古巴断交。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朝鲜、越南都与智利断交，并发起谴责智利政变当局破坏民主、践踏人权、镇压智共在内的进步政党并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的运动。以此来声援被镇压的智利进步政党和人士。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进步、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谴责皮诺切特当局、声援进步政党的浪潮。　　

    我国当时继续与智利保持外交关系，也未加入谴责智利政变当局、声援智共等进步政党的运动。另外中国媒体谈及智利问题时，还批评智利共产党听信苏联而企图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和平过渡，并说智利目前状况是走议会道路的结果，是议会道路破产结果。几年后的《各国概况1979年版》1255页写着：“阿连德执政时……苏联乘机利用古巴，勾结智共，对智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渗透，并把智当作它推行‘和平过渡’的样板，引起了美国的严重不安和智利大资产阶级的激烈反对”。　　

    古巴为此指责中国不谴责皮诺切特当局法西斯行为，却指责为使智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的智利共产党人和支持智共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说当智共最需要其他共产党人声援支持之时，中国却把它作为向苏联、古巴、智共发起攻击的时机。　　

    我国建立从东到西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决定了我国当时不会与苏联古巴等一起谴责智利军政府和支持政变的美国。我国如参与谴责，就成为联合苏联等攻击美国、智利，违反并破坏了我国建立从东到西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从《各国概况1979年版》关于“阿连德执政时……苏联乘机利用古巴，勾结智共，对智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渗透，并把智当作它推行‘和平过渡’的样板”的讲述看，我国不愿意看到“阿连德执政时……苏联乘机利用古巴，勾结智共，对智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渗透”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国当时可能还以乐见其成的心态，看待美国支持下的智利军事政变，制止了“苏联乘机利用古巴，勾结智共，对智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渗透”。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60页写道：“近几年来，苏古在国际上不断进行反对智利军政府的宣传活动，并攻击中国同智利保持外交关系。智利军政府谴责苏古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活动，并宣布反对苏古是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上讲述看，我国从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出发，是乐见其成的看待智利军政府“反对苏古”的政策和行动，因此也不会参与“苏古在国际上不断进行反对智利军政府的宣传活动”。

    “1976年古就安哥拉问题再次掀起反华浪潮”（《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6页）。安哥拉问题实质是1975年安哥拉独立时，美国派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出兵安哥拉支持亲西方的安盟、解阵，古巴则出兵帮助宣布走社会主义的人运而发生的斗争。网上的一篇军事文章——《天空战记：古巴空军与南非在安哥拉的战斗》写道：“由于害怕‘安人运’上台后在南部非洲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非干1975年12月出兵安哥拉支持‘安盟’武装，而‘安人运’则向社会主义的古巴求救，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毫不扰豫地向这个非洲国家派出了地面部队，另外还有一个古巴革命空军的分遣队去帮助建立安哥拉空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给予古巴以物资支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给南非物资支持。

    一篇谈古美关系的网上文章——《古巴--危险时刻的邪恶敌人》写道：“1975年以后，古巴的"罪行"变得更加严重了。在美国的支持下，南非部队对刚刚独立的安哥拉发起了进攻。在安哥拉，古巴派出的部队和安哥拉部队同心协力击败了南非侵略者。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胜利掀起了革命浪潮，被殖民统治压迫多年的非洲人民终于尝到了胜利美酒的香甜，也许"彻底解放"的梦想是有可能实现的。古巴的安哥拉之战对非洲解放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凭借着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古巴这个小国反抗超级大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巴改变了整个非洲。但在美国看来，古巴的这一行动是对美国权威的挑衅，激起了华盛顿的怒火。美国政府指责古巴将手伸到了非洲，为苏联"十字军"充当统治世界的工具。”

    战后，黑非洲一直在高喊争取将南部非洲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下解放出来（尤如阿拉伯世界曾经长期高喊从以色列夺回被占领领土一样），但南非有黑非洲最强大的工业和军队，南非军队在南部非洲各国追击反抗种族政权的游击队是如入无人之境。如果说阿拉伯世界还曾与以色列打过几次战争的话（虽然每次是阿方失败），黑非洲却不敢与南非进行哪怕是一次战争（南部非洲各国游击队斗争、边界冲突除外），更显示了南非对黑非洲的强势和不可战胜。为此，黑非洲许多人都对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丧失了信心。《古巴--危险时刻的邪恶敌人》是说，古巴军队出现在南部非洲的安哥拉，抗击南非军队，并最终在安哥拉击败南非军队入侵，粉碎了南非在黑非洲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黑非洲（包括南部非洲）人民争取南部非洲解放的信心。

    从军事上讲，古巴军队在安哥拉击败南非军队入侵，使西南非洲反抗南非占领的游击队力量有很大发展。安哥拉成为西南非洲、津巴布韦反抗白人种族政权的游击队的后勤补给基地和前进基地，南非军队如想进入安哥拉摧毁这些基地，古巴军队就以阻止南非入侵为名阻击南非军队。因此古巴军队进入安哥拉之后，极大改善了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白人种族政权的军事斗争条件，大大促进了反抗南非压迫的游击队的发展。例如当时人口只有85万人的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反抗白人种族政权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的游击队……1975年以来，加强了活动，其人数己从一百人发展到五、六千人，驻在安哥拉南部，在纳米比亚境内未建立基地” （《各国概况1979年版》第733、734页）。

    古巴和安哥拉人运在抵抗南非入侵方面的成功，鼓舞着黑非洲人民；而安盟却伙同南非对古巴和安哥拉人运的进攻。所以非洲统一组织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与南非为伍的安盟，而承认抵抗南非的人运政府为安哥拉合法政府。“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除个别国家因安哥拉未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实质是未与伙同南非侵略军一起作战的安盟成立联合政府——笔者注）而不予承认外，均己承认由人运执政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中国未予承认”（《各国概况1979年版》第713、714页）“人运的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几乎全部由苏联供应的”，在安哥拉“驻有古巴军队约二万人，苏联和东德军事顾问约一千人” （《各国概况1979年版》第712页）。

    在安哥拉问题上，古巴认为，自己支援有走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组织（人运）反对美国支持下的南非的军事入侵，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南非白人种族政权压迫，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的国际主义行为，是正确的。对于古巴在安哥拉的行动，南非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大力反对的，犹如《古巴--危险时刻的邪恶敌人》所说，“美国政府指责古巴将手伸到了非洲，为苏联‘十字军’充当统治世界的工具。”我国从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出发，认为苏联支持的古巴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是为苏联服务的，应该反对和谴责。在卡斯特罗同志80大寿时，网上一篇名为《卡斯特罗同志，生日快乐！》的文章写道：“我小的时候，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卡斯特罗形象十分不佳，他是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侵略非洲的马前卒。他向非洲——特别是安哥拉——派出数以万计的军事顾问，因而提及古巴，我们必以雇佣军和苏修“豢养的打手”称之”。　　

    对此，古巴当时指责我国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西方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支援进步政权反击南非侵略的正义斗争，背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阶级立场。

    当然，以后在阿富汗问题、中越战争问题上，古巴也曾指责过我国。限于篇幅，就不去讲了。

    中国朝鲜当年交恶、矛盾情况　　

    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苏论战时，朝鲜如古巴一样，是持中立立场。我没有看见有资料说朝鲜如古巴、越南那样，曾经呼吁中苏停止公开论战。但朝鲜未支持中国批判苏联，并且朝鲜与苏联还保持紧密的经济、军事等方面合作关系，以及高层往来关系（例如1966年3月，我国拒绝了苏共中央请中共出席苏共23大的邀请，而朝鲜则派高级代表团参加了苏共23大），说明朝鲜对我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也是不认同的。以上情况可能使我国不高兴，认为朝鲜与苏联友好，倾向苏联。反映在《各国概况1979年版》上，记载着50年代每隔一两年中朝间就有高层代表团往来。大跃进期间往来间隔时间较长，在1958、1961年也记载有3个高层代表团往来，但该书没有记载着1962～1966年文革前这段时间中朝间有高层往来。却记载有朝苏间高层往来。这可理解为在当时，朝苏高层往来比中朝间密切。　　

    由此也很容易理解我国在文革开始后，为何曾指责朝鲜是修正主义国家。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辑印刷了《朝鲜劳动党反华言论集》一书（参见博恒“朝鲜研究博客”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反华言论选集书籍荟萃【组图】》），也显示那时中朝关系恶化。中朝边界上，中国地方上的广播，不时会对着朝鲜那边喊出些批判“朝修”的声音。在我国东北，也在我国居民中抓了不少的“朝修特务”。《乌有之乡》网站刊登的水陆洲的文革历史系列文章里，有一专讲黑龙江的文章，其中记录了文革中一次中央首长接见相互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时的讲话，周恩来当时说，“现在你们都打红眼了，真正不想活下去了？现在打死轻于鸿毛，不怕死上前线。你们哈尔滨是反修前线，北有苏修、东有朝修、西有蒙修”。周恩来意思是，两派间武斗打死轻于鸿毛，你们地处反修前线，距修正主义们很近，要想打，应该去反修前线打苏修、朝修等修正主义。周恩来讲话凸显当时的中朝关系是很差的。　　

    文革间中朝关系恶化，《各国概况1979年版》没有直接表述，但《各国概况1979年版》上，没有记载有1966～1969年9月间中朝间有高层代表团往来状况（包括没有中国代表团参加1968年朝鲜20周年国庆），间接表述着这段时间中朝关系的恶化。直到1969年9月底，朝鲜派崔庸健率团到北京参加我国20周年国庆，中朝关系才又逐渐走向正常。次年周恩来率团回访朝鲜，才使中朝关系基本恢复到以前的友好状态。因此中朝关系恶化的时间，比中古关系恶化的时间短许多。　　

    1970年中朝关系基本恢复到以前的友好状态，意味未完全恢复到以前的友好状态。中朝在上世纪50年代时关系最好，其原因包括双方对国际主要问题上看法完全相同，两国有共同的敌人（美帝、日本军国主义）和共同的盟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而6、70年代双方的认识、行动出现了变化。朝鲜认为他的敌人仍是美帝、日本军国主义，苏联东欧等国家是盟友仍没有变。而中国则认为自己的敌人、盟友变了。60年代后半期，中国认为美国、日本与苏联等都是敌人，而年尼克松访华后起，中国已经认为苏联是主要敌人，美日是反对苏联的盟友。这种认识和行动上的差异，必然使基本恢复到友好状态的中朝双方，对苏美等国的相处上是完全不同。　　

    中国认为苏联是中国和世界的主要威胁，所以如60年代后半期一样，70年代也不派代表团参加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和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中国与苏联东欧经济往来很少，而文教、科技交流基本停止。与此同时，与作为反对苏联的盟友——西方间的经济往来增加（首先表现在贸易额剧增），文教交流增加（例如包括龙永图等不少干部被派到西方留学，不少西方学者来中国考察、讲学等。一些西方学者乘机大讲苏联计划经济僵化性和市场杠杆调配的“神奇”，这种思想渗透，为80年代初一些精英讲要用“市场机制”搞活经济提供了西方经济学“知识”储备）。　　

    朝鲜则仍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自己的盟友（这实际是不认同中国关于苏联是世界的主要威胁的认识），所以照样象5、60年代那样派代表团参加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和苏共各次代表大会，并照样保持朝苏间密切的经济、文教、科技、军事合作关系。　　

    中朝关于敌友认识的变化和不同，在70年代两次中朝联合声明中也可觉察出来。1970年周恩来访朝时的中朝联合声明中，谴责性的讲美帝国主义有近30处，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有一段。而1975年金日成访华时的中朝联合声明中，谴责性的讲有美帝国主义只一处（包括要求美从南朝鲜撤军，则为两处），并且根本无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这变化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建立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有关。而朝鲜要求中朝一如既往地共同大力反对、谴责美帝侵略和日本军国主义危险的要求，已经与我国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线要求相悖，因而不能实现。　　

    当然，中朝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盟友问题上的巨大差别，并不是只有理论上的、字面上的意义，中国的这种变化使朝鲜国家安全感受与以前完全不同。例如朝鲜一贯如一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现在朝鲜也是这样），我国在5、60年代也谴责日本扩充军队，复活军国主义，对东北亚和平造成威胁。但我国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线的战略确定后，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不谈日本军国主义，反而支持日本扩军。中国认为强大日本军队将遏制苏联扩张，有利东北亚和平。　　

    朝鲜是一贯如一地谴责美国在东北亚（日本、韩国）驻军，认为它是对朝鲜和东北亚安全威胁，并要求美军撤出东北亚。我国在5、60年代也谴责美国在东北亚（日本、韩国）驻军，认为它和日韩构成美国对中国半月形包围圈的最重要部分，也认为美国在东北亚（日本、韩国）驻军威胁中国安全，威胁东北亚的和平。但在70年代初我国确定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线的战略后，我国只谈苏联的威胁，不再谈美国威胁中国的、对中国半月形包围圈了，不再反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了，反而支持美国增加在日本的军事力量，认为这将有利对付苏联威胁。　　

    70年代的朝鲜，并不认同我国关于苏联对东北亚和平、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说法。朝鲜如50年代时那样，认为威胁来自美帝国主义和它支持的日本军国主义和韩国。朝鲜肯定认为我们支持日本扩军、支持美国在除南朝鲜以外的东北亚扩大军事力量的做法，客观上是符合美日利益要求，并认为中国对东北亚美日军事力量的支持不符合朝鲜的安全利益要求。　　

    而中国从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国际上行事，朝鲜却对我国这一战略不认同，不加入反对苏联的战线，不能成为我国需要的反对苏联的力量。因此，1970年代起虽然中朝关系看上去还热乎，但朝鲜在我国外交关系上的分量已大大降低。我国从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出发，重点发展与反对苏联的国家——美日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中朝友谊、中朝关系重要性，很大程度来自中朝认同共同敌人、共同威胁是美帝以及美日军事集团，是中国认为朝鲜是抗击美帝入侵的前线，朝鲜认为中国是自己抗击美帝的后方的共同利益关系。当中国改变对敌人的认识，认为主要敌人是苏联，美国以及美日军事集团是中国反对苏联的主要盟友时，中朝友谊、中朝关系重要的上述基础实际上就已经消失。中国对外关系中，与美日的关系是重要的关系的同时，与朝鲜关系则急剧降到次要地位。　　

    因此，1970年代中国确立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之后，中朝对美日军事力量在东北亚的态度已经截然相反，并且在国际上宣传着各自不同观点，并按各自观点行事，但中朝并未就此翻脸，还是保持着较好的国家关系。不过，两国从此再也未恢复到50年代那样的、对国际主要问题有着一致看法的状况。两国按照自己不同的敌人与朋友的观点各行其事，我国重点发展与反对苏联的国家——美日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这种状况的延续、发展，是中朝关系走到今天状况的原因之一（经济关系差异是中朝关系现在状况的主要原因）。　　

    中朝、中古交恶共同性、差异性分析及怎看待朝古　　

    我们回看1960年代中期起，中朝、中古关系恶化的原因，具有共同性。那时中国认为苏联变修了，应该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而朝鲜、古巴并不认同中国的这一看法，他们都没有参与对苏联的批判，同时继续保持与苏联密切的经济、军事合作关系，继续保持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关系。并且这种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比中国的关系更密切，这使中国认为朝鲜、古巴更认同苏联，认为朝鲜、古巴站在苏联修正主义一边。对苏联的不同态度，是当时中朝、中古关系趋于恶化的原因。　　

    而1970年周恩来访朝后，朝鲜仍不认同中国对苏联的看法，朝鲜仍没有参与对苏联的批判，同时继续保持与苏联密切的经济、军事合作关系和政治关系，但中朝两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这表现出，中国不象几年前那样看待朝鲜与苏联的合作关系了，不因为朝鲜与苏联的密切合作关系而批判他为“朝修”了。　　

    那么，为什么中朝关系在70年代基本恢复，而中古关系继续交恶并关系较60年代后半期更加恶化呢？　　

    首先是1969年9月底，朝鲜派崔庸健率团到北京参加我国20周年国庆，主动表现了朝鲜恢复与我国关系意向。次年周恩来率团回访朝鲜，使中朝关系更加趋于恢复到以前友好状态。古巴如象朝鲜那样，主动派团示好，中古关系也许能趋于恢复友好。　　

    但中朝关系恢复后能维持友好，重要是中朝虽对苏联和美日军事力量在东北亚的态度截然相反，并且在国际上宣传着各自不同观点，并按各自观点行事，但并不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判。朝鲜继续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军在包括日本的东北亚的存在，认为他们威胁着自己的安全。但对中国支持日本扩军、支持美军扩大在日本的军事力量的的观点，朝鲜也不进行批判。同样，中国也不批判朝鲜的观点。即大家各谈各的。　　

    古巴与中国，如也能象上述中朝那样各谈各的，当时中古关系恶化也可能没有那样深。例如在智利事件上，朝鲜与苏联等一起与智利断交，并声援智共，声讨皮诺切特政变军政权；而中国未与智利断交，还批评智利共产党听信苏联而企图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和平过渡。中朝两国在智利问题上也是各说各的，各做各的，但互不批判对方。如中古也在智利各说各的，互不批判对方，则中古矛盾不会深化。但古巴直接批判中国，说中国不谴责皮诺切特当局法西斯行为和支持政变的美国，却指责为使智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的智利共产党人和支持智共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又使中古相互指责，加深了相互关系恶化。　　

    又如，以美帝和日本军国主义为主要敌人的朝鲜，对我国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线的战略，持不同意的态度，但朝鲜虽继续在不同场合高调谴责美帝侵略和美帝、日本对东北亚的威胁（或许朝鲜这样既谴责美日，又间接表述对中国联合美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战略的不同意），但他从不公开、直接地表示反对我国外交战略。而古巴则公开表示反对，说中国的外交战略表现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集团的公开勾结。这也加深了中古关系恶化。　　

    华约论坛的一些坐而论道者说朝鲜或古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支朝派人士，因为历史上中古交恶，就骂“卡斯特罗不是什么好鸟”。难道因为有不同看法或历史上曾经对立、交恶，就应继续对立下去，继续骂对方“不是什么好鸟”？这种状况何时是个头？何时才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落实到实处？而不只是口里喊喊的口号。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为了同世界范围的剥削阶级斗争，消灭全世界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因为这国的无产者曾与那国的无产者曾经矛盾、对立、对骂而不实行。恰恰相反，应响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消除不同认识、不同区域间无产者的对立和谩骂，以便完成与资产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建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即使不能消除分歧、对立，也应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搁置分歧、对立和争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巴黎公社问题上的作为，充分体现了即使分歧、对立，也应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搁置分歧、对立和争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进行过尖锐批判，但对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领导的巴黎公社仍予以大力支持（虽也指出他们的错误），应该成为我们处理曾与我们交恶的无产者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典范。　　

    “巴黎公社领导人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委员中，主要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王阁森主编《世界历史问题全解》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58页）即巴黎公社大多数领导人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成员，公社领导成员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组成。马克思也说：“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仅从大的方面看，巴黎公社太多的大错误可被一些坐而论道者指责、批判。可指责、批判巴黎公社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或先锋队）领导，也没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由马克思主义者掌权，也未建立工农联盟……。巴黎公社在具体工作中有更多可指责的错误：未马上向凡尔赛进攻，未立刻实行法兰西银行国有化等等。　　

    巴黎公社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批判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在巴黎公社上的各种错误呢？不应该！这时还进行那种批判，将不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支持巴黎公社进行的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伟大斗争，不利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声援失败后被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员。这时的批判是对正在斗争的巴黎公社或被迫害的公社社员背后插刀，虽然是以左的面目、“很正确”的姿态出现来批判“错误”。而且这时进行批判，将使世界各国无产者在是否声援巴黎公社问题上出现不一致和混乱。　　

    当然，巴黎公社成立前，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并未参与对资产阶级斗争时，对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那些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等对其进行批判，是应该的、正确的。在与资产阶级大的斗争的间歇，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无产者，批判错误思潮，尽量使无产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则应首先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开火。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是全世界各处的无产者都正确才实行，无产者有错误就不联合（并且你认为别人错，别人就真的错吗）。革命导师不是号召“正确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人无完人，由人组成的任何无产者的组织、国家（如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没有错误。而且在很多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正确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出现在需要全世界无产者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开火之时，观点不同的无产者之间还在互相批判、互相开火，显示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这样就不会把无产者的全部力量用于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把大量力量用于了内耗。因此如果搞“正确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永远不会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永远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全世界无产者（包括所谓“正确的无产者”），将永远处于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之下。　　

    马克思、恩格斯及领导的第一国际，并不因为巴黎公社领导主要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派别组成，并不因为巴黎公社有太多错误就不去支持、声援巴黎公社，就去批判巴黎公社这不对、那有错，就否定巴黎公社及其伟大意义。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及领导的第一国际也积极支持、声援巴黎公社及其后受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员。这里可以看到，“正确的无产者”与“不正确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投入与剥削阶级的斗争。　　

    巴黎公社成立之后，乃至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肯定巴黎公社及其伟大意义。巴黎公社的经验，还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写入他们的著作。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主要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派别领导的巴黎公社实践中，吸取着经验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主要由与自己对立的派别领导的、有很多错误的巴黎公社的实践，并不是从排斥、不屑的态度来对待，老念叨着对其错误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是积极研究、发掘出巴黎公社实践中能给无产阶级革命以启示的合理、正确要素。　　

    当然，马克思他们也看到巴黎公社的错误，马恩写信给巴黎公社一委员，但不是以批判的态度，而是以同志的恣态就法兰西银行国有化等问题提出自己建议。巴黎公社失败后，马恩也是以总结公社的教训的态度，把他们认为巴黎公社的错误写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为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应吸取的教训，警示革命者。这里，并不存在马克思他们对巴黎公社的不屑或指责。　　

    马克思、恩格斯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他们对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出现的错误也看得最清楚。但他们也未以唯我最正确的恣态去批驳斗争中的巴黎公社的错误，去追究受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员的责任。但一些和我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只知道些皮毛的（也许他们的水平比我稍高些吧）、坐而论道的左派，却以很正确的恣态去指责正与美帝的封锁制裁和侵略威胁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世界进步的人们和组织年年都在声援社会主义古巴，要求美帝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制裁之时，我们这儿的个别坐而论道的左派却在骂“卡斯特罗不是什么好鸟”。当美帝的庞大的军事机器就在38线以南威胁朝鲜，美帝伙同全世界反动势力封锁制裁朝鲜，并全世界的反动媒体都以朝鲜不民主之类言辞攻击社会主义朝鲜之时，我们这儿的个别坐而论道的左派也在这儿说朝鲜独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　　

    我们可以对朝鲜、古巴有些事持不同的看法（老实说，我对朝鲜、古巴的一些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同样，也应允许朝鲜、古巴有不同于我们看法的做法。对他们的一些我们有异意的做法，我们也可以讨论交流。但最好不要因为朝鲜、古巴的一些事不如自己的意，不符自己的看法，就如华约论坛的一些坐而论道者那样骂他们是“朝修”、“古修”，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又如，尼共近两年从武装斗争为主转为议会斗争等斗争形式时，我国的一些左派也骂）。否则，无产者各部分都在互扣帽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永远不能实现。　　

    别人在进行艰苦斗争，我们不过都是些坐而论道者，我们应多些民主意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尊重，尊重在与帝国主义斗争并艰难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朝鲜、古巴；尊重还处于国内外资产阶级围攻下的尼共。尊重别人在为保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为迈向社会主义）斗争时有自己看法、做法的权利。不要有别人有不如你意的地方，就扣帽子的习惯。当然，对抛弃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美化资本主义的言行应该批评，但对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中采取什么方法、策略等问题，应尊重别人选择，由实践来检验（例如尼共现把议会斗争做为其斗争形式之一的做法，也应尊重）。　　

    马克思、恩格斯从主要由与自己对立的派别领导的巴黎公社实践中，吸取其实践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应象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多学习社会主义朝鲜、古巴实践的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复辟情况下，社会主义朝鲜、古巴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不管我们心里服不服，实践证明，总体上讲，在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社会主义朝鲜、古巴是做得最好的。朝鲜、古巴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这就是我对待朝鲜、古巴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