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宝良 鬼吹灯 打包:任靖玺: 南洋教育十年炼狱6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2:18:48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我们洛阳南洋学校,我看见三个学生睡在草地上。我想他们在偷懒,走过去责问他们。他们对我说:“我们太累了,早上7:00开始上课,晚上到10点才完成补习,中午吃完饭就开始上课。我们实在太累了。”我找校长商量,校长说:“考分上不去,孩子就上不了大学。学校升学率低,北大、清华升学率低,排名一出来,我们的声誉就完了,招生就招不到了。实在没有办法!”我无言以对,这不是我想要的南洋的教育,但这是我不得不要的南洋的教育。把孩子推入考试地狱,毁坏他们的身体、个性与灵气,然后把他们送入大学,这样做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考大学就耗干了他们的元气,他们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成为没有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人群,这样的教育,价值何在呢?一位研究教育的学者们对我说:“中国的教育已进入一个以内涵发展和制度变革为主的新阶段。”我问他:“内涵发展指什么?制度变革指什么?”他说内涵发展指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但对制度变革,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敢说。制度变革,其实不就是变官僚专制的教育制度为自由民主的教育制度吗?不就是在教育上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吗?不能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不能冲决教育行政部门专制垄断的教育罗网,我们的孩子无望,我们的南洋无望,我们的民办教育无望,中国的教育无望。我向全中国的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们呼吁,为了中国的教育,为了孩子的身体和心智健康,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将其侵吞独占的教育权利还给社会:

  第一条高考一年不能少于6次;

  第二条高校有权自主命题招考。也有权自愿联合起来出题招考。公司和企业也可以组建考试中心。形成中国的多个高等教育考试中心,从事出题考试业务,市场化运行,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其地位和生死。以此形成中国多元竞争的考试制度。原来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高考考试,只能算是各种高考形式之一,不能享有什么行政方面的特权。多种所有制、多个考试中心、多元测试方法自由竞争,由学校、家长和孩子来自主选择;

  第三条考试和招生分离,还招生自主权全部还给学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人格不会比教育行政部门的人低贱,有了自主的权力,他们会承担起自主的责任。学校选择什么样的高考测试标准、以什么样的综合标准来招收学生,由学校自主决定。形成多元化的考试制度和多元化的招生制度的统一。

  第四条取消教育行政部门对毕业证书、学历、文凭的控制和垄断,各学校自主决定颁发毕业证书、学历和文凭,各学校毕业证书、学历和文凭的价值由社会竞争来决定。

  第五条各学校和教师具有自主设定课程、选择教材、编写教材的神圣权利,教育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进行宏观原则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微观干预和谋利。

  第六条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工作要由对学校和教育的全方位管制转向对贫困学生的扶贫,以教育券等形式免费支持贫困大学生上学。有任何一位品学皆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大学,要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

  第七条公民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在法律的范围内举办教育机构,还教育权于社会。

教育供给问题
任靖玺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我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呢?正常的理由是,高等学校太少了。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了,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学校太少。我在第一章“考试制度”中,已说过考试的选拔性作用,不能成为中国特定的应试教育存在合理性的理由。在此我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学校太少”这个问题。

  面对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人们普遍会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中央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我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之恶,从根本上掩盖了为什么教育供给不足这个问题。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济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把教育的专制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是邓小平想通了国家为什么穷的原因,这就是因为国家部门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这就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因为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中来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了,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着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什么理由,反正就是这么定下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了,而是变了法儿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