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后如何投标报价:别样重庆

《瞭望》：别样重庆

重庆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激发着重庆人的精、气、神。当外界对这个地区的吸引力、感染力建立起良好直觉反应的时候，当这个地方的民众对所在地的发展认同感与忠诚度被呼唤凝聚起来的时候，当这个地方的实践折射出这个地方管理者的智慧与情怀的时候，就会释放出锻造这个地方美好愿景的巨大能量，所有的力量都会朝着正向生长，受益的将是生活在这个地方城乡的每一个人。

《瞭望》文章：别样重庆

重庆，位于大西南的这个直辖市，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截然不同，农村面积有8万平方公里，比这三个直辖市拢在一起还大一倍单是40个区县中国家和省级贫困县就有18个。

“大西南”、“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等等，一切与“落后”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特征，注定了重庆这个名分上的正省级直辖市，无论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相比，还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在发展的先天条件上，绝无优越可言。

应当说，重庆几乎汇集了占中国绝大面积的中西部地区现阶段的特征。客观上看，这类地区的发展本就不易，要实现科学发展自然难上加难。

当中央义无反顾地作出科学发展、增长转型的重大方略之后，这类地区在重新确立发展主轴与维度，包括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发展的路径及整体增长方式等方面，无疑面对着一个更为艰难的抉择：是“抓紧补足”粗放发展阶段——获取原始积累与现实利益？还是“坚定跨越”——两步并一步直接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从去年开始，从兴动全城的“唱红”，到震动全国的“打黑”，舆论的报道给了外界对重庆这样一个印象：这座七十年前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如今“红”得耀眼。

夹带着舆论传递的弦音，更带着全国共同的命题，我们来到重庆，一番实地考察后却发现，这一“红”一“黑”，远远不能包罗重庆现实放射出的光谱，舆论聚集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不经意地模糊了这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静悄悄的变革：

当中西部地区苦思冥想拼抢沿海产业转移承接地、却受到东南亚地区优势竞争夹击之时，重庆一举引进一条巨大的IT产业链，一个以外销为主、年产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产值2000多亿元的IT业集群神奇般地在这里崛起；

当“国退民进”、“国进民退”轮番为舆论热烈争议之时，重庆的国有资产6年时间持续增加6倍，与此同时的民营经济以更猛增速发展；

当中央一再表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全国大城市居民备受高房价之困时，重庆市民仍能以6到7年左右的家庭收入买得起一套比较像样的住房，30%的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则将在政府提供的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庞大计划中获得保障；

当许多地方在城乡统筹方面踌躇难前的时候，重庆在3月底召开的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公布：到2012年，让300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7%提升到60%，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涉及全市80%农村贫困人口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同步启动；

当在全球金融危机撞击之下、全国为“保八”艰难努力之时，重庆的GDP以15%左右的增速向前挺进。

……

重庆，本可以有“充分理由”沿着那些先富起来地区走过的脚印复制前行。然而，他们选择了超越，一个个不安于“落后”、悄然而又果敢的大动作，切中的是全国命题，显示出推进跨越式转轨的信念、勇气与智慧、办法。“森林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宜居重庆”，拨动着社会脉搏，推动着民生建设，拉动着内需消费，勾勒出一条带有本质性转变的轨迹。贴近观察，放眼全国，极目长远，让人体悟到一个别样的重庆。

近日，本刊记者走进重庆民众中间，听他们讲述重庆的新故事，体味他们的心想、心境、心气；拜访重庆参与这些变革的决策者、执行者；约请来自国内权威研究机构和重庆相关专家举行会议共同研讨。市长黄奇帆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与瞭望周刊社总编辑一行交谈，详解重庆数个突破之举的内情，大家未吃晚饭，中途以一碗汤圆充饥。

当本刊记者梳理报道脉络的时候，有四条线索显得相当清晰：

一是科学发展不是标签。“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推进城乡统筹等等，绝不能当成套话、口号。必须要以改革创新的思维，将其变成具体的推进措施”。市委书记薄熙来反复强调的这句话，提示人们没有扭住科学发展总方向的改革创新具体措施，就等于把科学发展“架空”，使其成为一个贴在旧发展模式、旧发展品质上的一个标签。

二是科学发展要统筹和系统推进。相对以往以GDP增长为单一目标的旧发展模式，科学发展的目标显然是多维度的集束目标群。这就决定了在向科学发展转轨上，要有大设计、大系统、大建设的考量，并有整体契合式的切入与推进，想凭借“一招鲜”、“小伎俩”是难以奏效的。“五个重庆”建设的方略，单独看起来并不出类拔萃，值得称道的是它们之间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推动。

三是待发达地区有可能在推进科学发展转轨中赢得先机。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个内陆待发达城市在转型发展方式上的一举一动，正是因为在这个区位、资源、经济实力等元素并不具备优势条件的区域，其在求得科学发展上的创新探索，其些许成功，都可能对同类地区乃至全国产生非同一般的、可借鉴的“溢出价值”。这样的区域能够“转轨”、“入轨”，人们就会对求解全国的科学发展命题，增添更多的勇气与信心。

四是一个社会要有积极向上的精、气、神。暂时的发展滞后并不可怕，而精、气、神的乏力，却会伤及现实和长远。在推动科学发展上更是如此。薄熙来反复告诫重庆的干部，“一个国家要有价值观，如果缺失，就会使发展失去动力、失去社会凝聚力。”他说，“重庆之所以谈‘唱红’，是因为我们总结中国的价值观后，发现一不能照搬西方的价值观，二不能完全照搬孔孟之道，三不能搞极左的一套。‘唱红’的红就是指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共产党红的根本。我们搞‘唱读讲传’，目的就是要在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经典和共产党红色传统的基础上，树立起我们自己的现代价值观。”

重庆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激发着重庆人的精、气、神。这实际是在积蓄持续发展的软实力动能。多少例子已经证明，当外界对这个地区的吸引力、感染力建立起良好直觉反应的时候，当这个地方的民众对所在地的发展认同感与忠诚度被呼唤凝聚起来的时候，当这个地方的实践折射出这个地方管理者的智慧与情怀的时候，就会释放出锻造这个地方美好愿景的巨大能量，所有的力量都会朝着正向生长，受益的将是生活在这个地方城乡的每一个人。(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磊汤耀国)

《瞭望》文章：转型中国的重庆突破

“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张桂林汤耀国

“共产党人说话是说话算数，一定要说到做到。”

200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赴重庆任市委书记半年后，提出了建设“五大重庆”的目标。2009年9月，他又在全市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作出上述坚定表态。

薄熙来说，“‘五个重庆’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本地化。”他不止一次谈到，对待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当成套话、口号，要以改革创新的思维将其变成具体的推进措施。

五个重庆：搭建经济与民生协调并进的发展转型模式

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的战略，在2008年7月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获得通过。

经济建设与民生建设，从全国来看还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在待发达地区则是一条腿短、一条腿更短。在这种情况下，类似重庆这样的待发达地区，究竟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否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的转轨发展？重庆在严肃的思考后走出解题的第一步。

这是一个突出科学发展主线的多维度契合转轨的“战略措施包”。薄熙来认为，“五个重庆”是全面推进重庆科学发展的重要载体，既是经济建设，也是重要的民生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接近20个月的实践，这个“战略措施包”带给重庆怎样的变化？或是重庆人对能预见的未来有了怎样的希望？

重庆相关部门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全市在“五个重庆”上的投资额是2050亿元，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0%，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个百分点。这让重庆在全球金融危机撞击之下、全国为“保八”艰难努力之时，实现了GDP增长15%左右的增速。单是“森林重庆”建设就用工5000万个，有20多亿投资直接转化为群众的收入。

按薄熙来的直白的说法，“宜居重庆就是让百姓住得舒服，而且买得起房。”重庆计划到2010年，完成主城区剩余的400万平方米危旧房拆迁改造，建成廉租房220万平方米。今年还启动了庞大的公租房计划，未来10年，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以一揽子解决30%左右的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这让生活在重庆的低收入群体，看到了实现“住有所居”的希望。

“畅通重庆就要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道路建设在不断推进，到2010年底，可新增通车里程288公里。2012年，再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大运力的高速铁路网和完善的市内轻轨网，实现“半小时主城”、“4小时重庆”、“6小时周边”、“8小时出海”目标。

“平安重庆就是增强老百姓的安全感。”公检法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是，截至今年1月底，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3330人，冻结、扣押、查封涉案资产21.8亿元。各类安全死亡事故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0.1%、2.7%，其中较大事故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36.7%、38.8%。

“森林重庆就是让老百姓多吸氧。”一年多来，重庆造林798万亩，比前10年的总和还多出12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5%。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对这一成绩还不满足，“作为一个大山区，这远远不够。按熙来书记的话，各个山头都要毛茸茸的，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建设森林重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护三峡水库的水环境，打造长江上游绿色屏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说，当前中国需要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从生态赤字经济向生态盈余经济转型，“森林重庆”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具体体现，其绿色发展经济可以为各地区所分享。

“健康重庆就是让孩子长得壮、老人长寿、全民活得健康。”去年全年投入106.8亿元，其中医疗卫生方面85.4亿元，体育方面21.4亿元。完成734个基层医疗设施改扩建项目，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提前2年实现国家规划目标。

胡鞍钢说，“五个重庆”建设，可称之为特大型城市科学发展理念的嬗变。他认为，“森林重庆”侧重环境，“畅通重庆”侧重效率，“宜居重庆”侧重舒适，“平安重庆”侧重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健康重庆”就是讲人本身。“这些目标，都是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理想境界，既突出了发展是第一要务，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

跟踪观察重庆社会发展变革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说，“五个重庆”一个个都实实在在，结合起来就是科学发展，而且丰富多彩，全部实现以后，会给重庆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五个重庆’将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主任贡森的评估是，“‘五个重庆’既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环境，又有强烈的关注民生，是待发达地区的好经验。”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说：“如果说按照重庆的设想，‘五个重庆’能够实现的话，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就看得到了。”

平安重庆：

公共安全供给的制度平台

对重庆的城乡百姓来言，近两年一个明显的切身感受是：生活更加安全。

事实上，在“五个重庆”中，平安重庆是特别值得书写的，“打黑除恶”也最为外界关注。薄熙来说，一个地方要实现科学发展，有大出息，必须走正道，维护公平正义，把“流氓经济”、“无赖经济”彻底清理掉，营造科学、民主、法制的发展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

进入21世纪，全球公共安全保障受到了巨大挑战。从美国的“9•11”到伦敦的地铁爆炸，再到最近莫斯科的地铁爆炸事件，都说明了全球公共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就我国来说，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经济利益矛盾日趋复杂，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矛盾的危害及影响力也会借英特网急剧发酵增大。社会矛盾和官民矛盾、黑社会势力和政治保护伞相互交织。要有效应对转型给社会公共安全带来的压力、正确处理这个阶段的各种矛盾，提供公共安全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重庆去年夏季以来震动全国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抓获了涉黑涉恶人员3330人，立案侦办涉黑团伙62个1265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733起。尤其过去一直没破的1000多起命案，一年之内破了560起，积累的众多重伤害案件破了一大批。再加上一个“大下访”，一年之内党政配合，政府出钱，投入40多亿元，把过去10年涉及上访的85000件事情“一遭解决”，牵涉到的人口近200万人，双解职工就有几十万。这让重庆人看到了贴近人心的平安重庆的希望。

平安重庆的意义已非以前运动式的“除黑除恶”所能概括，更有意义的是重庆在公共安全供给制度建设上的创新努力。

重庆市将公共安全保障纳入了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优先安排高额预算内资金，保证公共安全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向市民和外来投资者提供。他们将公共安全支出界定为公共预算财政预算安排的优先领域之一，共安排财政预算资金155.2亿元，为平安重庆建设提供财政支持，用于信息化建设、装备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利用预算的刚性，来保证公共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能够源源不断、高质量地生产。”胡鞍钢说：公共安全本身是一种公共服务，之所以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突出问题，就是人民除了他们的人均收入作为私人消费需求以外，一定需要公共安全服务作为保障。

为让党委和政府真正负起把公共安全供给理念落到实处的责任，重庆市政府与各区县、市级部门签订平安建设责任书，建立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市委、市政府还出台了平安重庆建设工作考核办法。

平安重庆建设从部门工作升级到“党政工程”的转变，等于党委政府自己给自己套上“紧箍咒”，而群众就是唐僧，群众不安全了，党委政府就要头疼，就要难受。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说，“平安重庆建设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结合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对公共安全的定义，重庆市将老百姓最关注的社会安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五大安全”和法制环境、执法队伍“两大建设”等包涵进了平安建设的指标体系，指标中还包括群众安全感指数、民间纠纷调解成功率、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等等，平安重庆的指标体系不断充实完成起来，而且力求“可定量、可评估”。

没有先进完备的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就是纸上谈兵。重庆适应这一趋势，为平安重庆的建设创造硬件基础。全市有了集报案受理、查询监督于一体的城镇街头“阳光警务服务平台”终端机3083台，设立起了农村报警电话服务网点和开通手机短信报警服务平台，群众报警更加方便。公安部门告诉记者，目前重庆主城区接警后10分钟内就能到达现场处置。重庆还在城镇的每个社区、农村，按每5000人左右建立一个警务室，实现一区一警或一区多警，提高群众见警率。

重庆市推出了交巡警合一改革，被重庆市长黄奇帆戏称为“商鞅变法”。他们说，此举借鉴了美国、香港等的警务模式，交巡警由过去的单一职能转变为复合型职能警种，集刑事、治安、交通执法管理于一身，市区已经建立起150个交巡警平台，该模式2010年2月7日正式启动，截至3月20日，主城11区刑事案件同比下降41%，主城区21年来首次出现街头“两抢”案件“零发案”。

这让专家有了这样的期望：重庆在平安建设方面的探索，或可为建设平安中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统筹城乡：

西部待发达地区社会改革的试验场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难题、大课题，国家当然希望通过一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地区进行定向的改革探索。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同意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与中央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设立的特区相比，重庆这个“试验区”无疑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特殊的历史使命。薄熙来说，如果重庆主城越来越漂亮，城市人越来越富裕，但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几十年山河依旧，就会形成巨大反差，就不是城乡统筹。因此，他提出了要做好山的文章，通过贯彻中央林权改革，释放贫困山区生产力，把荒山变成“秀山、宝山”，让渝东南、渝东北老百姓致富。

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不仅具有西部的特性，也有很多的独特性，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叠加。重庆市委、市政府意识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成败在改革，而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

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以前重庆的区域发展差距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不均衡。重庆着力改变过去向城市倾斜的公共产品提供模式，力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等化。

比如在教育上，下狠心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442.9万平方米的中小学D级危房被全部消除；县镇、农村中小学教职工按同一标准编制，农村边远地区补充教师1万多名，对19万余名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全员培训。

户籍制度是城乡统筹的核心问题。重庆已经确立了“架设城乡户籍通道，建立城乡统筹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总目标。两年来，全市净增城镇居民72万余人；全市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总数64.9万余人。今年再度明确户籍改革分两个阶段推进，到2020年，将实现1000万农村人群转户目标，力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

既有户籍壁垒难破，源于绑架在其身上的不同利益，尤其是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推进户改、加速农转非的同时，重庆通过均衡的资源供给，拉平城乡社保水平。2008年，重庆全面推行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待遇水平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大致接近，并从制度上解决了转移接续问题。又如，整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逐步打破城乡界限和户籍界限。此外，还在国家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基础上，于2009年探索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15个区县开展了试点。

胡鞍钢认为，作为与京津沪不同的“大农村”直辖市，重庆要为巨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既是重庆巨大的发展挑战，也是巨大的发展机遇。“重庆不仅要解决这一社会转型的基本问题，还要为西部乃至全国提供发展示范经验”。

民本社会：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创新

今年2月，在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第一次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竹立家教授认为，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民本社会，是中国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其核心就是追求公平正义，“让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五个重庆也好，统筹发展也好，最根本的就是建设民本社会。

重庆财政对民生倾斜的程度，令许多观察人士咋舌。2009年全市财政民生支出682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达51.7%，创历史最高纪录。这已是连续第三年，民生支出占到总支出的半数以上。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伟详细解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去年初重庆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增收压力巨大，但全年仍然保障教育支出增长26.7%，社保支出增长33.5%，稳定就业支出增长23.3%，公共卫生支出增长48.8%，扶贫帮困支出增长36%。

鉴于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地区涵盖全市50%农村人口、80%贫困人口，是城乡统筹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今年初，重庆启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预计未来三年，财政性总投入近100亿元。同时，重庆将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投向农村，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薄熙来曾这样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的举措，彰显的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政治意愿与坚强决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主任贡森告诉本刊记者，对民生财政的倾力投入，以及体制机制保障，这一系列探索，贯穿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全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黄奇帆说，重庆之所以能做大“民生财政”，一方面得益于重庆国资每年上缴国资收益，为政府增加公共服务腾出了财力空间；另一方面还在于不断创新财政资金筹措方式、拓宽筹措渠道，探索将基金和非税收入等用于民生。

去年，重庆市着手解决近百万征地农转非人员的养老保险缺失问题。经测算，征地农转非人员全部参保，需财政补贴124亿元，按中央“每年可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6%”的政策，筹集这笔资金至少需要20年。因此，重庆市政府决定额外开征“征地统筹费”，预计5到8年就能够把这部分资金筹集到位。

有了财政的强力支持，重庆目前已有90万征地农转非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33万人已开始领取养老保险。

“唱读讲传”、“三项制度”、“结穷亲”：捡起为人民服务的创党理念

有专家这样说，“未来30年，中国要搞出一个让人民幸福、尊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核心的价值观支撑。”

2008年底，重庆市委宣传部曾向全市干部群众发放11万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部分人理想信念缺失，价值观错位，有31.92%的人出现非马克思主义倾向，13.67%的人对共产党长期执政持不拥护和无所谓态度，有14.48%的人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不拥护和无所谓态度，有20.13%的人推崇享乐主义，有14.13%的人推崇拜金主义。

重庆市委高层认为，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不仅发展没有动力，而且会失去方向，“必须用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2009年6月，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五次全委会，薄熙来的讲话题目是《唱响主旋律凝聚精气神以社会主义文化促进重庆大发展》的讲话，其中把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作为要办好的九件实事之首。

这一活动，被一些媒体简化为“唱红”，并引发了外界的议论。对此，薄熙来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重庆的‘唱红’是搞左的一套，不能这么认为。实际上，‘红’讲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共产党当时建党的本意。共产党成立就是要为老百姓服务。所以，‘唱红’这个概念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今天中央倡导的以人为本，其实是一脉相承。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物质，而且需要精神，需要有精神追求。中华民族这么一个伟大的民族，总不能去追求、模仿哪一个民族，去COPY人家的精神追求。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总得有中国精神。唱读讲传，就是想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整过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让经济实力大增，她的文化也应该是站得住脚的。所以，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化，一个是共产党的文化，这两个文化我们要弘扬，这就叫唱红。”

联想到薄熙来多次谈到的“一个社会要有精气神”的说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在重庆调研后说：“唱读讲传实际上是增强软实力的一个成功探索，是个创举。”

与“唱读讲传”同步的是，重庆在党的建设上推出了“三项制度”。“三项制度”是指党支部书记定期接访、委员按期走访和办理并定期反馈。实施1年多来，接访群众368万人，走访群众996万户，收到群众反映问题275万件，帮助解决209万件群众的烦心事、困难事，群众满意度为96.1%。薄熙来说，一个人，整天坐着不动，毛细血管就会栓塞，手脚麻木；我们也一样，如果大家都浮在上边，不跑农家地头，远离基层，脱离群众，就要出“大毛病”。

与此同时，重庆在党员干部中间推出的“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三项活动。两年间，在中央统一部署的“大走访”的基础上，重庆组织20万名干部“大下访”，配套投入48.8亿元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共解决各类信访问题8.5万余件，加上“大下访”，一共解决了1.8万个“积案”，其中80%是该解决而过去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直接受益群众近200万人。

“三进三同”则是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下去以后的同志，不管是来自城市的或者是原来从农村出来的，下去以后回来的感觉都不一样。”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说，“政权机关对人民有了感情，有助于决策真正从实践中来。”

“结穷亲”活动开展以来，20万名干部职工与近50万户贫困户结了“亲”，帮扶的钱物2.2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目16万个，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问题29万个。

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说：“‘大下访’、‘三进三同’，本质上是针对人民群众，尤其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以后，生活仍然比较贫困、话语权比较微弱、积累的矛盾在他们身上仍然比较尖锐的居民，实实在在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重庆捡起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创党理念。”纪硕鸣这样评价。

经过30年多的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向科学发展的转型，不仅是经济体制或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且还是建立在经济转型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这对下一个30年的发展来说是十分重大的课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正在进行时的重庆实践，其意义在于他们用创新的理念开辟着转型的路径、建设着转型的载体。

《瞭望》文章：成规模建公租房：变革住房供给制度

“住不起房子，还叫什么宜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健朱薇徐旭忠

今年春天，重庆抛出一个让全国震动的“民生住房账本”：未来10年，重庆市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房，以求一揽子解决30%左右的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按计划，今年开建500万平方米，3年时间内完成2000万平方米。

这让生活在重庆的低收入群体，看到了“住有所居”的希望。

这一住房新政，从提出到实施仅用了两个多月。去年12月20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建设“宜居重庆”，就要把解决住房保障作为一个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宜居重庆，绝不只是高收入者的宜居，也要是低收入者的宜居，“住不起房子，还叫什么宜居？”他还说，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子，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重庆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

经过密集调研和筹划，今年2月19日，市长黄奇帆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细化公租房计划。

作为省部级高官，黄奇帆去年以来与普通民众一道，公开指责地价推高房价，“地方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颠狂房价与“蜗居”人群

公租房计划在重庆的出台，恰逢房价在全国成为众矢之的之时。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主要实行公房配置，住房供应严重短缺。之后通过商品化、市场化改革，部分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但房价过快上涨，导致相当部分中低收入群众无力购房。

“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电视剧《蜗居》的热播，折射大都市“房奴”的辛酸苦辣。

今春全国两会，从土地垄断供给、收费过多、房地产暴利、土地财政等诸多侧面，代表委员痛批“高房价”，认为快速升高的房价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损害百姓利益，需要充分考虑“民生性”。

而全国两会刚一结束，3月15日一天之内，北京便又诞生3个新“地王”，随后北京房价的高歌猛进，成交均价迅速突破每平方米2.5万元。目前全国不少一线城市的房价仍在“高骂”中蹿升。

“如果房价太高，普通百姓辛苦几十年，还住不上一套像样的房子，那怎么行？！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当然要为人民群众把基本住房解决好。”回到重庆传达全国两会精神，薄熙来说出了一席极富感性的话。

“一定要转变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黄奇帆说，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他认为，尽管近年来，我国住房制度设计上也部分填补了保障房的空缺，主要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但实践中，现有经济适用房政策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和腐败问题，而且廉租房针对的是“低保群众”，一般只占当地城市居民的3%左右，90%以上的群众还只能靠购买商品房一条路解决住房问题。

“一个社会总有30%左右的低收入群体基本买不起房，努力保障他们的住房需求，是政府的责任所在。”黄奇帆说，建设公租房是大势所趋。他认为，住房供给体系的合理结构，应该是30%为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70%是市场主导的商品房。

重庆市决定把住房供应比例调控在1:6:3左右，即10%高收入人群购买高档商品住房；60%中等收入家庭，6.5年的家庭收入能购买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30%低收入群体通过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予以解决，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双轨运行的城市住房供给体系。

“夹心层”得到“全覆盖”

推出公租房计划之前，像许多其他城市一样，重庆市已有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农民工公寓5种保障房，覆盖了城市原住民和农民工。

黄奇帆说，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新就业人群等“社会夹心层”群众，被排除在现有的住房体制之外，他们既享受不到保障房，短时期内也买不起商品房，这部分人群占住房需求总人数的30%。

“这部分人中有不少是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也是将来最有可能成长为中产阶级的群体，高房价过度透支他们的未来收入，也会制约他们的发展前景。”黄奇帆说。

重庆把公租房定义为：在住房市场化大背景下，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套型面积和提供优惠租赁价格，由国有企业持有产权，面向在本市就业的无住房人员或住房困难家庭租赁的房屋。其指向的重点就是解决“夹心层”人群的住房，与前5种保障方式相叠加，形成“1＋5”保障性住房体系，力争实现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全覆盖”。

公租房由政府出钱建设，低价租给中低收入者。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局长张定宇说，只要年满18周岁，在重庆主城区具有稳定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本市无房户或住房面积低于城市住房保障标准的城乡居民、具有租金支付能力的都纳入申请范围，不设户籍限制，打破了城乡和内外差别，租金价格控制在市场租金价的60%以内，收取的租金主要用于兑付建房款利息，租赁期最长为5年。

今年2月28日，位于重庆北部新区鸳鸯组团的公共租赁房聚居区——“民心佳苑”正式开工建设，这是重庆首个开工建设的公共租赁房聚居区，新建小区为高层电梯房，户型在80平方米以下，主力户型为50平方米至60平方米，将容纳住户1.2万户至1.5万户。

听说公租房开建的消息，让毕业3年仍租房住的李丹蕾十分高兴。

3年前，她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工作，月收入不到3000元。“工作3年只攒了五六万块钱，这点钱即使在主城区买套小户型的房子，靠我一个人还不够按揭首付款。”她拿着自已的工资卡说，如果租房，显然租政府修建的公租房要划算。目前，她与同事在新牌坊一带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租金每月1300元，如租公租房，同样的房子只需约一半租金。

会是新“贫民窑”吗？

大体量地建设公租房，会不会出现“贫民窟”？如何防止租客的“赖租”行为？会否出现新的腐败问题？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外界的疑虑，重庆市设计了一套公租房建设的营运方式。

本刊记者在已开建的首个公共租赁房聚居区——“民心佳苑”小区规划图上看到，这里有运动场地、超市、水体、小学、幼儿园及中心景观绿地，配套设施较为齐全，在主城区算得上是中等偏上的楼盘，并由专业物业公司实施现代化管理。小区距即将通车的轻轨500米左右，交通相当方便。

重庆市规划局副局长邱建林告知，重庆市将在主城区一、二环线之间规划的21个聚居区中布局21个公租房建设点，公租房均分布在轻轨沿线或交通、环境、配套等条件较好的地区，平均容积率控制在3.8。

承建首批公租房建设的重庆地产集团总经理蒙毅介绍，重庆公租房完全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建设，同时与商业楼盘实行“混搭”，配套同样的学校、医院、商场、健身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场地。

重庆市社科院孙元明研究员认为，在整体规划中将公租房住户与商品房住户完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均衡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会造成不同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不会形成新的城市“贫民窟”。

会出现“赖租”吗？

为防止租客的“赖租”行为，重庆也未雨绸缪，设计了公租房退出机制：按每套35~80平方米设计建设，这让收入增至高收入群体者会为改善居住条件自动选择搬离；对承租人实行年度收入申报核实制度，租赁期一般为5年，期满退出；由于收入提高和自购房等原因不再符合条件的，政府收回保障性租赁房，再租给其他符合条件的对象；承租人不得转租、出租或改变房屋使用性质，一旦违规，将取消租赁资格；空置6个月以上不住，或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住房的，也必须退出；拒不退出的将计入个人信用档案，并依法强制退出。

张定宇介绍说，公租房租客住满5年后，可以成本价＋银行利息购买自住(其中成本价是指土地成本、建安成本等综合成本，并交纳部分税费)，购房时可选择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后，不再支付租金；分期付款时，未付款面积按照规定缴纳租金。

同时，重庆明确规定，公租房不得上市交易，购买人如需要转让，由政府回购，回购价格为原销售价格加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息，不会随房价的上涨而上涨。管住公租房上市交易是规避制度漏洞的一个关键，退出的住房将保持在保障性住房系统之内循环。“管住了公租房上市交易的闸门，没有利润可图，就很难发生腐败问题。”黄奇帆说，“公租保障房绝不能搞成私有的、没几年就可上市的所谓保障房，否则公租保障房就失去本来的意义，就会成为国家财富流失和为灰色收益创造条件的无底洞。”

据了解，为管理好公租房，重庆市将组建一个副局级单位——公租房管理局，作为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的二级局，专门负责主城九区公共租赁房的管理。

如此庞大公租房的运营，肯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专家就建议，重庆负责公共租赁房管理的部门，应加强与银行、劳动保障、税务、交通、公安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加快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多渠道核实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甄别出真正符合条件的申请者。

“小账”与“大账”

对大规模的公租房计划，重庆市内与外界都有人担心：地方财力是否可以承受，“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撑，公共租赁房模式能否长期持续下去？”

对此，黄奇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主城建设2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约需3万亩土地，土地出让金等政府减收近500亿元。此外，公租房建设成本约需500亿元，总体算来，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需成本1000亿元。这些房产是不动产，收取房租，存在现金流，不会形成坏账。有了源源不断的租金收入，这块房产不但可以升值，还可以用来抵押融资。

在筹资方面，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介绍，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并不是用政府的欠债来筹集资金，而是依赖国有资本发挥“第三财政”的作用。公租房的先期试点由重庆市地产集团为建设主体，以后会扩展至重庆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主体拥有所建租赁房的完全产权，享有升值收益，但无房屋定价权和转让权。

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周天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开工的5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投资总额约150亿元，计划先期筹措并投入资金70亿元，其中市财政安排土地出让收入5亿元，由于廉租住房与公共租赁房一体，重庆将把国家对廉租住房的补贴集中放在里面，计有5亿元；此外，重庆市地产集团将用它的国资预算以及融资能力，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30亿元，争取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贷款30亿元，共计60亿元。

重庆市多名相关负责人认为，建设公租房，虽然在土地出让金、财政投入等方面，从短期账面看“吃亏”，但是政府眼光看得更远一些，主动放弃卖地生财的小账，在投资环境、民生工程方面多投入，藏富于民，为民生财，一座城市就会有可持续发展的永续动力与勃勃生机。这才是一笔可持续发展的“大账”。

黄奇帆说，按照重庆市发展规划，十年之内，市区将增加人口400万，假定有20万人是投资者，人均投资是100万元，可以增加产业性资金投入2000亿元；假定20万家企业年平均营业额400万元，全年总产值就高达8000亿元，而营业税则可达到500亿元；另外，400万人就业，按年收入4万元计算，拉动消费达1000多亿元。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专家唐路元谈到，过去几年，房价飙升，逼走了众多就业者，自然也逼走了众多创业者。重庆大规模推出公租房，能够解决就业者的居住问题，相当于改善投资环境，可吸引更多企业来渝投资，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可能远远超过在公租房方面的支出。

《瞭望》文章：公租房对市场影响几何

近年来，高地价、高房价被许多专家认为是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癌症”。而以前调控房地产的手段多在挤压需求方面着力，如收缩信贷、土地等，但需求是刚性的，一旦信贷、土地政策松动，房地产市场又陷入新一轮的涨价。

重庆覆盖30%中低收入人群的公租房计划，提供了另一个遏制高房价的思路：扩大平抑房价的供给，让政府有了一个调控房价的“稳定器”、调控房市供求的“缓冲器”。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张定宇表示，公共租赁房增加了住房供应类型，有利于调控房屋市场出租价格，抑制部分投资性购房需求，同时间接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重庆大学建设与房地产管理学院院长任宏认为，大量的公共租赁房上市，会把“夹心层”人群吸引过去，还会有利于引导更多的人转变住房观念，觉得“租房比硬着头皮买房生活得更好”。如此一来，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就会减少，有利于稳定房价。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租赁房的租金是市场价的60%，一旦面市，其周边商品房的租金势必受影响，会刺激投资者形成看跌的心理预期。

也有人认为公租房对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影响有限。重庆朵力房地产公司董事长黎伟表示，2009年，重庆市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600万平方米。从短期看，每年推出20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占市场住房供应总量的比例不大；同时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家庭仅有小部分可能在当年进入市场购房，而公共租赁住房原则上“只租不售”，同时当公共租赁房住户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照样会放弃公共租赁房去购买商品房，因此对商品房销售市场的直接影响有限。

事实上，公租房对房地产投机者的影响已初见端倪。重庆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的置业顾问向记者透露，政府大规模修建公租房消息传出后，重庆二手房市场很快就有了反应。近一段时间，陆续有投资客出售原本用于出租的房子，这些房子大部分位于政府规划的公租房附近。

(文/刘健朱薇徐旭忠)

《瞭望》文章：对飞涨的房价真的无能为力吗？

即使没有公租房计划，重庆此前的房价相比之下也并不高。近年来，重庆经济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房价则保持平稳态势。在西部地区，重庆的平均房价低于成都、贵阳、西安等城市。

薄熙来等重庆市领导多次承诺，要让普通双职工家庭6至7年的家庭收入可以买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2009年底，重庆主城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4179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与商品房均价之比约是5.92:1。

去年底以来，中央政府一再强调要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之势，但全国房价一年增长了约30%。

地方政府在调控飞涨的房价方面真的无能为力吗？许多专家在重庆通过调研后认为，绝非完全如此。他们认为，重庆商品房市场保持上述平稳增长的状态，也是政府合理有效地综合运用调控手段的一个结果。

重庆市长黄奇帆介绍说，除了公租房保障外，约70%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还是要通过市场购买解决的，调控好房价当然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在管理商品房市场方面，重庆有一套“组合拳”：

一是调控好房地产开发的速度，将房地产投资始终控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5%左右。他们认为，若超过40%，就可能导致房地产业泡沫。

二是控制好商品房建设总量，按照各区县规划的城市人口数量和人均30平方米的标准，调控当地商品房建设总量。

三是保证供应量、控制土地拍卖价。土地拍卖价格控制不好必然会推升房价。重庆认为，影响土地拍卖价格的因素很多，其中的一些是政府可控的，关键是政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想推高它自然有推高的办法，想抑制它也自然有抑制的招数。重庆这几年一直把普通商品房的土地价格控制在房价的1/3之内，政府提出不要唯利是图，要在拍卖前进行调研，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通过在同一区域同时推出几块地等方式，避免地价大涨推升房价。

鉴于高端商品房价格上涨速度快，其上涨又会带动普通商品房价格普遍陡涨的状况，重庆还初步设计了对高端商品房采取分档累进征收“特别房产税”的制度，拟对城市独栋住房(别墅)和住房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且评估价值达到上年主城区商品住房平均售价3倍以上的住房产权人，征收“特别房产税”。

他们的具体考虑是：

按评估价值的70%~80%计算，计税时扣除12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拟采取分档累进税率。对独栋住房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每年征收1%；在300~500平方米之间的，每年征收1.5%；500平方米以上的，每年征收2%。对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上且评估价值达到上年主城区商品住房平均售价3~4倍的，每年征收1%；4~5倍的，每年征收1.5%；5倍以上的，每年征收2%。所征收的税收收入全部用于公租房的建设和维护。

重庆提出，这一措施涉及国家层面的财税法规和政策，需要授权才能推行。

(文/刘健朱薇徐旭忠)

《瞭望》文章：“垂直整合”：发展模式创意

“进去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让他跳起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张桂林汤耀国

“感觉非常震惊！”受邀参加本刊在重庆主办的研讨会并实地调研后，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外经所所长张燕生说道，“没有想到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重庆不仅仅是引进一些项目，而是引进一个大的产业集群。”

他看到的是重庆西永微电子园，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厂商惠普公司重庆基地就落户在这里，日前已正式投产。来自台湾的国际IT业代工巨头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也纷纷跟进，国内外上百家零部件配套企业争相落户重庆。

一个以外销为主、年产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产值2000多亿元的IT业集群，正在中国西部崛起。

张燕生认为，内陆如何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级、世界级的难题，重庆不照搬沿海，而靠创新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做法，非常值得总结。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解释其间“玄机”时，“轻描淡写”地表示：重庆卖的是一个创意。“不是简单的西部开发政策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我们几个领导的人脉或者魅力把外商引来，而是一个开放战略和开放模式的胜利。”

这个战略就是内陆开放战略，这个模式就叫做“垂直整合”。

创意先行

其实，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发生的2008年7月，薄熙来到重庆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委会上就坚定提出，要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的“314”总体部署，解决好“重庆问题”，必须扩大开放，走出一条内陆开放的新路子。

近几年随劳动力、运输等成本的推升，沿海发达地区原本“两头在外(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大进大出”的出口加工贸易模式遇到重重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这一进程。国外大厂商开始多方寻求成本相对低廉的加工贸易地，国内众多中西部地区则看到了曙光，纷纷提出要做沿海出口加工贸易转移承接地。

而实际情况却是，东南亚国家借位居沿海、物流成本较低的便利，抢走了越来越多的承接机会。

此时，重庆没有盲动。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要更新观念、打开思路、善于创新、捕捉机遇，要创造内陆型加工贸易新模式，建设我国内陆开放高地。

重庆市党政一把手薄熙来、黄奇帆分别具有涉外经济部门和沿海大城市工作的履历。不简单重复沿海地区发展之路，是重庆决策层的共识。“没有具体可行的创新措施，转变发展方式就等于口号”，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重庆决策层有意识地创新思维，寻找推进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入点。

位于中国大西南地区的重庆，距沿海一两千公里，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单是每一集装标箱的运费就要增加4000多元的成本。

重庆经信委副主任沐华平说，当时他们分析的结果是，因为内陆比沿海多出的运输距离，由此形成的物流成本，会抵消任何劳动力、土地、煤电油低成本的优势。这也是20多年来，我国已形成上万亿元的加工贸易规模中99%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很少向内陆成功转移的制约因素所在。

“内陆地区不管你有什么优势，你如果不解决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中的物流问题，任何善良的出发点都是痴心妄想。”黄奇帆说。

新创意、新模式已呼之欲出：在产业链整合创新上下功夫，实现配套物流成本最小化，改“两头在外”为“一头(原材料)在内，一头(销售)在外”。

黄奇帆还将其命名为相对理论化的“垂直整合”，加工与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基地在同一地区，而以前的沿海模式是“水平分工”，借《世界是平的》题名意思，即国际大公司做研发做设计，加工基地、零部件分布在不同地区，通过现代物流、通信的办法串起来。

“当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时候是可以这样做的，当原油变成100美元一桶的时候，你靠物流这样运输，是浪费能源，世界就不是平的了。”黄奇帆说。

分头公关

接下来是危机之中寻找具体的机会。

重庆决策层注意到IT业界提供的一个信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年均增长30%，2008年全球销量达1.6亿台，预计到2013年销量会翻一番达到3.2亿台，他们从中看到了新技术产业增长的曙光。

随即展开了深入调研，得出了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演进、面板显示屏的更新、无线上网技术的普及，笔记本电脑消费快速增长成为可能的结论。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世界几大IT巨头在新增产能落脚点上的谋划动向与决策苦恼，包括我国沿海地区笔记本电脑产能已达1亿台，而中西部地区的产能却是零的现实。

2009年初，黄奇帆率重庆市政府代表团与惠普公司展开协商谈判。此时的惠普公司正在多方进行新增产能的选址工作，他们先后考察了印度、马来西亚及我国的多个城市。

重庆拿出了产业链一体化的“垂直整合”方案，指出随着国际原油价格不断攀升，“大进大出”、“水平分工”模式所带来的能源浪费及物流成本增长正愈发明显，“在未来的IT制造业中，谁是零部件加整机的一体化基地，谁就将成为世界供应高地。”

黄奇帆介绍，所谓垂直整合，即一方面通过整机销售企业带动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进入，或者零部件生产企业延伸生产整机；另一方面切实发展本地物流产业，形成协同效应，强化地区竞争优势。具体来讲，就是做到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供应，实现“一头在内”的目标，进而最大限度降低进项物流成本。

“惠普一下就意识到重庆方案的巨大价值”。黄奇帆说，按照这个模式，把项目放在重庆，其物流成本比“水平分工”模式下的上海、广东都要低，重庆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优势，自然会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

机遇降临到了重庆：惠普决定将新增4000万台产能的项目放在重庆。

与惠普谈判后，去年2月9日，黄奇帆马不停蹄赶赴台湾，找IT代工巨头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谈。“进去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让他兴奋地跳起来。”黄奇帆说，“我对他讲，我不是来招商的，而是要给你一单生意。”富士康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但没有造一台整机。惠普有意在重庆投放巨大产能，是富士康造整机的机会。“郭台铭为造整机朝思暮想5年了，我们一拍即合。”

到8月份，重庆一边与惠普签约，一边就与富士康签约了。去年底、今年初，又分别与另外两家代工巨头英业达、广达签约。

接着，重庆官方便轻松了：几家有竞争关系的代工巨头一边争先恐后开工，一边你追我赶主动去拓展零部件供应链；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盘、鼠标等近百家配套企业则迅速跟进落渝。

据重庆市介绍，未来三四年内，这个信息产业集群将形成近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年均5000亿元到6000亿元的销售值，占重庆工业经济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进而成为重庆的第一支柱产业。至“十二五”末，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能可达到8000万台，由此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基地。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重庆此举可以说在笔记本电脑生产上“重组了世界”，形成全产业链的近距离紧密且稳固联系的IT产业聚集，不仅降低了生产企业间的配套物流成本，而且推进了加工贸易方式的转变，并给上下游企业创造了可持续投资的环境，为中西部地区推进跨越式的转型发展，开辟了一条具有启示意义的路径。

高“附加值”

事成之后，重庆市主管经济的官员才发现，“垂直整合”不仅把企业、产业链引了进来，还有更多的妙处显现。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说，沿海二三十年的“两头在外”式的加工贸易，缺陷在于把产业“微笑曲线”中附加值最高的研发与销售都留给了国外，而国内生产基地沦为了组装工厂和搬运工。

而在“垂直整合”新模式下，“越是做零部件越是技术核心”的特点，就决定了当一个基地是零部件加整机制造时，自然就会成为了核心技术的研发基地。

比如，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和液晶面板等，实际上电脑零部件的投资占总投资的70%，惠普、广达、英业达在签约时都承诺将研发中心放在重庆，由此，重庆成为了这些世界知名企业的第二研发总部。

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还在于重庆抓住了收益甚大的加工贸易结算中心。

黄奇帆介绍说，现阶段，中国大陆每年进出口总额2.5万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约为1.2万亿美元，但加工贸易的巨大好处——金融结算业务几乎全都在新加坡、香港、东京和台湾等地，结算的印花税、交易税等税收每年流失到海外的数量比加工贸易本身的收入还要多。

他说，结算中心的好处有三：一是“结税”，1.2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一年有几亿美元的税收结算；二是“结汇”，一个几百亿美元的账户一年可为银行带来几十亿元人民币的中间收入；第三是“结人”，可以提供几千乃至上万个高级会计师等“金领”岗位。

经国家批准试点，重庆在引进笔记本电脑项目时，与惠普达成协议，将其亚太结算中心放在重庆。去年10月份正式运转，今年1季度已上缴重庆4亿元的税收，预计全年可达16亿元，明年可达30多亿元。

“一头在内”还带来一个“附加值”。到重庆调研的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说，出口加工贸易是我国面临外贸摩擦的一个原因，传统的“两头在外”模式，原材料大多来自海外，国家出口退税实际上相当部分补贴到了海外来料上，等于是为国外企业补贴。而像重庆“一头在内”的模式，出口加工产品中大部分是国内企业生产的，国家出口退税的大头就补贴到自己身上，进而使创汇模式也发生了一个转变。

《瞭望》文章：“内陆开放高地”渐崛起

今年春节刚过，国内最“年轻”的综合保税区——外向型经济的关键性平台在重庆西永挂牌成立。

2006年以来，鉴于部分获批的加工贸易类保税区运行惨淡，中央政府几乎不再新批保税区。而西永综合保税区从申请到获批不过半年，且规模空前。西永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达到空前的10.3平方公里，远远超过此前设立的最大也不过三五平方公里的8个综合保税区。

对此，外界多纳闷重庆“神通”何在。黄奇帆一语道破“玄机”：“重庆是先引来了‘金凤凰’，然后量体筑‘巢’。中央正是看到重庆出口加工贸易已显现出巨大的潜力，才格外厚爱。”

这只“金凤凰”，就是引发重庆产业格局巨变的笔记本电脑项目。

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沐华平说，到“十二五”末，重庆笔记本电脑产能可达8000万台，跃居亚洲最大的电脑制造基地，这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将产生超过5000亿元的销售值，并为重庆带来年均近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额，一举改变重庆外贸依存度偏低，长期在百分之十几徘徊的尴尬局面。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所长张燕生认为，重庆的实践为内陆地区如何对外开放，闯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那就是抢占新兴产业的未来市场，创新外向型经济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内陆开放”后，薄熙来于2008年7月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指出，要力争用5年时间，将重庆建成我国内陆开放高地。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李勇介绍，重庆正逐步形成以保税区、另类金融中心、全国性要素市场为主的大开放、大开发平台。

目前，重庆已经拥有了内陆地区首个保税港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全国规划面积最大的综合保税区——西永综合保税区；建成了我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市场——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以及农畜产品交易所、药品交易所等；正在加紧建设包括各种中小企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私募基金公司、风险投资公司等在内的“另类金融中心”。

重庆还在大跨步“走出去”。去年9月，重庆组建了注册资本金达30亿元的对外经贸集团，这家集进出口贸易、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投资为一体的“巨轮”，已经成为重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综合平台，并先后促成重庆钢铁集团收购澳大利亚矿山，重庆粮油集团收购巴西土地等。

强势打造，收获效果。去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40亿美元，同比增长45%，累计引进154家世界500强企业，引进外资总量位于中西部各省区市之首。

(文/刘健朱薇徐旭忠)

《瞭望》文章：重庆国资：第三财政实践

“重庆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张桂林汤耀国

“当时重庆差点儿拖了国企全面脱困的后腿，2000年后全国整体扭亏为盈，重庆的国企还有70%严重亏损，国有资产负债率高达80%以上，其中一半是坏账。”

提及重庆国资的艰难时光，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记忆犹新，2003年市国资委组建时，总量仅17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分散在60多个企业集团，1500多个子、孙公司手中，全市国有经济领域一派“小、散、乱”的景象。

6年光景，沧海桑田。

截至今年一季度，重庆38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元，净资产超过2500亿元，负债率稳定在60%左右的合理范围，经营性国资总量由2003年的全国第十九位，跃居第四位。6年时间里，重庆国资增长了6倍。

比迅猛增长的资产更惊人的是，重庆国资凭借八大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投融资平台(俗称“八大投”)，强力整合土地等各类资源，以时间换空间，使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连年翻番，每年贡献市级财政上百亿元。

重庆的国有企业还与城市发展、政府工作紧密联系，广泛承担了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危旧房改造、公租房建设，以及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工商业海外并购平台等社会职责。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认为，重庆的国资俨然充当了政府预算内、预算外之外的“第三财政”，“在发展硬件不足、市场失误或市场信号缺损的情况下，重庆国资甚至演进成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外，为发展托底的‘第三只手’”。

薄熙来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改革最后把过去的一套彻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来，我觉得这不叫改革。也就是说，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经营模式纯而又纯的私有化的东西给拿过来，我们应该有国有的东西，而且应该从国有这个东西里边汲取它体制上的精华，发挥它机制上的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更灵活有效，在目标上应该体现为广大的民众更好地服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就是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改革的成功。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该本领更大一点，比资本主义的更优越。”

“渝富模式”

对于市属重点国企重庆机电集团来说，最近的一年可谓好戏连台：成功研发我国首台百万千瓦级核电上充泵，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收购英国精密技术集团公司，多项机床技术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与中石油联合组建的金融租赁公司即将挂牌……董事长谢华骏甚至在市府面前立下“军令状”：5年后集团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

然而就在6年前，同样是这家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110%，仅在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债务就达25亿元，企业年度亏损上亿元，职工生活困难，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不少旁观者曾评价说，这艘“破船”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注定要沉没。

是何种神奇的力量让曾经百病缠身的重庆机电集团峰回路转？谢华骏说，这首先要归功于渝富公司“打包”处置不良资产，亦即已广为人知的“渝富模式”。

重庆渝富，这家由重庆市国资委直接操控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立于重庆国企脱困攻坚的2004年，它肩负着为重庆国有企业数百亿元不良债务“解套”和为国企发展提供资源支撑的使命。

渝富的第一单“买卖”就让人印象深刻。成立当年，渝富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搭桥”贷款，利用27亿元整体收购了包括重庆机电集团在内的重庆1160户国企在中国工商银行的157亿元不良贷款本息，再由各企业回购销账，一举破除银企债务“死结”，成功解救国企，同时为银行降低了资产不良率。

渝富公司董事长何智亚介绍，遵循“打包”处置这一思路，6年时间里，渝富累计处置各类金融不良资产300多亿元，为国有企业的破产周转、土地置换和改革发展提供了200多亿元的资金周转性支持，推动市级工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下降二十几个百分点，基本解决了银行高不良资产和企业高负债率的问题，使重庆国企各种拖欠和历史积案得到破解，大批国有企业得以恢复元气、轻装上阵。

崔之元认为，渝富公司进行的重组和改造非常成功，实现了重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

他还分析，通过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对“有毒资产”定价问题的解释，可以理解渝富成功的原因。不论工行还是渝富，都是国企，因此初始定价问题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强烈，当年的谈判并没有那么困难，渝富以不到20%的价格就从工行手中买下千多家国企坏账，后来，重庆国企便迅速剥离坏账，重振旗鼓。

“八大投”

渝富还仅是重庆国资故事中的一小段。

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滞后的问题，自2002年起，重庆先后以国债、规费、土地、存量资产、税收等“五大注入”，组建了资本金近1500亿元的城投、地产、水务、高速、交旅、开投、水投、渝富等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投融资平台，即“八大投”，形成了“国有投资集团-市场-建设”新型投融资模式。

崔坚说，“八大投”就是将原来政府直接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转变为由投资集团向社会融资，通过市场“放大效应”，形成国企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

据初步统计，“八大投”已通过购买、承担项目、关破搬迁企业等方式累计储备土地45.1万亩，“招拍挂”近3万亩。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资本聚集，将分散的资源、资产、资金整合转化为资本，并以此为杠杆，通过银行、债券、股市、信托、海外等五个市场融资。

崔之元认为，重庆不搞土地财政，不搞地王，成功地把土地规划与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政府以土地储备抵押贷款来搞项目，比“项目换土地”的惯有方式要好，这样政府能代表人民更多地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在资金动力推动下，“八大投”目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4139亿元，在公共设施建设领域，累计投入建设资金2413亿元，年均投资300亿元以上，先后承担了2000公里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20多座桥梁、150公里城市轨道、100多亿元的文化设施和100多亿元的大学城建设任务，占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投资75%以上。

“第三口袋”

今年1月举行的重庆两会上，新任市长黄奇帆高调宣布，2009年重庆财政民生支出资金682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达51.7%，再创历史新高。据悉，这已是连续第三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有企业的贡献”，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李勇说。

当一些省市的国企至今仍在依靠财政支撑时，重庆国企早在2005年就率先实现“财政断奶”。不仅如此，经过重庆国企已经成为政府收入的又一源泉。

崔坚介绍，几年来通过“财政断奶”，重庆国企减少财政支出、上缴国资经营收益、帮助政府投入共计908亿元，其中仅“八大投”就累计上缴财政土地转让收益560亿元，并通过市场化融资，累计向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2000亿元。

2009年，重庆又在全国率先实现国资委所属企业收益上缴全覆盖，当年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8.9亿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568亿元，承担过去一般由财政投入的企业资本金、周转金、环保搬迁资金114亿元。

黄奇帆介绍，最近三四年，重庆国企每年至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使重庆的财政变成了“三个口袋”。他解释说，第一个口袋是预算内的财政，“保吃饭”，包括政府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等；第二个口袋是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保建设，如修路、修桥等基础设施；第三个口袋就是国资预算。

黄奇帆说：“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他举例分析，近几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只有重庆这个“穷地方”4年来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都超过4%，达到了教育法的要求。为什么？如果地方政府只有预算内、预算外两个口袋，往往可能克扣公共服务的支出而用到基础设施上面。如果国资不补进去，民生这块就要少花。所以，重庆国资为重庆财政更多地用于民生发挥了战略意义。

另外，在西部12省市中，重庆是唯一一个仍然按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对企业只征15%所得税的；全国多数城市购房契税是1%~3%，重庆的购房契税一直维持在1%。黄奇帆说，国资预算大大增强了政府蕴财于企、藏富于民的底气。

重庆市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还透露，目前正在研究进一步强化国企支持财政的机制，比如市国资委与巫溪等贫困县签订了共建国有重点企业助推“两翼发展试点县战略合作协议”，以此探索国资推动区域统筹发展的路子，最大限度发挥国资财政的作用。

国民共进

重庆国有企业的强势发展，一度让市外一些民营企业感到不公，一些人直斥重庆“大搞国进民退”。

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统计显示，重庆近年来非公经济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占全市GDP的比重由1997年直辖之初的26%提高到2009年的60%。重庆国资迅猛扩张的这几年，也是重庆非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重庆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在崔之元看来，一方面重庆国资通过增值收益上缴财政，普遍降低了税率，起到藏富于民的效果，另一方面，重庆国资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民营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

“更重要的是，在发展硬件不足、市场失误的情况下，重庆国资还起到了激活市场信号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成为为发展托底，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只手’”。崔之元说。

黄奇帆举例说，重庆这几年修了1500公里的高速公路，全部由国有的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这不是政府和国企在搞垄断，而是当初招商时，民营老板没有一个愿意出钱来修。”

原因是，由于独特的山城地理形态，在重庆修高速公路，每100公里就有60公里的隧道、桥梁，每公里投入高达8000万元，比东部地区高一倍，而运行初期的车流量只有东部的1/3。

再如金融业，2005年以前，重庆地方国有经济在金融业里面的份额几乎是零，而现在重庆五大地方金融企业，基本由国有企业控股。“这是不是国有企业巧取豪夺呢？恰恰相反，重庆国有金融资产可说是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黄奇帆说。

重庆商业银行在2005年时仅有2.5亿元资本金，却有70亿元的贷款，还有32亿元的坏账，一度被业界视为“倒闭十次也不够”的烂摊子，还有西南证券、三峡银行等，都曾濒临崩盘。“当时如果哪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想要来入股，政府闭着眼睛都同意。可那时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啊。”黄奇帆说，想到这些企业倒闭了，政府也得拿钱办丧事，还不如用这些钱去救市，所以国有企业花了几十亿元去剥离坏账、重组企业，现在这几十亿对应的股权增值到几百亿。

崔坚表示，经过多年摸爬滚打，重庆国资运作的基本原则已逐渐清晰，即在市场信号一时缺损、其他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在投资风险大、其他资本不敢投入的领域，在关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新型经济领域，通过国有集团先投先试，激活市场信号，搭建市场平台，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004年以来，重庆多家国企出资60亿元，先后成立8家担保公司，可为重庆中小企业提供近500亿元的融资担保。日前，重庆国企又在策划成立总资本金达数十亿元的租赁机构，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此外，重庆还专门组建国有的外经贸集团，为全市各类企业海外收购提供平台，目前已促成矿石、农业、机械等多项收购成功实施；组建西永微电园公司、保税港区公司、江北嘴中央商务公司，成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重要平台。

“在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起来的领域，重庆国企尽量不去‘与民争食’，甚至会审时度势，主动退出一部分。”崔坚说，近几年，通过BOT(建设-经营-移交)、BT(建设-移交)、TOT(移交-经营-移交)等模式，重庆已经引导大量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建设。”崔坚说，在上万亿元的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中，非公经济参股占比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