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莆田话搞笑视频:“神秘”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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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党员
孟宪良
《 人民日报 》（ 2011年02月26日 08 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回想70多年前，我们对共产党员的认识是很特别的。
1939年1月，我到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战线剧社，那年11岁。
刚当八路那阵，对什么是共产党并不清楚，说八路军，能看得见，大家都是，若说共产党却看不见。因为党是秘密的。剧社除社长外，还有个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是干什么的，弄不清楚，以前从没听说过。大家就像称社长一样称那人“支部书记”，好像这就是他的名字。过了几个月，知道剧社内部就有共产党，谁是共产党，小同志们谁都不知道，听别人说共产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就猜，谁谁能吃苦，兴是共产党，我们舞蹈队有个组长叫刘德，比我大几岁，人缘儿不错，事事做在前，就认准了他是共产党。那会儿党员时不时地进行活动，开小组会，小组长通知党员开会不容易，不能公开喊叫、互相通知时挺神秘。一天，我们几个小同志正在屋子里一起说笑，刘德来到门口，停下，没说话，只是向其中的一个人递个眼神，就走了，马上，就有人跟着出去。大家认定他就是党员，刘德可能是个小组长。在群众场合，有时是党员向党员递眼神，或者来人故意轻轻咳嗽一声，就离去，看吧，准有人跟着走。有个叫赵庭的小鬼一边做了个扇翅膀的动作，一边说：“他们是党员，咱们是‘飞’（非）党员。”
共产党也有外围组织，叫同情小组。1942年夏，有人介绍我入同情小组，是谁介绍的我早就忘了，这个小组只有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叫王揩，从北平出来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其他人员不记得了，因为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连会都没开过一次。同情小组也不公开。
我在剧社工作了好几年，不是党员，我也没有要求入党的愿望，依我看，入党不入党没什么差别，大家每天不都是同样在工作吗？
1944年9月，我从抗大青年队又回到剧社，经过一年的学习，我进步多了。
剧社领导根据我在青年队的表现，决定吸收我入党。一天，指导员李光启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说：“你填一下吧，介绍人就填我和社长胡旭吧”。
我接过申请表，自然挺高兴，心想：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也能入党、也可以成为和党员们一样的人了。在剧社，党员多是大同志，在青年队，我们班长是党员，他们处处起模范作用，事事带头，能吃苦耐劳，遇到问题不讲怪话，受大家的尊重，我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填过表后我把它交还给指导员。后来，他告诉我：你入党已经批准了。我记住了这个日子：1944年11月26日，候补期3个月。那年我17岁。2010年12月27日，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光启同志去世，我很怀念他。
没过多久，指导员和另外两个人，在没人居住的场院中一个堆放杂物的大房子里，为我和另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房子的后墙上挂着一面约一尺半见方显得有点旧的党旗，我们俩跟着指导员读了誓词，没人讲话，就结束了。从那时起，我就交党费，直到现在。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党组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
战争时期的党员，个个都经受过艰苦环境的磨炼和考验，日常表现绝不同于非党群众，言行各方面总要作群众的表率，党员观念明确，从他们的行动中就可判断是不是党员，他们都是让人信得过的人，我非常敬重那些比我入党早的人。那时开党小组会，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党员模范作用起得怎么样，如果做得不够，是要受批评的，绝不客气。
孟宪良
《 人民日报 》（ 2011年02月26日 08 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回想70多年前，我们对共产党员的认识是很特别的。
1939年1月，我到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战线剧社，那年11岁。
刚当八路那阵，对什么是共产党并不清楚，说八路军，能看得见，大家都是，若说共产党却看不见。因为党是秘密的。剧社除社长外，还有个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是干什么的，弄不清楚，以前从没听说过。大家就像称社长一样称那人“支部书记”，好像这就是他的名字。过了几个月，知道剧社内部就有共产党，谁是共产党，小同志们谁都不知道，听别人说共产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我们就猜，谁谁能吃苦，兴是共产党，我们舞蹈队有个组长叫刘德，比我大几岁，人缘儿不错，事事做在前，就认准了他是共产党。那会儿党员时不时地进行活动，开小组会，小组长通知党员开会不容易，不能公开喊叫、互相通知时挺神秘。一天，我们几个小同志正在屋子里一起说笑，刘德来到门口，停下，没说话，只是向其中的一个人递个眼神，就走了，马上，就有人跟着出去。大家认定他就是党员，刘德可能是个小组长。在群众场合，有时是党员向党员递眼神，或者来人故意轻轻咳嗽一声，就离去，看吧，准有人跟着走。有个叫赵庭的小鬼一边做了个扇翅膀的动作，一边说：“他们是党员，咱们是‘飞’（非）党员。”
共产党也有外围组织，叫同情小组。1942年夏，有人介绍我入同情小组，是谁介绍的我早就忘了，这个小组只有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叫王揩，从北平出来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其他人员不记得了，因为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连会都没开过一次。同情小组也不公开。
我在剧社工作了好几年，不是党员，我也没有要求入党的愿望，依我看，入党不入党没什么差别，大家每天不都是同样在工作吗？
1944年9月，我从抗大青年队又回到剧社，经过一年的学习，我进步多了。
剧社领导根据我在青年队的表现，决定吸收我入党。一天，指导员李光启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说：“你填一下吧，介绍人就填我和社长胡旭吧”。
我接过申请表，自然挺高兴，心想：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也能入党、也可以成为和党员们一样的人了。在剧社，党员多是大同志，在青年队，我们班长是党员，他们处处起模范作用，事事带头，能吃苦耐劳，遇到问题不讲怪话，受大家的尊重，我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
填过表后我把它交还给指导员。后来，他告诉我：你入党已经批准了。我记住了这个日子：1944年11月26日，候补期3个月。那年我17岁。2010年12月27日，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光启同志去世，我很怀念他。
没过多久，指导员和另外两个人，在没人居住的场院中一个堆放杂物的大房子里，为我和另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秘密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房子的后墙上挂着一面约一尺半见方显得有点旧的党旗，我们俩跟着指导员读了誓词，没人讲话，就结束了。从那时起，我就交党费，直到现在。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党组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
战争时期的党员，个个都经受过艰苦环境的磨炼和考验，日常表现绝不同于非党群众，言行各方面总要作群众的表率，党员观念明确，从他们的行动中就可判断是不是党员，他们都是让人信得过的人，我非常敬重那些比我入党早的人。那时开党小组会，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党员模范作用起得怎么样，如果做得不够，是要受批评的，绝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