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总是重新连接:"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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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 
 2009年8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849  


 
  "破四旧"
  1966年春夏间,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少时的我,愚钝得很,昏天黑地的贪玩,"文革"初始,不知何事何物,只闻所谓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反党黑帮,开了一间"三家村"黑店,那也是从一首极下流的骂人儿歌中获得的。自古以来我们这个国度作贱人格、糟蹋人性颇有手段和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购得一本重印的《燕山夜话》,放置枕边翻阅许久,望着扉页邓拓书生般清秀的照片,读着那睿智、老辣的文字,除获得阅读的阵阵快感与丰富的知识外,少时所闻儿歌也时时刺疼着心灵。一日中午放学回家,与同学有说有笑地路过建国街,只见往日清静的街面火熏烟缭,一些人家在家门口焚烧着一堆堆旧书报门神年画什么的,我这才想起了一个刚学到的新词--"破四旧"。
  回到家,急着拿碗盛饭,记得小时因定量不够吃,家里一直是吃两餐,上午一般都是空着肚子上学,因此中午放学时常饿得头昏眼花。刚端上碗,只听见对面外婆家乒乒乓乓砍开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因住得久,又与我母亲相处得好,我们兄弟姐妹打小就叫老的为外婆、年轻的为舅舅、舅妈。舅妈婴儿时被抱养到县城近郊的乡下,原说好是做童养媳,未想到小女孩长大后聪明伶俐,又上了几年学堂,那男孩满头斑斑瘌痢、傻呆呆的,于是演出了一幕新社会千篇一律的抗婚剧;转而嫁回城里,并在街道居委会任公职。别看这半官半民的底层单位,拿的薪水不多,但因处在基层的前沿,贴近千家万户群众,属共产党动员组织城市老百姓的第一权势部门。舅妈处在这样一个敏感单位,当然各种资讯信息来得快,那怦怦响声就是她请了一木匠在家里"破四旧"--把家具上那些雕刻精美的飞禽走兽砍掉,把摆在厅堂上端的神笼(内有祖宗灵牌)撬掉......。我端着饭碗看着热闹,外婆敢怒不敢言的在一旁冷眼相向。舅舅家解放前曾是个颇有家资的小商人,少时常骑着白马带着账房先生去乡下讨账。据外婆说,她嫁过来时头上插满了各种金钗首饰,金戒指银手镯也有不少。后家道败落,临解放时已基本沦为城市贫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祖上留下的几大间堂屋及公私合营时发还的些许股金,比起一般百姓家来还是殷实不少。后来才知舅妈此"兴无灭资"的壮举意义深远,"积极、主动"投入运动,避免了抄家之祸。
  下午没课,邀了几个伙伴去县总工会打球玩。到了工会大门口的球场只见也在烧东西,走近看才知烧的是书。除一些厚厚的小说外,还有许多连环画,里面有我朝思暮想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人书,看着大人们烧掉,心里像针扎似的难受极了,但又无可奈何,望着火堆里的书不知这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郁闷着回到家,晚上奇迹却发生了,我爸爸用报纸包回了一堆连环画,里面有不少勾我魂魄、梦想一睹为快的小人书。我爸爸在县建筑公司工作,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暴躁的大工匠,靠苦大仇深的出身和刻苦自学的精神,成为了负责施工的副经理,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有认真地进行过一次交流与沟通。过后我想他肯定趁人不注意从公司"破四旧"的焚书中偷偷拿回了这些图书。亏得这些《三国》、《水浒》陪伴着我度过了苍白无聊的少年时光。

  抄  家
  抄家来得更晚些,大致在秋凉后。我家与外婆家共一个厅堂,也就是大门打开后关起小门是两家,不开小门成一家。而真正成为我们左右邻居的是两户特别的人家。左边一家,我们小孩叫为"邱地主",而事实应称为"邱商人",因为邱家解放前曾开了一家叫"洪昌荣"的大布店,是县城名列前几名的富商,解放后被政府没收了商场,而住宅发还了其后人居住,也就是我家旁边的那座祠堂式旧屋。虽说是邻居,平时少有往来,因大人的原因,我们小孩间也很少在一起玩,因此至今我只记得当时对他们家无论大小都称为"邱地主"。到"邱地主"家抄家的是县中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的红卫兵,他们大约在中午时分开进了邱家。学校已停课闹革命,我在家无所事事,特爱看热闹,刚好外婆家有一窗户可看到邱家的厅堂,我站在凳子上目睹了邱家抄家的大致过程。
  先把全家男女老幼集中到一间屋子,抄家者开始逐个房间翻箱倒柜,抄出有价值的东西放在厅堂集中,由一女红卫兵登记造册。数小时后抄家告一段落,厅里摆放的战利品并不多。接着叫出了男主人及其长子,事后方知这伙红卫兵与其长子是同学,男主人即"邱地主"家的主政家长,在县供销社任会计。一个头头模样的红卫兵斥问还有什么钱财藏在哪里,父子俩回答说,没有了都在这,几经问答都如此,红卫兵们开始采取革命行动了。找来麻绳将男主人紧紧反绑,敲碎一只碗将碎片撒在地上,两人强按男主人跪下,旁边做儿子的哭泣着要去救父亲,但被两红卫兵紧紧摁住,只见男主人痛的头冒豆粒般的汗珠但紧锁眉头双唇,沉默以对。此时,我父亲下班回来,在家那边吆喝骂咧,我赶紧下来一溜跑回家吃晚饭。又数小时过去了,趁父亲去单位参加革命会议时,我爬上凳子继续看热闹。拷问已结束,男主人与儿子不见了,明晃晃的汽灯下,红卫兵正在一张八仙大桌上搬弄与清点着如小山似的银元及金银首饰,--看来"邱地主"家的招了。事后听大人说,"邱地主"家被抄出了几大水桶银元、数斤金银,其中金砖就有许多块,这些东西都是从夹墙里边挖出的。年后"邱地主"家被撵到农村下放去了,房屋空空,我好奇到他家看了看,发现楼上楼下的墙壁凿有几个洞,从洞口探望,里边黑幽幽确有夹缝机关,财空洞留,人去屋光,"邱地主"家来不及堵上红卫兵留下的窟窿就远走他乡了,事实上他们也无须堵了,因为这住宅已被没收为公产。多年后,随着"文革"的结束,执政党的自省改正,政府落实政策发还钱财房屋,"邱地主"一家梦一般回到老屋,旋即拆旧盖新,一栋新式楼房拔地而耸,街坊市民议论道,"邱地主"家当年的"浮财"其实未挖尽。
  右边一家,男主人叫"赖保长",当然这也是"文革"给的封号。"文革"未来,我不知道隔壁这一终年在外放木排的邻居曾当过伪保长,因为这面相忠厚老实的劳动者,实难与电影《抓壮丁》中的国民党保长相联系。"文革"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把他从尘封的历史档案里翻出来了,他家几个雄赳赳的儿子一下阉遢了脑袋,因为在过去的小孩打斗中我始终处于下风,"你爸爸原来是伪保长",这下可以扬眉吐气了。与他家几个男孩玩不拢,但他家的一个大姐姐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圆圆的脸一笑两酒窝,唱歌非常好听,像收音机里唱的一样。她也极爱唱歌,无奈上音乐学校和文工团招工的路都让家境出身堵死了,初中毕业后父母给她找了个对象,她死活不依。记得那是1965年一个腊月冬天的早晨,地上铺了厚厚的冰雪,如铅般的云天阴沉地扣在头上,冷风似刀子一样刺骨,只见她身穿单衣裤、打着赤脚、披头散发狂奔出家,后面是她父母凶煞恶神般的追打声。这一幕雪地追女情景如写生素描般的,久久、牢牢地印记在我的脑际间。多年后恢复高考时,我还在想,如她赶上这时光准能考上音乐学院,或许还能成为一名蜚声家乡的歌唱家。
  抄"赖保长"的家是在深夜,兴许是当保长的油水不多,犯不着兴师动众、大张声势,抄完后街坊邻居才得知事由,--那也是从十字街头宣传橱窗看到的。本无须费笔墨叨絮,红卫兵抄家就那几招,地痞流氓一套,寡味无聊,但宣传品所叙"赖保长"夫人藏金之法确是石破天惊,令后人悲怆叹息。让我循着依稀的记忆,复制当年的"新奇"--拷问"赖保长"及抄翻几遍未果后,叱问保长夫人:"东西藏哪了?"哭答:"实在没有嘞!""不招,把她吊起来打。"几个年轻力壮的红卫兵把保长夫人悬吊在楼梯上,抽了几大皮带后,保长夫人疼痛难忍、挣扎挪动,未料身着的清朝时的老式裤子掉脱了,藏绑在私处的一袋金银细软裸露无遗,拷打者大获未曾想到的胜果,可怜保长夫人脸面、财物两空,让街头巷尾的小市民又多了点谈资笑料。几天后,造反派组织的全城牛鬼蛇神大游街,我看见"赖保长"打着赤膊、胸前后背用油漆写了个"反"字、举着双手走在游街队伍中。秋深了,不知他冷不冷。多少年后我还在傻想,一个"保长"能搜刮多少钱财,弄不好红卫兵把人家放木排积攒的血汗钱也抄走了。"赖保长"家比不上"邱地主",经这一折腾,他家真的赤贫如洗了,一家下放回城后,仍住老屋,市场经济年代也未闻家有富贵之事。

  复课闹革命
  在家里玩闹了一段时日,学校通知:伟大领袖指示要复课闹革命。回到学校其实也没正经上过几堂课,到1970年小学毕业时,文不能帮家里写信,父亲常为这事大发雷霆,因为家里没人能将母亲口述的意思写成文字寄给远嫁的姐姐等亲戚,她只好请一位曾当过国民党县党部秘书的"四类分子"帮忙,深受马列毛阶级观教育的父亲当然深恶痛绝、怒不可遏。武不会打算盘算账,家里买点什么都靠文盲母亲的心算。一生鳏居的二爷爷,听到我小学毕业了,直夸在过去就算是秀才了,多年后我想起这些,不禁自问:如此"秀才"不知能为社会"秀"点什么?!
  一脑子空白茫然升级到中学。我们这一届适逢学制缩短的教育改革,小学实行五年制、中学实行四年制,因此五、六两年级的学生一起毕业升入中学,初一年级一下被编至十个班级,我们这一届初中入校生创下该中学六百人的纪录。刚进校发的教材是政治、语文、数学、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没开后来开的物理、化学课,更无什么史、地课。学农、学工的劳动很多,一星期大致有两天。学校有一个颇见规模的农场,学农的课就在农场的田间、山岭进行。那些年我们兄弟姐妹常为争抢劳动工具而吵得不可开交。学工活动到县农机厂等工厂开展,初二时,学校把原来的体操馆改为小型工厂,内设翻砂、锻造、修造等车间,我还参加了校学工小组,学打铁、翻砂。这就是"文革"的所谓教改成果。四年多的中学读下来,文化知识近乎空白,良师益友未遇上,工农基本技能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人生最要紧的几步、最金贵的年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流逝了,后来到了中老年方知流失的是无价之宝,金不换。
  留城待业1974年夏,所谓的中学光阴结束了。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下放务农,一是留城待业。留城当然是要有条件的,那就是父母身边只能留一个子女。我本来满腔热血、信誓旦旦要求去下放,但因姐姐已下放,弟弟妹妹尚小,属于符合政策的留城对象,父母根本不管我的意愿和要求,像捡了宝似的给我办了留城手续。其实作为明白人,当时都知道留城较之下放更是没有出路的,下放后,凭表现和关系,男孩子还有当兵和上学的路可走,而政策对留城青年是不给这两个机会的,余下的招工的机会对庞大的待业青年队伍来说,不知轮到猴年马月。但下放要承受回不了城当一辈子农民的风险。那时信息闭塞、关系全无的普通百姓宁愿守着前途渺茫的城市户口和商品粮本本,也不愿下当一辈子作田佬的"赌注",这也许就是我父母当时最稳、最优及最现实的选择考虑吧。
  送走了一批批同学,我开始了城里的谋生生活。父亲开始通过他在建筑公司的那点权利,让我拉上了大板车。这确实也是需要一定关系的,因为给工地拉砖头、砂石,虽是力气活,但收入还是可观的。一天下来挣个二、三块钱没有问题,因此属劳力的买方市场,没有关系是揽不到这活干的。干了不到一年,对面的外婆发话了,她跟我父亲说,拉大板车拉不了一辈子,应该让孩子去学点手艺。于是,我又跟一位年轻师傅开始了学木匠。这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年岁大不了我多少,但出师很早,木匠活干得很漂亮,人不仅聪明,长得也潇洒,已娶娇妻成家,业内人很妒嫉、钦羡。年轻师傅对我倒是热情的,也没教什么姿势、口诀,给一把刨子叫我把一堆旧木板刨干净,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练基本功吧。
  刨了一两个来月的板子,一件小事促使我离开了准备托以终身、赖于生计的木匠活。一日小师傅让我给一块木料打眼,我心不在焉地一下一下的锤着,半日下来工效低慢,小师傅倒没说什么,旁边另一年长些的师傅旁敲侧击说:"你爸爸可是干木匠活的好手,你学了有多久了,要给你爸爸争气才好。"此话虽不重,但深深刺中了我的自尊。回家静静一想,对木匠活迟迟进不了状态,没一点激情,或许我真不是干这行的。又在外婆干预下,粗暴不讲理的父亲没说什么,我就这样没任何感觉地不辞而别了小师傅及木匠活。
  数月后,即1976年的仲春,一天我正在伏案练毛笔字,舅妈经过房间跟我说,要不就到我那做事去,街道居委会正在物色一个民兵连长,我还能有什么说,待业在家,一大青年仍吃父母的。就这样我进入居委会做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团支部书记,给那一片的近三百名留城青年当了个头,每月领二十六元钱工资,这一干就两年多。拿当时流行的行话说,这也许算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