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手机突然屏幕失灵:年后民众关注的是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1:21:18
   年后民众关注的是什么?
    迈进兔年,作为炎黄儿女,谁都希望能够国富民强,可以天下和谐,只是现实就是现实,来不得半点梦想与虚假。在这春节后,人们会关注哪些问题呢?笔者根据自己的肤浅理解,从关系国计民生的角度分析,从联系民意民生的问题衡量,觉得以下六个方面将是人们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其一,“两会”代表别太多雷人雷语。
    年年都是春节后不久,全国“两会”将在北京举行。据媒体报道,3月3日召开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3月5日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届时,会有许多议题在会议期间审议和通过。这是个人们不可能不关注的重要内容。毕竟,国家的大政方针、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生活目标、民生问题解决等都会再次成为热点焦点。
    身为草根的我们,期待着“两会”代表多务实、少空话,尤其要避免为出风头、争眼球发生以往出现过的“雷人雷语”,使群众不安、叫百姓忧虑。试想,人民选出的代表,若不代表人民,仅是代表自己所在的行业、团体或阶层的利益,提出些不切实际、不着边际的提案,就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两会”代表多办事,让我们的利益能切实有个保障。
    其二,“强拆”行为是否能成为历史。
    过去若干年来,因为房屋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此起彼伏。江西宜黄拆迁事件,算是最典型的一例。在这起悲剧背后,是恶劣的暴力强拆以及扭曲的利益诉求。尽管相关责任人及相关领导已经被查处和免职,可惜的是,再严厉的处理,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
    我们欣喜的得知,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新版中,“行政强拆被取消”。今后,强制拆迁拟全部由法院作出裁决,行政部门不再决定是否强拆。但我们依旧有理由担心,包括宜黄拆迁事件在内的种种暴力强拆事件,其存在和发生根本原因:一些地方官员依法行政的精神相当淡漠;个别国家工作人员与开发商相互勾结,以小集体利益“绑架”公众利益;公民的权利与民众的利益被严重漠视的现状能否根本扭转?新拆迁条例能否尽早从“纸上谈兵”变为“切实可行”的不可撼动之“严规戒律”?否则,行政强拆成为历史的期待,还会很遥远。
    其三,“我爸是李刚”别再现实重演。
    2011年1月30 日,河北保定李启铭交通肇事案一审宣判,李启铭被判6年,结束了“我爸是李刚”闹剧悲剧的一幕。但不可否认的说,“我爸是李刚”的现象,远未真正杜绝。富二代官二代“拼爹”行为以及权力滥用、监督失控的现象,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之现实,给原本是文明古国的我们国度带来了太多负面影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爸是李刚”一词荣获2010十大网络流行语,在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关注、讨论之后,这股舆论风也刮到了国外。《纽约时报》网站发表评论说:“李刚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一些政府的强权意识,但另一方面媒体、舆论最终还是使得李启铭被审查,最终产生了相对公正的审判。”虽然他们的评论未必就正确,但其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
    其四,“菜篮子”会否变得逐渐轻松。
    民以食为天。“蒜你狠”、“豆你玩”……这些词语牵动城镇居民的神经。“菜篮子”问题,说到底就是民生问题。过去的一年里,“菜篮子”沉甸甸,曾经是广大居民难以承受的“痛”。尽管国家及政府采取了及时的措施,使困难化解、矛盾缓和,但是否根本解决了问题,还不好说。
    造成市场菜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有多方面:本地菜源供不应求,部分菜品需要外调,这是不少市区菜价贵的客观原因;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缺失,挫伤了本地菜农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菜农利益,加大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农业产业化程度还不够高、城乡发展不协调、城市服务功能还不健全等,也是不可忽视的环境因素。若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从体制上完善,“菜篮子”轻松起来的愿望,可能还难以顺利实现。
    其五,“房价高位”何时可回归理智。
    2010年国家推出许多楼市调控措施,前不久政府再次出台“国八条”,不可谓力度不大。新政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出台的,如今又在一片质疑声中继续,国家的调控决心始终坚定。正所谓路遥知马力,“限购令”由短期调控转为长期,最终能不能真正让房价回归理性?能不能真正消除大众疑虑?或许我们能在新的一年里找到答案。
    其实,我们期待的不是政策有多少出台和实施,而是高房价的调控效果如何。前些日子,有专家对媒体称:在新年里房价基本走势是“上不去下不来”。这样的一种境况,并不是民众所希望所需要的。就目前房价看,已远远超过普通民众的经济承受力,远远超出工薪一族的心理期望值。我们期待房价能回归理性,让我们有其居所。
    其六,民众收入怎样远离“被增长”。
    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问题,在我国已是长期的问题。有资料显示,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水平;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而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新京报》曾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专家估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导致民众的收入“被增长”原因有许多,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偏低限制了居民增收空间;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金融不自由也压制了创业空间;国有制经济比重的过高过重使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分配制度不合理出现勤劳难致富的怪现象等等。
    按说,民众的期待不同的个体群体各有不同,笔者水平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一分析。以上仅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很可能挂一漏万,这里也只能点到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