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冬枣是不是油炸的:警惕中国权贵阶层的悄然登台-钟伟 | 学者社区-中评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6 16:01:56
警惕中国权贵阶层的悄然登台
钟 伟
最近,世界银行集团在其《商业环境和企业规模》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小企业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们在增加就业、扩大税收方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尽管中小企业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与大企业相比,它们所遇到的商业障碍更多,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已成为“发展公正市场经济”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为包括各种规模的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更平等的商业机会是创造商业环境的核心问题。该报告中有如下发现:
 
1、从世界范围看,企业规模影响着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中小企业认为它们遇到的商业环境问题比大企业多;2、通常企业规模与企业所面临的商业障碍成反比关系,即小企业所面临的商业障碍多于中等规模企业,而中等规模企业所面临商业障碍多于大型企业;3、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在融资、税收、管制、对付通货膨胀、腐败、反市场竞争行为等方面,面临更大的问题;4、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亚洲、拉丁美洲和转轨国家,企业规模越小,所遇到的商业障碍和商业困难越大。而在OECD国家,企业规模与企业面临市场障碍的严重程度之间相关性不大。另外,在世界银行集团的调查中,还有三个作为“副产品”的发现:一是有政府参与的企业所面临的商业障碍较少;二是外国企业所面临的商业障碍普遍不多,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良好,有能力威胁退出或者重新选择投资地点;三是企业的历史长短与企业面临商业障碍的多少没有很大的关系。
怎样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会遇到更大的商业环境障碍?该份报告提出了三种解释:1、“市场诱发原因”,比如大企业比小企业的资本雄厚,融资更容易;2、“政府诱发原因”,发展中国家官僚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所滋生出来的各种腐败,以及对市场发展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一般而言,中小企业不太可能有大量的资源去与政府沟通,获得各种商业许可;3、大企业与政府之间有可能达成合谋,因为大企业有实力和谈判能力来影响政治,推动修改和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
 
这样的研究让我们不能不忧心忡忡,如果世界银行集团的研究是成立的,那么其结果可能是这样的:1、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中,官僚体系更容易歧视中小企业,不管中小企业生存多久,在经济成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提升,其商业环境始终处于劣势的;2、如果商业歧视环境主要是政府诱发因素引起的,那么除非中小企业愿意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和官员沟通,或者增加企业的“政府参与色彩”,企业商业环境就难以改善;3、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加速其宪政体系建设,则大企业、大资本更容易和政府谈判,通过合谋或威胁,来获得对自身有利的商业环境; 4、在转轨经济中,就企业规模和商业环境来看,很容易孳生这样的“双重扭曲”,第一重扭曲是原先封闭体系下有政府参与并且已经争得了对自身有利的游戏规则的大企业,即使在开放后仍较本土中小企业的商业环境为好,第二重扭曲是开放进程中,逐步进入的外国大企业、大资本将更有能力和政府谈判或进行商业威胁,以形成有利于自身的新规则。如此,中小企业无论是在封闭或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始终难以争得较为有利的商业环境,永远锁定为被盘剥的草根企业。
一个世纪以前的《子夜》和其主人公吴荪甫,从本质上看,已经用悲剧性的语言显示了世界银行集团研究报告的全部精髓。20世纪30年代初,国外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一直波及上海,为了转嫁危机,大量外资强占国内市场,以至民族工业面临绝境。国内,北方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新军阀为争夺统治权展开大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后台悄悄地进行着窃国之财的勾当。吴荪甫登台了,他不同于以外国大资本为后台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吴是本土资本家的代表,带着精明勤奋和忍辱负重,诚惶诚恐地巴结着手掌大权的官僚,野心勃勃地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吴曾从国外学得一套工业管理的经验,和王和甫、孙吉人一起举办益中公司,怀着“增加烟囱数目,扩大销售市场”的宏愿,试图集中上海民族工业优势力量与外资抗衡,最终目的是实现“东方大港”、“四大干路”的理想。吴曾几度经过急流险滩,但始终踌躇满志,即使同人言谈时也“像一个大将军讲述出生入死的主力战的经过似的。他兴奋到几乎掉下眼泪”。吴曾巧妙周旋于贪得无厌的权贵、财大气粗的洋买办和穷困潦倒的工人之间,在旧海滩上风行一时,算得上是能屈能伸,谙熟洋务和官场的实业家。在最初许多民族工业,朱吟秋的丝厂、陈君宜的织绸厂、周仲伟的火柴厂,在外有外国大资本大企业的虎视眈眈,内有被买通的本国大官僚,大权贵的鲜廉寡耻下,都濒临倒闭,而吴荪甫的工厂仍然苦苦求生着。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造成了悲剧。”子夜中的吴荪甫无论曾经曾样的显赫和挣扎,最终在在外国大资本、大企业勾结买办资产阶级的扼杀中,悲惨到死无葬生之地!
 
现在看来,缺乏制衡的权力并不必然致力于创造一个平等的商业环境,相反,将手中的权力和外国大资本结合既隐秘又获利丰厚,官僚阶层的亲属子女刹那间摇身一变而为权贵阶层,化公为私,登堂入室,无疑比和微薄的、带着土气的民间资本来协商要安全而体面得多。新研旧读,旧作新释,无疑使我们更意识到因有权势而有钱财,比因有钱财而有权势更为危险得多,无论何时,我们始终不能不警惕权贵资本家阶层的悄然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