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娘超重力炮:揭秘中共在西安秘密联络处 西安事变次日转为公开

核心提示：目前所有相关史料都没有提及西安地下联络处的负责人究竟是谁，只知道事变后周恩来到西安的首选落脚点就是七贤庄，但同样不知道当时究竟是谁在那里接待了周恩来。所有的相关史料都说周恩来之所以到那里是为了剪去自己的胡须。

1937年春，叶剑英同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中）在西安七贤庄（图片来源：《纵横》杂志）
文章摘自《纵横》2010年第12期 作者：孙果达 原题为《西安事变中的“七贤庄一号”》
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一直忽略了中共中央秘密设在西安的地下联络处——七贤庄一号。
1936年4月9日与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后，保安与西安之间的联系开始日益紧密。尽管在《会谈纪要》中规定双方互派联络员，但却是保安单方面向西安“进军”。随着需要处理的事情日益增多，西安的地下联络处应运而生——七贤庄一号，门前挂的铜牌是“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医院”。
“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医院”
七贤庄位于西安北新街中段东侧，始建于1934年冬，1936年春落成，占地13600平方米，由10座“工”字形、土木结构的平房院落由西向东排列组成。此地借《晋书》中的“竹林七贤”而命名，由当时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题书“七贤庄”匾额镶嵌于庄首。
这片区域原是清代满族居民区，辛亥革命时被毁为废墟。后来当地的银行集团做房产生意，买下了这里的地皮，建起了一排10座连墙式的宅院，对外租出，这里一时成为儒生雅士聚集的地方。
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不久，伤病员特别多，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因此，中共中央发动各地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各大城市进行秘密采购。为了方便把分散购买的医药用品集中起来转运到陕北苏区，必须建立一个合适的集中点。于是作为进入红区的必经之路，再加上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西安成为最佳选择。
1936年春夏之交，刘鼎因七贤庄距火车站较近，交通与接货方便，又是一个独立的两进四合院，环境优雅更便于隐蔽，经过上级批准，用200块银元租下了七贤庄的一号院。
为了不引起特务机构的怀疑，建立一家医院来作为接货地点显然是最顺理成章的。而且，医院的人来人往也司空见惯，更能起到掩护作用。据路易·艾黎回忆，当刘鼎到上海秘密采购医药用品时，史沫特莱推荐了德国共产党员、牙科博士海伯特·温奇。他在上海时曾为张学良医过牙病，如果被张学良聘为牙医顾问来西安开设牙科诊所，对医药用品的采购应该是最为理想的掩护。海伯特生于1906年，中文名字冯海伯，又名冯希，柏林大学毕业，获牙科博士学位。他来到上海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反法西斯活动，1931年被驱逐出境，经美国朋友格兰尼奇介绍来上海开设牙科诊所，并参加史沫特莱举办的美国之友社的活动；另一说是受德共的委托到上海协助我党工作，并为了掩护身份，就在上海开了一个牙科医院。
七贤庄的地址一经选定，海伯特就把他的医院搬去西安。
牙科医院的正厅安放着各种先进的进口治疗设备，医生对外号称是“张学良的保健牙医”，诊所的护士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牺牲的邓中夏的妻子夏明。由于这里的医生医技高超、医疗装备精良又名气响亮，诊所一时门庭若市。不仅吸引了西安的社会名流，还吸引了国民党的不少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家眷，甚至在保安也有不少人想来就诊。据当时担任军委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在其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说，他当时正被牙病折磨：“几个龋齿，经常发病，一痛起来苦不堪言，喝凉水、开水都受不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就想随周恩来前往西安补牙，并得到了批准。
当然，运到七贤庄联络处的不全是医药用品。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透露：“我坐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客厅里，客厅中摆满了他在中国几十年里搜集的瓷器、雕塑和绘画。在中国革命的早期，路易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知道许多从未对别人讲过的秘密，但现在他可以对我讲了。”这些“秘密”中包括宋庆龄对七贤庄的帮助：“路易说：‘因为蒋介石是她的妹夫，所以她神通广大……很能私运违禁品。她坐在小汽车里，身裹皮大衣，把机枪零件抱在胸前……她无所畏惧。她向新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运送装有手枪和弹药的箱子。这些箱子是作为寄给外国人的货物托运的，不受检查。一个名叫海伯特·温奇的牙科医生，是从希特勒德国来的难民，他在西安开了一个诊所，许多箱子运到他那里，箱子上注明是医药用品。那些日子可真有意思。’追忆那些壮丽、激动人心和充满危险的年月，路易感奋不已。”
随着牙科医院的正式开张营业，西安地下联络处也正式开始运作。
海伯特·温奇之死
海伯特的死，似乎一直是个谜。他究竟为什么遇害，又在哪里遇害？
目前对海伯特之死的大部分解释是含糊其辞地说在事变当天被流弹打死。路易·艾黎在198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名为《刘鼎：杰出的中国人》的文章中说，海伯特是“在西安大街上被士兵误杀”。但《外籍医务人员西北行述略》一文说是与史沫特莱相关：“西安事变爆发，城内枪声四起。海伯特不知何故，急忙离开诊所前往西京招待所想找史沫特莱等探听原因，不幸途中被戒严部队误伤致死。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叶剑英十分痛惜，分别委托刘鼎和王炳南料理后事。”还有一篇文章的说法也基本相同：“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的枪声打响后，海伯特·温奇从七贤庄出来，想到西京招待所去向住在那里的史沫特莱打探一些真实情况，结果在街上被杨虎城的警戒部队误伤致死。”身在地下联络处的海伯特除非身负重任，否则绝不可能不找刘鼎“打探一些真实情况”，而不顾全城戒严和动乱，擅自冒险去找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与外界基本隔绝的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在1936年秋被刘鼎以“养病”的名义从上海秘密请到西安后，就一直在西安城外的临潼华清池宾馆一个豪华的套间中隐蔽待命。路易·艾黎在其自传中说，1936年9月他与一位中国中学生来到西安，最先就住在临潼华清池宾馆：“我住的那间房，后来艾妮格丝·史沫特莱也住过，再后来便由蒋介石住，他在西安事变中就从那里逃到山洞里藏身。我们抵达西安时，受到城里一队队士兵的彻底检查。”
由于戒备森严，史沫特莱入住临潼后没有批准便不能外出，连她所需要的面包都由刘鼎派专人由西安定期送来，因为她的身份和行踪早就被有关当局详细记录在案。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档案里，就有一份跟踪监视史沫特莱的情报记录：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该女士现持有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务院1934年5月1日签发的编号为94385的护照，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在1934年5月5日为护照签证。史沫特莱于1933年5月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之后，途经丹麦、挪威、瑞典和法国，于1934年4月左右抵达美国，在那里筹备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她还与《美国文汇》、《亚洲杂志》签订合约撰写有关苏维埃中国内容的数篇文章。1934年夏，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了史沫特莱的《来自中国的小故事》，该出版社是《国际文学》（革命作家国际协会刊物）在美国的发行人，这是一份由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用英语出版的宣传共产主义和反帝的月刊。在回上海前几个月间，史沫特莱在美国作有关中国人和中国方面的演讲。
她于1934年10月23日由旧金山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回到上海，因病住在上海疗养卫生院接受治疗。
史沫特莱的行踪不仅被租界当局，也被南京当局严密监控。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准备入住临潼，开始严密核查居住华清池宾馆的人员。于是史沫特莱在刘鼎的安排下，不得不冒着暴露的危险，转移到当时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但刚一入住的史沫特莱立刻就被特务发现，并迅速面临被强行驱逐甚至更大的危险。她在回忆录中说那个特务除了“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地撵她，还扬言要“找她算总账”。西安的特务机构显然对史沫特莱的身份非常了解，对她在节骨眼上出现在西安非常怀疑，但“东北军军部的一个副官和红军代表”保护了她。史沫特莱虽然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具体的姓名，但今天一看就知道那个保护她的人就是刘鼎。
应付特务的威胁还未结束，跟随蒋介石到西安的许多军政大员也入住了西京招待所。更没有想到的是，事变当天上午，杨虎城的部队就冲进那里大肆搜捕。由于史沫特莱面临生命危险，而认识史沫特莱的人除了刘鼎，最合适出面的就只有海伯特，他俩毕竟是老朋友，又都是外籍人士，而且海伯特在西安有公开的合法身份，不容易引起怀疑。在斯诺采访红区回到西安秘密入住七贤庄一号时，就由海伯特到临潼通知了史沫特莱，使得史沫特莱能够唯一一次破例走出隐蔽所，跟随海伯特来到七贤庄与斯诺见上了一面。此外，当人地两生的史沫特莱奉命从临潼转移时，也不可能由刘鼎出面，最合适的通知和掩护人员也应该是海伯特。
事变当天，得知杨虎城部将在上午突击搜查西京招待所时，紧急转移史沫特莱以确保其安全就成了重要任务。毕竟，即将作为事变新闻发言人的史沫特莱不可或缺也无法替代。其实，据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路易·雷纳德回忆，那天刘鼎也在西京招待所，不过是与雷纳德在一起。他当时的重要任务是看住随时待命的飞行员与那架波音飞机而无法分身。于是，海伯特自然成为再次帮助史沫特莱转移脱险的最佳人选。
但海伯特赶到时还是晚了一步，西京招待所已经被包围起来严禁人员进出。当海伯特不顾阻拦企图强行进入，把守大门的士兵开了枪。有一本史沫特莱的传记是这样描述的：“温奇大夫来到西京招待所，受到士兵的阻拦，他说他与人有约，必须进去，强行挤过门口的士兵，推门而入。士兵竟向他开了枪，温奇大夫当场就倒下了。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悲剧。史沫特莱惊呆了，她立即与中共地下党员、杨虎城的高级参谋王炳南取得联系，请他马上来处理这件事。”当天史沫特莱确实遇到了极大的危险，三颗子弹飞进了她的房间，“士兵用枪托猛砸她的房门，冲进房间，把她的钱和衣物抢掠一空，连她的摄影器材和珍贵的胶卷也被抢走了”。
12月19日—21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牙科博士海伯特葬期”的讣告。21日，海伯特的遗体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装殓在棺木里，安葬于西安小南门外公墓。安葬时史沫特莱与王炳南在场。从海伯特参与机密的程度与葬礼的规格来看，海伯特绝不像是一个流浪到上海的普通犹太人，就像史沫特莱也不是“偶然”遇上西安事变一样。
由此看来，海伯特来西安与史沫特莱有关，海伯特之死也与史沫特莱有关。但令人奇怪的是，作为海伯特好朋友的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大谈自己是如何在西京招待所遇险的，又是如何上街救治受伤者的，对于海伯特之死却只字未提。七贤庄与保安的电讯联系
肤施会谈之后，前往东北军和西北军人员的增多，与保安方面缺乏足够电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1935年9月20日，尚在长征途中的刘伯承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很长，名为《我从实践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文章认为“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派往西安的重要干部如果没有自己的电台显然是无法开展工作的，但保安方面严重缺乏电台。
长征以前，中央根据地利用一部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100瓦大电台与共产国际联络，具体做法是用大电台与隐蔽在上海的中央局电台沟通，然后由后者把信息转送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再由领事馆的大功率电台发到海参崴转往莫斯科。确实，隐蔽在上海的地下电台如果功率太大就难保安全。
长征开始前夕，由于上海中央局的电台暴露，不仅中央红军即将转移的秘密泄露，而且与莫斯科的联络也就此中断。
红军过湘江后，由于100瓦的大电台过于沉重难以携带而被精简，此后红军就没有了大电台。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后者虽然兵强马壮，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通讯能力与通讯技术较弱，整个部队仅有5部电台，技术人员也很少。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通讯能力，《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一文中说，“从一方面军调出7部电台、30余名通讯技术人员到四方面军工作”。一方面军的电台由此急剧减少，到肤施会谈后，竟然无法给前往东北军担任红军代表的刘鼎配备一部电台。
由于急需电台，肤施会谈中涉及双方经商贸易内容时，电台就被放在了首位：“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自购，无线电、药品代为代办并可送弹药。”这就是说，张学良可以帮助红军解决电台缺乏的困难。
韩素音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第一座电台架设在距离保安总部大约10公里的一个村庄白家坪。到1936年，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记述的，已有十几个地方架设了电台，还建立了一所有90名学员的无线电学校。电力是靠一种原始的发电机提供的，这种发电机要用风车或脚蹬轮子来发动。周恩来在叶剑英的帮助下亲自监听所有的信息。他的住处靠近白家坪的主要电台，如有什么事他就骑马去保安。因此，他总是最先（如果他不在，就由叶剑英）得到其他电台捕捉到的信息。”
七贤庄地下联络处的建立，其实也就是保安方面在西安地下总指挥部的建立，电台显然是不可缺少的。对于这部电台的设立与作用有几种说法：
一、7月，刘鼎从上海请去原在军委保卫局工作的涂作潮架设电台，在张公馆设一个小电台，直接与中央联系，报务员是彭绍坤。在七贤庄设立了100瓦大功率电台，除西藏外处都可以通报，还用中央名义广播。西北总部交通处长蒋斌曾向张学良反映：陕北电台很强，收听时就像在西安一样清晰。蒋斌是原东北军交通旅旅长兼东北电政总监，随张学良入陕后依然负责对电讯的监控。
二、在西安事变之前，我党利用这所医院，不仅秘密转运了大量医疗器械和药品到陕北苏区，而且还掩护了一批重要干部去陕北转赴全国各地开展工作。同时，在这里还挖了一个地下室，秘密安置了一个功率较大的无线电台，专门转播新华社的重要新闻和党的各种指示电报。这是七贤庄作为党的办事机构的第一阶段。
三、由于陕北苏区电台功率小，东南沿海和西南方向听不到陕北苏区的声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鼎请精通电台技术的涂作潮给七贤庄地下室安装了一部100瓦的电台，白天收听“红中社”的新闻电稿，夜深人静再将苏区的一些新闻转播出去。海伯特主动帮助掩护电台的工作，见报务员上机，他就打开从上海带来的那台大收音机，把声量放到最大位置。这部电台从1936年8月开始工作，一个月内各地就有了反响，不只西南边陲能够收听到，连东南亚各国和苏联、日本也收到了。
以上几说虽然有所不同，但对于七贤庄的地下联络处有一部大功率电台却是一致的。那么地下联络处与保安是如何联系的？据后来到改名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做电台工作的刘泮林回忆：“这里工作不多。电台是50瓦的大机器，另有一部15瓦小电台，是秘密的，准备公开的电台遭到破坏或不能用时再使用它。每天在规定的4个固定时间和延安联络，但延安随时收听，只要我们有急事，随时都可以呼叫出延安台。”这一回忆的内容反映出当年地下联络处与保安的联络方式。
顺便说一下，不少文章认为地下联络处的大电台是涂作潮安装的，但涂作潮却并不承认。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1936年的中秋节前后按照刘鼎的要求赶装一部小电台：先是用7块大洋买来一台日本收音机，再用了两天时间就将其“改装成一部5瓦哈特莱式电台。刘鼎把电台带走后，过了两天来告诉我，和延安联络上了，电台性能很好，只是在市内由于干扰大，声音小，在市外则声音大些”。接着刘鼎又要他装一台用干电池做能源的5瓦电台，“这部电台的效果如何，刘鼎没有告诉我”。后来涂作潮确实又试图装配一部100瓦的大电台。由于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涂作潮觉得没有把握。虽然购买了不少零件，但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依然未能完成。此后，涂作潮再没有提及那部大电台究竟有没有装配成功。由此看来，地下联络处的大电台其实并非出自涂作潮之手，毕竟，制造100瓦大电台的技术要求很高，靠简单的手工难以完成，更何况是初次尝试。那么地下联络处的大电台究竟来自何方？七贤庄的大电台
要厘清这一问题，就必须了解保安究竟是如何与共产国际取得电台联络的。
由于既无密码又无大功率电台，长征到陕北后的中共中央一直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1935年11月，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也就是张浩，携带共产国际的密码来到陕北。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尽快“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为此，中共中央在紧急通知上海地下党尽快设法购买大功率电台的同时，成立专门的电讯11分队，利用劳山战役中缴获的一部50瓦电台开始与共产国际联络。据当年专门担任这一工作的报务员廖辉回忆，约在1935年底1936年初，与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取得了联系，并遵照周恩来的命令严加保密：“对外不要讲是联络共产国际、联络苏联的电台。如有人问，就说是联络自己部队的电台。”也许是讯号不够稳定，也许是还不能与莫斯科直接联络，此后通讯时断时续。直到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称：“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7月2日，中央收到了中共代表团王明的回电。当天11时，张闻天致电博古，“国际电台已畅通”。换句话说，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共产国际直接沟通的电台联络从接触到畅通约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一直努力增加大功率电台的数量。1935年12月31日，得知上海地下党送来的100瓦大电台已到陕西省渭南的澄城县，中共中央立即发电给彭德怀，命令一军团派出一个团或一个师前往澄城接取。此外，还通过东北军购买大功率电台和无线电设备，在解决保安对电台数量需求的同时，也解决了西安地下联络处的电台问题。
共产国际当时可能也估计到了中共中央缺乏大电台的情况，曾经派出7人于1936年4月间到达安边。但是在准备进入苏区时，遭到民团阻截，结果6人牺牲，1人被捕，携带的大电台也落到民团手里。
如前所述，刘鼎的电台直到1936年中秋节后才开始与保安联络，而且因为功率太小，必须到郊外才能保证通讯质量。此外，叶剑英1936年9月抵达西安时也携带了一部小型电台，与保安的联络显然容易受气候的影响。西安与保安的直线距离300公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小功率电台往往受到严重干扰。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七贤庄大电台的中转或替代，西安与保安的通讯时间和质量就难以保证。
按照惯例，联络处其实就是中共在当地的指挥部。指挥部的电台就是指挥台，或者称为总台，也就是规定与小电台，即各分台的通报时间与频道，在收报后再向保安转发，从而保证了西安与保安的信息交流在任何情况下都快速畅通。
还必须指出，为了确保不受供电影响，红军的大功率电台都用汽油引擎带动马达进行发电。为了万无一失，还有一套备用发电设备，就是用6~8个电瓶串联起来组成一组，同时开动当时被称为哈姆雷特的充电机发报，以确保大电台的正常工作。西安联络处有充足的汽油储备，但保安有时就会受到缺油之苦。1936年7月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台洋油已尽，请立即购运，否则通讯将停止。”7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左权、聂荣臻，要他们即令各部队在汽车站附近及城市加紧注意搜集汽油、洋油及润滑油，一起运后方以应工作。7月18日，叶剑英在安塞电告中央：“西安买汽油10瓶、洋油14瓶，昨夜出延安城，今日到手即后送。”可见红军的大电台不怕断电，就怕没油。
目前所有相关史料都没有提及西安地下联络处的负责人究竟是谁，只知道事变后周恩来到西安的首选落脚点就是七贤庄，但同样不知道当时究竟是谁在那里接待了周恩来。所有的相关史料都说周恩来之所以到那里是为了剪去自己的胡须，然而更可能的是，周恩来必须首先听取地下联络处负责人的汇报以便更多地了解局势，为即将与张学良的会谈做充分的准备。刘鼎毕竟知道得太少，在陪同周恩来前往西安的飞机上的情况介绍自然也非常有限。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地下联络处就由“地下”变为“地上”，成了公开的红军驻西安联络处，首任负责人是叶剑英。不久，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人都搬到那里开始公开办公。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