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刀多米4级任务配置:与郑超麟先生交往始末

靳树鹏
郑超麟离开母体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年头，一直看到世纪末才闭上眼睛。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是大难不死必有眼福，正如他的友人谢山的一句诗：“留将老眼看沧桑。”他已经看完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并留下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的对世界的。他够本了。
这位“百年坎坷一身留”的世纪老人，1998年8月1日晨4时29分病逝于上海仁济医院。他侄孙女郑小芳电话告诉我，8月7日向爷爷告别。我想这很好，老人是参加八七会议诸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她又突然通知我，告别仪式改在8月5日上午，这不是她能决定的，是有关部门决定的。这一临时变动，影响了外地人赴上海吊唁老人。东北只有笔者与哈尔滨的王观泉与老人有交谊，我们二人都决定自费去上海。他已买好8月7日晨到达上海的软卧车票，退掉火车票后却买不到飞机票，失去了与老人最后告别的机会。8月4日我从长春机场搭上飞往上海的班机，腋下夹着一个大纸筒，是我头一天在家里写好的两副挽联。其一是集先他而去的两位友人赠他的成句：
此老人间能有几沧桑阅尽四朝中
蚕丝缕缕抽难尽下笔长留数卷经
其二是我自拟的两句大白话：
父母给他的生命都用完
马恩给他的思想未熬干
我从虹桥机场赶到郑宅已是傍晚，向老人遗像三鞠躬，看一些学术团体和知名人物发来的唁电和送来的挽联。据说郑超麟逝世的消息是叶永烈最早发布出来的。台湾的胡秋原写来《悼超麟》：“超公学术贯中外，译笔信达雅。近年通信，喜结文字因缘，今闻辞世，即伤国家耆旧之凋零，亦痛知已之难再也。”第二天，当我走进摆满花圈的上海龙华殡仪馆告别大厅时发现，不仅我数千里之遥带来的挽联，还有贾植芳、陈思和等许多人祭献的挽联，统统都没有悬挂，这才省悟到，有关方面至今还不愿有人对这位百岁老人有正面评价。
我是在老人生命的最后十年才知道他结识他。对他一生的追求、奋斗、学识、著译、交往、遭遇，是从他的著作，他对我的谈话，他给我的书信以及别人对他的介绍描述中知道的。
二十多年前我拟编写陈独秀的电视剧，业余时间四处寻访史料，最想寻访的就是尚健在的又与陈独秀很亲近的人。1988年友人唐宝林告诉我郑超麟在上海的住址。我冒昧去了一信，老人马上回信。正巧我有机会出差上海，叩开了他那扇再普通不过的房门。经过两日长谈，彼此已很信任。我那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对陈独秀所知甚少，更谈不上有什么见解。老人所以信任我，或许与我的年龄有关，我比老人唯一的早夭的儿子弗来（德语自由之意）只大一岁，这可能缩短了彼此的距离，这是我的幸运。那些年我经常外出开会，我们也得以多次晤见，每次都感到十分亲切。一次，我们谈话到中午，他说附近有了一家小笼包子店。我听后非常高兴，因为我总在他家吃饭，这次多少可以表示一点晚辈的意思。我们一老一小，他九十度弓腰引路，我总想试图搀扶他，走出胡同，穿过马路，来到那家小笼包子店。又一次，也是谈话到中午。他说，我们这里比过去好了，有了可以要菜的饭馆。我听了更加高兴。但老人走路已经十分艰难，经常照顾他的李培找出轮椅，我们推着他来到饭馆，三个人要了几样菜，喝了一瓶花雕。还有一次是星期天，小芳在家烧菜做饭，我陪老人吃了午晚两餐，晚九时多才告辞。小芳送我出来，一路走一路说，上次爷爷同你谈话时间过长，累着了，夜里直叫。我说，以后可要注意呀！她说，爷爷不让告诉你。我听后心里一热，又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多少帮助一下。她马上说，爷爷在生活上只要能够过得去，他是不会接受朋友帮助的。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心里十分愧疚。我是一个非常粗心大意的人。比如我长大以后从来没过生日，也就不太注意别人的生日，未深想生日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郑超麟回忆录》我读过不止一遍，他生日在哪一天书中写得清清楚楚，但多年来我从未祝贺他的生日，连一句祝贺的话也没写过。郑老却很重视生日，既重视自己的也重视亲人朋友的。在我即将六十岁时，他在一次信中说，我正在考虑送一个什么礼物祝贺你。届时他的贺礼寄来，那是陈独秀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书赠刘海粟的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副有名的对联老人早就惠赠于我，这次是按原件大小复制并分两轴裱好。他在信中写道：“我请苏州一位朋友到最好的精裱店去裱，上海裱不了那样好，那么东北更裱不好了。我拿中国古老的技艺给你祝贺花甲。”同年，他远在英国的老友王凡西年登九十，他寄去了同样的贺礼。这件事使我受宠若惊又感愧难当。第二年是老人九十七华诞，生日那天一大早，邮局就送去了我的祝寿鲜花。小芳当即打来长途电话。从老人第二天写的信也能看出他当时多么高兴：“昨天收到你的祝贺电报和你的一束鲜花。现在是百花盛开时节，可怜我有腿不能走路，只能在收音机中听到南京举行的梅花节和市内长风公园举行的花卉博览。有你这一束花插在花瓶内，供在案头，举头看看，也就不曾虚度九十七岁的花季了。”当年我又有机会去上海，我们已几年未见，老人坚持要在附近最好的饭店请我吃饭，席间还介绍我结识了早闻其名的吴孟明和周履锵两位朋友。老人还留我在家中吃晚饭，他笑问擅长烹饪年已古稀的周履锵：“小周，晚上的菜怎么样？”周先生笑着说：“还可以吧。”岂止可以，晚餐竟有螃蟹，因我是北方人，还喝了西凤。晚餐就更热闹，小芳和重孙女毛毛都回来了。老人对我说：“我们第一次见面你还满头青丝，现在也花白了。”我猜想他看不清我的头发，一定是他身边的人告诉他的。但他每句话都透着感情，都那样到位。
我们一老一小，相差三十多岁，相距数千多里，仍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书信往来不断。十年间他给我的信二百多封，字数起码在十五万字以上。在他生命的最后这段时间里，我得到的手泽可能是最多的。我给老人的书信无论封数或字数都只能多于此数。
我们的通信主要是我向他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包括把我写的文稿送请他审阅指教，最初的话题多是围绕陈独秀和中共党史，后来就宽泛些。比如陈独秀究竟是“左”的代表人物还是右的代表人物；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该由谁负；陈独秀的所谓“二次革命论”思想；陈独秀支持1925年北京民众火烧《晨报》馆对不对；陈独秀与胡适的交往和比较；陈独秀与柏文蔚的关系；蒋介石是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革命派内部的斗争能够残酷到何等程度；资本主义是否发源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生命力；马列主义的民主学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斯大林的苏联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的中国是“左”的社会主义，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仅仅富足也不是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西方的、俄国的、中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及曾国藩的“挺经”；陈独秀某几首诗的辨伪，陈诗中某一字的认定，名家书法中某几个字的辨认；潘兰珍是不是陈独秀夫人；潘凤仙是不是陈独秀养女等等。我们也讨论过顾准。老人未听说顾准这个名字，更不知其人其学其书，他所知道的顾准不过是我的文稿中那点零打碎敲的介绍。他认为顾准非常善于读书，能得出自己的看法又能坚持自己的看法，有批判精神，这很难得。他反对我用文学形式和艺术虚构写陈独秀。“我认为对于陈独秀重要的是写出尽可能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传记，而不是写出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小说。”“我反对用文学形式表现陈独秀，充其量不过表现出《三国演义》的诸葛亮而已，如果同时没有以后也没有陈寿《三国志》的诸葛亮，则后人所得诸葛亮的形象是不符合于历史真实的。”他几次论及争论了近两千年的“马班优劣论”，即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之比较。“论文学，自然是《史记》好，但论信史，则应当推崇《汉书》。当然，后人有权利要求前代历史家在信实的基础上，写出有文学性的历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更受后人欢迎，不是没有缘故的。”我已经接受他的意见，从那以后就不再写（起码暂时不写）文学性的陈独秀。他对我的文稿的意见，总是十分明确，从不拐弯抹角，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或者怎样修改才能好，而且都说出根据和理由。我们的讨论并不总是看法一致，有时差得很远甚至针锋相对，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友情。想到这些，我又追悔莫及。他有时请人读我的文稿给他听，重要些的他自己用放大镜看。我初以为不过是同一般老人用放大镜看书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改变了放大镜的功能，是当灯来使用的。他的放大镜是十倍的，使用时要打开100瓦灯泡，放大镜在强光照射下形成一粒象黄豆大的光点，他就是借着这个光点才能一个字一个字辨读，这是多么吃力，多么辛苦，多么耗心血啊！我有一篇两万字的打印稿，他这样看了几天也没看完。小子何德何能，竟用自己粗拙的文稿去浪费老人的体力和精力呢？
有人认为这个老头很固执，其实他只是坚定的坚持自己认为“是”的东西，批评和辩驳自己认为“非”的东西而已。他为人笃厚，同时也疾恶如仇，对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别痛恨。曾经当过特务的某人，晚年要拜访他，他断然拒绝。台湾一位著名作家，看到文献片《邓小平》中有郑老的镜头并听到他声音洪亮的福建官话，从北京友人处打听到地址，写来一封激情洋溢的信，希望叙旧，因为此人曾投敌参加军统，郑老未予理采。他从不强人所难也不强加于人。他说：“我虽然主张写陈独秀首先写他的真实传记，但也不反对别人写他的小说和剧本，而且愿意提供资料。”有时他告诉我陈独秀的一件史实，并说这可以写得剑拔弩张，差不多是一篇武侠小说。有时他又告诉我一件陈独秀的史实，并说可以写得缠绵悱恻，差不多是一篇言情小说。我很少与他讨论理论问题，只有一次我冒昧地问：“你还信仰托洛茨基主义吗？”他说:“我已经信仰过了。”我不想打扰百岁老人的精神家园，未再深说。
美国一所大学的学者，知道了假托派王实味许多年前被砍了头，而真托派并且是托派领袖的郑超麟已年过九旬还健在，颇感惊诧，就想多知道郑超麟之种种。《炎黄春秋》杂志为满足这种要求，物色人再写一篇关于郑超麟的文章，老人推荐我。该刊主编刘家驹即来信约写郑超麟，并希望先寄一篇别的文章，我将长文《陈独秀儿孙们的命运》寄去，该刊很快刊出并被《新华文摘》等几家杂志和报纸转载。我知道写郑老有一定难度，就去信问老人应该如何写。他说了三条：一、只写事实；二、不发议论；三、不写婚恋。老人看完了我寄去的初稿后来信说：只写事实这一条你接受了；不发议论这一条你没有完全接受，看来不让你发一点议论也不行，我只好同意；不写婚恋这一条你没有接受，我再坚持你也不会接受，我只好勉强同意。你看他是多么通情达理呀。我原本不知道托派是怎样一件事，曾对老人提起也想多少研究一下托派，他坚决反对。他深知政治的牵连多么厉害。我在上海吊唁老人时，见到他的两个堂侄。他们兄弟三人建国之初从家乡来到上海读书，自然经常出入老人家门。这个大名鼎鼎的托派人物并未向他的三个堂侄灌输托派思想，他认为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是自己的事。1952年整肃托派时，不仅郑超麟夫妇被逮捕，全国所有的托派都被捕，他的并不是托派的三个堂侄也分别从各自的学校被抓进去。兄弟三人在审讯中，劳教中，才大体知道何谓托派   《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发表拙作《托派老人郑超麟坎坷一生》后，某日突然收到香港一刊来信，拟转载此文。那时我尚未去过香港，对这个刊物的背景和倾向更是一无所知，但是我愿意为自己的文字负责，即复信同意他们转载，并信告郑老。没料到郑老却反对这件事，他说过去已经有过教训。他不愧是老政治运动员，不幸被他言中。忘了是一年后还是两年后，有关部门就找到我的单位又找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我近些日子的信件已被他们检查过。不是因为我与晚年的郑老结识，也不是因为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而是因为此文被香港某刊转载，我在有关部门挂上号。
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奋力写出他称之为“最后论文”的八万多字长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对二十世纪的许多重大问题有所评说，从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兴起，直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包括与之相关的名家著作，比如他翻译过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至死不渝。
常听人说，共产党员是无所畏惧的。确实有不少共产党员无所畏惧，但也有被金钱打倒被美色俘虏者，热衷官位迷恋权柄者也数不胜数。照我看来，屈服于权力，屈从于权威，就不能叫无所畏惧。害怕孤独，惧怕监狱，恐惧于死亡，也谈不上无所畏惧。郑超麟获得公民权时已经七十九岁。他什么没有经历过？拮据，贫穷，困苦，被冷落，被孤立，被诬陷，被咒骂，被批斗，被拳打脚踢，还有铁与血，生与死，监禁审讯，儿夭妻亡。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残损的身躯，浑身的病痛，对他至关重要的双眼也再不能阅读。但是，他没有消沉，他的思想和精神从来没有被摧折。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这种人格力量，其次才是他的学识，一个人的人格同学识总是成正比的。这样一个人他还惧怕什么呢？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只怕一件事，就是老年痴呆症。他说，那就生不如死，所幸他没患这种病。
他所以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是他有许多话语要表达。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话语的权利，他更有这种资格，因为他比许许多多的人都见识得多，比许许多多的人更有学识，而恰恰是他的话语表达权利常常受到压抑，他的不少文章找不到发表的地方。他对此愤愤不平。他忍死须臾，就想及身看到托派一案在法律上平反，他没有看到。如果人死之后有灵魂的话，他的灵魂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去申诉。
新闻媒体给他几个头衔，如“原中国留法学生”、“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原上海市政协委员”等。我再给他几个头衔。他是一流的著作家，如友人朱正所说，其著作以史实论是信史，以文章论是美文。他是诗人，也是一流的，《李白诗选》选注者马里千老人生前对我说，郑超麟的旧体诗词比陈独秀的还讲究。他是翻译家，还是一流的，他曾与傅雷互审译稿，均极佩服彼此的译笔。
老人走后数月内，有三部引人注意的著译出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首先推出三大卷一百多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可惜第一卷样书寄到上海是1998年8月1日中午，这天黎明前老人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他七十多年前翻译并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他生前组织人翻译的《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三卷一百二十万字，1999年初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我在报刊上读到多篇怀念郑超麟的文章，就写了《郑超麟周年祭》投寄一刊。该刊主编马上打来电话，说他很喜欢这篇文章，会尽力推出，可是他的努力并没有奏效。正巧有友人赴美探亲就带去在那边发表了。我写的其他关于老人的文章如《超麟先生ABC》、《世纪老人的回顾与评说》、《郑超麟的翻译生涯》和《郑超麟与〈从苏联归来〉》都在大陆顺利发表了。
《中共党史人物传》过去的传主没有托派人物，后来决定收入陈独秀，任建树撰写的六万多字的《陈独秀传》刊于该丛书第四十一卷。郑超麟参加过中共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还曾任中共中央党刊主编和湖北省委宣传部长（那时的武汉是全国政治中心）等重要职务，中共四大的会址也是请他踏勘才认定的，还曾请他去武汉踏勘八七会议会址。《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又决定收入郑超麟，华东片组稿者邀我为撰稿人。我与林修敏合作，几年前已交出四万五千字的《郑超麟传》。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篇《郑超麟传》能不能刊出或在哪一卷刊出。
我不喜欢也不认同托派理论，却喜欢和欣赏郑超麟这个人。他十二年前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应该为他办的事还没有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