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闷是什么病的前兆吗:信仰的深情： 正文 生　　平

正文 生　　平
                                                                                            

    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著作在今天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当今基督徒的内心生活和情感缺乏精神的修习。我希望您，一个读者，不会不容忍爱德华兹针砭您的心灵和情感，也不会反对他这样做。他最终将帮助您懂得，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如何依赖于修习，以陶治意愿和情感的正确禀性，从而圣洁地活着。实用主义者没有朋友，因为他只是“利用”人们，同样，实用主义的基督徒（在当今为数众多）也在利用上帝，因而他们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在内心深处认识上帝（Him)。他们只是盗用上帝的名义，借用上帝的权威说话，却不想培育自己对他的感情。
    幸运的是，我们偶尔能遇到一些巨匠。乔纳森•爱德华兹就是思想界和基督教信仰领域中公推的一位巨匠。他像奥古斯丁（Ａugustine)和加尔文(Calvin)一样，是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

    乔纳森•爱德华兹（１７０３－１７５８）出生于康涅狄格州东温莎边境的一个拓荒者家庭，家里共有１２个孩子，他是唯一的男孩。他的父亲蒂莫西(Timothy)是一个牧师。爱德华兹１３岁时进入耶鲁大学，１７２０年毕业。他在纽约做过两年教师，在耶鲁也做过几年教师，后来，他成为外祖父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的助理牧师。他的外祖父任牧师职务６０年，此间，在北安普敦建立了一座时髦的教堂。外祖父过世后，爱德华兹成为牧师，在那里供职２２年。
    教众们低下的心灵状态使爱德华兹深感不安。这种情况大约在１７３４年发生变化，当时，他的布道开始越来越多地宣扬因信得恩赐，以证明因信称义的正当性。他开始看到，真正的教会成员属于那样一些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真实地活在因信称义的实在中。成员资格和情感交流并不属于那些仅仅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在他的教堂，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随后，这种孤立地唤醒分散教众的行动，汇入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领导的大觉醒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复兴运动日益高涨之际，爱德华兹试图在他的布道和作品中，倡导一种注重心灵深处的思想和责任的宗教。在１７４６年，也就是复兴运动期间，爱德华兹撰写了《论宗教感情》（Treatise Concerning the Religious Affections）一书。
    但是，当他开始告诫人们，基督徒一旦获准进入主的餐桌，便需要为之献身时，对他的怨恨开始滋生。１７５０年，他的大多数教众没有投他的赞成票。在４６岁时，爱德华兹发现自己被解除了神父的职务，他带着７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却没有任何指望获得一个适宜的职位。随后６年，他在边远地区的一村落任牧师，该教区由１２个白人和２５０个印第安人家庭组成。
    １７５７年，他应邀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但是，这个职务来得太迟了，他已无法为自己的名声辩解。到达普林斯顿后一个月，爱德华兹逝世。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就是这个人撰写的文献。 
                                                                 对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误解 
    精神巨匠很容易被误解。世俗的知识分子一直赞颂爱德华兹，说他是一位学者、形而上学家、北美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的情怀。他拥有简单朴实的基督教信仰。对于爱德华兹来说，做上帝的子民，比做一个早熟的耶鲁毕业生重要得多。但是，学术殿堂并不知道如何对待他对上帝的虔诚，只是把它看作１８世纪的文化现象，以为现在已经过时。人们认为，爱德华兹的信仰是他那个时代的信仰，就像洛克和牛顿的形而上学属于他们的时代一样。学者们把他的著作《论意志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ill，1754年）仅仅看作抽象推理的时尚癖。他们从未看到，他的哲学并未支配他对《圣经》的信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者界的赞赏几乎葬送了爱德华兹。它并没有让他的声音表达现代人的良心。是的，人们记得，在一次题为《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们》（“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１７４１年）的布道中，他曾经说过一些偏激的话，然而，甚至这点也可能被人忽略，仅仅被看作１２００多个布道中的一个，这１２００个布道，现在正以手稿的形式呆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中！许多人十分惬意地把爱德华兹当作自然神论者，他们觉得，他过多地暴露了个人的信仰和宗教感情，以此代替了超然的学问。凡此种种皆表明，许多研究爱德华兹的人并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反对他个人的信仰。他们想知道他的美学原则，但是，他们并不想知道他的上帝。
    也有人指责爱德华兹的书不值一读。甚至那位富有同情心的基督徒亚历山大•斯梅利（Alexander Smellie)，在为《宗教感情》（Religious Affections）1898年版撰写的前言中也说，书的格调“勿庸置疑是悲哀的”，“到处充满了１０月的气息，而不是５月的”。据说，爱德华兹很少注意措词的优雅，因此，对现代读者来说，他的句子显得冗长、复杂。不过，当我重新修订他的文本之后，我不能认同这种有失公允的指责。他对真理及其结果有深深的感悟，他用清晰、明彻、直率的方式传达他的信息。重新修订他的文本时，我试图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减少所引《圣经》的出处，简化他的句子，凝缩他的论点。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指责他太繁琐。但是，另一方面，他的世界比我们的世界更悠闲，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根本不会使他头昏脑胀，而我们生长在电视时代的人，稍一注意这些东西就会受骗。 
                                                               爱德华兹，最后一个清教徒 
    如果把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描述为“最后一个神父”，爱德华兹就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清教徒，至少在新英格兰如此。他的根子深扎在新英格兰开山神父们的神学中，像托马斯•谢泼德（Thomas Shepard)一类的人。他常常引用谢泼德的话。尽管他不像一个世纪后的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那样熟悉清教徒的作品，但是，他反对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重视自由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认为人们完全依赖这个上帝，因而，他的神学可与清教徒的相提并论。对爱德华兹来说，真正的宗教是上帝圣灵的一份超自然的礼物，将在应答的(responsive)情感中得到证明。按圣保罗的说法，圣灵降临于人的生活之前，人的一切自然的、精神的渴望和行为都是物欲的，《罗马书》对此有过描写。
    这种清教徒的基督教虔敬观点，仅以《圣经》为根据。爱德华兹的布道和其他作品都证明，他一生都以《圣经》为食粮，滋养自己。他对《圣经》在注释，有加尔文或欧文(John Owen)的敏锐。
    爱德华兹也有一个伟大的清教徒步传教士的热诚。他看到，出于三重必要性，必须帮助人们在神学上理解福音，热烈地感受它的真理，对它的实在性作出全面的反应。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像今天的比利•格雷厄姆(Bill Craham)一样，在１７４０年新英格兰的复兴运动中被指责为“宗教狂”。爱德华兹则为这种热情洋溢的布道辩解，他说：我们的人民不太需要在神性中增加思辨知识，这与其它东西不一样。人们也许终日沐浴着这种光，但是，享受不到热……我们与其改变人民的观念，不如拨动他们的心弦；他们滞留在祈祷这种最伟大的需要中，这种需要就是最伟大的嗜好。
    这是爱德华兹发自肺腑之言，他解释的透彻、精心推理的充分、以及陈述的庄严，都证明了这一点。结果是，他的听众不可能忘记他所说的一切。他们带着内心的热情离去，热情搅动了他们的心底，震撼了他们思想的基础。
    爱德华兹感到，拥有“理性的大脑”（arational brain)是必要的。他要求人类灵魂中的一切事物，都接受人类的最高能力——理性的支配。他说：“没有理性的论证能力，我们对上帝的全部证明就完结了。”人们相信理性能够获得合理的、令人信服的神学结论。但是，爱德华兹还说，没有启示，理性是不充分的。他指出：
    一个人也许有强壮的理性，却没有健全的理性。他的心灵也许有力量驾驭一种论点，却不能保持平衡。这并不是因为推理过程有缺陷，同样也不是因为性情有缺陷——假如遵从悟性的意思是说，理性所宣称的是最好的，或者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那么，意志总要服从悟性的最后指令就是虚妄之言。
    爱德华兹认识到，由于人的堕落，理性本身即使十分充分，也会沦落为腐蚀人性的同谋。我们不能指望人的独立理性根除原罪，或者指望它承认自己的局限。人性的无用就在于自负，它寄生在我们的理性、良知和世界中。原罪就这样使心灵沉沦，丧失活动能力。因此，人不仅仅需要良好的愿望。他还需要圣灵的权力和临在，向其心灵彰显圣言，影响他的感情。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中，“为《圣经》而战”忽略了一点，即《圣经》启示给予我们的，远不止是绝对正确的论据。它也改变人的内心世界。 
                                                               爱德华兹和灵性复兴的真实性质 
    爱德华兹在１７２７年承袭外祖父的衣钵，声称他的教众“骨瘦如柴”（dry bones)，虽然拥有虔诚的形式，却否认它在上帝那里活生生的力量。１７３４年，他撰写《上帝惊人之作的信仰录》(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ng Work of God)，描述了一种复兴，并向软弱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５年以后，大觉醒运动出现，这时，许多真实复兴的伪造品也开始出现。因此，一些神父，如查里斯•昌西(Charles Chauncy)，正确地批评浅薄的唯情论和一些皈依者制造分裂的伪善对教会构成一种威胁。
    爱德华兹在一本题为《辨别上帝意志的标准》(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a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１７４１年）的著作中，为这种复兴辩护。他表明，真正的复兴有５个特点：基督是规劝的，邪恶的王国受到抨击，《圣经》受到尊重，健全的学说得到提倡，对上帝和人爱受到鼓励。但是，在《关于新英格兰宗教复兴的一些想法》(Thoughts on the Revival in New England，１７４２年)中，爱德华兹急于揭露宗教狂的虚伪，这种宗教狂归根结底扎根于自负，因而扎根于物欲之中。所有这些洞见都有助于他撰写《信仰的深情》，该书对一个当代问题进行了娴熟的探讨。爱德华兹断定，以死气沉沉的方式传达真理是不恰当的，是一种矛盾。我们必须感受我们正在传达的东西，并用一种有效的方式传达这种感受。在当代理性主义文化中，我们要记住，思想决不是生活的代用品。将思想等同于生活是最糟糕不过了。思想充其量不过是生活真理的一种手段。理智本质上被看作工具性的，因而理智本身不是目的。这是一个真理，明谷的伯尔纳、伯纳文都拉(Bonaventura)、帕斯卡(Pascal)和克尔凯廓尔(Kierkegaard)都强调它。
    心灵可以在伦理学中远用它的辨别能力，例如，选择我们所遵循的正确道路。但是，只有内心，才能最终作出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不过，爱德华兹表明，内心从未作出过正确的选择，也没有摆脱自负作出选择。内心能够摆脱自我的唯一方式，是认识上帝之爱和恩典。只有圣灵才能够把它给予一个人。上帝真正的圣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禀性中持久的新原则，有“发自内心的感受”。它完全不同于瞬间的情绪和复兴精神的骚动，也不同于当代生活中那种舒适的信仰主义或者行动主义。后者没有为人格留下任何永久的、虔敬的印记。
    “发自内心的感受”在个人中引起对上帝恩典一种新的、独一无二的知识。上帝的子民像孩子一样，由于被另外一个家庭领养，因而获得了一系列全新的关系。超自然的领养引出信仰的新习惯，因为他在自己的灵魂中，对圣灵的作用有一种直接的体验。正是这种体验性的知识，证明了它自身的有效性。
    因此，爱德华兹看到，真正的宗教的本质在于，拥有“圣洁的”(holy)或者“恩典的感情”(gracious affections)。他并不是第一个强调这一点的人。比爱德华兹早一个世纪的清教徒威廉•芬纳(William Fenner)，撰写过《感情论》(A Treatise of the Affection，1642年)，尽管爱德华兹从不知道这一本独特的著作。但是，“发自内心的是生命之流”这一清教徒的认识，是《圣经》的传统，这种传统强调，拥有一颗“精制之心”(a prepared heart)是生命的需要。心在接受圣义(justification)时变圣洁，就是为生活真理辩护的证据。 
                                                               《信仰的深情》梗概 
    当今的基督教信仰，受到方方面面的严重曲解，如我们把它组织化、制度化、普及化等。爱德华兹强调指出，生活中有一种全然不同的宗教维度，它主要由感情组成。试图减少或者曲解这一范围内人类生活的内在现实性，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外，爱德华兹看到，个人的虔敬决不是地道的私事，以致于不能被公开地、仔细地检查，判断其禀性的真与伪。
    文献第一部分，爱德华兹运用《彼得前书》１：８的经文提醒我们，困苦永远是最好的考验，它将向我们展示出宗教生活的真谛。它帮助我们辨别“虚假的感情”和“恩典的感情”(gracious affections)。爱德华兹也对感情(affections)和激情(passions)做出区分。后者是暗昧的、无法控制的情绪，阻碍“恩典感情”的形成。爱德华兹把爱看作感情之主，一切其他感情之源。爱德华兹引用《圣经》中许多决定性的例子，以表明感情在《圣经》的思想和语言中，发挥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在第二部分，爱德华兹描述了预示着虚假感情的那些征兆。他尤其关心那些人，他们把圣灵的临在和力量，限制在有限的运作范围内。对于单纯的活动，如读经、祈祷、唱颂歌、或者一个人在宗教活动中强烈的自信等，是否是真实感情的征兆，他也持怀疑主义的态度。我们还不知道对他人的动机做出怎样的判断，所以我们必须留意我们自己的动机。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大部分，爱德华兹详细说明了“恩典感情的12个征兆”。第一个征兆表明，圣灵临在和圣灵的力量，是对上帝真实感情的唯一源泉。第二个征兆表明，恩典感情的起源是把上帝看作上帝。对上帝的热爱，来自他自身（His)的至善至美，而不是来自我们对他的需要。因此，第三个征兆是，只有我们喜爱上帝的圣洁，恩典感情才会得到发展。上帝的景象足以使我们在他临在时，迎接他，屈从他。爱德华兹的第四个征兆断言，恩典感情需要由上帝给赐我们的属灵的悟性。没有它，这些感情依然是冷漠的，不充分的。
    根据第五个征兆，感情还得到真实的、历史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向非基督徒提出挑战，并且加强了基督徒的力量。第六个征兆表明，正是我们个人的不充分感和我们对上帝深层的需要，使恩典之感流啊，不停地流淌。于是，精神的骄傲是堵塞感情涌流最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福音的蒙耻”(evangelical humiliation)对于上帝的子民如此重要。第七个征兆指出，禀性的变化由皈依基督教而生。恩典感情使我们更像基督。第八个征兆表明，他们产生了耶稣式的温顺和柔和精神。第九个征兆表明，一个拥有恩典感情的人，是心地善良的人，没有标志着不虔敬的“心的刚硬”(hardness of heart)。
    在第十个征兆中，爱德华兹断言，这样的生活将有性情和道德的平衡，也有禀性的坚韧和持久。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发现这样的特征越多，他的生活中对于上帝的渴望便越持久。这是第十一个征兆：圣洁的上帝似乎是不可及的。不过，越渴望接近他，就越与他相像。
    最后，第十二个征兆表明，基督徒体验的现实，将体现在他的道德实践中。没有这一点，基督教就被简化为概念化的思想体系，而且不可能作为一个构成的现实，在可靠的生活中持续下去。因此，承认对上帝的信仰，就是过一种受圣洁情感支配的生活，如对上帝的敬与畏，忏悔罪过，享受对上帝矢志不移的爱，以及对邻人的爱等。 
                                                                《信仰的深情》的版本 
    对最初版本的通俗改写和节略，可能已经对许多人产生过最强有力的影响。１７４６年波士顿首版的节略版，由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制作，１７６２年首次出英文版。这个文本被缩短１/３。在节略本的基础上，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于１７７３年进一步改写了它，此版于１８０１年出版，届时韦斯利已经逝世。首版也被译成德文（１７７９年）和威尔士文（１８８３年）。节版是足版的２/３，一直以１８０８年武斯特(Worcester)版为基础，不过也参考了标准的耶鲁版，该版由约翰•Ｅ•史密斯(John E.Smith)编辑，１９５９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节略的方法是去掉一些全文引证的《圣经》的引文，代之以标明出处；把一些说明材料压缩为一个例子；削减了一些滔滔不绝的题外话；普遍缩减了句子和段落。
    现在，再生运动(Born-Again Movemnt)——美国现代的复兴运动，有流产的可能，因为它缺乏“恩典感情”的精神滋养。在我们的时代，只有查理斯•W•科尔森(Charles W.Colson)，《再生》(Born Again)和《爱上帝》(Loving God)的作者，才有资格为爱德华兹的《信仰的深情》撰写如下导言。我对他在此举中奉献的友谊表示深切的谢意。
    对简•诺兰(Jean Nordland)夫人和沙伦•特恩布尔(Sharon Turnbull)夫人，以及打印此书材料方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朋友，也表示深深的感谢。马尔特诺马出版社的丽兹•希尼(Liz Heaney)小姐奉献了她的全部编辑技巧，使本书得以臻于完善并且最终成形。
                                                                                                                                                                  詹姆斯•Ｍ.豪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