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比赛音乐汇总:[商都BBS]-国是与莫谈国是 常识与普及常识

　　近来话多，格子爬得遂多了起来，可越写却越不满意。行文之间有些轻佻呱噪，虽然颇感快意，却也内里打起鼓来，不知如此之文章，究竟是让人读来或有所得，还是哗众取宠、卖弄阿世而已?到底，我还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偶有自大，却也不免自卑。所以，让自己冷静冷静，写完这一篇还是先停一段吧。希望能再写下去，看与心魔之交流如何了。

　　前两天旧雨相聚，某话不投机地扯了一堆牢骚抱怨，怨天怨地怨他人。大概气氛被某搅得有些尴尬，在此得说一声惭愧。然考当日某何以如此者，则盖因那天早上看了一张报纸之故。报名就不透了，反正是一张街头随处可见之关于世界倒霉和中国无辜的报纸。那天的头版说的是我国政府的代表团去了美利坚合众国，准备与之展开战略与经济对话。据说，这次的代表团，是宇宙诞生历史有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足有150人之巨。于是乎，美国人提前好几天便开始如坐针毡，诚惶诚恐起来，先是一反常态地在报纸上吹吹打打，最后等咱代表团来了，连总统都抱着篮球笑嘻嘻地跑来，演讲进贡来了。嚯!此真可谓是开天辟地、华夏复兴、中华崛起之奇观壮景啊。

　　至于此次会谈之议题，有一项是要求中国要扩大内需的。联想到从金融危机以后御用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所谓“出口转内销”、“扩大内需”等等吼声，可以预见，作为一枚砝码的“扩大内需”在其他条件让我方满意的前提下，是可以随时成为更现实的现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预见，我方代表团不久便将乘着凯旋的航班，带着胜利的消息，从天而降，下凡而来，然后，对着一众干眨着眼睛、湿润着眼眶，苦苦等着胜利消息的群氓宣布：好消息!通过与敌艰苦卓绝的斡旋，我方终于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完成了任务，扩大了内需……

　　反正，“扩大内需”这个事情最后肯定是要放到砧板上的，至于多少钱一斤，那就看一直以来被潜规则的众黔黎们身上还有多少油水可榨了。所以，某要说两点，其一也，做这种谈判，然后摆出这样的砝码，不管怎样，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其二也，当然这不是“无辜的中国人与虎的会议”，用中国的两句风马牛不相及的俗语来形容政府的动机，可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and舍不得孩子，套不找狼!

　　愤怒了半天，为什么就这么反对“扩大内需”呢?首先某不是粪青，也不是非主流，当然也不是某售己博名的什么经济学家。某的理由很业余、很乌托邦、很异想天开，也很不识大体，那就是：与其扩大内需，取富于民，倒不如与民实惠、福利于民。说实话，我们不是没有那个能力，就像这个世界能够变得更好一样，所有的推诿与搪塞，其背后的动机，只是不愿意损害“人民”的利益而已——当然不是广大人民的，这些损害起来早就变本加厉了，而是少数“人民”的既得利益。

　　那么，金融出口和国际贸易怎么办呢?毕竟还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啊?嗯，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一个叫人迷惑的问题。迷惑在哪里呢?就迷惑在它让人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此话何由?

　　实可谓是由来已久，自从传说中牛顿被苹果砸到、自从故事里烧开水被瓦特发现、自从黑奴贸易船从布朗角起航，自从发现新大陆、自从纽约港爆发爱尔兰移民潮、自从西进运动、自从东印度公司开发亚洲、自从……从来，这就一直迷惑着我们，让我们以为，这是一个贸易的世界，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整个的地球便是一座巨大的市场，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上秤要要，多少钱一斤，好商量，还可以谈判，不行再组织俩三打着“联合国”或者“IMF”旗号的行会，对该市场内的商贩行为进行约束，行城管之责，既当婊子又当嫖客。于是乎，新秩序建立，列强们便可以很人性关怀地接济穷国，然后颠覆之于水深火热之中，然后再抱以更大的人性关怀，再接济，然后……

　　要之，这正是许多近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譬如美国，可以说考其之历史，其正是一以商业立国之国家，其整个国家便是一巨大之商业体，而在这商业体制下，方可再分诸如三权分立种种。而随着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凌霸之态势和其在“自由”口号包裹下的不自由之“自由经济”之倾销，商业的全球化遂成世界之一项共识，而西方多年来启蒙之人性人本思想则被绑架矣。故而，考西方现代之历史，可见60年代之疯狂与反叛，则此为人性思想最后的另类反动也，在此之后，则商业称王，除过商业，余者无复论矣。

　　所以，某当然不满诸如“扩大内需”等之愚民之策。然而，国是如此，也不是某等小民的讥议能够斧正的。既然难于直达天听，那么，做这种无聊之事便是格外地无聊的。鉴于此，在谈了一顿国是之后，某建议，大家还是莫谈国是的好，没事看看《茶馆》得了。

　　当然，这牌坊可不是某第一个竖起来的。某也是感于先贤，遂起此发奋之念。说到这里，某还是要老调重弹、老生常谈地揪出一段掌故来，以明清白：

　　……《新青年》创刊初期是不谈政治的。编辑部曾经约定的基本方针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这个基本方针的确立，正是基于胡适所首倡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处世思想。然而很快地，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意识到知识分子完全脱离政治而空谈学术是错误的。于是，自李大钊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新青年》逐渐政治化了。这引起不热衷政治的其他同人的不满。为了缓和矛盾，也为了更加畅快淋漓地谈论政治，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创刊《每周评论》……

　　……陈独秀的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实际上吹响了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号角。当运动到来时，胡适正在上海陪同来华讲学的恩师杜威。他接到陈独秀兴致高昂的有关运动消息的通报函时，大不以为然。在很多年以后，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这样评价五四运动："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1920年12月6日，胡适收到陈独秀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陈独秀在信中承认《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是过于浓重了，表示愿意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北京同人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胡适抓住这次机会，在回信中直言："《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同时，他给陈独秀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第二，《新青年》移回北京，发表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不谈政治;第三，胡适转述了陶孟和的建议，即《新青年》既然已被政府勒令停止邮寄，不如暂时停办。胡适本人倾向于前两个办法，而并不主张《新青年》停办。……

　　当然，至于胡适自己，后来他也没能恪守之前立下的誓言，没有禁住政治的诱惑，反倒是进入了国民政府，当上了要员。抚今追昔，某不得不为前人叹息，然而，没有办法，潮流之动大抵如此，虽欲独善其身，然不得其时，故到头来无可奈何花落去，也就只剩得词人老大，犹对残红一怅然了。

　　作为胡适晚年的得意弟子，李敖后来的一篇文章对这一段史事说得颇中肯綮：

　　……胡适生前，我写过一篇《播种者胡适》，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对这个梦想的达成而言，五四显然是一条岔路。新文化运动本来该是针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当时那些健将们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会一垮再垮。半路杀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当然有 “广为流传”的贡献，但它也未尝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罪人”，因为它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高倡他们的主义去了。

　　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胡适写信给我，可是还没写完，他就死了。死后他的文件都被监管，不过据看过这封残信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告内容，并没否认我上面的论断。事实上，胡适是肯定我的看法的。早在他死前四年和我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批评五四以后各路人马抢青年去搞政治的举动，他怪国民党、怪***、甚至还提到“梁 任公(启超)他们也抢青年”，言下不胜惋惜。另一方面，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只有胡适仍然守住不谈政治的诺言”，引起陈独秀在台湾故旧的不满，写文章质问我根据什么证据，“确知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的‘相约’?难道是胡适亲口告诉你的吗?”事实上，胡适所写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以外，有一封失传了的信，便是证据。在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就收有这封信。信是写给陈独秀的，中有“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建议由北京同人发表一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可见大家讲好专心为中国做文化和思想的奠基工作，的确是经过相约。不幸的是，这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最后终于在五四的排山倒海下，被政治席卷以去。……

　　不怕“任重”，却嫌“道远”!此一句，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餐时代，实可为警世之句。考历史之迁变，大率立宏志愿者，多功败垂成，或尔事与愿违。其何也?恨今日之事明日毕也。故虽欲悬壶于世，不能等民力之应变，虽欲有为于时，不愿待潮流之向背。然而，前鉴不远，后来人却不以为意，虽有如胡适者，亦不免昧于时事。

　　当然，有些人要说了。许多事情，今日不毕，明日怎样谁又知道?或者，拷贝人家xiaoshenyang兄的话,诘某曰：一般我自己能办到的事情，不求别人。

　　好吧，我有些时候，还是挺结巴的，加之上学时老师说，写说明文要引用名人名言，那我就犯懒再引一段，还是李敖：

　　……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各路英雄来救国，中国是不是会更糟呢?是不是一定等不及了呢?戊戌政变时，与康有为同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路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照王照的意见，中国拖了三十多年还没亡，可是当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国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则三十年后，民智大开，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国人，才是建设新中国的本钱。当然，王照这种迂腐之论，谁也不要听他的，大家都吵着说中国快亡了、缓不济急了。这种忧虑，最后使从事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投入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挂帅里。结果，经过三十年的折腾，收回了台湾，可是丢掉了大台湾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对俄引狼入室、对日以德报怨，满目疮痍之中，右派法西斯的国民党逃到台湾、左派布尔什维克的***得到大陆。中国人付了几十年“救亡”的代价，最后，中国站起来了，可是中国人却垮了。……

　　我国著名的文思革的鲁迅的著名的“救救孩子!”可以为以上一段话的佐照。于是，问题便明了了，还是咱文思革的鲁迅不是说过吗——“时间像海绵，越挤越多”，其实，从来都不晚，而所病者，是从来都太急了。

　　如果不急，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当年胡适等辈真的恪守了“二十年不谈政治”之信条呢?如果再早的康梁少了那么点“不臣之心”，而是去“救救孩子”了呢?

　　没有不可能的如果，诸位，只要去想一想刚才提过一笔的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便可。

　　你可以说“启蒙运动”是一场“资本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云云，扣上什么中国特色的帽子都行，毕竟一千个观众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允许大家意淫。但是，在某看来，其实抛开那些伪饰，“启蒙运动”只是教会了我们一件事：普及常识!

　　某打了一个“!”号，其实，某想打一堆，但常识告诉过我，一个就够了。“启蒙运动”便是如此，它没有那些风卷残云、气吞万里如虎的事功，而只是一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在循循善诱地告诉大家一些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却实际上基本都不知道的常识!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这些先贤及其后辈们的努力下，百年过去，有一些东西才真正成为了民众之间的常识，一些超越于时代潮动的常识，不管怎样的风云变幻，它驻守在人心中，自岿然不动!

　　当然，根据历史课本所教给我们的“常识”，基本上任何事情，西方有，我们都是要早先个一千几百年就有的。这一次，姑且再承认课本一次吧。因为，的确，莫谈国是而普及常识这样的事情，确实我们早就有了。

　　说到这里，你肯定猜到了，对，就是孔门诸徒!

　　而今，在很多事情上，某很反孔，这不怪老二，得怪总有些宵小看了些金庸、穷聊便自以为得道，便挂上个狗头，便大搞所谓祭祖、封禅、寻根、诵经之类的社会群体事件。真的很可笑，恐怕咱老二出土，也要避之不及，然后临溜送上一句“其无后乎”了。

　　但是，从这些无聊之事中，却也可看见一些端倪，那便是深植于王官学中的一些儒家常识，而今还在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血液中流淌。而这些常识的普及，考之史传，则可以知晓：正是从春秋以来，历孔门诸徒、荀孟、郦生叔孙、河间献王、严助、赵绾、王臧及至瑕丘、董生之徒，寄身于王官学中的儒家常识才稍得为人所知，而后又历千年，面对佛、道兴起，王官鼎盛之局面，诸儒生一方面委附其间，一方面其实也是在“删述”普及着儒学，直到清末，虽西学东渐，然考察各乡里之教塾学堂，犹是诵读之声不绝，摇头之势不改。可以说，此一传统，从孔丘开始，便已经确立，后来人萧规曹随，才有了如今的深入人心。而我们也知道，儒学也正是对秦汉以降的中国历史各代之政治时事改良最大者，而这种改良，正是受了常识普及之利，而其实际上实行之“润物细无声”，也正是真正让百黎诸姓受益的。

　　于是乎，猛回头，再看看今天，上帝没死，“民主自由”成了西人的口头禅，孔二的庙香火鼎盛，佛寺都是金碧的，广东人还吃野生动物，算命的依旧搞迷信，中国足球始终娱乐民众，我们就会发现，常识的力量有多么的大啊!

　　所以，急什么呢?就算是争名逐利也别急啊，“现代孔子”胡适老先生最终还是没成孔子，不就是太急了么?

　　所以，就算国家依旧“繁荣”，政治依旧操蛋，人民依旧聊不了生，也还是要高声朗读“莫生气”。历史证明，大家其实还是莫谈国是，多多普及“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为好，而且，历史也证明，要是急功近利，再来个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等等，恐怕会更糟。

　　毕竟，倒霉咱就认了，能别更倒霉么?某谢天谢地谢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