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宗焜：董辅礽光辉一生

2009年09月26日 10:42来源：金融界网站

去董化的经济所。他们把老董的成果都推翻掉，他们认为政治方向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经济所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江河日下，科研资源大量流失。

　　学术领导、组织工作经历。“文革”甫终，在经济所举行自由投票的普选，普选结果他当选经济所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他连续当了七、八年的经济所副所长，他受到很大的压抑，实际上在几位副所长工作最繁忙、贡献最大的，但是一直给他压住了，当了七、八年副所长，85至88年年底，担任四年经济研究所所长，1988年年底的时候，他就下来了。

　　学术领导、组织工作贡献。董辅礽所长任内，是经济所有史以来学术建设最兴旺的时期。他一上任，就在全所大会作报告，提出了既有雄图大略，又有切实措施的治所方针。在经济所历史上还没有。他认为，中国作为转型发展中大国，正是经济学研究最肥沃的土壤，中国一定会成长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经济研究所应该逐步办成油世界影响的研究所，经过长期努力要出传世著作。着力抓重大课题立项与实施。推行开门吸引、培养和使用年轻研究人员的人才战略。言传身教，带领研究人员调查研究。积极支持《经济研究》转型。创造科研技术条件、重视科研辅助部门建设。

　　研究重大问题的国家重点项目：国家所有制改革、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等等。课题怎么样抓，反映出所长对学术发展的方向怎么样把握，在这方面，牢牢抓住重大课题，在他当副所长的时候，就抓了经济所和世界银行合作的项目，国有企业体制调查研究，选了全国20个企业，每个企业内部、外部体制做了详细的系统调查，这个调查过去没有，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调查。我参加了这个课题，正是在这个课题里边，我知道了什么是国有企业。他抓了这些课题，积极组织国内外合作研究，促进研究方法、分析技术和研究成果创新。他前面和世界银行合作的项目，然后在88年到91年抓了非常重大的题目，就是国家所有制改革，这个题目有很大的风险做的，这个课题建立了数据库，调查了1200家企业，有效样本1172家，每个企业几乎都有统计数据，769家企业连续十年的数据，从80年到89年，在当时国内外都是没有的，独此一家。

　　年轻科研人才战略。在吸引、培养和使用年轻研究人员方面采取特殊措施。组建以年轻人为主的新的研究室，大胆提拔年轻人挑重担。利用国内外合作研究课题的国外资金资助派送年轻人出国进修现代经济学，学习计算机分析技术和经济统计分析技术，并在回国后传授。对年轻人的培养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经济所在他当所长以前，经济所人才是外流的，他当了所长以后，经济所人才是净流入的，这是非常明显的比照。

　　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功来做。刚才也讲到和世界银行合作项目就是83—85年做了非常系统的调查研究。然后他当了所长以后，86年组织了11个人的调查组到温州调查，肯定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当时温州遭到很大的置疑，他是肯定的，而且调查报告里面提出发展是中国当前最大的课题，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主题。发展是硬道理，比这个早五六年的时间，发展是压倒一切的主题，这是调查报告中提出来的。国有制课题1200家企业调查，有效样本1172个，数值340万个。

　　《经济研究》转型。支持《经济研究》面向改革开放、面向经济研究现代化的新的编辑方针。支持《经济研究》大量吸纳年轻作者。出席编辑部召开的经济机制讨论会，并讲话，该会目的是改变脱离实际的学风，倡导从实际经济过程出发研究经济问题。日常工作里边不敢于编辑事务，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支持，让刊物放手创新。对自己严于自律，不是我当所长兼主编，写什么都拿给你非让你发表，我不主动跟他要，他不要文章，我跟他要当然要最高的文章，我不跟他要的，他不给我，他和别的领导也是很显著的对照，别的领导给了文章，发行，不发是不行的。当时政治环境也不好，对《经济研究》遭受责难，他说如果有责任我承担，他主动承担责任。我当时是《经济研究》经费非常少，他就创造科研技术条件，他利用国外的资金资助，建立计算机室，就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建立的。

　　科研辅助部门建设。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业务停了十年，学术资料是一片空白，他把学术资料室建起立作为恢复工作非常重要，当时经济研究资料产生积极的影响。国家农委反映每期收到后首先要送给农委主任万里看。专门表彰规范科研辅助人员，包括图书馆长、打字员和经济史室统计资料员。

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9年9月25日，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董辅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研讨会。来自国内100多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上，与会代表对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地探讨。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会专家认为，尽管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但是，挑战与机会并存，我们要及早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进行谋划，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方面，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国际上，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尤其美国的经济结构有可能发生大的变化，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萎缩对出口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压力。资源瓶颈和低碳经济发展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形成双重约束。国内的老龄化、发展转型和深化改革等问题的压力日益紧迫。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和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大变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给我们提供了后发先至、迎头赶上的机会，应当认真研究、积极应对。国内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启动内需的发展空间很大，人力资源总量优势突出，外汇储备充足，资金相对充裕，发展转型和深化改革的潜力明显。

　　与会专家认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一是应将出口主导型模式转化为内需与外需并重模式，二是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化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模式，三是将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转化为资源、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将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将工业化为主的模式转化为工业化与信息化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五是加快自主创新、加快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

　　与会专家认为，应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与会专家指出，认真总结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经验和不足，应当完善包括土地、能源、资本等在内的全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尽快建立环境产权制度，推进新一轮价格改革。应当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符合国情的金融创新。应当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分配体制，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促进消费的扩大。积极探索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手段，充分发挥政府的特别重要作用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进完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推进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