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密：贝利亚事件真相
箴 华
贝利亚被处决是苏联的大冤案——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一
内容提要：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贝利亚是苏联党和国家的第二号领导人。三个多月以后他被逮捕，然后被秘密处决。本文简单地介绍了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政治局势，系统地介绍了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无所畏惧地平反冤假错案、迅速开拓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思想和行动，说明贝利亚被逮捕、处决的案件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第一个大冤案。
拉夫连季·帕巴辅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英文名为Beria，Lavrenty Pavlovich,俄文名为Берия 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苏联领导人。贝利亚于1899年3月16日生于格鲁吉亚。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任苏共中央主席团 (后来改名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在主席团会议上被捕。后来他被指控“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和“进行反党和反国家的罪恶活动”，于1953年12月23日被秘密处决。
（一）档案解密俄罗斯重评贝利亚
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苏联、俄罗斯和中国许多人的意识中，拉·帕·贝利亚的名字一直是与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运动、国家安全机构和内务部机构恣意妄为的活动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贝利亚作为刽子手、阴谋家以及道德败坏的人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将处决贝利亚评价为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确立法纪、建立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仍然赞同这种依据1953-1956年苏共文件对事件所形成的观点。
但是，当代俄罗斯的许多学者，根据新的史料（即俄联邦总统档案馆、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俄联邦军事总检察院的文献资料）对于贝利亚事件进行的研究，反对苏联历史文献的陈词滥调，对于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他们强调贝利亚在发展国家经济、加强国防力量方面的巨大贡献。他们把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行动说成是使苏联社会民主化、法治化的第一次尝试。他们认为，贝利亚是改革时代的宣告者和改革的先驱人物。
对贝利亚的作用持相反见解的许多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性质的评价是一致的。只是一些人认为这些变化是贝利亚活动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贝利亚的对手的功绩。
1953年3月至7月期间苏联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贝利亚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贝利亚被捕事件的真相如何？贝利亚被处死是罪有应得还是大冤案？笔者将以《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一、之二、之三为副题，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找出正确的答案。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二）伟人逝世新领导集体接班
1953年3月5日，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斯大林逝世。
在斯大林去世的前1小时又10分钟，举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预先议定了一切组织问题。接着，在同日举行了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对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做出了决定。拉·帕·贝利亚提议由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免去其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格·马·马林科夫建议将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合并为一个部——苏联内务部；任命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兼任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任武装部队部长；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组成苏共中央新的主席团。尼·谢·赫鲁晓夫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让他集中精力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在斯大林去世前夕，马林科夫已在扮演党内第二号人物的角色。他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各种会议，在政府中代理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马林科夫作了总结报告，党和政府机关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马林科夫不具备斯大林那种超凡脱俗的雄才大略和独揽大权的能力。
马林科夫所不具备的那些素质，在贝利亚身上却并不缺乏。贝利亚所具有的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做出决定的果断性，以及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重大事件的魄力，使贝利亚同马林科夫一起掌握了在斯大林逝世后重新组织政权的权力，并且成为苏联发展方向的实际上的主宰者。
（三）大力改革贝利亚开拓新局面
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成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而且，由于他掌握了负责国家安全和中央领导人保卫的内务部，他成为炙手可热、令人畏惧的人物。贝利亚自认为其地位很稳固，所以，他无所畏惧地开始施展他的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力图迅速开拓新局面。
贝利亚主要进行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1）改革国家的领导体制，建立监督机制
贝利亚认为，由党领导并且包办一切的现行领导体制是不合适的；应该扩大政府的权力，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在斯大林逝世那天中央主席团做出的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决定实际上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两个人预先商量确定的，主要体现了贝利亚的思想。主席团10名成员只有2名是负责党务的，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政府的领导人，排在第四的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领导党务工作的赫鲁晓夫只排在第五位。
1953年5月，苏共中央邀请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党和国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以便确定匈牙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拉科西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怎样实现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之间的职务划分的。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贝利亚轻蔑地回答说：中央算什么，让部长会议决定，让中央去管理干部和进行宣传工作吧”。在其它场合贝利亚也说过意义相同的话，即党只管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其它工作都有政府负责。
贝利亚还主张，应该通过新闻媒体让人民知道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和采取的重大措施。他指示新闻媒体公布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错误、反对个人崇拜等方面的中央决议、调查报告和其它有关文件。
贝利亚认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接受监督。他用内务部来监督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并且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甚至在他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时，涉及到中央领导人（主要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他也毫无畏惧地进行调查，并且在中央内部或在中央报刊公布调查处理结果。
（2）平反冤案、假案和错案，恢复法制。
3 月9 日，在追悼斯大林大会上的演说中，贝利亚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他曾向米高杨谈了自己的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大约一个半月里，贝利亚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镇压案件的清理和平反方面。
３月２６日，贝利亚指出，在苏联监狱和劳动改造营中关押的200多万犯人大多属于不该判刑或判刑过重的人，应该进行大赦。他主持起草了大赦命令草案，３月２８日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签署公布。这个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5 年以下者，所有因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全部有10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5 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判反革命罪、严重贪污罪、枪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该命令还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宣布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宽容和从轻发落的原则进行修改。根据这个大赦令，100多万人被释放，40多万人的案子停止侦查。这是斯大林逝世后震动苏联社会的头一件大事。
早在1953年3月，贝利亚就下令成立了五个委员会，审查“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和“空军及航空工业部工作人员案”。委员会很快就做出结论：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事先捏造的。
4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贝利亚提交的内务部关于“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采纳内务部的建议：(1)释放在押的根据所谓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而被逮捕的37人及其家属，并为这些医生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其名誉；(2)追究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捏造这起挑唆案件以及粗暴践踏苏联法律方面极其猖獗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С·Д·伊格纳季耶夫和副部长留明被撤职、逮捕。
贝利亚亲自给各大报纸发去了内务部关于这个案件的通报。《真理报》当时就“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
4月4日，贝利亚签署的一份文件指出：“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广泛地使用各种审查方法——残酷地毒打罪犯，昼夜使用手铐，……，长时间剥夺罪犯的睡眠，将罪犯扒光衣服关进寒冷的单人囚室里。”这份命令还指出：由于“这些极其残酷的审讯方法，使得许多无罪的被捕者被侦查人员折磨得体弱力衰、精神沮丧，而其中的个别人已经丧失了人的面貌。利用犯人的这种状况，侦查人员-伪造者趁机将事先就编造好的关于进行反苏维埃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证词塞给他们。”
在“医生反革命分子案”的平反之后不久，“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等四个案件也被内务部推翻、平反。
（3）改革国家保安体制，限制保安部门的权力
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将规模庞大、权力极大的内务部的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 月间，就有近30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东建设总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
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贝利亚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他并且下令关闭监狱里对犯人进行体罚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此类案件，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
在贝利亚被捕前10天，他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年代肃反运动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权力的非司法机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
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改革保安体制的行动在中央主席团内部引起了争论。在4月10日主席团通过了一个支持贝利亚的特别决议：“赞成拉·帕·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揭露过去苏联国家安全部制造冤案陷害诚实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应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法纪”。
（4）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
自1953年4月中旬起，贝利亚开始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推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的抵制导致数以万计的公民遇害。虽然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
接着，贝利亚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这是贝利亚所发动的一次最广泛的行动。他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党的各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的一系列报告。报告强调说，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根据内务部的报告，中央主席团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罗斯族最高领导人的措施，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贝利亚还着手纠正强迫某些非俄罗斯民族集体迁徙的错误。
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在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甚至贝利亚的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是正确的”。
然而，6月12日中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由白俄罗斯族人齐米亚宁取代的决定没有来得及实现。显然，在民族政策“纠偏”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事情一直拖延到6月底贝利亚被逮捕。帕托利切夫留在了原来的职位上。
（5）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建立集体领导制度
贝利亚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提倡建立、加强集体领导制度。
贝利亚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第一个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于贝利亚的推动，3 月27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斯大林的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
更为重要的是，贝利亚建议，禁止在节日游行中展示或在企业、机关及团体建筑物悬挂现领导人的画像，在游行队伍中禁止抬出现领导人的画像。5月9日，根据贝利亚的倡议，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节日期间装点游行队伍和各企业、机关、组织的大楼”的决议。但是，主席团的成员们明白，这个措施是针对他们的。这自然使他们惊恐万分，并引起了他们对贝利亚的不满。毫不奇怪，在贝利亚被逮捕之后，中央主席团的这个决议被立即取消了。
（6）改变经济建设方针，压缩基本建设项目
贝利亚还过问苏联的国民经济问题。许多党务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感受到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了巨大损耗的工程”的严重困难。贝利亚建议：重新审议 1953年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建设计划，压缩斯大林晚年已经开始的许多“共产主义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吞食了财政预算中巨大数额的资金；腾出来的资金主要投入到农业中去，大力发展农业。
1953年的3月27日，贝利亚就向政府提交了该问题的详细报告。党的经济工作赞同贝利亚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提出的建议。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贝利亚的建议。被停止建设的这些项目中，有运河、公路和铁路干线以及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
（7）调整外交政策，缓和苏联与东德和南斯拉夫的关系
在这个时期，贝利亚还关注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提出了改善同一些国家（主要是东德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
1953年夏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局势恶化：自1951年1月到4月期间，从东德向西柏林和西德迁移的大约有50万人；柏林和其他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示威。这标志着东德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到1952年中期，东德领导人仍然坚持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针。
在5月14日和5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东德问题时，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速度问题。贝利亚认为，在民主德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但是，贝利亚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他说，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对于苏联也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对此，莫洛托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多数主席团成员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坚持要在东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于是，贝利亚放弃了德国统一的主张。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通过了决议《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其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这个文件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
在斯大林晚年，斯大林等领导人批判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勾结，背叛了社会主义；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很紧张。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主张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并秘密与南斯拉夫领导人联系，企图打开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僵局。
按照苏联30年代起就实行的一种做法，由内务部而非外交部来进行某些秘密的重大外交行动。贝利亚通过自己的秘密渠道商谈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他给南共联盟第三号领导人、南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兰科维奇的一份便函。函件的内容为贝利亚委托持函者告诉兰科维奇并转告铁托：贝利亚及其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善苏南关系；如果兰科维奇和铁托同意这一观点，便可为此指定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举行秘密会晤。
由于贝利亚的推动，苏联的反南运动随斯大林的去世戛然而止。随后，在苏联官方颁发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中，几年来惯常的反南斯拉夫口号不见了，苏联报纸也不再登载反南斯拉夫的文章。1953年6 月，根据贝利亚的建议，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换大使，恢复苏南决裂后即在事实上降格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四）颠倒是非苏联功臣成“罪犯”
贝利亚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38年调到莫斯科，任内务人民委员（后来称内务部长）；194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5年成为苏联元帅。他从1946年起为党的决策机构（原为政治局，后为主席团）的委员。斯大林逝世后他成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党内排名第二。
贝利亚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加强苏联的国防力量、为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巨大功勋。因此，他在斯大林时期获得了许多奖励，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质奖章1枚，列宁勋章5枚，红旗勋章2枚，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枚，等等。他时是苏联的大功臣。
斯大林逝世以后，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贝利亚做了大量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包括：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平反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恢复法制；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精简内务部机构；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改变经济建设方针，压缩基本建设项目；缓和德国的局势，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等等。贝利亚的重要主张，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支持；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团的批准。贝利亚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开拓者，是对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的急先锋。
由于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行为对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的权力地位造成了威胁，于是赫鲁晓夫玩弄阴谋诡计，策划组织政变，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然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贝利亚的反对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贝利亚强加了许多罪名。请看贝利亚的功绩是怎样被扣上“罪名”帽子的：
赫鲁晓夫等人把贝利亚改革国家领导制度、建立对领导的监督机制说成“把内务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把调查处理冤假错案、惩办冤案假案的制造者说成“进行恐怖活动反对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活动家”；把反对个人崇拜说成“贬低斯大林的威信”；把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说成“煽起民族纷争和破坏民族友谊 ”；把缓和东德的局势、处理东德国问题的意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外国资本家卖力”；把与南斯拉夫秘密联系以便改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说成是与“外国间谍机关建立联系”、“背叛祖国”；等等。于是，贝利亚这个苏联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社会主义的功臣便成了“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的十恶不赦的“罪犯”。
逮捕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策划的政变——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二
内容提要：苏联第二号领导人贝利亚在1953年6月26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逮捕。本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贝利亚被逮捕的原因和经过，用很多具体事实说明：逮捕贝利亚是赫鲁晓夫精心策划、秘密组织的政变。政变后，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曾经与赫鲁晓夫合作打倒贝利亚的当时苏联第一号人物马林科夫和其他合作者最终都被赫鲁晓夫赶下台了。
（一）改革弊政 争夺权力 贝利亚招致灾祸
斯大林晚年最信任的领导人是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帕·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前夕，马林马林科夫已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他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各种会议，在党中央和政府中代理斯大林。苏联党和政府机关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马林科夫大事糊涂、小事聪明，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根本不具备斯大林那种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和超凡脱俗的掌握大权的能力。然而，马林科夫所不具备的那些素质，在贝利亚身上却并不缺乏。贝利亚具有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做出决定的果断性，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重大事件的魄力。无论是思想水平、领导能力还是在党与人民中的威信，贝利亚都超过马林科夫。斯大林逝世以后贝利亚被捕以前，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主要是在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间展开的。
在这场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中，尼．谢．赫鲁晓夫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赫鲁晓夫无论是与马林科夫还是与贝利亚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努力将赫鲁晓夫拉到自己一边。赫鲁晓夫对他们两个人都做出了友好的反应。
还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之间的友谊就开始出现了裂痕。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必须存在一个中立的调解人。赫鲁晓夫正是这样的人。最初，一切问题都是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三人联盟做出决定，然后提交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回忆说：“当时，他们三个人经常走到克里姆林宫的院子里，在那里长时间地窃窃私语，而他们的同事却伫立在自己办公室的窗边，等待着这三个最高人物最终达成的协议。”
但是，“三人联盟”很快就解体了，其主要原因是：贝利亚日益活跃，咄咄逼人；尤其是，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民族政策错误等行为危害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利益，甚至威胁到他们的地位。
斯大林逝世以后，贝利亚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平反了由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人制造的重大冤假错案，并且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前处理的重要案件和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事件，其中包括有损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以及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名誉的事实，予以公布。贝利亚还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逮捕马林科夫的追随者、原中央书记和国家安全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的问题。此前他已经逮捕了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М．Д．留明，准备让他提供有关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问题的供词。
另外，1953年5月9日，根据贝利亚的倡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节日期间装点游行队伍和各企业、机关和组织的大楼”的决议。这个决议禁止游行队伍抬出中央领导人的画像。但是，中央主席团的多数委员明白，这个措施是针对他们的，因为贝利亚的名声很大，不需要抬出其画像来扩大他的影响。这自然引起了主席团的多数委员对贝利亚的不满和警戒。
在1953年6月12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提出了关于进一步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的建议，包括撤换白俄罗斯党的第一书记，他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信任的中央委员。尽管主席团通过了这个建议，但是这激起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愤慨。
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三个多月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的不满。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决定联合起来打倒贝利亚。马林科夫在1953年7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承认，处置贝利亚的问题是6月12日会议之后决定的。不管贝利亚的行为是否正确，既然他得罪了中央主席团的多数成员，就必然垮台。
（二）个人谋划 集体决定 主席团开违法先例
1953年3月5日，在斯大林的逝世前几个小时确定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由11个委员组成，他们是：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
贝利亚是在1953年6月2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逮捕的。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
已经公开的许多官方档案材料表明，坚决主张打倒贝利亚的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而最先提出要打倒贝利亚的也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首先说服了马林科夫。然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与中央主席团成员单独谈话。除了贝利亚本人、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其他主席团委员都同意除掉贝利亚。到6月26日会议前夕，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除贝利亚一人之外，都知道了即将召开的会议性质。正如В．П．瑙莫夫所指出的（文献[2]），实际上这是中央主席团的多数反对自己的一个成员的阴谋。这个阴谋具备一切因素：严格的保密，秘密起草了指控材料，制定了方案，分配了角色；由一些军官组成了武装小组负责逮捕贝利亚。
是谁特别想消灭贝利亚呢？是赫鲁晓夫。为了逮捕贝利亚，赫鲁晓夫事前就已经召集了一些军官参加会议，制定了具体方案。完全知道这个逮捕方案的除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以外还有布尔加宁（国防部长）。
从官方公布的史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在6月26日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对于如何处理贝利亚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主席团全体成员同意解除贝利亚在主席团和内务部的职务，但并不是全体成员都要求将贝利亚逮捕。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只同意撤消贝利亚的职务，不同意逮捕他。显然，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并不认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理由成立，他们不相信贝利亚搞了任何阴谋活动。在6月26日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在第一次讲话时没有提出逮捕贝利亚的问题，而只是谈到关于免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任命他为石油工业部负责人。这是会前米高扬的建议。
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主席团全体委员都发言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按照马林科夫的命令，事先到达克里姆林宫隐蔽在会议室隔壁房间的以防空部队司令员莫斯卡连科为首的将军对贝利亚实行了逮捕。贝利亚被带出会议厅之后，主席团会议上有人提出关于赋予枪毙贝利亚行动以合法性的问题。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到，逮捕贝利亚是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基·康·朱可夫元帅亲自实施的。在宣布了逮捕贝利亚的决议之后，朱可夫走到贝利亚面前，用力地捆住他的双手。但是，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些话，朱可夫从来都没有确认过。
被逮捕之后，贝利亚被关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然后被转送到位于莫斯科军区司令部辖区的一个拘留所，后来是在防空部队的一个地下防空洞里。在开庭前、审判期间和审判之后，直至实施死刑，贝利亚一直被关在这里。
就这样，中央主席团第二号人物贝利亚是由国防部的军官逮捕的，并被关押在防空部队的地下防空洞里。没有任何逮捕的通告，也没有检察机关批准关押的证书。根据法律有权实施拘留、逮捕和关押的机关，并没有参加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并且，国家安全机构对此一无所知。后来，赫鲁晓夫解释说，这是因为担心内务部工作人员解救贝利亚。但是，任何说明借助武力来解救贝利亚的文件都不存在。因此，正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操纵中央主席团做出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决议，在主席团会议上突然逮捕主席团第二号人物贝利亚。在斯大林时代，中央主席团（政治局）从来没有这样在会议上公然违法逮捕自己的成员。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突然逮捕贝利亚，这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了恶劣的先例。
贝利亚被逮捕之后，中央主席团通过了一个专门决议，决定从“贝利亚的卷宗”记录里删除斯大林逝世后内务部给主席团的报告和主席团通过的有关决议。这些报告和决议对贝利亚有利而对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等人不利。
（三）捏造事实 利用矛盾 赫鲁晓夫策划政变
本文第二部分的内容来源主要是苏联和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文件、档案。但是，这部分内容留下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直到6月12日一直在中央主席团起主导作用、得到多数支持的贝利亚为什么会在14天以后成为孤家寡人；其二，赫鲁晓夫怎样说服马林科夫和中央主席团的多数成员同意除掉贝利亚。
近几年，俄罗斯民间发表了很多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文章、书籍，其中有些材料回答了上述问题。以下内容主要来源于参考文献[3]（沙舟著《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但是，不知为什么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未载这些内容。
（1）发现贝利亚“阴谋”，赫鲁晓夫决定先发制人
赫鲁晓夫一心要夺取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认为，马林科夫不是很强的竞争对手，而贝利亚则是最强有力、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他必须寻找机会除掉贝利亚。这个机会很快就送上门来了。
1953年5月下旬，赫鲁晓夫的一位同事从基辅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乌克兰国家内务部接到一项要求动员全体人员进入战备状态的密令。赫鲁晓夫还得悉这道密令不仅发到了乌克兰，而且发到了全国。6月上旬，两名来自内务部的倒戈者，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伊凡·谢罗夫和前内务部部长谢尔盖·克罗格洛夫，向赫鲁晓夫透露了他们所掌握的贝利亚正在策划的全部阴谋，详细描述了贝利亚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并开列了参与“阴谋活动”的人员名单。
赫鲁晓夫主观上未必真相信有所谓“贝利亚阴谋”。但是在客观上，赫鲁晓夫认为必须以此为借口，先发制人，对贝利亚进行突然袭击，除掉这个劲敌。
赫鲁晓夫认识到，首要的问题是要得到军队的支持，因为军队是唯一能够摧毁贝利亚领导的保安部队的力量；其次，必须团结中央主席团的多数，以中央的名义打倒贝利亚，名正言顺。
国防部长尼·亚·布尔加宁是赫鲁晓夫多年的政治盟友，早在30年代赫鲁晓夫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他就与赫鲁晓夫共事。赫鲁晓夫首先去找布尔加宁，他们俩人一拍即合。谈话是在布尔加宁的别墅花园里进行的，因为赫鲁晓夫知道，不仅中央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就连他们的住宅、别墅和私人汽车里也有窃听器，电话和通信早就置于昼夜监视之中。
赫鲁晓夫再去找他的好朋友米高扬。但是，米高扬不相信贝利亚会策划阴谋。他明确表示“不赞成突然搞掉一位有功之臣”。
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谈话出乎意料地顺利。莫洛托夫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他坚决反对贝利亚在东德和南斯拉夫问题上的主张。此外，在党的第19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对莫洛托夫作了不正确的评定。莫洛托夫认为是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官员在斯大林面前诽谤了他，因而对贝利亚不满。这些原因使得莫洛托夫支持赫鲁晓夫反对贝利亚。
接着，赫鲁晓夫马上去找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知道，马林科夫对贝利亚想取而代之十分不满。当赫鲁晓夫刚一提到贝利亚的问题时，马林科夫马上表示同意除掉贝利亚。这使赫鲁晓夫喜出望外。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仔细地商定了一个与其他主席团委员密谈的次序表。
(2)利用矛盾，团结中央主席团的多数成员
赫鲁晓夫选定的第一个密谈对象是伏罗希洛夫。从1918年保卫察里津的战斗起，伏罗希洛夫一直是斯大林的得力臂膀；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才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赫鲁晓夫认为伏罗希洛夫早就对深受斯大林信任的贝利亚心怀嫉恨，选择他作为突破口定能成功。但当赫鲁晓夫刚刚谈到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就唱起了贝利亚的赞歌：“赫鲁晓夫同志，贝利亚是一个多么出色的领导人啊！真是太出色了！”伏罗希洛夫的话封住了赫鲁晓夫的嘴。
随后，赫鲁晓夫到马林科夫家里吃饭，告诉他与伏罗希洛夫的谈话结果。当赫鲁晓夫向马林科夫说完情况之后，他俩商定由赫鲁晓夫再找莫洛托夫深谈一次。
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谈话非常坦率，可以说是彻底交底。他告诉莫洛托夫说：“我今天是代表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来与你谈话的。对于贝利亚的问题，我们已经交换过意见了。”莫洛托夫表示：“我完全支持你们。”
赫鲁晓夫与萨布罗夫的谈话简单明了。萨布罗夫欣然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
接下来，赫鲁晓夫约请卡冈诺维奇到中央委员会去交谈。卡冈诺维奇刚从外地视察回来。赫鲁晓夫诉他莫斯科发生的新情况，并说：“我们准备采取对策。”卡冈诺维奇马上问道：“你说的‘我们’是指谁？”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的力量有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萨布罗夫和我，而且我们的意见非常统一。”这等于告诉卡冈诺维奇：“我们”在主席团占多数。卡冈诺维奇表示：“我也与你们站在一起。”
在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商量后，决定改由马林科夫去找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表示不反对撤消贝利亚的职务。
别尔乌辛的态度一度暖味，但后来也表示赞成撤消贝利亚的职务。
至此，除了米高扬以外，中央主席团委员全部同意撤消贝利亚的职务。
（3）欺骗军队，制定逮捕贝利亚的方案
在主席团多数成员的意见统一之后，新的问题是：由谁来执行扣押贝利亚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卫局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主席团的卫队都是服从贝利亚的。赫鲁晓夫决定求助于军队。
赫鲁晓夫提出把扣押贝利亚的任务交给国土防空军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以及其他的5位将军，后来又把朱可夫元帅等人包括进来，一共有11位元帅和将领参与其事。莫斯卡连科是赫鲁晓夫交往多年的挚友。行动之前，赫鲁晓夫把贝利亚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告诉这些军事将领。他们对此无比愤怒，都表示坚决服从中央主席团的命令。
那时候，所有的军方人士进入克里姆林宫的时候都必须接受检查并把武器留下，只有经过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的特别批准，元帅和将军们才能允许佩带武器进人克里姆林宫。因此，确定由布尔加宁事先做好安排，允许元帅和将军们携带武器，在计划召开会议之前隐蔽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一俟马林科夫发出信号，他们就马上进入会议室，把贝利亚拘留起来。
赫鲁晓夫编制的罗网已经张开，伺机引贝利亚自投罗网。正在这时发生了“柏林事件”：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和民主德国的其他许多城市发生工人罢工和暴动事件。根据斯大林时期的有关规定，柏林事件自然应由贝利亚去处理。贝利亚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立刻飞往民主德国处理柏林事件。在贝利亚前往柏林的第二天，6月18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就在莫斯科召开了几个关键人物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等人商定了逮捕贝利亚的详细计划。他们决定在举行主席团会议时逮捕贝利亚，这一行动安排在苏军夏季演习开始的时候。莫斯科军区举行演习时，要有几个西伯利亚师参加，这样就有借口把可靠的部队调进莫斯科。为了不引起贝利亚的疑心，这次会议定名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扩大会议”，同时邀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出席。一旦会议开始，由马林科夫宣布为“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这样就可以讨论党内问题了。会议把国防部长、副部长和参谋长报告演习计划列人议程，因而邀请了几个军官列席会议也就顺理成章。和往常一样，会议日程和各种决定的草案等文件提前送给了部长会议的成员，似乎这真是一次工作会议。对于这些阴谋，贝利亚被蒙在鼓里。
至此，赫鲁晓夫策划的逮捕贝利亚的政变一切准备就绪。
（四）台前主导 幕后指挥 突然逮捕贝利亚
（1）赫鲁晓夫主导主席团会议，贝利亚在会上束手就擒
1953年6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议名义上是马林科夫主持，实际上是赫鲁晓夫起主导作用。
那天，赫鲁晓夫提前驱车驶往克里姆林宫，先走进马林科夫的办公室。他们交换了情况，然后到会议室就坐。贝利亚手里拿着公文包走进会议室了。他把公文包放在身后的窗台上。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里，以朱可夫、莫斯卡连科为首的11位将领已经荷枪实弹地等在那里。
按照事先的安排，马林科夫宣布“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开始。机敏的贝利亚立即露出惊奇之色，因为原先通知的是“部长会议主席团扩大会议”。更令他吃惊的是坐在他左边的赫鲁晓夫首先发言，提议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一把抓住赫鲁晓夫的手，惊慌地问道：“干什么，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你在咕噜什么？”赫鲁晓夫回答说：“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马林科夫首先做了简短的开场白。接着，赫鲁晓夫作了长篇发言。他回顾了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贝利亚在党内外干的一些活动，包括破坏民族团结，以内务部干扰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党组织的活动，等等。但是，赫鲁晓夫没有谈贝利亚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最后，赫鲁晓夫断言“贝利亚决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一个混进党内的、投机钻营的野心家”。
随后，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人相继发言。
马林科夫在主席团委员们发言期间做了简短的讲话。指出了贝利亚的几个问题。他说应该免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让他去从事工业工作，而没有提出要逮捕贝利亚。
每一个委员都发了言，批评了贝利亚。贝利亚也发了言，为自己辩护。最后一个发言的是米高扬，他认为贝利亚会虚心接受批评，并能够坚决改正，因此不要立即认定贝利亚有罪。米高扬在苏联政治舞台上是个有名的不倒翁，在这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是很难得的。
大家发言完毕，马林科夫本应及时总结，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可是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却临阵手软，紧张得不知所措，因而会议出现了冷场。赫鲁晓夫当机立断，立即要求发言，提出一项动议：立即撤销贝利亚在党和国家中的一切职务。马林科夫在慌乱之中，还没有将这一动议付诸表决，就按响了秘密电钮。
朱可夫第一个冲了出来，随后莫斯卡连科和其他军官也冲了出来。马林科夫这时惊魂稍定，用微弱的声音对朱可夫说：“我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命令你把贝利亚扣押起来，听候调查和处理。”
“举起手来！”朱可夫厉声喝道。莫斯卡连科和其他军官也都把手枪拔了出来，莫斯卡连科把枪对准了贝利亚。这时，贝利亚似乎伸手要拿放在身后窗台上的公文包，赫鲁晓夫立即揪住了他的手臂。其实，包里没有任何武器，贝利亚伸手拿包仅仅是个条件反射。贝利亚在武装监护下被押进马林科夫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
（2）当事者披露真相，布尔加宁具体组织逮捕行动
民间中流传着很多有关贝利亚被捕真相的传闻。最近，参加这一逮捕行动的唯一健在者、退役少将、原莫斯科军区防空部队政治部主任伊万·格·祖布接受了俄罗斯记者的采访。他的回忆说明了事件的真相。当然，他的回忆也未必绝对可靠。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别墅里。”祖布少将回忆道。“突然我的副宫打电话通知我，说国防部长布尔加宁紧急召见我。”
祖布少将接着说：“首先，布尔加宁详细了解我的履历，询问了身体状况，最关心的是我使用武器的能力怎么样。最后问我是否准备完成政府赋予的重要任务。我严格地按照条令作了回答。”他还说：“我推测，是赫鲁晓夫提议由莫斯卡连科来完成此任务，因为早在战争年代他就十分了解莫斯卡连科。”
记者问：“你们是怎样进入基本上是由贝利亚的人守卫着的克里姆林宫的？”
祖布少将答道：“布尔加宁和朱可夫用自己装有暗色毛玻璃的卧车将我送进了博罗维茨大门。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装扮成随同部长们来开会的人，待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
“事件后来是如何发展的？”
“休息时，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来到我们的房间，讲明了任务。我们要在预定信号——铃声响后进入会议厅。当我们听到铃声后，端着手枪从三个门走了进去，每个门各两人。一些主席团同志惊慌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看来，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可能发生的事件。后来事情就很简单了。马林科夫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当时建议表决：‘谁赞成逮捕贝利亚？’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朱可夫走到面无表情地坐着的贝利亚跟前说：‘举起手来，您被逮捕了。’我们准备应付他的一切意外举动，但奇怪的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显然，贝利亚还未弄清事情的严重性。随后，贝利亚由参加逮捕的六个人押着，被送进一个单人房间。”
（3）国防部军队突击行动，内务部机构土崩瓦解
逮捕贝利亚以后，主席团会议继续进行。会议讨论了贝利亚的未来命运问题。
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贝利亚被武装押送到莫斯卡连科司令部的一个防空洞里严密看守起来。同时，由布尔加宁、朱可夫指挥的国防军部队取代了由贝利亚控制的克里姆林宫和党中央大厦等处的内务部卫兵。
在朱可夫元帅的指挥下，国防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封锁了内务部中心大楼——捷尔任斯基广场大楼，忠于贝利亚的几个最重要人物被就地击毙，其他约有几十名内务部官员和内务部队各师的指挥员被逮捕。这个逮捕行动同时迅速扩展到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机关首脑，他们从办公室、公寓、别墅、甚至是医院的病床上被抓走。顷刻之间，内务部机构土崩瓦解了。
（五）马林科夫成反党头目赫鲁晓夫是最大赢家
1953年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马林科夫代表主席团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会议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苏联共产党。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发表公告，解除了贝利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无论是6月26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还是7月2-7日的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没有提到贝利亚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一事。这说明，所谓贝利亚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赫鲁晓夫及其心腹死党编造的故事，其目的是欺骗主席团的多数委员和军队的有关将领，以便消灭贝利亚及其支持者。
尽管清除贝利亚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联合的结果，但是最大赢家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之后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的关系最密切，并在一系列问题上观点一致。特别令马林科夫难堪的是，就在贝利亚被捕的当天，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写了一张便条：“叶戈尔（马林科夫的名字），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们难道不是朋友吗？你为什么去相信赫鲁晓夫呢？是他教唆你干的这种事，对吗？”在逮捕贝利亚的政变中，马林科夫出于想保住“领袖”地位的目的而充当了赫鲁晓夫的挡箭牌。
清除贝利亚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中最大胆、最果断的行动之一，他由此在苏联全党全国的威望大增。清除了贝利亚，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的态度也变了，他没有必要与马林科夫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了。在1953年9月，赫鲁晓夫成了党的第一书记。他此时形式上虽然还不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但实际上已成为党的象征。相反，马林科夫这颗明星日益暗淡，后来他成了赫鲁晓夫的傀儡。到1955年2月，在赫鲁晓夫的操纵下，马林科夫被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力部长；布尔加宁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朱可夫任国防部长。
伴随着贝利亚的灭亡和马林科夫的陨落，赫鲁晓夫登上了克里姆林宫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赫鲁晓夫并不感谢曾经大力支持过他的同事；相反，他向不顺从他的同事开刀。在赫鲁晓夫做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的1957年6月，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三人打成了“反党集团”，受牵连的有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他们都是斯大林信任、重用的领导人。他们都反对赫鲁晓夫污蔑、攻击、全盘否定斯大林。1957年10月，朱可夫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1958年3月，布尔加宁被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剥夺了元帅军衔；赫鲁晓夫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以此同时，为了加强党对军事部门的统一领导，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任主席。就这样，赫鲁晓夫集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然而，赫鲁晓夫还不满足。在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把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伏罗希洛夫作为“反党集团”成员清除了，由米高扬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赫鲁晓夫在大会的讲话中列出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以及谢皮洛夫（195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被清除的前任外交部长）。至此，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的中央主席团委员除了米高扬以外，全部被赫鲁晓夫作为“反党”分子清除了。
赫鲁晓夫清除了忠于马列主义、忠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最终导致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
参考文献
[1] 鲍里斯．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苏联《文献资料》1993年第4期第82～90页。
[2] В．П．瑙莫夫：《是否存在过贝利亚阴谋——关于1953年事件的新文件》，（俄）《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5期，方琼译。
[3] 沙舟《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4] 时殷弘：《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5] 柳植：《贝利亚事件真相》，《合肥晚报》2002年11月7日。
[6] 左凤荣：《赫鲁晓夫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7]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1年出版。
先定罪名后找证据 贝利亚被判死刑——贝利亚事件真相之三
内容提要：贝利亚于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逮捕。由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主导的中央主席团一开始就给贝利亚确定了罪名，并预先做出了判处贝利亚死刑的决定。然后，千方百计寻找贝利亚“犯罪”的证据。最后，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名义在1953年12月23日判处贝利亚等七人死刑，并于当天秘密枪决。
捏造罪状 强迫表态 贝利亚无罪被捕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排名第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在1953年6月26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逮捕。
为了说服主席团委员同意打倒贝利亚，1953年5月下旬和6月上旬，赫鲁晓夫及其心腹编造了骇人听闻的故事：贝利亚下达密令，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赫鲁晓夫的目的达到了：他说服了主席团的多数委员，逮捕了贝利亚。但是，无论是6月26日的主席团会议，还是7月2-7日的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或其他人都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说明贝利亚从事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
在6月26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管大多数委员都批判、谴责了贝利亚，但是任何委员都没有提出贝利亚搞阴谋活动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如果按照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处理，即使颠倒是非，也只能撤消贝利亚的职务，而不能将他当作敌人来逮捕。但是，赫鲁晓夫在马林科夫的支持下，策划、组织政变，在26日的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除了贝利亚以外的主席团全体委员，在军官持枪进入会议厅之后，都被迫举手“同意”逮捕贝利亚。
就这样，无罪的贝利亚被逮捕了。不久以后，贝利亚的“阴谋集团”成员和亲属都被逮捕了。此后的问题是给贝利亚定罪、判刑。在贝利亚及其支持者都被关押、不准任何人为他辩护的情况下，给贝利亚定罪是容易的。
颠倒是非 无限上纲 欲定罪名无证据
1953年6月29日，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组织调查贝利亚从事反党、反国家的犯罪活动案件”的决议。侦讯工作不能由内务部进行，决定交给检察院。赫鲁晓夫对现任苏联总检察长Г．Н．萨福诺夫不信任，要任命他的亲信乌克兰检察长Р．А．鲁坚科为新的苏联总检察长。在这次会议上，免除了萨福诺夫苏联总检察长的职务。关于他被免职的理由，赫鲁晓夫是这样写的：“他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我们怀疑他能够客观地调查贝利亚的案件”。这次会议上还决定，任命鲁坚科为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自1945年起到1953年6月，一直担任乌克兰检察长的职务，赫鲁晓夫非常了解他，并能够与他达成一致。
6月30日鲁坚科奉命赶到莫斯科，主席团责成他在一昼夜内组成侦讯机构报主席团批准，并要求按照主席团的决定收集贝利亚集团成员的“反党反国家”敌对活动的事实。鲁坚科同意只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指明的那些事实，对贝利亚的案件进行调查。
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中央主席团认为收集到了贝利亚的“犯罪”事实，于是７月２日至７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马林科夫于7月2日在会议上做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的罪行》的报告。马林科夫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人的发言，都竭力把斯大林死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改革弊政措施说成他企图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的罪行，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贝利亚在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意见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批判了贝利亚的“罪行”，指出贝利亚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1）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
马林科夫说：“首先，贝利亚灵活和巧妙地利用自己在内务部的地位，沿着犯罪的方向大肆活动，以便把内务部置于党和政府之上。”
“中央主席团委员的电话谈话都受到窃听，并报告贝利亚。我们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贝利亚的这些活动对党充满了敌意，这一点无需证明。显然，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之上，企图把党中央和政府置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下，简直令人不能容忍。”
（2）在与南斯拉夫的交往中和处理民主德国的问题时违背党的路线
马林科夫先指出了贝利亚与南斯拉夫领导人私自交往，然后谈民主德国问题：“贝利亚在讨论德国问题时曾提出……在民主德国放弃一切社会主义的方针并保持一个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从我们现在对贝利亚所了解的一切来看，我们应当重新评定他的这一观点。显然，这个事实可以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
（3）怀着个人目的实行大赦
马林科夫指出：“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大赦这个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揭穿了贝利亚的真正嘴脸以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对待这个措施，对此他有自己的打算。事实证明，他匆匆忙忙采取这个措施是有害的。”
（4）主管原子能委员会独断专行
马林科夫批评贝利亚：“大家知道，贝利亚主管从事原子能问题研究的专门委员会。我们应向全会报告，在专门委员会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不理党中央和政府，在那里独立行动。”
（5）散布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情绪
马林科夫断言：“我应当报告中央全会，还在斯大林同志生前，有时就可以看到，贝利亚如何巧妙而又狡猾地散布对许多领导同志的不满情绪。”“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贝利亚便肆无忌惮，说句不客气的话，竭尽全力开展旨在疏远领导集体，压制工作中集体性原则的‘活动’。”
（6）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存在问题
马林科夫还说：“我不打算详谈贝利亚的道德面貌，虽然这还是应当谈一谈的。全会同志应当知道，我们有贝利亚腐败的犯罪材料。” 这是指贝利亚存在两性关系问题。
马林科夫说，根据上述对贝利亚的指控，“主席团得出结论，同这种冒险家的斗争不可半途而废，决定逮捕贝利亚这个党和人民的敌人。揭露和驱逐贝利亚这类蜕化变质分子以后，我们的党将更加团结和坚强。”他宣布，“我们齐心协力一举把这个恶棍，我们健康机体上的病瘤铲除掉了。”
从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主席团所做的报告对贝利亚或颠倒是非，或无限上纲。他给贝利亚戴上了“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冒险家”、“恶棍”、“党和人民的敌人”等大帽子。
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活动的决议》。档案集的编辑说，党中央决议上“反国家”几个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可能是鲁坚科从法律角度指出后作的修改。据编辑考证，在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了中央第一书记后，书记处根据新的形势对７月会议的速记记录进行了比较大的加工和修改，其中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讲话改动最大。
全会决定，将贝利亚作为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开除出苏联共产党，并将贝利亚交付法庭。
且不说在实行大赦、纠正民族政策错误、处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等问题上贝利亚是正确的，即使马林科夫《关于贝利亚反党叛国的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中央全会《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活动的决议》所说的各个方面贝利亚都错了，贝利亚的问题也是人民内部问题，而不是敌我矛盾问题。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说明贝利亚犯了“反党反国家罪行”，是“党和人民的敌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后面的任务是要收集贝利亚的“罪证”。
以党代政 以权代法 主席团领导收集罪证
关于隔离贝利亚的方式，给贝利亚定的罪名，对他的起诉和审判的一切程序和细节，都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中央主席团直接领导收集贝利亚的“罪证”，并预先做出了给贝利亚判处死刑的决定。主席团还给总检察长下达了关于调查方向、指控材料的样式、最终确定处决办法等诸方面的命令。苏共中央代替了国家政权的审判机构，苏共中央的决定代替了国家的法律。
苏共中央7月全会以后，审理贝利亚案件的工作加速进行。
7月9日，总检察院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贝利亚案件的侦查计划。计划确定了侦察人员应该学习的文件、收集证明贝利亚以及由于贝利亚案件被指控人员罪行的资料的方法。
7月26日，逮捕了内务部副部长柯布洛夫。
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剥夺贝利亚全权代表的决议。贝利亚的亲属包括年迈的母亲、岳母、他的妻子、妹妹、儿子在内的２０余人被逮捕。
9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把贝利亚的亲属迁出格鲁吉亚的决议。
9月1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关于审判贝利亚案件法庭的组成、起诉书和情况通报的决议，责成鲁坚科根据主席团会上通过的修正在两周内最后完成贝利亚案件起诉书和检察院通告，提出审判贝利亚及其参加者案件专门法庭组成人员，审判不许外人参加，秘密进行。
12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特别决议，确定了怎样审判贝利亚及其同伙、谁将成为他们的法官，批准了指控贝利亚以及全体被告的方式，通过了起诉书草案，确定了在进行诉讼程序时谁将坐在被告席上。审判之后只剩下形式上的东西——按诉讼程序办理手续，执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无论是对于法庭，还是对于总检察院，这些决议都是必需的。
中央主席团赞同“关于成立审理贝利亚等人案件的苏联高等法院特别审判厅和该厅组成人员”的命令文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应该采纳这个文本。批准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担任苏联高等法院特别审判厅主席，特别审判厅的成员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Н．Н．什维尔尼克，苏联高等法院第一副院长Е．Л．赛丁，К．С．莫斯卡连科将军，苏共莫斯科州委书记Н．А．米哈伊洛夫，莫斯科高法院院长Л．А．格罗莫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К．Ф．卢涅夫，格鲁吉亚共和国工会委员会主席Н．И．库恰瓦。法庭的全部组成人员中，只有两人——赛丁和格罗莫夫是律师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
在这份决议中，中央主席团还确定了贝利亚及其同伙案件的审理程序。案件要在没有其他方面参加的情况下，按照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规定的程序，进行秘密审理。由此看来，就连惩罚的措施实际上也被确定了：死刑，最轻的监禁不少于十年。判决书为最后结论，不得上诉。如果罪犯被法庭判处了最高惩罚措施，那么，判决将立即被执行。
牵强附会 栽赃诬陷 贝利亚被秘密枪决
贝利亚案件从1953年12月18日开始审判，23日结束。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于1953年12月23日判处贝利亚和“贝利亚小组”六个成员共七人死刑。“贝利亚小组”成员均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组织反苏维埃小组罪和实施恐怖行动罪。
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在23日做出的关于贝利亚的判决书中说道：“被告人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在此前检察院的公告中，还指控贝利亚从事间谍活动，说他曾是帝国主义国家几个间谍机关的特务；并指控他在1942年任外高加索方面军最高指挥部大本营代表时，企图打开高加索主山脉的山口，以使希特勒军队进入格鲁吉亚。判决书中也有类似断语。几乎不用查看档案，只根据贝利亚几十年的表现和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可以断定这些指控是没有确凿证据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对贝利亚的诬陷和载赃陷害。
从已经解密的全部官方档案中看不出贝利亚犯了判决书中所说的那些罪行。
根据中央主席团的命令， 12月23日，贝利亚及其他６名被告被判处了死刑。
同一天晚上，贝利亚在地下防空洞里被处决。他从1953年6月26日被捕以后就一直被关在这里。中央主席团成员被通告说，在宣布了判决书之后，贝利亚被巴季茨基将军立即处决了。但是，实际上贝利亚并不是在审判结束后就立即被枪毙了，而是过了几个小时。为什么需要“判决被立即执行”这种说法呢？这是为了安慰中央主席团成员们，使他们确信，贝利亚已经死了，他已经来不及再做任何口头的或者是书面的声明了。
12月24日，鲁坚科和克鲁格洛夫向苏共中央报告了审判及执行结果。
封锁消息 销毁文件 害怕暴露真相
贝利亚被逮捕以后没有认罪。在关押初期，贝利亚什么都不承认，后来宣布绝食，持续了十一天。
在关押和审讯期间，贝利亚曾经给中央主席团写了三封信。实际上，根据守卫贝利亚的国土防空军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及其下属希日尼亚克少校证明，贝利亚在地下防空洞的日子里写了很多东西，不止是三封信。但是，目前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里还没有发现贝利亚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其他任何材料。对于中央主席团成员，特别是对于“贝利亚的朋友”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这些资料可能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他们与贝利亚并肩工作多年，并与贝利亚联系密切；有很多的东西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想要掩盖的。
贝利亚在信中没有悔过。他诉诸党的公理，回忆了不久以前的事件，并提醒注意，他是如何拯救主席团的某些成员的，他在斯大林面前替他们说情。贝利亚的回忆还谈到了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最友好的关系，这些人都出席了6月26日的会议。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封锁关于贝利亚的消息，没有让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知道贝利亚的这些信件，更谈不上让七月全会的参加者知情了。不仅如此，中央主席团还下达了命令：不许再给贝利亚一张纸、一根铅笔和一支钢笔。命令被执行了。
处决贝利亚之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一致同意，立即销毁贝利亚保密柜里的全部文件。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主席团委员都清楚地意识到，那些文件对于他们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文件记载了他们的详细情况和各种问题；在他们争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获得文件者会使用文件内容攻击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1] 鲍里斯．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苏联《文献资料》1993年第4期第82～90页。
[2] В．П．瑙莫夫：《是否存在过贝利亚阴谋——关于1953年事件的新文件》，（俄）《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5期，方琼译。
[3] 沙舟：《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4] 时殷弘：《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5] 杨存堂：《七月全会与贝利亚倒台》，引自一个因特网站。
贝利亚与斯大林是否有特殊关系？
〔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
斯大林和贝利亚，没有一位苏联的而现在称为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不在试图探寻这两位历史人物关系的根源。斯大林与我父亲贝利亚的关系之谜仍然是一个谜。
要否定斯大林在我父亲命运中的作用是可笑的。这位党和国家的首脑先是批准任命他为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接着又批准调他到莫斯科。
1938年11月底我父亲受命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斯大林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何在？
据我理解，斯大林在批准调我父亲到莫斯科工作时是这样打算的：这个相对年轻的人（父亲当时不到40岁）具有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经验。不管有益与否，父亲确有20年代在契卡工作的经验。斯大林可能也这样想：他将不折不扣地执行领袖的全部命令，简言之，惟命是从。但事实并不如此。第一次严重冲突发生在1940年，以父亲为一方，斯大林和政治局为另一方，起因是关于如何解决几千名波兰军官的命运问题。后来他们在卡廷被枪毙。斯大林没有忘记这次事件，但抗命（这种事情是极少有的）甚至没有导致将我父亲解职，这很可能他认为撤换这位人民委员的时机未到。要知道，斯大林还永远遵循另一条必不可少的原则：只有在形势许可的时候才用一个条件相类的人去代替那个“过失者”，任何干部变动都不应该损害整个事业的发展。
斯大林客观估计那一时期围绕党和他这个党魁个人所形成的紧张局势。对他的路线，尤其是对大规模镇压的不满情绪，就是在他周围最近的圈子里也能感觉得到。
第二个不无重要的原因是大战的临近。那一时刻内务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必须用另一种风格的人。斯大林是残忍而又聪明的人，他非常明白，继续镇压的结果就是他个人权力的垮台。也许他已认为，有人特意这样做，已是为了要清除他本人。必须有一个人，这个人要在有效监督之下来使党的制度所制造的镇压机器停下来。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曾雪片般将信件投向莫斯科，以保护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总之，那一时期父亲使斯大林完全满意。后来，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专业实验室基础上成立原子能管理局时，他又被责成去管这一问题。还有火箭、飞机、工业、氢弹方案……看来，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斯大林才没有急于除掉我的父亲。我这样认为的根据是充足的，但主要的一点是斯大林始终考虑时局变化。当地对空导弹已制造完成，洲际导弹基本准备就绪，当氢弹的制造已近尾声的时候，看得出，斯大林已准备好撤换掉父亲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但他没有来得及做这些……
我绝对相信，除掉我父亲，斯大林会得到周围许多人的支持。首先满意的是党的机关，它在父亲身上看到了对其本身利益的威胁。他从不掩饰他反对党的机关对国家实行专政的观点。不光是党的上层，就是一般的党组织对这类事情也总是非常敏感的。
一般来说，党的上层分子总是给斯大林帮倒忙。我父亲还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个人崇拜的危害。顺便说一句，斯大林自己也这样说过。我相信，在斯大林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党的上层分子有意宣传个人迷信并不仅仅是出于其固有的谄媚逢迎。毫无疑问，这里有着更远的目标。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没干什么。“他既是上帝，又是沙皇，还是军事首长……”就是说，一切罪过都是他的。众所周知，后来党在二十大上非常精巧地上演了这一幕，把一切都推到了去世的领袖身上，其他人都成了无罪的羔羊。而且没有任何一位斯大林过去的战友鼓起勇气站出来，道出斯大林周围的人在制度性犯罪中所起的作用。
在父亲在莫斯科工作的15年当中，在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中各种情况都发生过，人们不知为什么总认为他们两人是亲密的人，但他们从来不是如此。他们之间从未像描述的那样以“你”相称。斯大林对我父亲总是叫名字和父名。
我父亲是中央委员会中惟一敢于顶撞斯大林的人。话又说回来，斯大林也允许别人这样做。问题在于，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或别的人从来就不和斯大林争论，也从不试图反驳当家人。他们称其为当家人。盲目服从，随时准备执行主子的各种意志，这在我看来很好解释：害怕影响个人升迁使他们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斯大林经常要求讲实话，我不认为看到谈话对方只是一些俯首贴耳的执行者会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快乐。相反，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而且应该承认，他也善于说服论敌。当然，这样的时候非常少：和他还是不争论为好。据我所知，除我父亲之外，莫洛托夫有时也和他意见相左。很可能，在早些时期这种人要多些。托洛茨基很可能是这种人，别人我看不出。看看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早期言论，都是一味赞扬斯大林的话。正是他们制造了个人崇拜，而且是在列宁死后马上开始的。
我从父亲处得知，军人中能坚持己见，而且态度坚决，不怕引起独裁者不满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941年是这样，1942年也是这样，以后的几年都是这样。这是个不容你不尊敬的人。显然，斯大林也这样认为。
斯大林只有和一个人称“你”，这就是莫洛托夫。斯大林对待我父亲和莫洛托夫确实不像对待别人那样，如对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对这些人他根本不重视。
我想，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最有角逐国家首脑宝座的基础。我指的是他的资历，而不是政治素质。
1917年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和彼得格勒党委会成员，“真理报”编辑之一。他认识列宁。2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政治局委员。曾作为中央书记代行斯大林职务。从1939年开始兼任外交人民委员。那些年斯大林周围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资历。
莫洛托夫和我父亲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相反，他对我父亲评价颇高，同时，这并未影响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激烈反对我父亲在卡廷悲剧事件以及几个国家内政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我父亲为铁托辩护的发言使莫洛托夫极为不快。斯大林当时称我父亲和几个反对同南斯拉夫冲突的人为铁托分子，而莫洛托夫以激烈的方式声称：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出卖者。但他又说过：
“我们中间比贝利亚更有能力的人是没有的；在他所主管的问题方面比他更有干劲和学养的人也是没有的。正像我们所知道的，他对自己的观点从不隐瞒。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可我们自己却曾赞同他的诸多建议……”
我对赫鲁晓夫也所知不少。他常来我家做客。今天人们力图把他视为反对个人崇拜的斗士，而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他从来不反驳斯大林。记得有一次在桌旁他伤心地说，“主人把我们当作婴儿抓着不放，不让迈步，不让施展本领。”当他的面都一声不吭，充当侍臣小丑。我还知道他的酒量很大。
和国家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我父亲性格直率，是克里姆林宫奥林匹斯山上难得的襟怀坦白的人。我不仅仅是作为儿子，而且也是作为各种不同场合目睹他的行为的见证人来这样评价他的。
当国家真正被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案件”所震动的时候，我父亲直接了当地对马林科夫说：
“要知道，格奥尔吉，你干了战前在白俄罗斯干过的同样的事。你要相信，你会遭报应的……不能这样干（不应使无辜的人们卷入政治盲动主义中去）”
父亲指的是马林科夫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所参加的30年代在白俄罗斯实行的大规模镇压。
马林科夫辩解说：
“我能怎样……这是斯大林的指示，你应该明白。”
“不，格奥尔吉，人们会要你负责。想一想，你们在做什么？”
我不知档案里还留存些什么，但我想，有关马林科夫、郝鲁晓夫及其他党的高层官僚参加大规模镇压的资料是应该保存着的。
我又说到这点，同样绝对不是为斯大林开脱。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而不能委过他人。我知道，镇压行动结束后还不能使赫鲁晓夫罢手，乌克兰在无法无天的痛苦中呻吟。斯大林甚至给他发去了一张便条：“停止吧，你这傻瓜！”
关于斯大林病危之事是我回家吃午饭时妈妈告诉我的。通常父亲这时也回来，但那天他没在。妈妈坐在那里哭，并马上告诉我，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得了脑溢血，很可能活不成了。
“那你哭什么？”我问，“要记住父亲说过的话。”
我们谈到斯大林准备对我们下手的事。
妈妈当然什么都知道，父亲确实将可能发生的事提前告诉了我们。
“知道吗，”她回答说，“我什么都理解，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可怜他，他是个非常孤独的人。”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救了他周围人的命，否则，他会一无例外地将自己的战友换成新人，他们不像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其他人再重复一次，我父亲也在内那样了解他的一切。我甚至要说，斯大林已准备好作为一个缔造了一个伟大国家和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绝对纯洁的人载入史册。我们客观而论，斯大林于身后确实留下了一个建立在许多值得自豪的成就之上的伟大国家。至于取得这些所付出的代价，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父亲非常明白这一切。虽然他比政治局任何一位其他成员和斯大林有着更深的矛盾，但国家首脑的死还是使他痛苦。我知道，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的矫揉造作。我想，不管怎么说，斯大林之死给他带来的痛苦源于纯粹的人之常情。
我必须承认，我对斯大林的看法就是今天也远不是单一的。我们住在格鲁吉亚时，我们只是为他祈祷。在莫斯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我不时听到父母谈论斯大林。就是我自己也已逐渐明白，谁是镇压和政治运动等种种暴行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能使任何人为之倾倒着迷的人。说只有平庸的谄媚者才认为他伟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斯大林的确是一位能让聪明练达、阅历丰富的老者和初出茅庐的孩子都着迷的人物。他洞悉布尔什维克派的全部弱点。他不是那种不善于分析形势和自己行为的狂热分子。当需要的时候，他会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能允许做的一切。首先是权力集中。我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那些在民主条件下数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积极的方面，但是，那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哪儿？……而当需要的时候，斯大林又是多么轻易地利用同一权力去达到其他目的。这同样是他的罪过。今天有人试图将他视为偏执狂病患者，如果真的如此，对他的苛求就该少些。但事情并非如此站在布尔什维克权力金字塔顶上的是一个具有天赋才能的人。
有人经常问我是哪种人，是斯大林分子还是反斯大林分子。我自己认为我既不是斯大林分子，也非反斯大林分子……
（摘自《我的父亲贝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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