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峰的武功谁教的:读《天朝的崩溃》

读《天朝的崩溃》

这是茅海建先生十年前写的一部书。十年了，在这个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时代，十年时间的淘洗可以使许多畅销轰动的书籍变成一文不值无人问津的垃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读《天朝的崩溃》
这是茅海建先生十年前写的一部书。十年了，在这个瞬息万变，日新月异的时代，十年时间的淘洗可以使许多畅销轰动的书籍变成一文不值无人问津的垃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当我读完茅海建先生这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时，我相信这部书仍有继续存在下去的资格，仍有吸引那些关注中国命运的人们阅读它的魅力。它是有思想有良心的人写出的一部有思想有见地的书。这样的书值得每个人阅读。它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一些你在历史教科书中永远也见不到的东西。这就够了。
 
无力的道德评判
 
关于道德评判，我们中国人乐次不彼。千年以降，在社会结构中有君子小人之分；在政治结构中有奸臣忠臣相对；在家庭结构中有逆子孝子之辨。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习惯把人分成好坏两种。
没办法，这是一种思维惯性。
历史研究中当然也少不了道德评判，否则那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和无所适从，但是，如果道德太多了，也一样叫人受不了。分不清善恶不行，但是如果分得太清，恐怕距离事情的真相就太远了。
即以鸦片战争中的主角之一琦善而论，就不是一句奸臣卖国贼可以为其定格的，可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琦善恰恰就是以这样一种形象载入史册并深入人心，与其同命相连的还有浙江的伊里布、余步云，江苏的牛鉴、耆英，他们被人目为"投降派"。与此相对应的是林则徐、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忠奸分明，势同水火。然而《天朝的崩溃》（以下简称《天》）向人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一个人去当卖国贼，可能是为了权，也可能是为了财，或是为了色，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不可能不出于某种动机，那么琦善到底为了什么呢？为权？在鸦片战争时，琦善官至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钦差大臣，要以官职而论，琦善已经是位极人臣，况且圣眷正隆。在这种仕途无限光明的大好形势下，他有可能自毁前程，叛君卖国，丢了西瓜拣芝麻吗？除非他疯了。为财？这倒是有可能，其实后世的许多著述正是采用了这一说法，认为琦善拿了英国人的钱，拿人家的手短，因此只好为人家奔走服务。这种观点能打动人心之处就在于：在晚清贪污腐败成风的大气候下，琦善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那么他缺钱吗？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军饷的军机大臣穆章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两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户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把文、银五十一两......1
         这些还没算上他的自住房产和珍奇古玩，数目已相当可观。可见琦善是个有钱人，他不缺钱花。有钱当然不能证明他不贪污，他要贪污一定是个大数目，但是，从目前所能看到的英文资料中既查不出当时英方义律等官员行贿的记录也查不出琦善受贿的记录。有趣的是，当义律听说琦善因收取其贿而受审时，特拟文件致广州知府澄清，否认有行贿的事实。既非为权也非为钱，亦非为色（目前还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他是不是为了某种主义和理想呢？象后来的汪精卫、周佛海之流，明明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却偏偏声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琦善也不象。他在与英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完全是一派天朝大吏的派头，傲慢有加而绝无卑媚之态，更不象后来电影中所演的那样，在英国人面前低三下四，甚至使出美人计来讨好英国人，要说这样的人会把大清国卖给连地处何方都搞不清楚的"化外蛮夷"，恐怕连鬼都不相信。
         然而"卖国贼"的大帽子还是戴到了他的头上，罪名有四：主张弛禁，破坏禁烟；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拒援虎门，致使关天培战死；私自割让香港岛于英国。可是在今天看来，这四项罪名无一能成立。首先，弛禁之说无从谈起，促使道光帝下旨禁烟的恰恰是琦善而非林则徐。其次，打击林则徐之说也缺乏充足的史料依据（琦善曾告诫林"勿启边衅"，但这构不成打击林的证据）。至于拒援虎门一说，纯属诬陷，当时琦善已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再说，虎门的兵力在琦善增援后已至极限，再增兵已无济于事。关天培战死实属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要算帐也算不到琦善头上。还有割地一事，现在可以确认，琦善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无"割让"之举，且请旨奏请在先。
         可见琦善既无卖国之动机也无卖国之行为，奸臣一说，可属乌有。而其之所以被后人目为奸臣卖国贼，原因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的和解"2。而妥协是时人所不能接受和无法理解的。千年以降，人们崇尚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道德精神，尤其在外敌入侵面前，除了英勇抵抗外不能有别的选择，否则就是奸臣卖国贼，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精神固然好，但在鸦片战争中，则需另做分析。
         在鸦片战争中，中国遇到了从未遇到的对手，这个对手从制度、文化到军事装备远非中国过去的对手可以比拟，一动刀兵，高下立判，清朝必败无疑。琦善的不幸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他见识了英军的实力，他知道打不过人家，所以他希望寻求另一种解决之道，保中英相安无事。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是硬拼送死可取呢还是妥协保全实力可取呢？现在看还是后者可取。不过这只是我们今天在评论历史时所得出的结论，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是不具可行性的。琦善不过是一个奴才，他当时的妥协一道只是出于一种恐惧，一种自发的反应，在战后也没有转化成一种进取思变的动力。可以说琦善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那个时代正常运转逻辑的反映，他既不是奸臣也不是忠臣，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常人，包括他的继任者奕山、伊里布，也不能说是什么奸臣，他们在道光帝威逼与英军重兵的两面夹击下，除了撒谎，什么也做不了。打，要被英军杀掉，不打，又要被道光帝杀掉，与其被英军杀掉不如撒谎骗骗皇上，说不定还能活命，于是撒谎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但是战争失败了，于是抵抗者成了英雄，妥协者全成了小丑，战败的责任自然是他们的，只消将他们治罪，以后大家各干各事，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可以说，在这场战争中奸臣是皇权体制造出来的，因为皇帝永远都不会错。
         如果今天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在这场战争中，无论谁是忠臣谁是奸臣，抵抗也好，妥协也好，结果都一样。关键是不能将责任推到几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的，因为这不是撤换几个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消除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个体制问题，要从根本上变革。
         可是这可能吗？
         纵观那些亲身参与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无论是所谓"抵抗派"的林则徐等人，还是所谓"投降派"的琦善等人，他们在战后无一例外地专注于传统的官场事物，对这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战争，对于中国最后的惨败，他们从根本上缺乏深刻的反省，更没有改革现状的举动，他们依旧是一群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变化的传统士大夫。鸦片战争是中国传统社会面临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倘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并锐意改革，未必日后会江河日下，不可收拾。然而，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外部危机，最主要的是内部危机，结构性危机。这就决定它不仅无法迎接外部强力挑战，也无法通过内部调节走上制度创新之路。魏源等几个知识分子的有限反应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在今天看来，他们的思想只具思想史意义而不具实际意义。
         五十四年后的甲午战争不过是鸦片战争的重演。这次倒霉的是李鸿章，直到今天都被骂作"卖国贼"。随之而来的戊戌变法又流产了，这样，不用忠臣抵抗，也不消奸臣破坏，大清帝国的火车头对着深渊直接就冲过去了。
 
胜负之争
 
尽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但后人在反思这段历史时仍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极尽搜索之能事，力图证明：如果没有"投降派"的破坏，如果能重用林则徐等人，如果广大官兵能英勇抵抗，上下一心，团结抗战，鸦片战争也许会取得胜利。这种倾向至今在史学界仍然很有市场。它反映了我们的史学家的一种矛盾心情，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心理上又不愿服输。
那么清朝有获胜的希望吗？
两国交兵于战场，直接决定胜负的是军事实力，包括武器装备，兵力、战略战术等等。下面简单对比一下清军与英军的实力，看一看前者有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首先，从武器装备上看，清军远远落后于英军。清军鸟枪，射程约一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三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三至四发。清军火炮样式与英军大致相同，但二者却有质的区别。清军火炮铁质极差，气泡过多，容易炸裂且十分笨重。加上铸炮工艺十分落后，影响了射击精确度，因而威力远不如英军火炮。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清军在战斗中没有击沉哪怕一艘英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如筛子一样。至于两国的海军力量对比，更是判若云泥。据《天》一书介绍，当时的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拥有各类船舰四百余艘，与清军水师船舰的性能相比，其抗风、抗沉性极好，而且，船速快，排水量大（从百余吨至千余吨），按炮多（从十至一百二十门不等）。而清军水师根本就不是一支正规海军，不仅船小，船速慢，按炮也极少（清军水师按炮最多的战舰只相当于英军按炮最少的战舰）。即便如此落后的水师，其船舰的完好率也不过一半左右。
其次，从兵力上看，清军总兵力达八十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而英军总数仅二十万，来中国作战的不过两万人。如果单纯从人数对比上看，清军不应该输掉战争，况且它可以以逸待劳，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弥补武器上的不足。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由于清朝以武力镇压立国，军队是其支柱。由于没有警察，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治安就成了清军的日常公务。由于这个原因，清军分散驻防于全国各地，这种分散性极其承担的任务决定清军不可能全数用于作战，也缺少相应的机动部队用于应付骤然而至的战争。因此，所谓八十万军队根本不具有军事上的意义，真正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实际上远远少于这一数目。而且此时的清军早已不是入关之初的铁骑劲旅，完全腐化堕落成一群毫无组织性、纪律性，也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相反，由于英军海上船舰往来极快，机动性很强，完全弥补了人数的不足。在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英军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攻城拔寨，打得清军落荒而逃。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后世史家常常忽略的常识性问题，那就是清军的运兵速度。据《天》一书介绍，"一八四零年六月，英军从广东水域出发，攻陷定海，兵临天津海口，仅花了三十五天；一八四一年八月，英军从香港出发，连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数城，只用了五十三天。而清军呢，道光帝在一八四一年一月在虎门沙角、大角之战前后增兵广东，但在四个月之后才有一次弱小的攻势；一八四一年十月，道光帝获悉定海、镇海失陷后，再次派兵浙江，近五个月后清军方发动反攻"。3常言说，兵贵神速。行动如此缓慢的清军面对具有近代化装备、行动迅速的英军，已基本上丧失了本土作战的优势，相反，劳师远征的英军却可以以逸待劳，从容面对经长途奔袭而精疲力竭的清军。
最后，从战略战术上说，清军统帅从林则徐、关天培到裕谦、颜伯焘，从根本上缺乏近代军事技术与战术素养。即以虎门之战为例试分析之。关天培在虎门布防的整体思路是防止英军穿越虎门进逼广州，因此，各个炮台的设置皆按此部署，彼此间缺乏呼应，倘若一炮台受到攻击，另一炮台无法及时支援。而英军正是抓住这一布防缺陷，集中兵力，逐个击破的。英军先利用战舰上的炮火压制住清军炮台的火力，然后利用陆军抄袭清军背后，抢占制高点，辅已野战炮兵，次第攻击山口军营而山上小炮台而山谷军营而主炮台，连续作战，各个击破，其攻击路线有序、流畅而有效。清军在英军先进战术与优势炮火相结合的攻击下，腹背受敌，阵脚大乱，毫无任何战术可言。虎门之战，清军死伤七百四十四人，而英军受伤三十八人，无一死亡！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后来的厦门之战，定海之战与镇海之战，英军的战术大致相同，而清军也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仍然犯相同的错误。
可以说，若从实力对比上看，清军无一成胜算。而尤其让人吃惊的是，清廷上下对英军又极端无知。一八三九年九月，林则徐在分析"边衅"不会启的夹片中称：
     "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而结束严紧，
     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力，是其强非不可制。"4
到了一八四零年，林的说法较前更进一步，竟说其"一仆不能起"。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竟然十分诧异，原来英军也会陆战。于是，他立即通令沿海各将军督抚，并下令各地注重陆路防守：
                   "倘逆夷竟敢率众登岸，所有火炮及一切设伏机宜，务当先事准备，
操必胜之权，褫奸夷之胆"5
然而，生性多疑的道光帝还是半信半疑，上谕中仍出此昏言："夷人此次到闽，已有伪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集敏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6
君臣无知至此，战事焉能不败？
 
史书中的真实与非真实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历史教科书是他们了解历史的一个主要途径，这就要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尽量摒弃偏见与成见，力争己之所出符合历史真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教科书似乎无法完成它的简单使命。翻翻今天流行的历史教科书，仍旧充满太多的教条与过时的概念，语言陈旧、乏味，面目可憎，其所讲基本史实与实际中的历史相悖，其所宣扬的价值观念与今人的价值观念相悖。历史肩负的重任不仅仅是培养后代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我们这个历来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培养自尊自爱之情，获得反省历史与认识现实的能力，进而建立我们民族的认同感。然而，我们今天的教科书早已失去了这种功能，它所能做的就是：人们可以通过阅读它来遗忘历史，到处胡说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文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本来我们都能打赢的，只是由于......
几乎所有近现代史教科书都不会遗漏这一笔：一八四零年六月，鸦片战争伊始，由于林则徐和关天培在广东防守严密，英军无隙可乘，只好沿海北上。而据《天》一书考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一说法首先来自于林则徐本人，他在奏折中、咨会中、谕令中都明白表露，英军不敢遽行骚扰，在于广东防备严密。其次，在鸦片战争之后产生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记事》，均持这种观点。它给当时的人们保留了一丝希望，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一点安慰：我们还不至于那么差吧。
其实对这一问题真伪的判断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论，鸦片战争的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据。综观鸦片战争全过程，从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虎门海防要塞到斥资五百万两白银修建的厦门石壁，这些当时号称最为强大坚固的防守体系，无一不在英军的炮火下土崩瓦解，林则徐和关天培在广东的那种前现代的小儿科布防能抵挡得了近代化装备的英军？这岂不是开玩笑？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有必要介绍一下英军来华的总兵力，共计：海军战舰十六艘（按炮五百四十门）；东印度公司派出的武装轮船四艘；英国海军运兵船和雇佣的运输船二十七艘；地面部队四千人。合计英国海陆军，英军总兵力在六、七千人左右，这样一支部队倘若全数用于攻打中国沿海某一要塞，可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但是，英军在一八四零年六月十二日的确率主力部队北上，虎门口外仅留英舰四艘和武装轮船一艘。不过这不是怕了林则徐的防守，而是英军执行外相巴麦尊的训令。一八四零年二月二十日，巴麦尊致海军部的公函中称，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7同时，巴麦尊给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提到他和海军大臣各颁给伯麦的训令，其中规定作战方案为"在珠江口建立封锁"，"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林则徐对英军的上述计划一无所知，他见到的仅仅是泊麦封锁珠江口的训令和义律于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的两次文告，于是，他误认为，英军北上是因为他防守严密，无隙可乘。一个神话就这样诞生了，那就是：只要清军英勇抵抗，部署周详，战争就一定会胜利，而战争之所以最后失败，全在"投降派"的破坏。这一逻辑贯穿鸦片战争始终，也贯穿后来的甲午战争始终。于是我们的近现代史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奸臣和卖国贼。我们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好好反思一下，如果当时我们有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的希望，有谁还愿意坐在谈判桌前跟敌人废话。换句话说，在战争毫无可能取胜的情况下，如果妥协退让可以换来比交战更为有利的处境，那么，抛却道德层面的指责，仅以政治操作技巧而论，不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吗？睿智而负责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有利的策略，而不必拘泥于"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与此相应，人们不应也不必过多指他们的到道德品质，甚至把战败的责任全推倒他们身上，因为换了别的什么人，也不一定做得比他们好到哪儿去。人没有那么简单，历史更没有那么简单。对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历史中了解自身，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而不是把历史打扮得让我们可以接受，从中吸食麻痹民族忧患意识、损害民族自信心的精神鸦片。而一个成熟的民族，是一个尊重并接受自己历史的民族，无论历史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