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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圣洁的竹林

                  王重旭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出现过一批非常特殊的人物，而这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的群体，这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群体或被称之为流派的，非常之多，像汉魏的“建安七子”，唐代的“初唐四杰”、中唐的“香山九老”、宋代的“苏门四学士”、明代的“北郭十友”等等。但是影响最大，最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而且一听名字就让人神清气爽，心向往之的，便是“竹林七贤”了。
    先不说“竹林七贤”的内涵如何，但就这个名字，人们便觉得起得好。中国人喜欢竹，视竹为君子，有气节。所以，王羲之兰亭修禊，离不开“茂林修竹”；陶渊明世外桃源，亦是“桑竹之属”；而诗人王维更是“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到了苏东坡那儿，则更是把这竹推到了极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了。
    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给予“竹林七贤”以极高的评价，像什么“正始之音”、“魏晋风度”、“不拘礼法”、“超越名教”、“放浪形骸”、“恣肆潇洒”等等，真是赞誉之文，连篇累牍；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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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在1500年前，南朝有一个叫刘义庆的人，是皇室宗亲，他的手下养了一批文人雅士，并组织他们编了一本书。按理说，作为皇室的人，理应有点政治头脑，编写一些有教育意义的读本什么的，在理论上算有所建树。可他偏偏领着大伙，编了一本遗闻轶事，清谈玄言，机智应对，甚至是搞笑逗乐的书，名之曰《世说新语》，很无聊。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这样一本书却一经问世，便千百年来，一直畅销不衰。
    “竹林七贤”的故事便大都出现在这本书中：“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稍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这就是“竹林七贤”的来历。不过，如果仅从这段话中，我们丝毫看不出这“竹林七贤”究竟“贤”在哪里？无非就是有这么七个人，常在竹林之下尽兴喝酒，酣畅恣肆，于是便“竹林七贤”了。其实，《世说新语》的这段话并没有说到点子上，贤人是什么？贤人在我们中国其地位仅仅次于圣人，不得了，如果喝酒就能喝成贤人来，那中国的贤人真的要“恒河沙数”了。
    所以，还是司马光的话有理论色彩，不愧是为皇家编书的人，人家的话就是能说到点子上，他在《资治通鉴》中说，“谯郡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里的“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四句话，涵盖了“竹林七贤”的行为方式和精神追求，也就是说他们除了拼命喝酒，还崇尚老庄、轻蔑礼法，抛弃世俗之事。这才是“竹林七贤”的真正来历和他们的过人之处。
    然而，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再是历史本身。无论是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描述，还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都不再是历史的真实。只要我们回到晋代的“山阳竹林”之中，揭下笼罩在“竹林七贤”身上的神秘面纱，就会发现，千百年来，我们对这七位古人实在有些过誉了，他们的所为和我们的所想完全不是一回事，至少不全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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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问，“竹林七贤”有几个人呀？大家一定会笑曰，这是问题吗？“竹林七贤”当然是七个人了。
其实不然，“竹林七贤”并不是七个人，因为和他们经常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吕巽，一个是吕安，两人是亲兄弟，他们两人和嵇康、向秀、山涛等人的交往，比其他人还要多。
    比如向秀在他的《思旧赋》中说：“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向秀说：我和嵇康、吕安志趣爱好差不多，两个人都放浪不羁，很有才华。这里有吕安。
    比如《晋书·向秀列传》中说，“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这里是说向秀和嵇康一起打铁，还和吕安一起种菜。
    比如《晋书·山涛本记》中说：山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着忘言之契。”忘言之契，就是不用说话就能相互理解，这样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句话进一步证明了吕安和嵇康、向秀、山涛友善，其资历比阮籍还早，而且也参与了竹林之游。
    比如《世说新语》中有：“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就是说嵇康和吕安很要好，吕安只要思念嵇康，便不远千里，跑来看望他。当然还要喝酒，还要竹林之游。
    比如嵇康在《与吕长悌绝交书》中说：“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吕长悌就是吕安的哥哥吕巽。这里，嵇康用了“至交”、“欢爱不衰”两个词，可见情感非同一般。所以，在嵇康的朋友当中，少不了吕巽。
    那么，他们的这个圈子里明明是九个人，为什么被说成是七个人呢？这里面有一段难言之隐。
    据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及《三国志》、《世说新语》等书披露，哥哥吕巽乃一色鬼，他见弟弟吕安的妻子徐氏面容姣好，便动了邪念，将其奸污。吕安知道后，非常愤怒，要把哥哥告上官府。嵇康知道这事之后，便从中斡旋，劝吕安“家丑不可外扬”，若说出去，连他这个朋友都觉得丢面子。然后又找到吕巽，把他痛骂一顿，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做这种有损家族声誉的事。事情到此本应该划个句号了，可是没过多久，风波骤起，弟弟忍了没告哥哥，哥哥却毫不客气，把弟弟告上法庭，说吕安“不孝”，打了母亲。这司马氏虽然是从曹家手里夺了龙椅，却偏偏要“以孝治天下”，于是逮捕了吕安。作为朋友，嵇康岂能坐视不管，于是挺身而出，为吕安辩护。结果司马氏顺手牵羊，把嵇康也抓起来，最后杀掉。嵇康在狱中写下这篇《与吕长悌绝交书》，很后悔自己竟然交了吕巽这样的一个背信忘义、残害手足、禽兽不如的朋友。
    竹林乃圣洁之地，岂能藏污纳垢，所以必须把吕巽剔除，这样的人何贤之有？可是，吕安总该保留下来吧，因为大家都说他是冤枉的呀！其实不然，这些“不拘礼教”纵情喝酒的人，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既然做哥哥的强奸弟媳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那么做弟弟的酒后失手，对母亲不孝的事情也就做得出来了，而且他的母亲也并没有出面来洗刷儿子的清白呀。
    所以，“竹林九贤”变成“竹林七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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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以为，“竹林七贤”每次到竹林中开怀畅饮，都是七个人一同前往，竹林之中，各具神态。其实不是，想想看，他们七个人并不都是邻居，天南海北，散居各地，那时又没有动车组，相聚一次谈何容易？所以只能是有时七人齐聚，有时或二人，或三人，或五人。比如《魏氏春秋》中有“康寓居河内之山阳，与河内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这里是两个人；《世说新语·简傲篇》载：“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这里是三个人；《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这里是五个人；《名士传》中记载，“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这里是六个人。所以，七个人一同前往，畅游竹林的情景并不多。
    我们常以为，“竹林七贤”但凡喝酒，必到竹林之中。其实不是，他们喝酒也常到酒店里。《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做尚书令的时候，“著公服，乘轺车，”在经过黄公酒垆的时候，回过头对后车的客人动情地回忆道：“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饮与此垆。”“垆”，就是酒店里安置酒瓮的土堆，借以代称酒店。王戎的话是非常可信的，想想看，在竹林中喝酒，菜肴不会很方便，而且还有天气的原因，比如刮风、下雨，所以还是到酒馆里方便。而《世说新语》中的那句“ 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的那件事，就发生在阮籍的家中。还有那件被大家所津津乐道的事，就是阮籍看到邻居酒家的媳妇漂亮，便到人家去喝酒，醉了就睡在人家媳妇的身边，还引起人家丈夫的怀疑。且不管阮籍这件事是否得体，但至少告诉我们，这些人喝酒并不都在竹林之中。那么，为什么后人喜欢说竹林，并以竹林来命名这个团体呢？这就像电影导演改编名著一样，并不一定拘泥于原著所描绘的场景，它可以变换一下，只要画面好看，只要对烘托气氛、塑造人物有利就行，就像过去我们常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样。
    我们常以为，七贤相聚，除了刘义庆说的“肆意酣畅”，就是司马光说的“纵酒昏酣”，除了喝酒还是喝酒。其实不是这样，《晋书》上说，“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旁若无人”，就是说，他们相聚的时候，除了喝酒，有时也在专心致志地打铁，打得很认真，很投入，旁若无人。以至那位叫钟会的公子慕名前来，他瞅都不瞅，还问人家“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除了打铁，他们还“灌园于山阳”，灌园就是浇菜，既然能浇菜，就免不了还要翻地、种菜、除草、收获。至于史书中多次出现的那句“游于竹林”的话，也很有可能是在家里或酒馆里喝完酒，一起到竹林中去散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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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贤”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气节，这气节就表现在不与司马氏的合作上，他们不去做官，藐视权贵，远离尘世。甚至有人说他们在竹林里放浪形骸，玩世不恭，纵酒放歌，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消极反抗，充分表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
    其实，说来有些可笑，他们这七个人中，除了嵇康被杀而没有机会和司马氏合作之外，其他六个人，没有一个人远离官场，没有一个人拒绝和司马氏合作，甚至有的在官场上还如鱼得水。
    我们不妨对这七个人一一做以甄别：
    嵇康：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在曹魏政权中做过中散大夫，所以后人称嵇康为“嵇中散”。司马氏篡权之后，想让嵇康做官，嵇康不肯，后来自己的好朋友山涛推荐他顶替自己做吏部侍郎，嵇康一怒之下，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表达了自己的志向。这是真正的不合作.
    阮籍：阮籍在曹氏政权的时候，倒是多次辞官不做，但是司马家族掌权时，阮籍当过从事中郎、东平相，步兵校尉，所以世称“阮步兵”。阮籍还为司马昭写过“劝进文”，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效忠信”。其实，这事一般人很少提起，因为这太有损“竹林七贤”的形象了。当然，也有人说，这是被逼无奈，这是迫于淫威。然而，历史的污点是抹不掉的，无论怎样掩饰。
    阮咸：在司马政权中做了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所有后人称其为“阮始平”。
    向秀：在司马政权中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人称“向常侍”。
    刘伶：在司马政权中任建威参军，后被罢免。人称“刘参军”。
    山涛：在司马师政权中，担任冀州刺史，后为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最后官至司徒，可谓位极人臣。
    王戎：在司马政权中，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晋惠帝时，官至司徒，名列三公。
    如此看来，这七个人中，除嵇康外，其他六个人都在司马政权中当了官，合了作。其实无论被逼也好，无奈也罢，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毕竟还是和司马氏合作了，而且山涛和王戎还合作得那么好，甚至位极人臣，名列三公。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们出仕，当不当官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明明做了官却非要说不合作，本来无关“气节”却非要把“气节”这两个字用到他们的身上，就有些讽刺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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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竹林七贤”不和司马氏合作是他们的政治态度的话，那么他们的不拘礼法，放浪形骸，超越名教，便是我们后人所极力推崇的魏晋风度了。
    可以肯定地说，“竹林七贤”中，嵇康的风度是无与伦比的，达到了风流的极致。比如贵公子钟会求见，他和向秀在树荫下打铁，根本不予理睬。钟会羞愧离开，他反倒问人家：“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我们今天讲，嵇康是看不起钟会，所以不理他。其实呢，也许嵇康打铁兴趣正浓，俗语讲“趁热打铁”，凉了不行，所以顾不上他。而钟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对嵇康加以陷害。其实这段对话还是很有些禅意的，嵇康问的巧，钟会答的妙，值得玩味。还有一件最能表现嵇康风度的则是《世说新语·雅量》中那段著名的描写：“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曲，吾终不顾，广陵散于今绝矣！”在临刑之际，尚且如此从容，后人确实难以企及。
    但是其他几个人的所为，则不过是流于形式，有作秀之嫌。我们不妨再来梳理一番。
    先说阮籍。阮籍的故事很多，常被津津乐道。比如阮籍的邻居酒家有一妇人，面容姣好，阮籍便到人家买酒喝，醉了，便睡在美妇身边。开始的时候，人家丈夫很不高兴，但观察了一阵子，见阮籍倒也没什么歹意，便不再放在心上了。其实这不过是好色男人之好色之举罢了，若其夫不看得紧，事情的发展很难预料。还有一件事，有一个“步兵校尉”空缺，因为阮籍得知那里“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于是阮籍“乃求步兵校尉。”为酒而去做官，看似潇洒，其实是把公家的酒据为己有，不说贪污，也是侵占公物。阮籍母亲病逝，做儿子的本该守孝，但阮籍照旧喝酒吃肉。朋友前来吊唁，朋友行礼他不还礼，朋友掉泪他不掉泪，好像去世的不是他的母亲。这种所谓的不拘礼节，实在不足夸赞，也更不足效法。至于李白夸赞阮籍的那首“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的诗，我们也就只能当成诗来看，认真不得，就像他的“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样，无非是夸张而已。阮籍骑驴上任，东平十日，除了把官衙的结构乱改一通外，也不可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当年范仲淹说滕子京在岳州“越明年，政通人和”，人们尚且半信半疑，那么，阮籍仅十余日，便把东平治理得“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说法，则更是信口开河了。
    阮咸：有一次家族聚会，阮咸不用酒杯，干脆就用大瓮盛酒，这时一群猪跑过来喝酒，阮咸便和这些猪一起喝。这种事其实和不拘礼法一点都挨不上边，如果能天天和猪生活在一起，那才叫人佩服。阮咸母亲去世，姑姑带着婢女前来奔丧，没想到，阮咸竟然和这个婢女搞到一起。姑姑走的时候带走婢女，阮咸身穿重孝，骑着驴追赶，并说：“人种不可失！”果然不拘礼法，但是有违人伦，这样的事做了也就做了，容忍也就容忍了，若当成美谈，则有失偏颇了。
    刘伶：经常乘着鹿车，带着一个酒壶，一路狂饮，还令仆人跟在后面，扛着锹，边喝边说，如果我喝死，就地掩埋，真难为他怎么想出来的。读书至此，我倒想起一个成语来，叫“招摇过市”。如果真的想死，就在自己家里喝死，或者直接到山上挖了坑，躺到里面一口气喝死，也免得麻烦别人。
    说心里话，这三个人的行为，其实并不美好，也不高尚，更谈不上什么反抗名教，只不过是酒后失德失态或者故意整景而已，我们只当一则趣闻和酒后谈资，大可不必上升到什么高度而大加赞叹。那么另外三个人又怎么样呢？
    向秀：据《晋书·向秀传》中记载：“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猖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什么意思呢？文帝带有讽刺意味地说：“你不是要隐居吗？今天怎么也站到了我的面前？”向秀讨好地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的人，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于是皇帝很高兴。潇洒也好，轻蔑礼法也好，在皇帝面前，都荡然无存了。
    山涛：山涛这人很老成，也很会做官，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知道怎样才能让皇帝满意。《晋书》记载：“涛再居选职十余年，每有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就是说，山涛在选拔干部的时候，不管你优秀不优秀，胜任不胜任，反正只要皇帝想提拔谁，我就考核谁。后来皇帝看出这个问题，便嘱咐他：“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但山涛依然如此，没往心里去，“行之自若”。还有一件事，有一个叫袁毅的人，“贪浊而贿赂公卿，”给山涛送了“丝百斤”，山涛这个人很狡猾，收吧怕出事，不收吧又显得与时格格不入。于是便封好“藏于阁上”。后袁毅行贿的事情败露，凡接受赂的，都被检举出来。而山涛则“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你看，我并不想收他的贿赂，我早就封好了，只等上交呢。
    王戎：王戎的所为离贤人更远，这个人一是贪婪，二是吝啬，三是阿臾奉承。
    先说贪婪：据《晋书》记载，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确，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世说新语》中还有一句“每与夫人烛下思旧散筹算计。”这里没一句好话。
    再说吝啬：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为了不让别人得到这棵李树的种子，在卖之前竟把李子的核逐个钻眼，使之不能再种。这是其一；“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侄子结婚，他送一件衣服，后来多次讨要，这是其二；“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女儿结婚，借他些钱，女儿回来，他给脸子，女儿把钱还上，他这才露出笑容。一个中国版的吝啬鬼跃然纸上。
    再说奉承：王戎很会吹捧，山涛是朝廷重臣，他吹捧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见到阮籍的族兄阮文业，为了讨好阮籍，便说他“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其实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名气；王衍是太尉，大权在握，他吹捧说：“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戎为什么官做得好，会奉承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如此看来，所谓风度，并不翩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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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凡讲中国古代文学史，都不会绕过“竹林七贤“的。古人的不算，就是今人对其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是很高的。
    比如：“竹林七贤，是继建安七子之后，在中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文人群体。”
    比如：“竹林七贤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得益于他们哲学研究的深厚功底，即，竹林七贤对魏晋玄学的深入研究，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底气。”
    比如：“（建安）七子生于汉末动乱的形势下，（竹林）七贤生于党争最激烈动荡的时期，从时代背景下，两个文学集团都处在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他们的作品中也反映了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真的这么巨大和这么重要吗？我们不妨再来仔细鉴别一下：
    应该说，嵇康和阮籍的文学成就是巨大的，他们两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除他们俩人之外，其他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便不敢恭维了。向秀有一篇十分不错也十分感人的《思旧赋》，其水平勉强可以上得了文学史；刘伶有一篇《酒德颂》，文笔实在一般，上文学史就比较勉强了；阮咸基本上不会写文章，更不会作诗，喝酒还是一条汉子；山涛这个人文字功底还不错，但也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后一个王戎，有评论说他“擅长言谈而不擅长诗文。”善谈而不会写文章的，算不得文学家，而且他的所谈与文学无关。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竹林七贤诗文全集》，在这部全集中，阮咸、山涛、王戎三个人竟然没有一篇像样的作品，只有编者从各历史著作中摘过来的只言片语，如果这些人在世的话，肯定会感到羞愧甚至无地自容的。
    没有文学作品，却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是很让人费解的。也许人们太喜欢阮籍特别是嵇康，便爱屋及乌，把常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当成了文人。其实阮籍就是阮籍，嵇康就是嵇康，他们的文学成就，别人是不可以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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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竹林七贤”，我们会惊讶于他们的怪诞行径。其实，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行为并不是特立独行，而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为什么他们“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而皇帝还照样召他们出来做官呢？就是因为皇帝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并不怎么讨厌，还在容忍的范围之内，而且那时和他们差不多的人还有很多，仅《世说新语》这本书中就有许多记载，这里不妨略摘几例：
    1、“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身后名不如当下一杯酒。还有一则，“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官可以不做，鱼不可以不吃，潇洒不？
    2、“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段话，说得也够豪爽了。毕茂世在吏部任职，常常因酒而耽误工作，但他满不在乎，上级似乎也没把他怎么样。
    3、阮修“常步行卦百钱杖头，至酒店独自酣饮。”阮修为太子洗马，就是辅佐太子的官。可他却把钱挂在手杖上，走到哪喝到哪。
    4、“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竟然大醉三日，真是无人可比。一次朝廷宴请大臣，晋元帝高兴地说“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邪！”周伯仁趁着酒兴大声说：“今虽同人主，何得复比圣世？”皇帝自比尧舜，他却说当今非比圣世。其胆量，“竹林七贤”哪个堪比？
    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魏晋那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在今天看来，是有一些反常。但是，这种反常是整个社会风气使然，并不是“竹林七贤”所独有的。所以，晋人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真是一语道破。
    其实，嵇康也不喜欢自己的所为，他在临刑前，写了一篇《家诫》，对儿子提出了很多要求，最后一条就是：“喝酒的时候不要纠缠别人硬要人家喝，人家不喝你就不要再劝。要是别人来劝你喝酒，你就要尽量奉陪，不要不给面子。如果对方已经醉了，就不要再喝了，千万不要喝得酩酊大醉，自己管不了自己。”
    同样，当阮籍的儿子阮浑也加入他们的团体去放浪形骸的时候，阮籍坚决反对，他说：“仲容（阮咸）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说是阮咸加入进来我都有些后悔，你可万万使不得。
    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嵇康还是阮籍，对自己的行为都是有所反省的。
    看来，“竹林七贤”并非高尚得高不可攀，也并非圣洁得一尘不染，不过是被后来的一些心中不服却又胆小怕事的文人所理想化了的一个群体。这些文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想做而不敢做的事，通过对“竹林七贤”的无限放大而婉转地表达出来。事实上，“竹林七贤”虽然没有那么糟，但也没有那么好，不过是如阮籍自己所感叹的那样：“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