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椒直播福利房间:孙雄飞:未成的愿望──记与钱锺书、杨绛的交往 - 钱锺书先生生平与学术研究的日志 - 网易...

未成的愿望（上） ──记与钱锺书、杨绛的交往
深藏心底的交往
每一次聆听钱锺书、杨绛两位先生的谈话，我总觉得是一种来自心底的崇敬，一种隽思妙寓的智慧，有一种让人手心出汗的兴奋。
一个名不经传的我，由于贸然闯进“围城”，有幸改编了《围城》，使我获此殊荣认识了两位文坛的泰斗。我和他们稀疏而淡泊的交往，虽已过了数年，但他们的教诲仍然是久远埋藏我心底的最珍贵部分。
都说钱锺书是一个博学的“怪人”，而且有一个“怪脾气”，谢绝拜访。可我与他们接触中，并不觉得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样好客热情，同样待人诚恳。一次，我和黄蜀芹尚未走到二楼，钱先生已听得脚声在三楼楼梯口等侍；又一次，钱先生甚至没来得及放下正在阅读的牛津大学新版辞书，就来为我们开门让座；再一次，我打电话相约，上午钱先生还去了医院看病，下午就答应和我们见面。对于他们的热情，我有点受宠若惊了，曾悄声问黄蜀芹，他们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她揣摸着说，钱先生可能愿意与比他们年轻的人交往吧。
1990年深秋，亚运会刚结束，电视剧《围城》拍成了。黄蜀芹因为伤腿未愈，遵照医嘱进行高压氧治疗，只能由我和张雪村带着带子飞往北京，10月9日把带子送到了钱先生家。杨绛收下了录像带后，非常关切地询问了黄导腿伤的情况。钱先生说：“我们给她回信。我总觉得虽不是罪魁祸首，但中间总有我的罪在里面，非常之抱歉！”其实，黄导的腿是在《人鬼情》看外景时因车祸受伤，只是她带着伤腿艰难地拍完了《围城》，但这一切怎么能怪他呢。那天，我们怕影响钱先生的休息，故拜访较短促。
10月12、13日，我们在京举行了“《围城》观摩研讨会”，首都五十余名专家与新闻界朋友对电视剧反映强烈，舆论翕然。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名著改编的优秀作品，既有很高的观赏性，又极具文化品位。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视剧进一步走向成熟。10月14日，胡乔木《围城》观后，接见了我、张雪村和林毅。他再一次肯定了《围城》的成功，并说“这部电视片是编剧、导演和演员们的一个杰作，导演带伤拍成这部作品，增加了它的珍贵的纪念性。”就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于15日下午再次拜访了他们。
我们同去的几个人，各有各的愿望。陈道明想听一听钱先生对他在电视剧中塑造的方鸿渐形象的意见；中央电视台编辑陆善家、副导演夏晓昀除了听意见，还想见见钱先生；只有年轻记者郭莉想法最简单，希望钱先生给她买的那本《围城》书上签名。而我却有更多的事要与钱锺书、杨绛谈一谈。因为去了五个人，久已清静的书房一下子热腾起来，忙得杨绛先生里里外外直跑小步，她又是沏茶又是拿书签字送我们。钱先生这一天身着灰色羊毛开衫，一条西裤笔挺。他情绪颇好，十分健谈，不时地与我们说上几句睿智幽默的话，引来满座串串笑声。
在我们几个人中间，数陈道明最有心计，不仅事先准备好了一本精美纪念册，请钱、杨俩先生题字留念，而且还带上便携式摄像机。趁我们交谈之际，他便悄悄示意小夏拍起录像来了。我真担心钱先生会因此而不高兴。有一次，梅朵老师曾让我写信给他，给他拍一张近照作为当时《文汇月刊》的名人封面，也被钱先生婉言谢绝。没想到这一天，他谈笑风生，毫不在意，于是小夏放开手脚，横摇变焦，拍得更欢了。事后，陈道明不无得意地说，他可能是给钱先生拍录像的第一人。仅管如此，我们仍尊重钱先生的意愿，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宣传电视剧《围城》，要索取有关钱先生的资料，我们几个人始终缄口不宣。
“这件事弄得很神气”
我向钱锺书、杨绛介绍了上海试映后的反映，并说柯灵夫妇和张瑞芳老师都一口气看完了10集电视剧，真令我们感动。所以，杨绛一开口就说：“我们是‘二口气’看完的，我女儿刚从英国回来，她看了也很满意。”
钱先生开心地笑着说：“现在这件事弄得很神气，弄得我们院里全要找我提供带子。总政文化部有人（陆文虎）打电话来说他看了，很好很好。也许他把我作为当事人了。他的估价很高，把电视剧看作是近年来中国的东西改得最好的。”
杨绛有点责怪钱先生，说：“他这个人很专制，平时不让我们看电视，我们只好不看，谁让我要做他的好妻子呢。第一天，我们看完了三集，本来还想看下去，心里痒痒的，因太晚了，我们决定第二天看。这一晚，我们都没睡好。第二天从上午一口气看完了剩下的七集，连午觉也没有睡，打破了一天的生活规律。一天下来，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一直回不过来。”
钱先生一面看了看杨绛，一面接着说：“这戏我看得很快，我好久没看电视了，因为我患失眠，要靠吃药。”他说，现在国外有一种“电视病”，英语这个词的意思是个“椅子上的土豆”，如同小孩子呆呆地坐在椅上看电视，就象土豆一样。钱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他为什么“专制”得不让她们看电视，但是杨先生心里明白，只能无奈地对他斜睨了一下。
我对告诉他们，12日那天波恩大学的女博士、小说《围城》的德文译者莫妮克，在总政文化部的陆文虎先生陪同下也来观摩了电视剧。我说：“他们来得很早，而且是自己骑车来的。看录像时她一直坐在我身边，我注意到她对电视剧的反映一直与‘观众’同步的，每次看到好笑处，她总是一面笑一面看看我，可能是表示她的欣赏和理解吧。”我知道钱先生对她十分赞赏，称她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她对中国近代文学有广泛而又亲切的认识，善于运用汉语，写出活泼明净的散文，中国人看到了，都会惊叹说：‘但愿我能用外语写得出这样灵活的散文！’”钱先生还说，有一次莫妮克来中国与他商谈她的《围城》德文译本时，甚至“精细地指出了谁都没有发现的一些印刷错误，以及我糊涂失察的一个叙事破绽。”
听到她也来看电视剧，钱先生感慨地说：“这世界就是那么小！”
10月22日，我们离开北京去钱先生家告别时，他们再一次提到了她。杨绛说：“莫妮克到我们这里来过了。”我很想知道这位外国人的反映，就问了钱先生。钱先生说：“她的反映与我们差不多，她还告诉我，你对她热情的接待。她这个人总是说自己长得很丑，其实在中国人的眼里，外国人长得都是大同小异，就象中国人看外国人一样的分不出。不管她是不是长得‘丑’，但她的中文专研却很好。”
杨绛说，莫妮克还能读通钱先生用文言文撰写的《管锥编》，“在外国人中象她那样看懂《管锥编》的真不多。”我听了以后既惊奇又非常感佩。我想，何止是外国人，即使在我们这个年龄档的人中间，能读懂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的又有几个呢？
这一天，我们始终围绕着电视剧《围城》这个话题谈笑风生。我看得出，钱先生和杨先生是由衷地为这部电视剧的成功而感到高兴。
“我不是作家，是‘作孽’！”
仅管钱先生、杨先生看了电视剧以后，说了不少称赞和感谢的话，但是他们也客气地提了一些小意见。钱先生说：“这部戏剪裁得很好，都很好。就是有一点小问题，她注意到了……”他扬了扬手，指指杨先生。
杨绛接着说：“就是苏小姐的佣人管她叫‘苏小姐’，佣人不能这样叫的，应该叫‘小姐’；还有一个是我女儿发现的，我没有注意到。书里说孙柔嘉跟方鸿渐到香港后订了一个房间，赵辛楣知道后伸了一下舌头。后来说孙小姐吐了，方鸿渐就说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而现在电视剧中好象说，赵辛楣给他们订了一个房间，那后来孙小姐就发脾气……”
我和陈道明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疏忽。
陈道明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改一下，只要改赵辛楣的一句台词：‘你们就住在这儿？’然后，赵一笑就完了。”
钱先生认为这样处理可以。他说：“这个戏剪裁得好，省掉许多小说里复杂的东西，譬如第一集船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过程，省略得非常好。我从前的学生英若诚演那个校长，确实是那个怪样子。还有那个‘视学’（李天济饰演）的表演，就象以前的国民党官僚那样，常说‘兄弟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压低着嗓子学着说。我们都笑了。
杨绛插话道：“当时你们送来的现场拍摄情况的录像带，我们在邻居邹家骅家里看了，才知道你们的辛苦。你们是拍得辛苦，编得辛苦，导得辛苦，演得也辛苦。”她用了一连串的“辛苦”来形容他们的感受，她说，“接下来又听说陈道明减肥，我们赶快表示别减了。”
钱先生接着说：“我说我这不是作家，是‘作孽’！”他好象在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写了《围城》的缘故造成的。但大家却为他那精湛的比喻而朗朗地笑了。
陈道明笑着说：“在拍戏阶段，我又胖了。当时我很是担心，怕把您老人家写的人物演砸了，演坏了。所以，今天我很想听听您老人家的意见。”
钱先生说：“乔木一般不肯讲估价那么高的话，可见他非常之高兴。我只有感谢，只有佩服。想不到这部书可以改成这样一部电视剧，都说比想象的好。主要里面有许多心理的东西，勾心斗角的东西，你们都表现出来了。好多语言你们也都吸收进去了。”
我说：“现在看来，电视剧还有不少遗憾的地方。”
钱先生说：“这没有什么，天下无错不成书。总而言之，很满意。外国话说，假话说三遍就成真的了，我是真话说了三遍就更真了。我真是感激！其实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没有漏洞的。《红楼梦》里探春挂的唐人写的对联，唐朝哪有对联？《荡寇志》里梁山泊英雄和宋军打，说打了大炮，那时哪有大炮？宋末才有马可波罗从西洋带来了大炮，把襄阳城打下来。《镜花缘》里写武则天的自鸣钟‘当当’直响，唐朝哪来的自鸣钟？莎士比亚戏里的钟上有罗马字等等……不足为怪，莎士比亚还是莎士比亚。”
钱先生的广引博识，令人信服地证实他要向我们说的那段话。它不竟使我想起了柯灵的一段话：“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钟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嘉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未成的愿望（下）
──记与钱锺书、杨绛的交往
我的愿望
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八十年代初，我在地滩上花了八分钱觅到了一本钱先生的《旧文四篇》。这是我第一次从书本上认识钱锺书。特别那篇《通感》一文，使我对中国的诗文的认识和理解豁然开窍。这个不曾被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注意的诗词的描写手法：“通感”，经过他的一点拨，全明白了。他认为，“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好些描写通感的词句都直接采用了日常生活里表达这种经验的习惯语言”。譬如说“寒月”，我们只能见到，可描写上却用触觉的“寒”来表达。我读了以后，直觉得中国居然有这样一个智慧的作家让我兴奋不已。继后，我又买到了书店里的最后一本小说《围城》。倾心折服，爱不释卷就是我当时阅读小说时的状态。一个个活龙活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字里行间汨汨流泻出来的数不清的幽默和机智，使我激动万分。于是，在心中悄悄地萌生了要改编它的念头，要把这一部有趣的小说介绍给观众的想法。接着，就引出了以后拍摄《围城》的一系列故事。
黄蜀芹多次向我说：“其实，杨绛的《干校六记》可以改成电视剧，如果把它改出来一定很有趣的。”
我知道在杨绛的散文中，《干校六记》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写的是文革那个年代，五七干校里杨先生、钱先生等一群知识分子的真实的故事。全文分成记别、记劳、记闲、记情、记幸、记妄六章，文笔简朴清淡，却言近旨远，意味无穷，引人思考。我尤其欣赏《干校六记》中的这么一句感慨的话：“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钱先生在“小引”中说，这些记这记那，“只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其实不然，这一些“小点缀”、“小穿插”，却可折射出“大背景”的许多事来。我脑海里想过，我们真把《干校六记》改成电视剧以后的问题：记传体文学怎么与属于世俗文化的电视剧打通；还有诸如其它的一些问题怎么解决？我心里想，杨绛有一部刚出版的《洗澡》，它毕竟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历的思想改造：“脱裤子”，“割尾巴”的一些事。故事十分有意思，我倒认为它可以改编成电视剧。所以，当时我没有回答黄导的话。
可是，我仍把改编《干校六记》的意向告诉了杨先生。我说：“黄导一直很想把你的《干校六记》拍成电视剧。”
杨先生说：“这本书写的是真人真事，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本书‘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
没想到这时陈道明插话道：“我对你老的《洗澡》很感兴趣，孙老师可以把它改出来，你改好我一定来演。”
仅管他说出了我心里的想法，但是我尚未认真通读《洗澡》，缺乏心理和文化上的准备，所以在当时我只能不知可否地笑着点点头。
杨先生说：“《洗澡》其实说了三层意思，写了知识分子改造以前的面貌，他们从何洗起？二是凭什么要洗？三是洗干净了没有？这最后一层意思是洗不干净。”
大家会心地笑了起来。我接着说：“如果真要改的话，仍要化大力气去研究、琢磨。即使用了那么多时间拍了《围城》，我们自己觉得尚有许多不满足，不少地方还没有把钱先生小说底蕴表达出来。”
钱先生说：“这个是难改的东西，现在改成这样，都说比想象的好。”
杨先生笑着说：“那时我写话剧，有人介绍钱先生他时说，他是杨绛的丈夫，这一次，要倒回来了。”
钱先生轻松地笑了。
“他的书都是由我帮他题字”
为了广征意见，我那次赴京带了好几套《围城》录像带，又怕尚什么人遗漏或者不及送到，特意询问钱先生。他说：“你们拿了带子，可以给一些朋友看。当时我们为了谈意见，是仔细看的，也看不出什么毛病。我想他们看了也是一派恭维，挑不出什么毛病。戏里的有些人物都演得很好，方鸿渐、苏小姐、高校长、孙小姐、汪太太等甚佳。我觉得孙小姐相当难演。其他角色配合得很好。出导演之功力，总其大成。”
陈道明快人快语：“钱先生说得好！”
钱先生笑着说：“我并不是恭维，你又不是首长。这次你来了，我已不把你当陈道明。而是当成‘方鸿渐’。”
这时，陈道明拿出了那本空白纪念册，请钱先生为他题字留念，钱先生欣然同意了。钱先生坐到自己的书桌前，拔去笔套，舔了舔笔尖，开始题字。他用毛笔写字已不是经常的事了，有一次，我拜访他时，顺便送了两支毛笔给他。他笑着对我说：“你没注意到吗？我最近给你的信都用钢笔写了。前几年大拇指就不好了。你送的笔，就象给一位秃顶的人送生发油。”杨先生说：“这两支笔我来替他保管，他是不会好好地把笔插到笔套里的。”仅管钱先生的手不太好，他仍一落笔就写，就如杨先生的文章中所说，他三次抬头，恰好三行，笔法洒脱，墨趣盎然。
近窗面南的是杨先生的书桌，她的书桌要比钱先生的小得多。关于小书桌，她曾对一位记者开玩笑说：“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罗！”只是这一次她坐下题字时有点紧张，怕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所以当大家欲走近书桌时，她如若小学生般地说：“你们不要看！”
可我一看，两行楷书娟秀而工整，就说：“写得不错！”
杨先生左看右看还是有点不太称心。她对我说：“我出的书是钱先生题的字，他的书都是由我帮他题字。‘围城’两个字写得不好，我是写了好几次，他也为此不耐烦了。‘管锥编’几个字写得比较好。现在我每天晚上写两行毛笔字，写得好的，他就给我画个圆圈；写得不好的，就划一个杠，这两天因为看《围城》，没写。”说着，她拿出写满蝇头小楷的稿盏给我看。
果然，字迹工整的楷书上有不少红圈圈和杠杠。杨先生象是要我当“公证”似的，指着一个字说：“这个字写得蛮好的，他就是不肯划圈。”
我肯定的点点头。钱先生却在一旁“嘿嘿”地傻笑。他对我说：“我注意到你写信是用毛笔写的，你写得不错。”
我说：“我虽然是习画的，但没有练过字，只是用毛笔写钢笔字，鸦涂！”
钱先生认真地说：“你写得好，只差一点，练一下可以写得很好。”
陈道明得到了钱先生、杨先生的墨宝，大家都羡慕不已。他还让夏晓昀把钱先生为他题字的情境都拍了下来。杨绛好象看出我们的心思似的，便匆匆进里屋拿来数本新版的《写在人生边上》送给我们每个人，并让钱先生一一在扉页上为大家签字。钱先生特地把一本写着“雄飞我兄存览”的书，送到我手中，他悄声地说：“我这样写是为了区别他们，是和你关系亲密的表示。”我听了几乎要醉倒了。我还记得他第一次送我签字本《围城》时的情景：他将狼毫笔蘸上墨汁后抬头的一瞬间，突然对我说：“我称你为兄吧！”当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一下把我吓得不轻。在我还没来得及阻拦之时，几个潇洒的草书已呈现眼前。钱先生写完后说：“这作为我们一段文字之交吧！”我因获得他的看重，而感动得不知道再说什么是好了。
1990年10月15日，可以说是那一年中最快乐的一天。虽然短暂，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尊重了她的意愿
10月22日，我在北京办完事后，与夏晓昀又去钱先生家拜访了一次，一则为了道别；再则想多了解一些有关《洗澡》的背景材料，为改编作准备。
那天在钱先生家，我注意到杨绛正在为吉尔·德·维尔布瓦的法文译本《洗澡》校订。杨先生告诉我，他是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他的中文名字叫郁白。她说他还翻译了钱先生的诗学论文五篇。钱先生开了一个玩笑说：“这是‘内销’转为‘出口’了！”事情也非常凑巧，郁白先生知道我们在北京，于是他和他的夫人特意请我和夏晓昀到他的寓所共进晚餐。我们的话题仍然是《围城》。他的中文远及不上莫妮克流利，但在外国人中他也可排得上榜了。他听到我们说，电视剧《围城》钱先生看了以后表示满意，非常吃惊。他有点不相信地说：“他对什么都不满意，倒对你们的满意？”不过郁白先生还是认为，《围城》在中国的电视剧中是最好的一部，象这样的好东西不介绍到国外去可惜了，或许还能获得一个奖。
当我们把他的话转述以后，钱先生觉得，这样的片子拿出去得奖不得奖无所谓。他说：“肖伯纳说过，纳贝尔一生做了两件坏事，一是大炮；二是设立文学奖。给他也得了一个纳贝尔奖，但萨特就没有去要奖，他拒绝了。其实有些得到奖的，很快被别人忘掉了。”可见他对于身外之物，一向看得非常淡薄。正如杨先生曾经说那样“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
但那一天，关于《洗澡》的话题再也没有提及。
我回沪以后，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再去拜访过他们，只是每逢岁未年初，与他们相互寄上一份贺年卡，写一封信；或者到北京出差时，给钱先生、杨先生通上一次电话。杨先生关心我儿子的学业，我问候他们的安康。只知道钱先生心脏时好时坏，平时杨先生在写一点小东西，钱先生把过去的文章拿出来进行修补等等。偶尔，杨先生对电视的状况也谈一点圈外人的看法。某一次她在信上说：“我偶看‘侃大山’的电视剧，想到个问题向你请教。我虽然写过剧本，对话剧仍是外行，而且久已不看。我觉得话剧有几种困难。剧场大，舞台小，换景麻烦，坐前排的只见演员满面粉墨，后排却看不到演员面部的表情。久经训练的演员能使声音远播全场，可是后排究竟听不清楚。而现在电视剧里的‘侃大山’，不幸我这南方人听不懂妙处。为什么不能把话剧改编为电视剧呢？背景不必固定，表情可更自然，内心的感觉可尽情表达，都看得分明，听得清楚，对白也总比乱‘侃’的好。你说不是吗？”但写完了这段文字之后，她一再说明这是“纯外行的胡想”，她对这事“其实也并不关切”。我知道这事不仅杨先生有想法，而且许多影视界的同仁对此亦有看法。“侃”戏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当观众厌倦之时，那未它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悄悄地为改编《洗澡》作准备了，研究有关材料，阅读、分析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构架。1992年的岁未，我慎重其事地写信，向杨先生表示了想改编《洗澡》的心愿。
1992年12月20日，杨先生给我回了一封信，她对我们的动议“感到十分荣幸，十分感激，真的，但是《洗澡》远不像《围城》，没有那么多有趣的情节，不值得费心思去改编，而且文坛风向无常，我可以受到曲解而为你添麻烦。所以我很诚恳也很坚决地劝你勿作此番尝试，谅不会怪我不识抬举。”
我虽然有点婉惜，但我尊重杨先生的意愿。仅管我没有再去改编小说，可是我却已经在小说中获得了许多许多……
（分两期刊于《上影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