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馅粽子有几部作品:档案揭密贝利亚被处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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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揭密贝利亚被处死真相
- 贝利亚性情耿直,敢于在斯大林面前说真话.他毒死了斯大林,首开苏联改革之风。
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格鲁吉亚语: ???????? ?????; 俄语: 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
早年
崛起
1920年或1921年,贝利亚加入了契卡,苏联的第一支政治警察组织,克格勃的前身。
滑向深渊
二战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
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真理报》发表《党、政府、苏联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社论。12月24日,贝利亚被秘密枪决,罪名是:“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贝利亚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和儿子等20人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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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事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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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说法真伪莫辨 半个世纪众说纷纭
张克俊
贝利亚是斯大林时代政治清洗计划的重要执行者。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改组后的内务部部长,在党内已跃升为第二号人物。关于他的死因,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他究竟是何时何地死的,又是怎样死的,不久前出版的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披露了这一谜团。
逮捕审判后被秘密处决
据苏联官方正式报道,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当场逮捕。但他被捕后的具体情况和此后的命运始终含混不清。有关当事人对当时逮捕贝利亚的情景只是一鳞半爪地略有披露,但却颇具戏剧性和火药味。如赫鲁晓夫回忆说,就在贝利亚欲伸手去皮包里掏手枪那千钧一发之际,他手疾眼快、奋不顾身地上去一把抓住了贝利亚的手。朱可夫元帅断言,他亲口厉声命令贝利亚举起双手,然后“狠狠地揍了他几下”。
贝利亚先是被押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拘留所,紧接着又被转往莫斯科军区的一个防空洞。兴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贝利亚此时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拘押期间,他曾数度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苦苦哀求保全他的性命。然而,赫鲁晓夫等人对贝利亚的乞哀告怜根本不予理会。这年7月2日至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开始正式清算贝利亚的罪行。自此,这场冲突就转入了公开阶段。与会人员义愤填膺,纷纷对贝利亚口诛笔伐,揭发其滔天罪行。在科涅夫元帅主持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于1953年12月18日开始对贝利亚进行秘密审判。特别法庭认定贝利亚犯有叛国罪、组织反苏维埃小组罪、实施恐怖行动罪和强奸罪,为此对其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
审判前即已处决,出庭受审的是替身
事实上早在赫鲁晓夫在世时,上述官方说法就已受到强烈质疑。而这些质疑如今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当有关人士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后发现,当初对贝利亚长达半年的拘押、侦讯和审判,直到最后对他执行枪决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和一个镜头,也没有医生在枪决令上的亲笔签名。相反,对贝利亚上述6名亲信审判和执行枪决的有关文件上医生的签名都赫然在目。这6个人尸体火化的记录至今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而唯独不见贝利亚尸体的火化记录。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53年12月23日对贝利亚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在苏联历年的日历和历史课本上也都没有任何记载。据此,某些研究家们大胆地提出了如下假设:早在审判前,贝利亚即已被处决,而出庭受审的则是他的替身。其根据是:贝利亚审讯记录注明的最晚日期是1953年7月末至8月初,从此之后便再无任何文字记载。专家们说,此时距12月大审判还有4个月时间。苏联当局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贝利亚物色替身。
铲除贝利亚早有预谋,在家遭枪杀
贝利亚的独生子谢尔戈曾参与苏联的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后移居乌克兰首都基辅。他坚称,1953年6月26日,他的父亲根本就不曾被逮捕,而是在未经任何侦讯和审判情况下在其家被直接枪杀的。谢尔戈回忆说,这天一大早,他就告别家中的父亲,去克里姆林宫和其他科学家一起准备核实验报告。到那儿不久,一个朋友突然给谢尔戈打电话说,他家刚才曾响起阵阵激烈的枪声。闻讯后,谢尔戈撂下电话就急匆匆向家赶去。贝利亚官邸位于莫斯科市起义广场附近。赶到后,谢尔戈看见大门被荷枪实弹的士兵严密把守着。这些士兵不由分说地将谢尔戈挡在门外,坚决不予放行。从远处望过去,谢尔戈发现父亲办公室的玻璃窗已被打得粉碎。不用说,这显然是贝利亚的卫兵与前来攻打官邸的军人激烈交火所留下的痕迹。谢尔戈由此断定,当时贝利亚就是在家被打死的。他也坚持认为,最后被送上审判台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一个长相酷似父亲的演员。
谢尔戈上述说法居然还有旁证:一个保持沉默半个多世纪、名叫杰韦宁的人声称,当年他曾亲自参与拘捕贝利亚,并证实贝利亚确实是在其官邸被当场击毙的。此人最近以“官邸行动”为题在俄媒体撰文说,铲除贝利亚实际上是早有预谋、周密计划的绝密行动。为实施这一行动,苏联当局事先秘密组建了一个由18个人组成的特种分队,其直接领导是时任内务部副部长克鲁格洛夫。杰韦宁一口咬定,他曾是该特种分队队员。杰韦宁对攻打官邸一段有如下生动记述:
贝利亚的“百日新政”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虽在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中排名第二,但因他控制着魔力无边的内务部,还是把作为“一把手”的马林科夫置于了附庸地位,而把自己当成了新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从这时起到同年6月份被捕止,在短短三个半月的时间内,这位“核心人物”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调整措施 (其中部分得到了贯彻实施)。本文在参阅了国内外有关论著的基础上,主要依据近年来新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资料,将贝利亚所提出的这些改革、调整措施分六个方面叙述如下:
平反冤假错案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格鲁吉亚“米格列尔人案”,并作出了《关于苏联和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国家安全部破坏苏维埃法律的决议》,宣布为这一案件平反昭雪。贝利亚随后亲赴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对因该案而上任的格鲁吉亚新领导人悉数调离,而将因该案被调离的原领导人官复原职。恰尔克维尼亚重新当上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和国安全部长鲁哈泽因涉嫌制造该案而被逮捕。
5月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贝利亚报告的内务部对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的复查结果,对该案作出如下判决:认为“对此案所有被判刑人员的指控材料均系原反间谍总局(锄奸部)工作人员对被告们采用非法侦讯手段捏造而成”;完全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1946年5月对此案的判决,“并因无罪终止这个刑事案件”。6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为该案的受害者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原苏联空军司令诺维科夫等人恢复名誉的决定。
在此期间,上述其他几个贝利亚要求重审的案件也都获得了平反。
改革保安机关
贝利亚提出的对保安机关的改革措施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将内务部各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将古拉格(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
3月28日,贝利亚又向部长会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的报告”和《关于将劳改营和劳改队由苏联内务部移交苏联司法部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草案》规定,将苏联劳改营劳改队管理总局、少年劳教队管理处,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劳改营劳改队管理局、少年劳改队管理处,劳改营(特别劳改营除外)、劳改队,管理未成年犯人的少年劳动队、少年劳动教养队、少年收容遣送站,劳改检查机构,以及它们下属的所有服务机构、分支机构、工厂、建筑单位、辅助部门和为劳改营劳改队总局系统培养干部的学校,由苏联内务部移交给苏联司法部。
第四,严格限制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权力。6月15 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报告》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条例草案》等几个文件。在《报告》中,贝利亚首先指出了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国家保安机关内设立特别委员会时所授予给它的几项权力,接着又一一指出了在此后的岁月里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所授予它的其他诸项权力,然后他写道:“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苏联原国家安全部滥用授予它的广泛权力,在特别委员会上不仅审理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而且制造了没有充分证据的假案。考虑到从国家利益出发没必要保留授予特别委员会的权力,苏联内务部认为必须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的权力,只允许它审理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并依据现行的苏联刑法,采用不超过10年的在监狱、劳改营关押或流放的惩治措施。同时,苏联内务部认为,应当重新审议由联共(布)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最近几年颁布的与苏联刑法相矛盾的苏联主管机构的命令和决议,以及授予特别委员会的广泛惩治职能。”
在《条例草案》中,贝利亚写道:“出于办案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能在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经检察长批准后送特别委员会审理”;“若苏联总检察长不同意特别委员会的裁决,他有权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抗诉。在此情况下,特别委员会的裁决在审议总检察长的控诉之前暂停执行。”
然而,当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贝利亚关于限制特别委员会权力的建议时,赫鲁晓夫却在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支持下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建议。他说:“我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就要修改整个逮捕、审判和侦查体系。它是随意性的。而关于判决20年或者10年的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可以先判10年,然后再判 10年。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我们收到一些文件说,实际上有这种方法存在。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此情况下,贝利亚只好收回自己的这一建议。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揭批贝利亚的七月中央全会上发言时解释说,他之所以“坚决反对”,是因为“贝利亚没有提出撤销特别委员会,而要保留它”。
大赦百万犯人
《报告》还建议对判刑五年以上的人减少一半刑期,同时建议,重新审议刑法,即用行政性和纪律性措施取代经济罪、渎职罪、日常生活方面的罪行以及危害性较小的其他罪行的刑事责任。“如果不重新审议刑法,一两年之后,被关押人员的总数又会达到250万至300万人。”
3月27日当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大赦”问题,并颁布了根据贝利亚的“报告”和“决议草案”写成的《关于特赦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共有1201738人获得大赦,另有40万人的案子停止了侦查。
反对个人崇拜
修正民族政策
贝利亚所提出的对民族政策的修正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各民族共和国中,用本民族的干部取代中央为控制这些共和国而派去的俄罗斯族干部。
5月20日,贝利亚向中央主席团会议递交了《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并对此作了辩护。会议就该意见书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消除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种种歪曲给居民造成的对苏维埃政权有关民族共和国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错误认识”。“撤销从非立陶宛民族工作人员中任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拔党的区委、市委第二书记以及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做法。国营农场场长、机器拖拉机站站长及其他企业经理,一般均任命立陶宛人担任。”
6月8日,贝利亚就白俄罗斯内务部干部的民族成分问题致信中央主席团。信中谈道,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不仅在内务部机构中白俄罗斯族干部的配备不能令人满意,在党政机关中也同样如此。譬如,在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党委机关的1757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21名是白俄罗斯人,巴拉诺维奇州州委机关的63名工作人员中则没有一名白俄罗斯人;在各州执委会的1408名工作人员中,只有114名白俄罗斯人,而各市执委会的231名工作人员中,只有25名白俄罗斯人。在波洛茨克州的州执委会和各市执委会中,竟没有一名当地出生的白俄罗斯人。不仅如此,而且在白俄罗斯,不论是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机关,还是州、市的党和苏维埃机关,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俄文处理公文。
贝利亚在信中指出,“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必须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他提议,应解除非白俄罗斯人尼.谢.帕托利切夫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而提拔白俄罗斯人米.瓦.齐米亚宁担任该职。
根据贝利亚的要求,6月12日中央主席团开会研究了民族政策问题,贝利亚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在经过讨论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所有的党政机关都有责任从根本上改变各民族共和国的状况——结束对苏维埃民族政策的歪曲。2.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大力举荐他们到领导岗位;改变不从当地民族中提拔干部的政策;由苏共中央下令召回那些由上级任命、不懂地方语言的干部。 3.在各民族共和国,使用本族语、地方语进行公务交往。”
此外,为了抚慰各少数民族,贝利亚还提议在各民族共和国设立以本民族的杰出人物命名的勋章,用以嘉奖本共和国的优秀艺术工作者,如在乌克兰设立舍甫琴科勋章,在格鲁吉亚设立绍塔·鲁斯塔维利勋章,在乌兹别克设立阿利舍尔·纳沃伊勋章等。
第二,纠正对某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徙的错误。4月4日,贝利亚在发布的《关于重新审理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中指示:在一个月内重新审理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1月29日第4893-2113CC号决议强制公民迁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全部案件;将全部被非法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出的人员 (主要是迁往了哈萨克斯坦)遣送回原籍;重新审议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委员会有关因在特别移民地逃跑或逃避公益劳动被判罪人员的决议,并作出决议释放他们; 帮助愿意留在特别移民地的人员就业。
5月27日,贝利亚将一封反映从苏联各地流放到特别移民区的德意志人不幸遭遇的匿名信转交给了中央主席团。信中说,我们是在希特勒进攻时被遣送到边远地区,变成特别流放者的。我们身在铁丝网后,处在劳改营状态下,未经审判就被定罪,没有罪过就遭惩治。当时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声称,这是迫于战争的残酷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所从事的是最繁重的体力劳动,农艺师、教师、医生等均无从事本人专业的权利;受到严密的监视和严格的限制,无权到离居住地10至15公里以远的地方去;德意志人的孩子虽可读到四至七年级,但却不能学习母语,而且他们无法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因为中等和高等学校都在距特别移民地10至15公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必须每月向国家安全部的特派监管报到,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关进禁闭室、罚款或改干任何一种脏活。所有控告这些土皇帝的申诉信都被逐级退回给这些专制独裁者,他们会任意宰割手下的祭物,这里经常有毒打和许多其他的刑罚;自1941年以来,没有一个德意志人被接纳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军人或当选为代表。
贝利亚对这封匿名信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他在将此信转交中央主席团的同时,又专门致信中央主席团,说“苏联内务部认为特别移民问题对国家有利害关系,已经对特别移民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准备就这一问题起草建议供苏共中央审议”。
调整外交政策
贝利亚所主张的对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逐步恢复苏南作为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在6月6日贝利亚就坚持向南斯拉夫政府提出互换大使的建议。被捕前夕,他又向马林科夫建议,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来实现苏南关系的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人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份文件:
我就此机会向您、兰科维奇(南斯拉夫联邦执行会议副主席、国家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本文作者注)同志转达时刻想念您的贝利亚同志的深切问候。
贝利亚同志委托我秘密告知您本人,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有必要彻底重新研究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贝利亚同志请您本人将这一想法通知铁托同志,如果您和铁托同志认同这一观点,那么就可以为此目的特别举行一次秘密高级会晤。会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如果您认为不便接受,就在贝尔格莱德。
贝利亚同志表示相信,这次谈话除了您和铁托同志,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从信中所用的称呼上不难看出,贝利亚试图恢复的是苏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当时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特别是莫洛托夫,只同意“同南斯拉夫建立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直到1953年7月31日,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给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的指示中还这样写道:“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目前正在往正常化方面进行,然而,我们把南斯拉夫看作资产阶级国家。”
二是主张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力争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斯大林逝世后,民主德国的形势变得日趋紧张起来,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随即加强了对民主德国的关注,紧接着内务部的驻外机构向中央报告说:自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民主德国逃到联邦德国的人数计有45万人,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5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专题研究了民主德国居民逃亡的原因,并讨论了为扭转民主德国国内不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需要采取的措施。贝利亚向会议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部长会议主席团决议草案说:“在当前条件下在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应取消现阶段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取消在工商业和农业中“排挤与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种种措施。贝利亚在这次会议上发言时声称,“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即可”。
当其他的与会者质问贝利亚为何需要这样做时,他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对于苏联也就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莫洛托夫对贝利亚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处于欧洲中心位置的民主德国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德国,但它却能决定许多问题。因此,应当坚定地执行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不能心急。莫洛托夫坚信,放弃在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就意味着不仅使民主德国,而且使整个东欧的党的力量迷失方向。而这反过来又将导致东欧国家向美国人屈膝投降的前景。
斯大林和贝利亚,没有一位苏联的而现在称为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不在试图探寻这两位历史人物关系的根源。斯大林与我父亲贝利亚的关系之谜仍然是一个谜。
要否定斯大林在我父亲命运中的作用是可笑的。这位党和国家的首脑先是批准任命他为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接着又批准调他到莫斯科。
据我理解,斯大林在批准调我父亲到莫斯科工作时是这样打算的:这个相对年轻的人(父亲当时不到40岁)具有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验。不管有益与否,父亲确有20年代在契卡工作的经验。斯大林可能也这样想:他将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全部命令,简言之,惟命是从。但事实并不如此。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40年,以父亲为一方,斯大林和政治局为另一方,起因是关于如何解决几千名波兰军官的命运问题。后来他们在卡廷被枪毙。斯大林没有忘记这次事件,但抗命(这种事情是极少有的)甚至没有导致将我父亲解职,这很可能他认为撤换这位人民委员的时机未到。要知道,斯大林还永远遵循另一条必不可少的原则:只有在形势许可的时候才用一个条件相类的人去代替那个“过失者”,任何干部变动都不应该损害整个事业的发展。
斯大林客观估计那一时期围绕党和他这个党魁个人所形成的紧张局势。对他的路线,尤其是对大规模镇压的不满情绪,就是在他周围最近的圈子里也能感觉得到。
在父亲在莫斯科工作的15年当中,在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中各种情况都发生过,人们不知为什么总认为他们两人是亲密的人,但他们从来不是如此。他们之间从未像描述的那样以“你”相称。斯大林对我父亲总是叫名字和父名。
我父亲是中央委员会中惟一敢于顶撞斯大林的人。话又说回来,斯大林也允许别人这样做。问题在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或别的人从来就不和斯大林争论,也从不试图反驳当家人。他们称其为当家人。盲目服从,随时准备执行主子的各种意志,这在我看来很好解释:害怕影响个人升迁使他们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斯大林经常要求讲实话,我不认为看到谈话对方只是一些俯首贴耳的执行者会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快乐。相反,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而且应该承认,他也善于说服论敌。当然,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和他还是不争论为好。据我所知,除我父亲之外,莫洛托夫有时也和他意见相左。很可能,在早些时期这种人要多些。托洛茨基很可能是这种人,别人我看不出。看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早期言论,都是一味赞扬斯大林的话。正是他们制造了个人崇拜,而且是在列宁死后马上开始的。
我从父亲处得知,军人中能坚持己见,而且态度坚决,不怕引起独裁者不满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41年是这样,1942年也是这样,以后的几年都是这样。这是个不容你不尊敬的人。显然,斯大林也这样认为。
斯大林只有和一个人称“你”,这就是莫洛托夫。斯大林对待我父亲和莫洛托夫确实不像对待别人那样,如对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对这些人他根本不重视。
我想,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最有角逐国家首脑宝座的基础。我指的是他的资历,而不是政治素质。
1917年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和彼得格勒党委会成员,“真理报”编辑之一。他认识列宁。2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政治局委员。曾作为中央书记代行斯大林职务。从1939年开始兼任外交人民委员。那些年斯大林周围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资历。
莫洛托夫和我父亲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相反,他对我父亲评价颇高,同时,这并未影响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激烈反对我父亲在卡廷悲剧事件以及几个国家内政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我父亲为铁托辩护的发言使莫洛托夫极为不快。斯大林当时称我父亲和几个反对同南斯拉夫冲突的人为铁托分子,而莫洛托夫以激烈的方式声称: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出卖者。但他又说过:
我对赫鲁晓夫也所知不少。他常来我家做客。今天人们力图把他视为反对个人崇拜的斗士,而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他从来不反驳斯大林。记得有一次在桌旁他伤心地说,“主人把我们当作婴儿抓着不放,不让迈步,不让施展本领。”当他的面都一声不吭,充当侍臣小丑。我还知道他的酒量很大。
和国家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我父亲性格直率,是克里姆林宫奥林匹斯山上难得的襟怀坦白的人。我不仅仅是作为儿子,而且也是作为各种不同场合目睹他的行为的见证人来这样评价他的。
当国家真正被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案件”所震动的时候,我父亲直接了当地对马林科夫说:
“要知道,格奥尔吉,你干了战前在白俄罗斯干过的同样的事。你要相信,你会遭报应的……不能这样干(不应使无辜的人们卷入政治盲动主义中去)”
父亲指的是马林科夫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所参加的30年代在白俄罗斯实行的大规模镇压。
马林科夫辩解说:
“我能怎样……这是斯大林的指示,你应该明白。”
“不,格奥尔吉,人们会要你负责。想一想,你们在做什么?”
我不知档案里还留存些什么,但我想,有关马林科夫、郝鲁晓夫及其他党的高层官僚参加大规模镇压的资料是应该保存着的。
我又说到这点,同样绝对不是为斯大林开脱。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而不能委过他人。我知道,镇压行动结束后还不能使赫鲁晓夫罢手,乌克兰在无法无天的痛苦中呻吟。斯大林甚至给他发去了一张便条:“停止吧,你这傻瓜!”
“那你哭什么?”我问,“要记住父亲说过的话。”
我们谈到斯大林准备对我们下手的事。
妈妈当然什么都知道,父亲确实将可能发生的事提前告诉了我们。
“知道吗,”她回答说,“我什么都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可怜他,他是个非常孤独的人。”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救了他周围人的命,否则,他会一无例外地将自己的战友换成新人,他们不像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其他人再重复一次,我父亲也在内那样了解他的一切。我甚至要说,斯大林已准备好作为一个缔造了一个伟大国家和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绝对纯洁的人载入史册。我们客观而论,斯大林于身后确实留下了一个建立在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之上的伟大国家。至于取得这些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父亲非常明白这一切。虽然他比政治局任何一位其他成员和斯大林有着更深的矛盾,但国家首脑的死还是使他痛苦。我知道,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的矫揉造作。我想,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之死给他带来的痛苦源于纯粹的人之常情。
我必须承认,我对斯大林的看法就是今天也远不是单一的。我们住在格鲁吉亚时,我们只是为他祈祷。在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我不时听到父母谈论斯大林。就是我自己也已逐渐明白,谁是镇压和政治运动等种种暴行的罪魁祸首。
有人经常问我是哪种人,是斯大林分子还是反斯大林分子。我自己认为我既不是斯大林分子,也非反斯大林分子……
——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一
关键词: 贝利亚赫鲁晓夫 马林科夫 苏联 俄罗斯 共产党 冤案
(一)档案解密俄罗斯重评贝利亚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许多人的意识中,拉·帕·贝利亚的名字一直是与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国家安全机构和内务部机构恣意妄为的活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贝利亚作为刽子手、阴谋家以及道德败坏的人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将处决贝利亚评价为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确立法纪、建立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赞同这种依据1953-1956年苏共文件对事件所形成的观点。
但是,当代俄罗斯的许多学者,根据新的史料(即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的文献资料)对于贝利亚事件进行的研究,反对苏联历史文献的陈词滥调,对于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他们强调贝利亚在发展国家经济、加强国防力量方面的巨大贡献。他们把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行动说成是使苏联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的第一次尝试。他们认为,贝利亚是改革时代的宣告者和改革的先驱人物。
对贝利亚的作用持相反见解的许多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性质的评价是一致的。只是一些人认为这些变化是贝利亚活动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贝利亚的对手的功绩。
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贝利亚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贝利亚被捕事件的真相如何?贝利亚被处死是罪有应得还是大冤案?笔者将以《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一、之二、之三为副题,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找出正确的答案。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二)伟人逝世新领导集体接班
1953年3月5日,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斯大林逝世。
在斯大林去世前夕,马林科夫已在扮演党内第二号人物的角色。他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各种会议,在政府中代理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作了总结报告,党和政府机关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马林科夫不具备斯大林那种超凡脱俗的雄才大略和独揽大权的能力。
马林科夫所不具备的那些素质,在贝利亚身上却并不缺乏。贝利亚所具有的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做出决定的果断性,以及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重大事件的魄力,使贝利亚同马林科夫一起掌握了在斯大林逝世后重新组织政权的权力,并且成为苏联发展方向的实际上的主宰者。
(三)大力改革贝利亚开拓新局面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成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而且,由于他掌握了负责国家安全和中央领导人保卫的内务部,他成为炙手可热、令人畏惧的人物。贝利亚自认为其地位很稳固,所以,他无所畏惧地开始施展他的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力图迅速开拓新局面。
贝利亚主要进行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1)改革国家的领导体制,建立监督机制
贝利亚认为,由党领导并且包办一切的现行领导体制是不合适的;应该扩大政府的权力,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在斯大林逝世那天中央主席团做出的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决定实际上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两个人预先商量确定的,主要体现了贝利亚的思想。主席团10名成员只有2名是负责党务的,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政府的领导人,排在第四的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领导党务工作的赫鲁晓夫只排在第五位。
1953年5月,苏共中央邀请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党和国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以便确定匈牙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拉科西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怎样实现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之间的职务划分的。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贝利亚轻蔑地回答说:中央算什么,让部长会议决定,让中央去管理干部和进行宣传工作吧”。在其它场合贝利亚也说过意义相同的话,即党只管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其它工作都有政府负责。
贝利亚还主张,应该通过新闻媒体让人民知道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和采取的重大措施。他指示新闻媒体公布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错误、反对个人崇拜等方面的中央决议、调查报告和其它有关文件。
贝利亚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接受监督。他用内务部来监督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并且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甚至在他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时,涉及到中央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他也毫无畏惧地进行调查,并且在中央内部或在中央报刊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2)平反冤案、假案和错案,恢复法制。
3 月9 日,在追悼斯大林大会上的演说中,贝利亚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他曾向米高杨谈了自己的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大约一个半月里,贝利亚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镇压案件的清理和平反方面。
4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贝利亚提交的内务部关于“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采纳内务部的建议:(1)释放在押的根据所谓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而被逮捕的37人及其家属,并为这些医生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其名誉;(2)追究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捏造这起挑唆案件以及粗暴践踏苏联法律方面极其猖獗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С·Д·伊格纳季耶夫和副部长留明被撤职、逮捕。
贝利亚亲自给各大报纸发去了内务部关于这个案件的通报。《真理报》当时就“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
4月4日,贝利亚签署的一份文件指出:“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广泛地使用各种审查方法——残酷地毒打罪犯,昼夜使用手铐,……,长时间剥夺罪犯的睡眠,将罪犯扒光衣服关进寒冷的单人囚室里。”这份命令还指出:由于“这些极其残酷的审讯方法,使得许多无罪的被捕者被侦查人员折磨得体弱力衰、精神沮丧,而其中的个别人已经丧失了人的面貌。利用犯人的这种状况,侦查人员-伪造者趁机将事先就编造好的关于进行反苏维埃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证词塞给他们。”
在“医生反革命分子案”的平反之后不久,“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等四个案件也被内务部推翻、平反。
(3)改革国家保安体制,限制保安部门的权力
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将规模庞大、权力极大的内务部的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 月间,就有近30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东建设总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
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贝利亚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他并且下令关闭监狱里对犯人进行体罚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此类案件,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
在贝利亚被捕前10天,他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年代肃反运动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权力的非司法机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
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改革保安体制的行动在中央主席团内部引起了争论。在4月10日主席团通过了一个支持贝利亚的特别决议:“赞成拉·帕·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揭露过去苏联国家安全部制造冤案陷害诚实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应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法纪”。
(4)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
自1953年4月中旬起,贝利亚开始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推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的抵制导致数以万计的公民遇害。虽然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
接着,贝利亚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这是贝利亚所发动的一次最广泛的行动。他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党的各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的一系列报告。报告强调说,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根据内务部的报告,中央主席团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罗斯族最高领导人的措施,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贝利亚还着手纠正强迫某些非俄罗斯民族集体迁徙的错误。
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在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甚至贝利亚的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是正确的”。
然而,6月12日中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由白俄罗斯族人齐米亚宁取代的决定没有来得及实现。显然,在民族政策“纠偏”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事情一直拖延到6月底贝利亚被逮捕。帕托利切夫留在了原来的职位上。
(5)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建立集体领导制度
贝利亚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提倡建立、加强集体领导制度。
贝利亚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第一个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于贝利亚的推动,3 月27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斯大林的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
贝利亚还过问苏联的国民经济问题。许多党务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感受到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了巨大损耗的工程”的严重困难。贝利亚建议:重新审议 1953年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建设计划,压缩斯大林晚年已经开始的许多“共产主义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吞食了财政预算中巨大数额的资金;腾出来的资金主要投入到农业中去,大力发展农业。
1953年的3月27日,贝利亚就向政府提交了该问题的详细报告。党的经济工作赞同贝利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提出的建议。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贝利亚的建议。被停止建设的这些项目中,有运河、公路和铁路干线以及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
(7)调整外交政策,缓和苏联与东德和南斯拉夫的关系
1953年夏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局势恶化:自1951年1月到4月期间,从东德向西柏林和西德迁移的大约有50万人;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示威。这标志着东德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到1952年中期,东德领导人仍然坚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针。
在5月14日和5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东德问题时,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速度问题。贝利亚认为,在民主德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贝利亚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他说,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对于苏联也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对此,莫洛托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多数主席团成员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坚持要在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于是,贝利亚放弃了德国统一的主张。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通过了决议《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其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这个文件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
在斯大林晚年,斯大林等领导人批判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勾结,背叛了社会主义;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很紧张。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主张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秘密与南斯拉夫领导人联系,企图打开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僵局。
按照苏联30年代起就实行的一种做法,由内务部而非外交部来进行某些秘密的重大外交行动。贝利亚通过自己的秘密渠道商谈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他给南共联盟第三号领导人、南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兰科维奇的一份便函。函件的内容为贝利亚委托持函者告诉兰科维奇并转告铁托:贝利亚及其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善苏南关系;如果兰科维奇和铁托同意这一观点,便可为此指定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举行秘密会晤。
由于贝利亚的推动,苏联的反南运动随斯大林的去世戛然而止。随后,在苏联官方颁发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中,几年来惯常的反南斯拉夫口号不见了,苏联报纸也不再登载反南斯拉夫的文章。1953年6 月,根据贝利亚的建议,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换大使,恢复苏南决裂后即在事实上降格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四)颠倒是非苏联功臣成“罪犯”
贝利亚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38年调到莫斯科,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来称内务部长);194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5年成为苏联元帅。他从1946年起为党的决策机构(原为政治局,后为主席团)的委员。斯大林逝世后他成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二。
贝利亚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为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巨大功勋。因此,他在斯大林时期获得了许多奖励,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1枚,列宁勋章5枚,红旗勋章2枚,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枚,等等。他时是苏联的大功臣。
斯大林逝世以后,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贝利亚做了大量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包括: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平反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恢复法制;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精简内务部机构;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改变经济建设方针,压缩基本建设项目;缓和德国的局势,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等等。贝利亚的重要主张,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支持;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批准。贝利亚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开拓者,是对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急先锋。
由于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行为对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力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赫鲁晓夫玩弄阴谋诡计,策划组织政变,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然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贝利亚的反对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贝利亚强加了许多罪名。请看贝利亚的功绩是怎样被扣上“罪名”帽子的:
赫鲁晓夫等人把贝利亚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说成“把内务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把调查处理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说成“进行恐怖活动反对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活动家”;把反对个人崇拜说成“贬低斯大林的威信”;把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说成“煽起民族纷争和破坏民族友谊 ”;把缓和东德的局势、处理东德国问题的意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外国资本家卖力”;把与南斯拉夫秘密联系以便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说成是与“外国间谍机关建立联系”、“背叛祖国”;等等。于是,贝利亚这个苏联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社会主义的功臣便成了“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的十恶不赦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