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如何屏蔽升级系统:我们心中的胡耀邦3

我们心中的胡耀邦
田纪云 等
2005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137937
洛茨基主义；宣传国际修正主义。
我在当年写下的申辩书中写道：“历史将会证明，耀邦同志的这件批示是何等的正确，又是何等的重要，它是对各方面闭关锁国倾向的一个多么有力的批评！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并未解决。照有些同志的办法，实际上又是实行闭关锁国。”
二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耀邦的正确！而我们仍需要发扬胡耀邦的精神，把愚民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废除干净。
 
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
●　何　方
我以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留下的传统，再加上苏联高度集权的影响。它表现在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在领导体制上。就是邓小平说的，强调一元化领导，造成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此，人们感触极深。连一贯强调集中和纪律的李维汉，临终前也建议邓小平认真抓一下反封建的问题。另一种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传统。这一传统最明显的体现在毛泽东所说的两次“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他说的第一次是从“五四”到大革命。这一时期正是由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旗手陈独秀出任总书记。他说的另一个时期是遵义会议以后。这又是坚持“五四”精神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在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党内生活民主化和理论上的繁荣。胡耀邦担任总书记，虽然和前两位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有所不同，但也尽力发扬“五四”传统，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跟张闻天一样，坚持科学民主，反对专制愚昧；提倡独立思考，主张言论自由。他一再向大家推荐马克思评普鲁士检查令的文章，并且说：“我们不搞审查，不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这是国民党过去搞我们的”。他对纪念张闻天的题词：“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胡耀邦都是“五四”运动反帝救国与科学民主精神的伟大传承者。
建议编《胡（耀邦）选》
●　龚育之
去年四月，我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发言，提出了编《胡（耀邦）选》、写《胡（耀邦）传》的建议。我说：
“胡耀邦从一九八○年二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这个发言，已经在《炎黄春秋》去年第六期上发表。现在再就编《胡（耀邦）选》的建议作一些申说。
编辑、出版党中央已逝的和高龄的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专题论集，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据不完全的统计，出版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文集的规格，现在有以下几种：
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选集
邓小平、陈云的文选
叶剑英、彭真、李先念、万里、薄一波的文选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并声明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董必武选集、王稼祥选集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张闻天选集、李维汉选集
由本书编委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有：
习仲勋文选、王任重文集
由《文集》编辑组编辑或未说明编辑单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邓子恢文集、陶铸文集、陆定一文集（一卷）、胡乔木文集（三卷）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有：
张闻天文集（四卷）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的，有：
李富春选集
由《文集》编辑组编辑、华艺出版社出版的，有：
林伯渠文集
所以，如果说到规格，根据以上成例，《胡（耀邦）选》用以上哪一种规格都可以。
具体的编辑工作，据我所知，或者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进行，或者是以某某选集编辑组的名义，由中央某部门、某单位或某省委组织力量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胡耀邦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已经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有十一篇，一百九十六页，已经收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九篇，一百四十页。再加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比《选编》多收的六篇，五六十页。可以说，编《胡（耀邦）选》，光是这些已经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当然，还要搜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未收入以上《文献选（汇）编》的公开发表过的和在党内发表过的讲话和文章，还要搜集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期间的讲话和文章，还要搜集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发表的讲话和文章，还要确定以什么时候的哪篇文章作为开卷篇。还要作题注和注释。就是说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但是，既然是“选”，篇幅不可能也不需要太大。只要决定编《胡（耀邦）选》，编辑工作并不太难。
总之，建议编《胡（耀邦）选》，理由有二：一是合乎惯例，二是较为易出。既然如此，有关的机关或单位，何乐而不为呢？
胡耀邦与马克思主义
●　钟沛璋
胡耀邦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在他去世时的悼词和讣告中，作了清楚的表述。胡耀邦年轻时就以勤奋好学闻名。他刻苦通读马恩全集，反复研读其中重要著作，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而他没有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当时曾引起了思考：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所以被认为是一门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是因为它是紧密结合实际，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发展、开拓、创新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贫困落后的国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求得解放，是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行事，或照搬外国的经验，都使我们犯过错误，吃尽苦头，遭到失败。马克思针对那些教条地搬弄他的话人说：“反正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像康生那样，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作恶多端，在“文革”中又与“四人帮”狼狈为奸，死时竟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反正我们知道，胡耀邦不是那种“马克思主义者”。
胡耀邦在他十四岁加入儿童团时，的确并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于在新的环境中勇敢地去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经验。无论在瓦窑堡创办抗大一分校，在解放战争中做部队政治工作，解放后在川北剿匪反霸、建立新秩序的复杂工作中，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胡耀邦在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几年中，是青年团历史上最活跃、最生气勃勃的时期。特别是经历十年“文革”大灾难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扭转乾坤，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1977年—1987年十年是中华民族中兴、最生机勃勃、最有希望的时期，也是耀邦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对这样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开拓，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吗？
耀邦一生作过许多鼓舞人心的讲话，他特别重视调动人的积极性。1958年4月，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我就听过耀邦题为《人的积极性是最宝贵的财富》的讲话。有人曾要求恩格斯用一句话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恩格斯的回答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
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
●　杜导正
我同耀邦同志有过近十年的工作关系，感触最深的是他的民主作风。耀邦并非不坚持己见，但他平等待人，从谏如流。
在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时候，每周两次召开新闻宣传系统的例会。那时，我是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中宣部指定新华社穆青、李普和我参加这个例会，穆青事情多，李普健康欠佳，我去的较多。每次例会，耀邦自己先滔滔不绝地讲四十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都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耀邦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作指示，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他都虚心听取，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有些是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回顾我党有关历史，令人感慨万分。
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觉，英明到老天爷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给自己给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错了，还可以斟酌，改正。讲话随便一些，不要总给人拿腔拿调、高深莫测的感觉。晚年的我宁愿同坦诚相待、平易近人的领导人物亲近，不愿意和深藏心机、高高在上的神相处。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是对耀邦民主作风感受的一种表达。我赞成！
耀邦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了榜样。尤其在我退下来后主持《炎黄春秋》杂志的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仁，一直努力学习耀邦的这种民主作风，做人、做事。
耀邦的民主作风，我想，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民主的理念来自人权。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从人权派生出来的。耀邦的这种民主的政治品质，是尊重和实现人之为人的利权。而这恰恰是被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