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变的我们的故乡

[导读]我们都回不去了，在时间里和空间里都正在被揉碎的故乡。那些等雨的麦子，留在村里的妹妹，年迈的双亲，天地里长出的房子，这些故乡具象的元素，在改变。

种地“既不经济也不光彩”

大年初七的上午，下了一场小雨，还没有把地面下湿就停了。母亲望着村外的麦田叹气，58岁的她相信一个说法：粮食是老天爷赐给百姓们活命的，庄稼都是受上天眷顾的“神苗”，即使受旱涝的亏，也不会全死光。

130多天一直旱的现实，动摇了她的信仰。“要是今年连麦种都收不回来，谁以后还敢种地？”老农民一般都没有城市人对粮食问题的乐观，“没人种地产粮食，你拿钱都买不来，吃啥呢？”

我家共有15亩地，又租了一个本家的5亩地，共20亩地，让留守在家的我弟弟耕种。在南河池村，一亩地一年的租价在180元左右。2005年取消农业税之前，很多人出租土地，只需要种地户帮助缴纳农业税。2005年后两三年，粮价不是太高的时候，一亩地租价只有100元出头。这点钱很少，几乎只具有象征意义，象征原主人的土地使用权。

这里的土地一年两季，冬播小麦，夏耕玉米。180元的地价，使得冬小麦的收益微乎其微。据《半月谈》报道，2010年河南农民种植小麦的亩均收益仅为232元。取此平均数，减去180元，只剩下52元，这还不包括我弟弟的劳动成本。他想赚钱，唯有着眼于夏季的玉米。去年，玉米丰收，一亩地平均收获上千斤，可卖上千元。减去40元的种子、90元的化肥、35元的旋耕费、20元的灭草剂，净落800元左右。

水利设施的缺位，使得上述这点收益，必须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南河池的耕地分两种，一种是平地，一种是坡地。平地墒情好，容易窝水，遇到旱灾可以抗一阵子，但夏天雨水太多的话，容易泡坏玉米的根系，造成减产；坡地墒情差，存不住雨水，夏天不容易受涝，但一遇旱灾，小麦和玉米都更容易干枯。

然而，事实上，很难遇到一个冬夏雨水都刚刚合适的年份。于是，收成的好坏，几乎全部由上天决定。

和其他留村的青壮年一样，弟弟也感到窝囊。前几年，他辗转珠三角的几个城市，月收入都在两千元以上。他有焊工证、驾驶证，还会踩针车、做鞋样，现在却窝在家里扒土坷垃，挣一点时有时无的钱。

在南河池，一名青壮年外出打工，即使只有小学文凭，在建筑队当小工，一个月的净收入也会超过2000元，这是最次的工种。还有在南方鞋厂玩具厂，或青岛的电镀厂做了技术骨干的，月工资三五千元的并不少见。

如果留在老家种地，按三口人9亩地算，一对夫妇一年最多能挣到一万元出头，还没有两个人打工半年挣的多。何况，打工的劳动强度低，也比较省心，没有种地劳累和焦灼。

邓州共有153万人口，其中常年在外务工者45万人，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是“打工村”和“空心村”。南河池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自然村不到600人，有将近200人外出。人均3亩地，大多由老弱病残耕种。我家所在的10组，是南河池4个村民小组中人口最多的。将近200人中，只有5个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男子留村：一人因为做生意，其余4人因为超生走不开。

村委会主任说，种地不赚钱甚至赔钱，已经是村里的共识。早些年，村里劳力充足的时候，会在夏季栽种辣椒和烟叶等经济作物。近几年来，经济作物的比例锐减，人们都选择了玉米这样很好打理的粮食作物。

人们对经济作物的抛弃，除了人力不足，还因为经济作物不像粮食一样有保护收购价，这使得价格波动很大。以辣椒为例，一年之中，价格往往会在每斤2元多到十几元之间晃荡，农民囤也不是卖也不是，往往会对种植丧失信心。同样受害的，还有那些走乡串户的小贩，十几年前，乡间常有贩辣椒者赚大钱的传说，现在，贩辣椒的人改行的改行，出门的出门，剩下的几个，只有等辣椒价格狂跌的时候，才会重新拎起秤杆。

种地，在南河池村成了一种既不经济，也不光彩的行为。老弱病残可以拿生理弱势为自己开脱，年轻人要常年窝在家里，很可能连个媳妇都找不到。女方家里会问：他是不是没本事？要不，干吗不出门？

故乡，对年轻人来说，成了春节度假的一个去处。他们穿着真名牌假名牌的衣服，拿着有牌子没牌子的山寨机，回到老家，与亲朋好友们互比收入。

打工者“出息”，老把式没落

据说河池村方圆百十里，都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搬过来的移民。几百年来，这里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里招待客人，女人和小孩是不允许上饭桌吃饭的。

打工风的兴起，使得男女都开始“主外”。老规矩次第被打破：女人和小孩们开始上桌，从一定意义来说，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家的客人。未婚同居开始流行，并得到双方父母的容忍。“闪婚”也越来越不稀奇，只要能在返乡的一个月内组成家庭，父母们已经没耐心做更多的考察和计较。

年前腊月里，22岁的孙良在5天内完成从相亲到结婚的全部流程，没人感到奇怪，甚至还有人羡慕他那么快就搞定了媳妇。更快的传说来自邻村：一户人家上午相亲拍板后，下午就趁着腊月集到街上买菜，第二天就开始办婚事。为了更好地生存繁衍，一切都在变动和简化，以适应这个年代。

30年前，一个小伙子家里劳力多，父亲会种地，母亲善节约，就会在相亲中占据优势。现在，相亲中最吃香的，是那些与土地距离最远的人，最好是掌握一门技术，可以一辈子不用种地。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能力，小伙子家至少要有一院十来万元的平房。这套房，显然无法从土地中刨出。不想打光棍，那就先去打工吧。

从5年前起，孙良就在青岛一家电镀厂打工，至今技术娴熟，月工资已接近5000元。他是南河池比较出息的打工者，这让他得以“闪婚”，成为尚未婚配的年轻人的榜样。

孙良年过七旬的爷爷壮年时，是村里种地的好把式。他养一头高大的黄牛，麦收时，这头黄牛独自拉一辆胶轮大车，满载着金灿灿的麦子，兴冲冲地从地里奔往晒谷场。孙良爷爷把猪皮鞭子挥得“啪啪”响，遇到小架子车时，他总是大吼“让开！让开！”

从十来年前起，胶轮大车就退休了，更快更有劲的手扶拖拉机取代了它。孙良爷爷赶了一辈子车练就的本领，也被历史淘汰。他试着去学开拖拉机，一次翻到沟里，就放弃了。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在家中也不再说一不二。拖拉机改变了村庄的权力结构，老把式开始让位于操作拖拉机的下一代，还有连拖拉机都不摸的孙子辈。

跟孙良爷爷一起的另一个老把式，也曾有一辆胶轮大车。年内腊月里，这个老把式卖了这辈子养的最后一头黄牛，得款7000多元，交给了大儿子。那头牛是南河池最后几头黄牛之一。

临过年，他想招待一个多年的好友，就让大儿媳做桌菜，结果惹恼了儿子，照着他的光头就抡起了椅子，打得他卧床不起。就在前年的大年夜，他92岁的母亲在生火烤火时，引燃了门口的柴垛，因为她独居，呼救无人，最后被烧死了。

两天后，我和父亲去探望。本家的这个老把式眼眶通红，跟我父亲说，“这人真是韭菜，一茬接一茬，我们都不中用了……”

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过于极端，不过种地老把式家庭地位的没落，却是常态。在这个春节里，最为旱灾操心的，也就这些曾以会种地获得光荣的老把式们。而在年轻人看来，只要家里有去年的存粮，今年小麦就是旱光死完也无所谓。

拉水泵浇地，算得上拖拉机时代，南河池最重的体力活了。想要浇地，要么等年轻人出力，要么大家组织起来搭帮浇。和两年前的旱灾一样，这个冬天里，即使麦地里旱得跟火烤过一样，人们还是在观望等待，观望邻居，等待雨雪。

村里来了抗旱工作组

正月初八，河池村来了抗旱工作组，组员三人，两人为邓州市房管局的干部，一人为镇政府工作人员。据南阳网报道，新年上班后，邓州市召开抗旱保麦紧急动员会议，“会议要求全市上下务必将抗旱浇麦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来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全力以赴抗旱浇麦”。

会后，该市抽调了1800名干部，组成600个工作组，下到各村督导抗旱。河池村的这个工作组，便是600个小组之一。工作组面对的，是一二百万亩受旱的麦田，其中30亩属于严重干旱。在前年的大旱中，其中有4万亩绝收。

邓州市粮食系统一位干部称，近年来随着停收农业税，农村人口的外流，农民种粮保苗的积极性已大不如以往，所以政府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数据显示，2007、2008和2009年三年，邓州市粮食生产常年占用耕地分别为155 .4、156.9和158.1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比率分别为63 .7%、64 .3%和64.7%。粮食面积的稳定，使得灌溉显得更加重要。在2009年几十年未遇的春季大旱中，邓州市引水3亿m 3，累计浇地254万亩次。

但在河池村，浇灌渠系无配套，基本没有井灌体系的地方，粮食生产大受影响。至少在南河池，村民们反映当年小麦普遍减产1/3到1/2之间。

村集体也显得无能为力。河池村15个村民小组，有7个常年没有组长。一位村干部说，村委会一没钱二没威信，无法组织村民抗旱，至于打机井修灌渠，更是“远得没有边儿的事”。

去年，当地小麦收购价达到0.94元/斤，而打一口机井至少需要一万多元。河池村村委会主任认为，在目前农户分散经营、分散地块的情况下，除非官方拨款，否则水利设施将永远无法建设。“我打一口机花几万块，就浇几亩地，不划算。问别人收费，谁会给我？”

官方数据则显示，邓州市种粮百亩以上的大户只有100人左右，少数达到5000亩以上，平均粮食单产高出一般农户5%~10%不等。而在河池村，没有一个这样的种粮大户。人们提到土地，最先想到的，就是一亩一年80块钱的补贴。没人喜欢种地。

过完初三，年轻人陆续离开了村子。大路边的赌场，已渐渐散了。孙良带着他的媳妇去了青岛，我弟弟则和村里的老弱病残，继续守着干渴的黄土，等待雨雪，等待电视新闻中的抗旱补贴。

前年，南河池村民们就领到了上级的抗旱补贴，一亩地8块钱。

南都记者 孙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