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到1980年的体改办，再到1982年5月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体改委主任，三年三级跳。如果说国务院是改革的司令部，体改委就是参谋部。而国务院总理既是司令，又是参谋长。这足以显示经济改革在八十年代的重中之重。而体改委的贡献之一就是以超脱的地位，组织经济学家制订改革规划，阻挡部门、地区或某些利益群体的干扰。
 　　1985：西山会议
 　　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这年的早些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硕士研究生郭树清写了一篇3万5千字的论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并寄送给体改委。次年春，他又和同学刘吉瑞、邱树芳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了一份报告《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赵紫阳作了“有益无害”的批示。随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西山安排了一处地方，由许美征、楼继伟、郭树清、王芹、刘吉瑞、李弘、邱树芳、宫著铭、贾和亭等组成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小组在那里集中工作。5月份，他们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报告》呈送国务院。领导批示同意进行改革方案的总体规划，并要求与制定“七五”（1986-1990）计划相结合。
 　　1985年12月15-17日，在北京西山，国家体改委体改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讨论1985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86年拟采取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在交流和碰撞中，形成了一批课题小组。1986年元旦刚过，赵紫阳就宣布要在1986年作好准备，使改革能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步伐。1月25日，赵紫阳听取了关于“七五”前期改革设想的汇报，几种代表性的观点是体改所王小强、宋国青提出的“包、租、卖、分”国有企业；体改所徐景安的“七五”前期改革重点应是价格改革，放开生产资料、房屋价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吴敬琏代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的企业、市场、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华生和“资产经营责任制”。据说赵紫阳对吴敬琏等的配套改革思路比较肯定。果真，随后他就要求体改所所长高尚全会同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人做一个改革方案。于是，他们在几天之内，以1月25日的汇报内容为基础，写出了一份综合改革方案。
 　　在3月1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赵紫阳两次讲话都谈到：当前这种新旧体制胶着对峙，相互摩擦，冲突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长。1987和1988年需要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促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起主导作用。“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
 　　1986：方案办
 　　为此，1986年4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成立起来，组长为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下设办公室，简称“方案办”，负责方案设计。方案办在中南海工字楼，主任是体改所所长高尚全。副主任有杨启先、傅丰祥、宫著铭、吴敬琏等。办公室下设财税、外贸、金融、企业等组。4月30日，“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就送交国务院。其中，价格改革是“先调后放”；财税改革是打破市场割据，将“分灶吃饭”改为“分税制”。审议、修改、再审议，6月12日，赵紫阳在玉泉山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会期两天。第一天，吴敬琏作了一个情绪激动的发言，他说，“现在经济上有这么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我不是一个很冒失的人，看问题往往倾向于悲观，但现在，我看没有多大危险性，我们有能力改革。”此时，赵紫阳刚访问土耳其归来，他对土耳其大步搞价格改革的成果印象很深，所以认为虽然放开价格是有风险的事，但只要迈出去了这一步，前面就是坦途。会上的气氛使主张配套改革的人听了都很高兴。散会后，田纪云还特别向吴敬琏打招呼，要他好好准备明天的发言。他们希望在第二天的会上领导能够接受方案办上报的改革方案。没想到，第二天最先发言的几位经济界老领导都对如此激进的改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决定修改后再议。年轻同事责怪吴敬琏没有“抢话筒”精神。
 　　尽管有许多曲折，经过修改，配套改革方案在8月份的北戴河中央财经小组会上，还是获得了批准。9月13日，赵紫阳、田纪云向邓小平汇报了改革方案。邓小平说，这个方案非常好，我看就这么办。不过，他谈得更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难于贯彻。党政分开，……。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
 　　虽然决策层已经基本拍板了，但是戏剧性的转折还是发生了。到了10月，国务院决定转向以股份制、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对吴敬琏等人的配套改革方案有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诸如：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行；从书本出发，脱离实际，理想化。它需要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国目前不具备；再有，配套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损害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遇到社会阻力和政治风险等等。
 　　在经济学界，与吴敬琏等“价格改革主线论”分歧最大的是厉以宁的“企业改革主线论”。早在1983年，厉以宁就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主持下的改革方案起草。人们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4月25日他在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那天，他走上讲堂，没有一句开场白，一张口，就语惊四座:“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改革”。当年听过他讲演的人至今记得那个场面，除了对他的观点，还赞叹厉以宁讲演之夺人功夫。厉以宁主张绕开价格改革，先进行所有制改革。
 　　配套改革方案中止后，转向了企业改革，全面推广承包制，试行股份化。一度中国99%以上的国有企业选择了承包制。而没过多久，承包制的短期和长期矛盾就显现出来了，负盈不负亏，一企一制，无法规范。有评论说企业改革是在旧的双轨制中使经济运行得更好，是在改革的此岸；价格改革是要建立新经济体制从而达到改革的彼岸。其实，哪里分得出彼此？分明彼也是此，此也是彼。在学术界，更深的争论还有改革可不可以设计，要不要进行总体规划，是走激进还是渐进路线。
 　　1988-89年展望出版社分别为两种不同主张的人出了书，吴敬琏周小川等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厉以宁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在前言里，他们诚恳地说出心里话：
 　　吴敬琏说：“我们曾经慨叹中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只有对‘最高指示’、现行政策的诠释和辩护。可是时至今日，以是否符合现行政策和是否得到领导首肯来评判学术观点正误的风气并未根绝，因而会出现‘理论刮风’、‘热点转圈’之类的现象。……虽然我们的意见难免有错谬的地方，但是就总体而言，却是诚实探索的结果，因而敝帚自珍，不愿轻易地改变。”
 　　厉以宁说：“经济学的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创新和争鸣是不可分的。只有在争鸣的学术环境中，集体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像万里长江一样，它的源头可能是无数细小的溪流，从发源地开始，直到注入大海之前，它容纳了多少条大河；每一条大河以是由数不尽的小的支流汇成的，而任何一条支流的源头，也都来自细小的溪泉。经济学的创新不正是这样么？”
 　　1987：“358”
 　　1987年10月，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5个月的李铁映（1936年生）提出开门搞规划，委托了八个课题组，研究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所谓中期规划是指三年、五年、八年，所以又称“三五八规划”。负责人分别是：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刘国光、张卓元；北京大学课题组，厉以宁；中央党校课题组，王珏；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吴树青；吴敬琏课题组，吴敬琏、周小川；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课题组，陈锡文；国家计委课题组，刘洪、洪佳和；上海课题组，贺镐圣。这是一次集各方智慧为改革献计献策的探索。1987年冬，在京郊怀柔一家宾馆，李铁映亲自主持讨论会，体改委顾问安志文（1919年生）等人参加。张卓元回忆：“那么多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就中国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互不相让的争论，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有意义。”
 　　一年后，李铁映离任，体改委又回到由总理兼主任的传统。因此，到了课题结题时，1988年6月1日，体改委在国务院一招举办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是国务院总理李鹏听取的课题组汇报，每组5分钟，各抒已见。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方向上大家绝对一致，但是在如何推进，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快速还是逐步转轨等方面，则各有主张，争辩，互不相让。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调研碰撞，八个方案愈发地趋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吴敬琏课题组对企业改革也给予了极大重视；厉以宁的北大课题组对价格改革的具体方式及步骤也作了细致安排。区别只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还是以价格改革为主线进行配套改革。对于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他们都抱着极大希望，最乐观的认为4年即可；多数意见是说争取8年或稍长一些时间。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体制转型比经济学家们的估计要复杂和艰巨得多。1988年7月体改委规划司司长郑洪庆、副司长曾国祥负责组织人手将各家成果编辑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
 　　在往后的二十余年中，吴敬琏和厉以宁似乎都还有个情结，为当年决策层没有采纳自己的主张而感到遗憾，这也正是他们执着而真纯的学者精神。现实永远比理论复杂得多。中国改革并不依任何一个方案而行，但是每一个方案又都有过影响，留下了痕迹。改革最终走的是一条合力线。争论和碰撞的意义并不是分出高下对错，而是激发人们对于改革的思考，它是改革过程中一个必要而积极的环节，毫无疑义地影响了历史走向。厉以宁说得好：“重要的不在于结论是什么。关注争论的人们，无论赞同哪一方的观点，都对争论涉及的经典理论和国际经验有了更清晰和正确的认识。因此，这场争论不仅仅停留在政策主张层面，更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今，国家体改委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学家也不再有当年的激情，聚会、探讨、争论，撰写改革大思路了。而中国的经济体制，还在转轨的途中。
 　　（载《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