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熙儿车震第六集:致教育部长的一封公开信

致教育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一)

(2006-12-18 14:09:06)转载

尊敬的部长先生：
请原谅我用这样一种方式与您沟通。作为一介草民，我不知道除了这种方式，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您看到或者即使您看不到、但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一直想对中国教育发的这番感慨。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过一栋房子，从那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他告诉我：这是学校。我问他：学校是干什么的？父亲说：学校是给人灵魂的地方。我那时不懂什么叫灵魂，但我知道那一定是神圣的地方。后来我上小学了，父母又告诉我：学校，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地方。１３岁那年，文革开始了，我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教室。我记得，当我离开学校时，心里的凄楚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不知道离开这个给人灵魂的地方，未来命运将如何？我们这一代人都从那一年开始中断了学业，我们的命运也因此充满坎坷，因而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老三届。
也许正是因为经历了中国最戏剧化的那一段历史，也许正是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断教育而下乡的特殊经历，让我迟早有一天要来评说中国的教育。
写这封信时，正值２００５年年末。就在整整一百年前，光绪皇帝一纸诏书，废除了科举。自此，承载了中国文人几千年梦想的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培养与选拔人才的教育体系，于是，从那时开始，另一种教育体制——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主导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　　　　
从1901年清政府下《兴学诏》，令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州设小学堂开始，中国近代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向全国公布并实施了基于考试制度的教育体制。至此，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农业时代的教育，发生了转折。
如果我们回顾人类教育的历史，２０世纪的教育是迄今为止对文明推动最大的一段时期，人类工业文明基本上就是靠这种教育体系来支撑的。而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校教育中，中国与别的国家不同的是，经历了“文革”这个特殊阶段，使原有的教育体系嘎然而止。这个特殊阶段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能很多年后，才能看清楚，但它对教育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而1977年恢复高考，则是对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从恢复高考到现在，已是３０年过去了，在这３０年中，中国的教育是怎样演变的呢？它又是怎样地影响了中国的文明进程呢？
部长先生，恕我才疏学浅，因而对中国教育和近年来的教育改革，有许多困惑之处，想在此向您请教。
首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16年教育，基本上是传授许多没什么实用价值的垃圾知识。我们上学是为什么？仅仅为学知识、为学习而学习吗？
您可能认为我这话说得太极端，有否定一切之嫌。那好，咱们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垃圾知识。我认为：凡是过时的、一辈子都用不上的知识就是垃圾知识。我当记者多年，采访过的人，大概也近千了吧。他们大多是有文化的人，每当采访结束时，我常常会顺便问一句与采访不相干的问题（教育，是我心中的一个结，所以我一直不能释怀）：“你觉得你在学校这十几年学的东西里，有多少对你一生的工作或生活有用？”您知道人们通常怎么回答我吗？答案惊人的一致：不到１％！
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要化十几年的时间去学那些一辈子用不着的知识呢？仅仅是为学习而学习吗？人生苦短，要知道，这是人一生中最好的十几年的青春、时间与精力呀！
我记得文革刚结束那会儿，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过去，我们将人生分为３块儿——上学、工作和退休。我们认为年少时学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就够我们吃一辈子。毕业了，甭管是中专还是大学，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这辈子就ＯＫ了。
不知为什么，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一直有一种盲目的“学习崇拜”——认为只要博学，就能有饭吃，不愁找不到工作，所谓“开卷有益＂。不过，我一直在怀疑“开卷有益＂这事儿：据说英国100多年前就曾有过这么一位书痴叫阿克顿。这厮别无所长，就是特爱学习，且博闻强记。碰巧他还有幸生在了富裕人家，家中藏书多达18万册！据说这阿克顿绝非等闲人物，脑瓜很灵，几乎过目成诵！算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富五车。
这个博学的家伙活到６８岁才翘辩子——身后怎样呢？一篇论文也没有留下，也没提出过任何有创造性的见解——那一脑袋瓜子的学问就这样白白地随他进了坟墓！过去中国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说，连他们英国人也为阿克顿惋惜，说他是“读书的悲剧”。
然而，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过去，这种悲剧颇具个人色彩，无非多几个中国的阿克顿罢了。而在今天，这种悲剧已经演变成一种社会现象了。
我在网上看到一位从事了30多年教育工作的老校长这样评价今天的中小学教育：“在经过12年的教育以后，假如不能考上大学，学生们所学的考试知识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用途，也将在他们离开学校后很快被忘记，这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教育浪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教育浪费”这个字眼儿。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名博士生跳楼身亡了。这个从山西农村出来的苦孩子，非常努力，她不仅获得了吴玉章奖，研究成果也是同级学生中最多的。４天后，她就将参加论文答辩，拿到博士证书了……可就在这个结骨眼儿上，她选择了放弃生命。据报载，她虽然“在学术上颇有成就”，但已经４０岁的她找工作却很困难，几次碰钉子后，她选择了死亡，留下一个１３岁的儿子和也正在读博士的丈夫。这位女博士的一位同学说：“大龄女博士的压力太大了。55岁退休，还能干几年？而且她有家有口，单位要解决的东西太多。我感觉她是为了改变命运把全部宝都押上了，但现在的情况她不能接受。”
寒窗苦读这么多年，难道就为了这纵身一跳？博士找工作尚且如此，那大学生呢？过去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只要毕业，就不愁没饭碗，哪儿都抢。现在可没这好事了，大学毕业找工作越来越困难。我的朋友亲戚中，不少人的孩子都是这两年大学毕业。唉哟，当爹妈愁的！找工作这费劲哪，即使名校毕业的，能找个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就不错。
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２００６年的调查，京、沪、穗三地大学生平均月收入只有７０７元——这不跟北京保姆挣得一样多吗！据我所知，熟练的保姆月薪能拿１０００多，还管吃管住哪！就在不久前，四川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黄艳，居然也到家政服务公司寻求一份作保姆的工作！那则新闻这样写道：“尽管黄艳表示选择做保姆并未侮辱她的学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目前就业压力下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毕竟，没有一个人当初考大学时就为了今后当保姆。”
这些年，关于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零起薪。就是白干活儿，不拿工资！有的不愿意这样，索性毕业好几年了就是不工作，让爹妈养着。自从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孝顺”这事儿就倒着来了：都是老的孝敬小的了！我就想不通，不是有不少拿高薪的白领吗？怎么我身边朋友亲戚的孩子都没“混出个人样儿”呢？
要说这小的学了那么多年，倒让老的养着，这脸上也过不去呀！怎么办呢？总不能都去考研吧，那是容易的事吗？得下多少功夫啊！于是有人回过头上技校——白领当不成，就当蓝领吧。这两年又出现了大学毕业“回炉”上技校的怪事儿！据说２００６年仅广州便有3000多个“刚出象牙塔又进技校门”的大学生，“回炉”已不是个别现象，且快速“升温”！
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２００６年，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表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
普通劳动者？保姆算吗？零起薪？当技工？东北新闻网有一篇针对这则新闻的评论，作者说：我不反对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但我认为，教育部在向大学生及其家长提出这种要求之前，必须回答这样三个问题：
首先，做普通劳动者能收回上大学的成本吗？现在一个学生读到大学至少要花十五六万，而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月薪则在一千元以下。这么低的工资，收回成本看起来是没什么指望的。不能收回成本，实际上就等于学生家长用自己的血汗钱补贴用工企业，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孩子上大学欠的钱怎么还？助学贷款怎么还？
成本问题之外，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现在也非常不尽如人意。他们休息的权利，获得报酬的权利，病、伤退休之后得到保障的权利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落实。这种状况是任何一个受过完备教育的人都很难忍受的，在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就把大学生往普通劳动者中间赶，教育部不觉得有点强人所难吗？
（下略）
红网更是发表评论，题目是“中国大学：收费精英化，就业大众化？”
关于教育成本的争论，不由让人想起民国时期。“七七事变”之前，中国经济虽然落后，却由于政局从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经济发展很快，那时大学生毕业的起薪，按民国政府的统一月薪为８０银元，最低的也是５０银元，而以５０银元所能购买的物品来折算的话，大致相当于现在的３０００元人民币。可以这么说，只要大学毕业，就是最低收入，也能“中产”了。而大学一年的学费呢，是２２银元，也就是现在的１０００多元！
按说，做普通劳动者也应该。但我们寒窗苦读了那么多年，总得学以致用吧？可现在不光是就业难，即使就了业，也很少有人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据说这是“扩招”导致的，我觉得这观点有点牵强：现在分明有很多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干哪！现在有多少新行业、新企业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而发愁哇。
既然上学读书是这样一件高成本、低效益、得不偿失的事儿，我们又为什么要上这学呢？
据说在一次教学改革论证会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问在座的专家：昆明世博会共有多少个国家参加？专家都摇头。李岚清副总理说：“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作为组委会的主任，我也回答不上来。但这个问题居然出现在学生的考试试卷中，你们说，记住了这个‘知识’有意思吗？”
我们老百姓真作难哪：不学这“没意思”的知识吧，就通不过考试；学吧，这“没意思”的东西装了一肚子，到哪儿找合适的工作？
这两年，有关北大毕业生的新闻颇为热闹：先是一个去卖肉了，后来又一个去卖糖葫芦了，闹得沸沸扬扬。
北大？那是什么大学呀？那是咱们中国顶了尖儿的大学！年年中国各地的高考状元，不都是让北大、清华给收编去了吗？说实在的，咱老百姓就活个面子！若是谁家孩子能考上北大、清华，当爹妈的，脸上多有光彩啊，祖坟上都冒烟！北大毕业生？那是几亿人里边的尖儿！现在可好，这些个“尖儿”竟然去卖糖葫芦了！
——哦，好的教育资源都让你们享受了，到头来你们又去卖肉，卖糖芦了！中国人不吃糖葫芦能死吗？既然你卖糖葫芦（这是任何一个民工都干了这事儿），犯不着霸占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啊！你干嘛要上北大呀？
更为戏剧性的是，前不久，一位北大毕业生更是直截了当地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我是北大培养的废物》。据说这篇文章成为“一塌糊涂BBS”网站当时最热门的帖子，很多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
别看该废物名不见经传，却颇有能量，在中国掀起过两场不大不小的文字风波。除了《我是北大培养的废物》，在网上兴风作浪之外，这厮还写过一本书《教育孩子需要大智慧：“哈佛女孩刘亦婷”真相》，把应试教育的典型人物“哈佛女孩”捎带手也“置疑”了一番！
该废物在文章中说：“我是1997年从北大毕业的，我告诉大家，那年，我们系毕业了110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99%都是废物。我认识的很多北大校友现在都混得惨不忍睹……这些人不仅丢掉了人文精神，而且生计也成问题。”
他说：“我的许多言辞可能比较激烈。但对于浮躁的人会有好处。本来，废物是个很主观的说法，是一种感觉，但很多人都纠缠于这个概念，我不妨多说几句。对于国家而言，能力低下，缺乏创造能力的是废物。对于社会而言，自私愚钝，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是废物。对于个体而言，缺乏境界，生活委琐，营营苟苟的人是废物。对于个体而言，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顽固迂腐的人是废物。对于个体而言，缺乏信仰，浑浑噩噩的人是废物。对于大学生而言，去做毫无创造性的工作，做民工一般的工作是废物。对于北大毕业生而言，缺乏以上任何一条都是废物。”
该废物姓萧，在《实话实说》栏目作过策划，我刚好有机会在一个朋友那里见到了他。小伙子一表人才，而且思维十分敏锐。
我们的谈话基本上是围绕“废物”这个话题，我问他：“你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篇文章？”
他说：“我是大学混出来的，比较了解大学。”
我实在难以理解：“你真觉得自己是废物吗？”这么出色的……废物？
他这样回答：“中国人这么刻苦，没命地学，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不是废物又是什么？我觉得之所以没成废物，是因为我毕业后学了很多东西。如果你学了十几年，就是为了卖肉的话，那又何必呢？”
我反问他：“那你认为什么样的人不是废物呢？”
他说：“起码要具备３点：１、很强的谋生能力。２、人文素质。３、社会责任感。我认为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与实际脱节的问题。现在的工作越来越个性化了，新技术不断涌现，到学生毕业时所学的东西就已经与现实脱节了。”
他还说：“教育领域是既得利益，如果真改革了，教师们就没饭碗了，他们不教垃圾知识，谁给他们钱？于是就不断恶性循环。咱们就说著名编剧邹静之吧，不过是个工人，下了几年乡，但文化积淀很深，才能写出那么多好剧本来。现在本科学编剧的那么多，有几个写出来的？我们这学上的，天天读书，倒把文化的精华丢失了。我也想搞创作，但没有文化积淀。我是那一年唐山的高考状元，考试从来横扫，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发现自己也不过有点小聪明而已，根本不是什么过去想象的人才！”
小萧是到了《实话实说》栏目组后，才有脱胎换骨的感觉。他发现这个团队里的人们的知识面和他完全不一样，方知天外有天。后来，他离开了《实话实说》，就索性不工作了，干什么？看书！开始补哲学这一课。有了网络，他的眼界就更开阔了。他对我说：“我整个人，是到三十岁才蜕变了，没有互联网，我这辈子就算交待了。寻找真理是很难的，包括北大的老师，他们没有启蒙意识，还是灌输的意识。是《实话实说》让我意识到社会责任。”
北大废物？这让一直有名校崇拜意识的中国人太不能接受啦！于是便有那好事的记者去证实这件事，该记者采访了一位2001年毕业的北大学生中文系姓龚的学生，没想到这位北大的“尖儿”也是想也没想，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没错，我也是废物。”
该记者还是不死心，转而又采访了另一名校——清华自动化系的一个学生，这位清华的“尖儿”谈到这个问题时，显得温和一些。他表示，本科毕业后将继续读研：“班上的同学跟我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读研和出国两条路，找工作的很少。”
为啥？逃避就业压力！这位清华的“尖儿”说：“社会上一提到清华的学生，就觉得应该找很好的工作，拿很高的工资，有很好的出路，其实不是的。”他说：继续深造不过是不使自己变成“废物”的有效方式之一。
这位记者最后的结论是：这些曾经的“高考状元”究竟是怎样从“精英”变成“废物”的，这位清华学生和他的同学始终都没想通。
为什么没想通？谁敢怀疑教育呀！
寒窗苦读的这些年，谁不是靠死记硬背，题山题海中转腰子来“过关斩将”的？就为了那块就业的“敲门砖”，满脑子都灌的是未来工作用不上、且又索然无味的过剩知识，能不成废物吗？
“尖儿”们的遭遇，让我心中不免生出这样的感慨：教育，恰恰是无法对比、也无法评价的，不像工厂的产品，次品在对比中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因此，教育者不管做得如何，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教育改革是成功的。即使孩子们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成了“废物”，也没有人敢去怀疑教育。
不久前，还差一年就毕业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王垠退了学，这个年少轻狂的家伙，把自己的光辉前途抛弃了不说，还写了个“万言书”，把中国教育给埋汰了一番：说中国教育一再扼杀学生创造力。“我已经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中国教育已经成为埋没人才的祸首”，“我今天要对这个系统大声地说一声‘不！’”
据说他退学的原因有二，一是不认同清华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二是不愿意充当导师挣钱的工具。
瞧瞧，真正站出来置疑教育、到处给中国教育抹黑的，恰恰是我们教育培养的这些“尖儿”们！不过，这也让我感到一丝欣喜：到底是尖儿呀，他们的过人之处，也正是体现在这种批判精神，这种追求真理的眼光和勇气上！同样是被灌输了十几年的垃圾知识，他们却能脱颖而出，理性地反观与批判孕育了他们灵魂的这种教育，真让我觉得中国未来有望！
顺便说一句，卖肉和卖糖葫芦的那二位，据说被媒体爆光后，得到社会各界的援助，于是二位因祸得福，都有了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众人皆大欢喜。这是教育的幸呢，还是不幸？

我困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只为考试而存在了。难道我们教育的目地就是培养孩子们娴熟的考试技巧？
这些年，高考已经成了中国教育最大的一个“结”，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这个谜，从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就缠着我们，而且越缠越紧。
本来，高考不过是一次大学选拔新生的考试——教育资源有限，当然得让“尖儿”们享受好的教育资源啊！可要是所有人都挤破头去当这“尖儿”，事情就不妙了！可怜的是孩子们，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进入被塑造成“尖儿”的激烈竞争中：他们不得不忍受各种学前教育的折磨，钢琴、唐诗、幼儿园还要上双语的……所有孩子都奔着精英路线成长，最好的小学，重点中学，名牌大学，留学……这些年，全社会都围着高考转。分数，不仅维系学生的未来，也成了教师的价值所在，成了衡量学校好坏的标准，更是很多家长的人生目标……高考，是许多人改变一生命运的惟一方式，于是，分数成了所有人的指挥棒，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大家都给绑架了！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了中国独特的一道风景……当我们从小学熬到大学毕业，不知要经历多少考试！一路过关斩将地考过来，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优秀的答题机器！
没有谁强迫我们这样苦自己，是我们自个儿要这样的：我们从骨子里就天生一种对考试的敬畏：无权无势的老百姓，除了考试，还有什么能改变命运？
看看中国古时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如《西厢记》之类，那里面你就可以找到注解：才子若是不能高中状元，莺莺小姐还不早钻进了别人的鸳鸯帐？连自由恋爱的资格都没有！若是当年梁山伯能够高中状元，那祝英台何至于把自己的小命也搭上？别以为“化蝶”那事儿多浪漫，那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小时候，只要晚上闹着不睡觉，我姥姥就会搂着我说：“小燕燕（我的小名）哪，姥姥给你讲个故事。”在姥姥的故事里，英雄最后都是金榜题名的。那情节，我能背出来：寒窗苦读，进京赶考，然后穷困潦倒，然后被妓女所救，红袖添香，夜夜伴读，最后状元及弟，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红颜知已也成了诰命夫人，皆大欢喜。纵然是千难万险，一俟高中状元，便全都化险为夷。中不了状元，有多大能耐都没戏！打小儿我就知道，中国旧文人的全部理想，俱在那金榜之上！
别看科举已经让光绪皇帝给废了１００年了，但状元情结，是融化在我们血液中的。今年重庆一所学校因为出了市高考状元，他们的游泳池就贴着这样的广告词：游清澈池水，沾状元灵气。好嘛，连游泳都能沾上状元气！
今天，我们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上了重点中学，才能上名牌大学，才有好工作、好未来。
　　有谁没深刻地感受到文凭带来的好处：评职称、晋级、分房，哪一项跟文凭没关系？此外，人事关系、户口等一系列的“复杂手续”和这些手续后面跟着的地位、福利，不是也跟文凭有关吗？不光是你自个儿的命运，你的所有亲人的命运可能都跟你的文凭连着呢！即使你有权力、有关系，也得有个文凭垫底儿，要不迟早让人事部门给“考察”下来，你看看现在的大小官员，哪个不是学历高得吓人？有几个不是博士？反正现在这文凭真真假假的，就是累得吐了血，就是使上浑身解数，使上不那么光明的手段，也得挠持这么一个！
这文凭，承载了太多本该与它无关的利益，人们怎么能不趋之若鹜？当高考被人们越抬越高时，教育也被诱入一个误区：我们的教育只为考试而存在，只以考试为目地，却把原本的目的——培养人才给忽略了！
所有人都被裹挟着，只能走一条道儿：死记硬背，题山题海中转腰子！你再有能耐，没文凭，也没人敢要你！于是，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甭管世界怎样改变，我们还是在被动地等待被灌输知识，甚至被灌输垃圾知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考试！
我们渐渐掌握了娴熟的考试技巧，学习能力、自我提高的能力却越来越差了；个个“全面发展”，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皆会，而真正的文化修养、审美与情趣却越来越低俗；外语证书拿了一个又一个，不仅不能用英文写作任何东西，基本的语言能力与文化根基却越来越差……缺乏理性、道德滑坡、意志薄弱、身体羸弱、不爱劳动、社会适应性差……考试，就是这样塑造了我们！
杰出的考试能力，真能在今后改变我们的命运？这种能力，我们一生能用上几次？
我时常忧虑地想：这么多年了，连网络都在中国普及十年了！我们这个民族，却还在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考试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我们的孩子将来什么能力都没有，就剩下一种能力——应付考试的能力，难道我们就靠这个来实现现代化？来与别的国家竞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据说在瑞士这个欧洲最富裕的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初中生毕业以后就不再继续读书了，直接进入职业高中，学习做手表、做军刀、做皮鞋。瑞士是一个以技术为最高价值的国家，一般人职高毕业后，就能找到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享受美好的生活，犯不着再苦吃苦扒地钻营高学历。我就搞不懂：怎么人家经济还那么发达、没文凭还能活得那么滋润呢？在中国试试，做手表？一个月能挣上２００元就不错，养得活自个儿吗？
致教育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二)(2006-12-18 14:08:14)

转载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为了克服狭隘、让人得到全面的发展吗？可我们为什么却用教育剥夺孩子们的童年，扭曲他们的心灵？
童年意味着什么？天真烂漫、无忧无虑，阳光、泥巴、猴皮筋、丢手绢、老鹰捉小鸡……成年之后，我们所感受的所有欢乐都无法与童年的欢乐相比！童年，是我们回味无穷的生命中一段美好时光，而不是生理意义上一段必经的“时间”。我无法想象，没有童年的人生什么样！
有人这样比喻童年：人生精神的第一个境界就像是冰。童年，是冰溶的过程：幸福和快乐，就伴随着自由自在的溶化过程。人生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就这样被我们真实地体验着；人的能力，也是在溶化的过程中逐渐地增长。
不过，我们现在容不得这块“冰”慢慢地解冻了。我们对它的期望太殷切了，目标太功利了，恨不得它一下子就变成我们所希望的样子，索性一下子把它扔到大火里……小时候，我们都听过“揠苗助长”的典故，可是，在教育上急功近利的我们，还有功夫去念及什么典故吗？
可是，我们想到没有，当这块冰没有经过自己循序渐进、慢慢地解冻，而是被外在的大火催化时，结果会很可怕：很大一部分被大火瞬间“气化”了，浪费掉了，于是出现水量不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早熟早烂。到人生应该进入“烧水”为“气”的青年时代，已经能量损耗严重。我们不是常常追问、指责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创造力，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过早地“汽化”了，创造力枯竭了……当童年草草终结时，我们失去的，仅仅是创造力吗？要知道，人生不幸的种子，也从此埋下。
我一位亲戚的小孙子才６岁，可这孩子那天突然冒出惊人之语，让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像奶奶一样早点退休就好了”。望着小家伙那一对亮亮的小眼睛，我心中一阵酸楚：小小年纪，活得真累啊！每天识字、背诗歌、学英语、学速算、写毛笔字、练小提琴，就像“赶场”一样穿梭于各种特长班。他那可爱的妈，真是标准的“严母”，只要任何一个班的成绩不好，便大打出手。如果幼儿园老师没有像小学那样教孩子学语文，数学，他妈马上就提意见，认为幼儿园不负责任。
幼儿园呢，为了赚钱，为了打名气，也乐得迎合家长对孩子超前教育的要求。反正孩子们好胡弄，也不会反抗，想怎么扭曲就怎么扭曲！把家长们哄好了，钱就到手了。
不久前，参考消息登载了一位英国教育家的口述：他以前总是听说中国的孩子都被宠成小皇帝，近些年却总是目睹中国孩子在世界上屡获数学、音乐大奖，及至几次访问中国后，不禁感叹：中国孩子是最辛苦的一族！
可不是吗，小皇帝倒是不缺吃不缺穿，就是没有童年！家长们说了：我们有什么办法：竞争那么激烈，如果我们给他一个童年，就要欠他一个成年！　　　　　　
我也曾有过童年。我们那时能吃到一根三分钱的冰棍就会很高兴。但那时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可以在蓝天下玩泥巴，可以在秋虫唧唧的晚上去抓蛐蛐儿。我们不仅有兄弟姐妹，还有同一个院里的许多同龄朋友。当忙于工作的父母们顾不上我们时，我们在玩耍中得到多大的快乐！
而我们的孩子呢？在无忧无虑的年龄，却只有数不清的作业和还有众多逼他们成才的长辈！只有书桌前那一方天地，每天十几个小时被禁锢在这里！
在中国，最苦的就要算中学生了。因为他们处在“高考”这场大战的前沿。苦到什么程度？曾有一位归国华侨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国内读书，她朋友正上中学的女儿竟然劝她：“阿姨，你千万别把你的孩子带回来。我们过得太苦了，都没有过童年！”
我时常想：若是十年寒窗，真苦出一辈子的幸福，也算是“修成正果”；我们从孩童时期就开始辛苦，最后苦出什么了呢？苦出了“高分”，却因为失去正常的童年而苦出心理障碍，甚至失去了获得幸福的能力，这值吗？这难道就是我们给他们的“成年”吗？
不久前，在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节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林崇德提出：越是重点学校，学生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２００２年早春的一天，一个瘦高的人影出现在北京动物园的熊山，他把火碱和硫酸兑在一起的液体泼到熊舍中，一只黑熊逛了过来，这笨家伙太信任人类了，见有人把东西泼下来，就凑过去嗅了嗅，舔了舔吐了。一个月后，这个诡秘的人影又出现在熊山，这一次，他带了一杯硫酸，还兑了点水，他把这种液体直接泼到一只熊的身上，这只熊显然被烧疼了，跟地上滚了几下，旁边又一只熊过来舔了几下……就这样，５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熊被烧伤了！
此事一出，社会哗然。当媒体报道这个泼熊的家伙竟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的学生时，人们更惊讶了：据说这个泼熊的刘海洋，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好孩子，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一个已经通过研究生考试的高材生，仅仅为了验证熊“笨不笨”，难道就做出这样一件既毁了黑熊又毁了自己前程的傻事？
这事太让人费解啦！这厮既然能考入全国一流的学府深造，且已通过研究生考试，其智力水平至少不会低于常人哪？是什么支配着他干出这件连普通人都知道是不道德的、违法的“惊人之举”呢？
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有的抨击媒体言必称“清华”误导受众；有的斥责天之骄子对动物毫无怜悯之心；有的痛心“一颗老鼠屎”坏了清华美誉；有的声讨教育的片面性，有的怀疑这名学生的精神是否健康……《北京青年报》当时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谁应该对“黑熊事件”负责。
谁？教育！当人们为 “兽道”仗义执言之时，是否想过我们的孩子？是否想过他们的心灵，面临着怎样的挤压？
2006年1月11日，安徽省东至县一个年仅14岁的孩子，因不想参加期末考试，竟然纵火烧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在看守所里，他哭着交待了纵火的经过和动机：“同寝室的两位同学成绩比我好，我嫉妒他们；另外，学校的考试太频繁了，我不想参加期末考试，以为把宿舍烧掉学校就不用考试了。”
这几年，类似有悖常理的怪事，频频见于报端。我们已经不惊讶了，麻木了，可是我想问一句：我们是否反省过这些怪事的人文基础？是否反省过我们的教育？
著名教育家卡尔"威特认为：“那些天才的失败来自父母的极度催逼。”过度的催逼，不仅扼杀了孩子们的自由思想与创造力，也扭曲了他们的心灵。
据调查，家长中希望孩子“正常发展”的只有三成，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超常”儿童，最好是神童。
都奔着神童去？可能吗？一位重点中学的学生家长在对我谈到他的教育经验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法西斯教育！”不少人的目的达到了：现在的孩子，个个都早慧，作父母的，作老师的，虚荣心算是满足了，可精神早熟的孩子们到哪里去寻找童年？到哪里去寻找精神的避难所？孩子们那稚嫩的心灵，失去一个自然生长的环境，能不变态吗？
我们中国人，难道不是一代又一代人生活在分数的阴影中吗？我们让这分数给搞得团团转，可这分数，除了高考时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其实也未必），它还能带给我们什么？也许自尊心挺满足，但它使我们失去什么，我们想过吗？它让我们变得偏执、钻牛角尖，让我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分高，我比你分还高；你们分数上去了，那好，解题的难度加大……分数就是这样诱使我们陷入这样一种毫无意义的循环，多少年乐此不疲！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反省我们的教育了。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写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强的文章。据说他演讲时，浙江大学的礼堂里座无虚席，很多学生只能挤在过道里。
为什么他的演讲这么招学生喜欢？他举例说：“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高分数、得到高额奖学金，我很痛心！我和她说，你这是在用青春换荣誉、争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创伤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从第一名掉到第二名，后年从第二名掉到第三名。我这个老师当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但我这是在救她！”
他还说：“中国的教育有太多误区。考进浙大的学生，大多是高分考生；也许，分数越高，学生受到的伤害越大，三分之二已经‘精神残缺’。”
他又说：“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教着想当干部，要‘管’别人，要向老师‘揭发’同学上课没认真听讲。这样的孩子长大了会是什么样？！”
他认为中国教育陷入一种误区：该玩的时候没有好好玩，该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该干的时候没有好好干，该歇着的时候没有好好歇着。
我有不少朋友、亲戚的孩子，我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眼看着他们就在“法西斯教育”中，逐渐变成了好学上进的好孩子。这类孩子大多很争气，考试分数都不错，基本上的是重点中学和名牌大学。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成年后总有那么点不对劲儿，有的一直找不到对象，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能力都缺乏，有的孩子非常没主见，事事要父母拿主意……老大不小了，还挺乖，依赖性很强，离了爹妈活不了，这对劲吗？
现在，作父母的，无论是干个体的、还是大学教师，几乎无一例外地想让孩子循着这样一条成才之路走下去：小学――重点中学――名牌大学――海外留学。你能找到一个不想上大学，不想留学的孩子吗？当我们为保护藏羚羊、保护生物种群的多样性而呼吁时，我们是否想到过，最需要保护的恰恰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多样性？当我们过度地塑造我们的孩子的同时，我们是否想到过，最该保护的恰恰是他们自然天成的个性的多样性、爱好的多样性、理想的多样性、能力的多样性甚至习惯的多样性？如果满世界的人都成了爱因斯坦，成了比尔盖茨，还不乱套了？
2005年3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做了一项调查，50％以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博，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试成绩要在前15名。
家长们也不想想，前15名？那是容易的事吗？曾经有一个重点中学，做了一次测试：让学校所有40岁以下的高中教师限时做一套所教学科的高考试题。结果，约10%的教师不及格，其中好几位只得到40多分（百分制）。瞧瞧，教这门知识的教师都是如此，我们却让孩子们只赢不输，可能吗？
孩子们总是被一遍一遍地告知：不能上重点小学就不能上重点中学，不能上重点中学就不能上重点大学，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成年人不断用这种压力让大多数孩子产生挫败感，让他们陷入恐慌与痛苦之中。
一位叫然然的15岁的女中学生这样说：“我自认为，我是父母和老师眼里的乖孩子、优秀生，学习好，又听话。但没人知道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上学，我常想把书扔进高压锅里，用小火煮上一天，拿出来以后再用锤子砸，然后浸入浓硫酸里彻底毁容，再送入火炉，烧成灰，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是读书剥夺了我的一切，我的自由，我的爱好全没有了，耳边聒噪的只有4个字“读书、学习”。
孩子们对考试都恨到什么程度了？把书给煮了都不解恨，还要砸，要用浓硫酸彻底毁容！
“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考，考，老师的法宝”，这是我们自小就会的顺口溜。不仅三天两头地考，每次还要座次排名！家长们几乎都是通过“排名”来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几乎没有哪个家长对孩子在班上的名次满意，这就注定大多数孩子都是失败者。
考试，就这样变成了不断让孩子感受挫折，经历心灵煎熬的过程，很多孩子因此变得越来越自卑。正是这种痛苦体验，让很多孩子产生厌学的念头，而且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阴影，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
就像一个宝塔，塔尖有几个？大多数还不就是塔身？当塔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自尊心不停地受伤害！哪一次考试的座次排名不让塔身们心惊肉跳？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江苏启东中学一位叫李远的高三男生，在下了晚自习之后，一个人悄悄地爬到实验楼顶，在满天的星光之下，纵身跳下……他的尸体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直躺了五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人们发现，他的心、肝、脾都震碎了，有的碎成了好多块。而他的家中，父母为他做的他最爱吃的红烧猪蹄还静静地搁在桌子上散发着肉香……
一个父母眼中的乖儿子，邻居眼里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怎么就这么想不开？怎么就这么绝情？竟没向双亲道别，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让这个花季少年走上绝路的原因，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仅仅是他的月考分数太差，班级排名跌至后几位。他害怕了，于是悄悄修改了成绩单上的分数和名次。这一下可不得了喽，这点“劣绩”偏偏又让班主任发现，挨了批评。这不是罪上加罪吗？他更不敢回家了，悲剧就此酿成。
我们为什么要把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要用排座次来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孩子就是天才，也不能保证次次能考好分数啊？
教育专家认为：“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人格”。我们想过没有？成年后的很多不幸，其实都可以在童年找到原因，因为一切都是从童年开始的。
部长先生，我知道考试的重要。教育能没考试吗？否则用什么来督促学生？用什么来评价教师？可是，如果这考试变成了全民的一种价值观，变成指挥一切的东西，这正常吗？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拔尖，可那“塔尖”是那么容易当的吗？请问部长先生：您当年是“塔尖”吗？
宝塔尖儿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塔身”，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呀！可为什么很多家长都不明白这一点？当不了塔尖儿怎么办？家长们不仅自己痛苦，还要捎带上孩子，非要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孩子们呢？也只能认为：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
像李远这样，仅仅因为考试成绩就自杀的事件已经出现好几起了。孩子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否定自己——我笨，我不行。
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的，难道就是为了让大多数孩子最后否定自己？我们以损失“大多数”孩子的心灵健康为代价，究竟是为了什么？
南京市鼓楼区教委曾对329名四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做过一项题为“我害怕……”的调查，您猜孩子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依次是：考试、父母、坏人和老鼠。害怕考试，是因为它导致孩子们否定自己，在内心里折磨自己；害怕父母，则是因为只要分数达不到要求，回家就面临着“皮带炒肉丝”，会出现“男女混合双打”！
所以有人说，应试教育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了物，当成了家长和学校实现自己利益和愿望的装知识的器物！因而，我们的教育变得有“形”无“神”，有“器”无“灵”！这种教育得到的是数量、是学历、是无用知识的堆积；然而缺的却是作为人所特有的精神、灵性、神韵和气质！
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是一条生产线，用统一的教材生产同一种产品，用同一种检验方式——考试来选拔。您瞧瞧，把个性不同、资质不同、性格各异的孩子们用同一方式扭曲之后，再用统一的标准筛选，结果呢？必然是大多数被淘汰！大多数受伤害。
现在有多少孩子厌学？有人统计过，说是85％。绝大多数！他们全都朽木不可雕吗？我看未必！更可怕的是，很多孩子因此被划成了“另类”，从而使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受到伤害，于是破罐破摔，自暴自弃，从厌学到逃学，到辍学，过早流入社会。据统计，在违法犯罪的在校生中，差生占大多数，而且很多是职校、技校和中专的所谓“三校生”，打架、逃学、抽烟、“少女妈妈”多出自这里，多少孩子就这样混大了，学坏了……
部长先生，我们现在都只有一根独苗苗儿，您可能想象不到，这种自我否定对家长对孩子的心理是多么大的伤害，谁没自尊心？！
我们的孩子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啊！就为了成年人那些莫名其妙的念想：望子成龙啊，分数线哪，名校效应啊，职称啊……所有这些偏执的愿望，把他们原本鲜活的心灵给扭曲了，原本应该自然生长的本性的东西，都被压抑了，扼杀了，孩子的一生，都要为童年的这种“扭曲”付出沉重代价！我想不明白的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高考越来越像一个赌场？这几乎是人生最残酷的一次赌博，一锤子买卖，考砸了，可能就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要知道，就是技艺再高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啊！可能你苦读多年，成绩一直很好，就这一次“赌输”了，以前的一切努力就全白费了！
我有个外甥，小家伙不仅聪明，而且是个标准的好孩子，几乎可以算是中国教育最典型的“精品”了，也是我们老曲家所有人的骄傲。他活得可真不轻松，不仅承载了我妹妹妹夫，也承载了我的老爹老娘对未来的希望。这孩子特给我们老曲家争气（顺便说一下，我老爹出身贫农，祖上就没有读书人！），就是在北京海淀区这个“高考精品区”中，也是前１００名的学生，在人大附中这个所有北京中学生都向往的重点中学学了六年。巧的是，他恰恰在光绪皇帝一纸诏书，废除了科举制度整整一百年后的２００５年参加高考。
然而，最戏剧性的一幕是：所有人都认为他能考上清华大学。他一模、二模的成绩都很好，比往年的清华录取分数线要高上４０多分，上清华，还不是稳拿把掐呀！
——唉，这个清华梦啊！
高考成绩下来了，他考了６１２分，比清华录取线低了３分！就是这一次考试，就是这３分，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得知分数的那天晚上，他给从小把他带大的姥爷（我的老父亲）打电话，没说两句就泣不成声。我那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这个在日本人监狱里被严刑拷打时，都没掉过眼泪的老八路，也哭得凄凄惨惨。我的妹夫说，那一天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全家都傻了，特别绝望，我那小外甥几乎不吃不喝地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这个让我们全家恨得咬牙切齿的家伙，偏偏就这么自信！自以为上清华有把握，所有的志愿报的都是清华！这下可好了，连学都没得上了！难道就变了无业青年不成？
在这次高考中，他的几门成绩都是高分，按理说他不应该失误的。可这３分差在哪儿呢？就差在作文这个没有特定标准、更具有随意性的考试上，不知哪位教师随意写下了一个数字（他凭什么写下这个数字，我们连追问的权利都没有！），就给这孩子的一生带来改变，就给我们全家带来那么深切的痛苦。部长先生，这会儿，我真巴不得是您的什么亲戚——哪怕是您二姨的侄孙女都行，只要给我们一个机会，问问孩子的作文凭什么给这个分数！
瞧瞧，这就是高考！
寒窗苦读１２年啊，这孩子从没有痛痛快快地玩过一天，一直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学习，连七情六欲都丧失了，每天十几个小时陷在各种题海中，就为这一次。到头来，竟成了无业青年？
别人提醒我妹妹：复读吧。也是，再熬它一年吧，不过，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熬，是妹妹全家都要跟着熬一年。我看着满头白发的老父亲，忧虑地想：要是这孩子明年作文再没考好……年近九旬的老父亲，受得了这刺激吗？
就在我们全家为这一老一小分外担忧的时候，香港一所大学向我的小外甥发来了录取通知书。香港的许多大学就在这一年，揽走了北京不少未能考上第一志愿的高分考生！香港大学不仅没有为我的外甥没报第一志愿而放弃他，还给了他全额奖学金！
我妹夫感慨地说：“我真是感到了香港大学的……仁义！”他想了半天，才找到这么个词儿来表达他的感慨！
孩子到香港上学以后，我妹夫整理他用过的书，感叹到：“真是太多了，这些书对他的未来一点用处也没有！就是为了这一次的考试。而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就决定一个人的终生！在今天，教育没有考试肯定不行，可这一次考试，就能使很多人改变一生的命运，使他们１２年的苦读付之东流。别说３分了，就是１分之差，就可能让孩子落到没学上的地步！这孩子上学这１２年，每天接受教师的教诲就是：你们要学会解题，怎么适应考试。我们所有人都为高考活着，可真正经历这一切后，就觉得像一场梦，劳民伤财，毫无意义，就为这一次，搭上我们十几年最美好的时光。”
其实，我们家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个高考家庭中的一个，且因为香港大学的意外录取终未酿成悲剧。然而，每年有多少孩子苦学多年之后，却为这一次考试失误而付出沉重代价？清华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孙复初这样评价考试：“标准化考试是一杆‘假秤’，无法‘称’出学生真实的才能和能力，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不公正。”
这杆假秤，折腾我们多少年了！就因为是“一锤子买卖”，所以不需要真才实学，只需要考试技巧！我们难道真相信在“学校”这个特殊工厂生产出的考试机器，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吗？都能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