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纯牛奶零售价格: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交锋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台前幕后，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交锋。该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围绕三次思想解放的过程，贯穿一条防“左”反“左”的主线，对中国改革进程中复杂的交锋局面进行深刻剖析。是一部震颤人心的改革开放史。 　　《交锋》和《呼喊》的初版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后来经过多次重印，又以繁体中文和几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2008年，也即《交锋》出版10年之际，湖北人民出版社曾将这两本书收入《凌志军文集》，再行出版。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希望重版这两本书，我们当然乐见其成。这家出版社是我们供职的人民日报社的直属机构，和我们是同一个院子里的近邻。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坎坷之后，这两本书终于能够回到自己的老家，这在我们多少有一点意外。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依据原版重排，不加增删，为的是保留原貌，以便今天关心我们国家那一段历史的人们用作参照。

　　说到"那一段历史"，今天40岁以上的人大概很难忘怀。当年这两本书的反响之大不是我们预先所能想象，争议之激烈尖锐就更加出乎我们的预料。赞扬者说它们是记录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经典"，反对者则认定这是射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毒箭"，公开呼吁将我们二人全都开除出记者队伍。后来又以"侵权"为名，把我们告上法庭。借助法律的力量来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种故事在我们国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是这一回法律宣告不裁决意识形态的争端，却是前所未有。这场官司因此以原告的一审败诉、再审再败而告终。有论者说，这两本书无论在中国的思想史上还是司法史上，都将占有一席之地。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不独是因为它们描述了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也是因为，它们的出版以及出版后发生的故事，也构成了那段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这一切都已过去，包括所有的赞扬和所有的批判，也包括我们经历过的种种压力。唯有这两本书，依然在这里。它们并非我们最好的作品，却具有一种独特的意味，始终伴随着我们：对于一个拥有自己信念的人来说，"勇气"必不可少，但"坚持"才是最难的。

　　在《交锋》这本书的"结束语"中，我们曾经提到，下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可能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从那时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党的代表大会又已经历了两届，可是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到来。它仍然只是我们的期待，或许也是我们国家的期待。这样看来，《交锋》的故事还未结束。

　　作者

　　2010年11月1日

　　第一次思想解放

　　一石激起千重浪

　　--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引 言

　　1978年年初的北京，寒风凛冽。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汽车远不像今天这样堵塞。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北京虽然建成了二环路，但是没有几辆汽车，大路空空荡荡的。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今天这么多耀眼的现代建筑。

　　在一排排暗淡的建筑物中间，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艰难地在马路的冰辙上蜿蜒蛇行。

　　春天迟迟不肯降临。

　　一年多以前，粉碎"四人帮"的金秋十月，北京城曾爆发出何等热烈的场面啊!

　　各种版本的"四人帮"被擒内幕，激动着千千万万颗心，成了人们彻夜议论传播的话题；

　　人们游行了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也不觉得累；

　　郭沬若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过于白话，但还有谁来得及计较它的艺术性呢，"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老百姓都觉得这正好表达了积之已久的愤恨；

　　各种演唱会上最受欢迎的歌是《祝酒歌》，借此倾吐胜利的喜悦；

　　最时髦的下酒菜是煮熟的螃蟹--人们享受着一种"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后笑者的快感；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数以亿计的干部和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人们叹惜，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大喜过望，狂饮醉卧，结果手里的烟头烧着被子丧生于大火。此时他57岁。距粉碎"四人帮"仅12天。他在"四人帮"大施淫威时创作的不屈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辗转传抄，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诗歌。

　　"恶梦过去是早晨。"压抑了太久的激情和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么大的渴望！

　　逮捕"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在会议上，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欢庆粉碎"四人帮"、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活动。

　　这四个人巨奸大恶如此狠毒，若不是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挺身而出，人民岂能这么快重见天日?

　　人们在称颂华国锋的时候并没有吝惜词汇。

　　请浏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报刊的社论题目：

　　《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胜利前进》……

　　毛泽东逝世之前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成了各报刊反复宣传的话题，家喻户晓……

　　10月24日，北京晴空万里。百万军民来到天安门广场欢庆胜利。

　　著名教授闻家驷赋诗道："主席遗志，后继有人；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得道多助，天下归心。"

　　老作家茅盾也写文章说："历史的证据，就是全国各地广大群众连日举行庆祝游行。这样遍及全国各地的心情愉快、欣喜鼓舞的游行，将永远载入史册。"

　　连南斯拉夫的报纸都称赞逮捕"四人帮"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

　　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过分热情的报道《颂歌献给华主席》。文章说："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但是，说实在的，中国人中了邪似地唱颂词的劲头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耗光了。在"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的运动中，人们已经献出了所有的热情与虔诚，而得到的回报却是晴天炸雷般的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

　　经过了10年老君炉一般地熬炼，虽不能说人人已经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毕竟成熟得多了，冷静得多了。

　　中国，不能总是停留在赞颂上，中国还要思考、前进。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下发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

　　"四人帮"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在报刊上披露出来了。

　　人们深思着，为什么"四人帮"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如此长时间地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给中华民族造成这样大的灾难?

　　这就很自然地触及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

　　与此同时，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认为，不但要揭批"四人帮"，粉碎其帮派体系，而且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纠正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

　　但是，当时华国锋等主要领导人，对上述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却没有正确的认识。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已经是"两个凡是"的先声。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人们的心，渐渐冷缩了。

　　粉碎"四人帮" 阴霾仍未散粉碎"四人帮" 阴霾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就遭到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展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更是十分反感和痛恨，采取各种行动加以抵制。遇罗克、张志新等无数人为此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连毛泽东也感到孤立不安，丧失了信心。他去世前曾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党心民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却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上，吴德在讲话中除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创造。《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以两报一刊名义联合发表社论，表明文章具有最高规格，传达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甚至到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还是以明确的口气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自然与华国锋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前之所以给华国锋以重托，就是希望他能维护"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往情深。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子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要注意。华国锋还说：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这个讲话说明了华国锋和"四人帮"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华国锋和"四人帮"的矛盾在于：华国锋认为"四人帮"是"另搞一套"，对他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想要推翻他，企图"篡党夺权"。这一矛盾激化起来，才促使华国锋与"四人帮"决裂了。

　　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华国锋讲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

　　华国锋这里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很明显的，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要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文化大革命"。

　　1977年1月初，《红旗》杂志社打报告请示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

　　汪东兴以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生前看过的为理由，不同意点名批判。

　　另外，这一时期，汪东兴在谈到"四人帮"的时候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哪有什么理论?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口的一个请示报告。该报告要求宣传战线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正是华国锋的意图。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学者金春明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华国锋这一套继续干下去，那只能是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指导方针，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距离太远，同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针锋相对。

　　在新的形势下，华国锋的"文化大革命"方针是根本执行不下去的。他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为代表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但是，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不顾党心民心，死死守住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评价。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机，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自己署名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

　　阴云仍然笼罩中国。

　　"四人帮"是"左"还是右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鼓吹实施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批判文艺黑线"、"反对奖金挂帅"、"砸烂封、资、修"、"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等等，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而且是极"左"。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期，报刊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却反过来了，一个劲揭露他们的右。对于"左"，则避口不提。

　　这样批下去，不是越批越糟糕吗?

　　这当然与华国锋确定的指导方针有关。

　　华国锋等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换句话说，只能批右，不能批"左"。

　　这种情形，与林彪事件之后爆发的批"左"与批右之争极为相似。

　　以挥动"红宝书"，提倡"四个第一"、"早请示、晚汇报"，大讲"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闻名的林彪，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身死异国。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外交部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批林彪的极"左"。

　　同月，周恩来对《人民日报》领导人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周恩来是实事求是的。他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混乱。

　　但是，周恩来的主张，遭到"四人帮"坚决反对。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次讲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他们要求批判林彪的极右。

　　个中原因很简单："四人帮"与林彪一样，都是靠极"左"上台的。你批判极"左"，岂不是批到"四人帮"头上？批极右，自然可以保护和发展极"左"。

　　分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

　　12月1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一锤定音。毛泽东说："(林彪)是极'左'，是极右？是极右。是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周恩来失败的原因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极"左"。批极"左"，不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吗?

　　批判林彪极右的结果，是越批越"左"。极"左"思潮更上一层楼。

　　历史再度重演。在华国锋的指示下，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批判"四人帮"的任务，只提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

　　11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社论说："'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代表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路线，亡党亡国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路线。"

　　社论要求抓住这个"极右实质"进行彻底揭发批判。

　　华国锋之所以强调批判"四人帮"的"右"，除了当时极"左"思潮在全党全国还有很大的影响之外，还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
　　华国锋本人就是在极"左"思潮发展到高峰的形势下，被毛泽东的"左"倾路线推举上台的。他获得的位置和利益与极"左"血肉相连。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也是"左"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左"的路线和方针。由于这些原因，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努力维护"左"的一套就不奇怪了。

　　还嫌姚文元不"左"

　　在华国锋等人的主导下，当时很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使用的话语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模式，传达出来的信息也散发着浓烈的"左"的气味。

　　《文汇报》1976年10月21日发表一篇揭批"四人帮"的文章说，"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2日发表文章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3日发表的文章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殃……"

　　更为奇特的，是嫌姚文元不"左"。

　　《人民日报》1977年1月16日发表解胜文的大批判文章《批判姚文元的阶级斗争"终结"论》。该文揭露说姚文元年轻的时候，曾经写文章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斗争也有低潮终结的时候，这说明姚文元是个右派。这样的批判暗示什么呢?当然是要把阶级斗争搞得更加激烈。

　　这些现象说明，批判极右的结果，是极"左"思潮在社会上继续泛滥流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继续荼毒中国，是中国人民继续蒙受愚弄，无法清醒和前进。

　　但是，华国锋批"极右实质"的主张，在实际贯彻中不能不打折扣。

　　"四人帮"本来就是极"左"。随着揭批运动深入，势必要摆脱"批极右"的轨道，触及"四人帮"的极"左"。

　　197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撰写的《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一文，批判"四人帮"以"革命"压制生产的"左"的谬论，说："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轻工业部批判组的《自力更生，洋为中用》一文，批判了"四人帮"的封闭主义，说："对外国的好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要学习，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有的文章还揭发批判了"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
　　这都是揭批"四人帮"的极"左"。

　　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揭批"四人帮"运动也在冲破重重限制的过程中，开辟着思想解放的道路。

　　"天安门事件"碰不得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大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干部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上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

　　在天安门事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童怀周(集体笔名)，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一文中这样描写1977年1月8日天安门之夜：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报纸上也报道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不仅是北京，全国人民都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那寒冷的祭奠和4月5日清明节因悼念周恩来而遭受的镇压记忆犹新。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

　　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人民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对此，华国锋等人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华国锋以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为名，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同意邓小平复出。

　　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前，人民日报社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

　　汪东兴根据华国锋指示的精神，规定只准发表四五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周恩来逝世时的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但是，《人民日报》1月份纪念周恩来的宣传，不论在规模上、文章数量上和评价高度上，都突破了这个禁区。

　　汪东兴非常生气，质问人民日报社写纪念社论的同志说："你们是不是要给周恩来另作一篇悼词?"

　　由于汪东兴的禁令，纪念周恩来的社论不能发表。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用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吴德等北京市领导人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硬说李冬民等人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随后，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并批评了吴德、陈锡联等领导人。华国锋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叶剑英：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至于邓小平复出，同样为华国锋所不能容。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周，华国锋对参加中央"打招呼会"的西北组高级干部讲话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当然不能按照"四人帮"那一套批，要按中央四号、五号文件搞。

　　华国锋在1976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要求邓小平复出的议论，为毛泽东错误决策辩护说：批邓是必要的，邓小平犯了错误，有错误就应该批判。

　　1977年1月，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之一的李鑫在传达华国锋的讲话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是要邓小平复出，二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样搞矛头是对着谁呀?

　　这是指把矛头对着毛泽东。

　　围绕着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党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刚刚粉碎"四人帮"，叶剑英就曾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

　　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李先念在1977年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抓纲治国"是"左"的纲领

　　"抓纲治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总揽全局的政治纲领。

　　它的雏形，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多月的1977年元旦社论提出来的。

　　197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乘胜前进》。

　　社论说："华主席号召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抓纲治国"这四个字的纲领正式形成，是在同年2月7日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当中。

　　这篇社论还正式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贡献"可谓大矣。关于"两个凡是"，下一节专讲。这里先厘清"抓纲治国"一事。

　　社论首先抬出毛泽东，说：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

　　众所周知，毛泽东多次讲过"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所举毛泽东的话，和"阶级斗争是纲"是一个意思。阶级斗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与对象。那么现在呢?社论说：

　　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社论接着简略地说了说"治国"："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决策。按照这个决策，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

　　然后，社论号召："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我们的步调统一起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任平的重要评论《抓纲治国》，阐述"抓纲治国"的理论根据。文章说：

　　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社会主义，还是向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二十多年来，毛主席就是抓住这个主题，这个纲，领导我们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纲治国"的"左"倾倾向，跃然纸上。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造成了20年的灾难。华国锋还是要照样干下去。

　　"两个凡是"出台

　　如前所述，华国锋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他对付这些挑战的办法，就是抬出毛泽东，制造"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思想，最早是由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对宣传部门作指示的时候提出的。他说：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

　　汪东兴也说过："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7年1月，华国锋要求他的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他还提出，可以就此问题写一篇社论。

　　经华国锋批准，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这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

　　当天《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刊出。社论内文所用的字体也比一般社论字体要大。
　　北京其他报纸同一天以同样规格转载。全国其他报纸随即也以同样规格转载。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全国，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

　　这篇社论首先论证说：

　　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

　　然后，社论向全国发出号召：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更为广泛的含义，则是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说过的话、决定的事都当做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够照抄照办，不许可半点置疑。

　　这一手，在当时还是很有威力的。

　　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有很大的市场。一般党员群众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缺乏认识。别的不提，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反对"四人帮"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也是向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挑战的运动。但是，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天安门诗歌"当中，也还有"主席教导永不忘，阶级斗争记心上"的诗句。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地位。

　　何况，华国锋又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手中有毛泽东为他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还有"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功绩。所以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很大的权威性。

　　再有，如前所述，华国锋凭借权力，先后发出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文件，动用专政手段镇压敢于对抗"两个凡是"的人，强行推行"两个凡是"。

　　1977年年初，华国锋在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上批示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这个批示中，华国锋要求对谣言的制造者进行逮捕或镇压。

　　"两个凡是"的最大危害，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两年徘徊，丧失发展中国的机遇。

　　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之下，大量冤假错案难以昭雪，大批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知识分子顶着"臭老九"的帽子抬不起头来，人民公社仍然束缚着农村的生产力……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无从谈起。

　　"两个凡是"的推行，使华国锋等人垄断了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和解释权。

　　这样，当政治上需要的时候，他们随便拿出毛泽东的一两句话，就可以任意设置各种障碍，定夺干部的生死。

　　世纪之交回眸华国锋性格行为特点

　　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即将世纪之交。

　　在这本书中评价华国锋，是从世纪之交来看华国锋。

　　但这里更重要的意思是，从未来、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华国锋。这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更高的历史视点。

　　现在有一些舆论认为，总起来说，华国锋是一朴直老实的人，就是没本事。这个看法可备一说。

　　但是，这种评价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论罢了。它没有抓住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这一大的背景来观察和评价华国锋。

　　华国锋对于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中国转型需求，既没有敏锐的感觉，也没有前导性的思考。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实施一套"偶语者弃市"的严酷封建专制，再加上锁国政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冲击破坏，已经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缘。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早已十分不满。1976年4月5日天安门抗议运动，就是这种不满的爆发。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看到周边日本及"四小龙"在这些年里获得飞速发展，十分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迫切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那种局面，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斗局面，为国家开辟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真可谓是举国期待。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一个领袖做出评价，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有无时代的感悟力、洞察力，并且能否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反应。特别是要看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能不能把握人心，把握脉搏，正确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这是评价领袖人物最重要的标准。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有功，可是他强力推行"两个凡是"，说明他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不及格的。

　　"两个凡是"表明他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需求麻木不仁，拿不出符合人心、符合时代潮流的对策。

　　从现代化的标准来看华国锋的思想和实践，他的性格和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过去取向

　　"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说明华国锋更为强调的是祖先崇拜和传统尊敬。这正是小农社会为了延续家族并使人们留在土地上有效地从事农业生活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其特点是认为传统的事物最有价值，厌恶和害怕创新，认为新的东西十分可疑。中国封建社会"称尧舜、法孔孟"，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而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人则注重未来取向，厚今薄古，喜新厌旧，立足今天与未来，愿意不断创新与改进。

　　二、迷信倾向

　　结合华国锋的情况来看，它的内涵主要是指：对权威盲目服从，神化崇拜对象。这也是前现代化社会即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性格。华国锋迷信什么权威呢？毛泽东晚年的权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权威，即使这些权威被长期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也要笃行不误。而现代化社会是一种更多地强调平行、思考、试验、探索的社会，对权威盲目服从和迷信的倾向较弱，由于社会向多元发展，一切都尽量代之以法律和法治，不热衷权势。另外就是多采用相对观念，理解人与事的复杂性，不把权威和习俗绝对化。

　　三、依赖心态

　　邓小平曾批评华国锋"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可以说一语中的。

　　"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一种依赖。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自幼及老都有强烈的依赖需要。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向每个人提供的都是依赖的训练。依赖什么呢?依赖旧有的思想，依赖长者的指导，依赖单位……缺乏自信与决断。因为自由与责任相联系，所以诸多中国人宁愿舍弃自由，以回避独自承担不可测的风险和责任?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依赖对象是晚年毛泽东。邓小平批评华国锋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离开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思路，华国锋就很难开辟新的道路了。而现代化社会所需要和提倡的，则是凡事自动、自立、自主，免受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影响。这就需要有较大的自信心与决断力，独立思考，遇到困难尝试用新的办法来解决。

　　四、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的特点是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唯书唯上，泥古不变，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主观和客观相隔绝。华国锋正是如此。他把毛泽东的言论当做教条、教义，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加以神化。他认为只要凭着这些条条，就可以凌驾实践，指导一切，判断是非，剪裁事实。这也是传统社会传统人的主要特征之一。

　　以上，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华国锋的性格行为特点。

　　当然，华国锋的决策，还有现实政治斗争的功利考虑，但是，我们从他做出这些决策的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背景深入考察，是不难得出上述结论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政治素质和文化积淀，显然无法带领"文化大革命"之后复杂的中国走向一条崭新的现代化之路。历史是由人物的性格行为构成的。华国锋等人的思想局限客观地讲是一种历史局限。如果华国锋还是一个省委书记，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未必不拥护邓小平理论。但是，他当时是一个大党大国的"一把手"，他的行为将构成历史。而在种种历史假设中，赫鲁晓夫式的反斯大林人物对华国锋来讲是一个可怕的咒诅。他不可能冒"背叛"毛泽东的风险，哪怕只"背叛"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他的经历、资格、性格以及政治资格均不足以构成一种开创性的独立行为。所以，1978年左右的中国改革历程，不是由华国锋这样比较年轻的党的领袖来完成，而是由一批长征老人来完成的。所以，华国锋等人也就与后来一些有系统的理论纲领从政治上向邓小平理论挑战的人不同。
　　叶、陈、王抵制"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种抵制和反对。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叶剑英的意见非同小可。逮捕"四人帮"成功，主要依靠叶剑英，华国锋心里有数，全国也都是很清楚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曾经请叶剑英出来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叶剑英不同意。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这一段华国锋和叶剑英如有共同活动，比如接见国内重要会议代表等，《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这样做的："华主席叶副主席接见×××"。华国锋与叶剑英并列。

　　而且，谁都知道，当时军队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叶剑英手里。

　　华国锋心里十分沉重，他对叶剑英是不能不让步的。

　　挑战接踵而来。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陈云在事先准备好的书面讲话中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慷慨陈词："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虽然不让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却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赞同。华国锋有点被动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在中国政坛上的分量和巨大的影响力。

　　在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讲话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

　　关于邓小平问题。华国锋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局势。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在讲话中有了一些松动，这是他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的一点让步。

　　邓小平语出惊四座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

　　三个月之后，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作了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华国锋感到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

　　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

　　此时的邓小平，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艰难备尝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张国焘、"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说："我们绝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努力，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邓小平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此后20年，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急火攻心"洋跃进"

　　所有中国报刊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1976年产钢2040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倒退五年。1976年，农村劳动力年平均粮产量974公斤，比1975年的1010公斤下降3.6%。

　　"天府之国"四川，粮食由调出变成调进，1976年调入6亿公斤。

　　鱼米之乡浙江也吃调进粮。该省1976年油料棉花产量低于1957年。

　　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

　　1976年，农民年均收入62.8元。

　　城市职工1976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65年625元下降20元。

　　城市大量欠账，住房极为紧张。肉类蔬菜稀少，粮票布票成为城里人的生命线。农村外出乞讨的人越来越多。

　　科学教育文化受到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的。科研文教机关、群众艺术团体基本上被砸烂。多数科研设施、实验室、实验器材被破坏。大学长期停课"闹革命"，中小学教室门窗多数被毁。多少科学文化艺术精英被迫害致死。中小学教师都被划到资产阶级这一敌对阵营，受到摧残折磨。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假社会主义和极"左"路线导致的恶果。同时，也说明工业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陈云同志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主要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好一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左"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高指标，大计划，挤了人民的生活消费；二是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困难时好一点，一好转，"左"的一套又推行起来，旧病复发。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经济方面，华国锋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恢复与发展经济作了努力。

　　首先是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把一些"四人帮"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扫除了隐患和阻力。
　　同时，他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到重要的地位，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从1976年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及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林业、水产等一系列生产建设工作会议，强调搞好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好生产。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决定(草案)》。5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1月，国务院规定在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技术。

　　各工业部门生产秩序开始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走上正轨。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度，这对于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水平是一个有力的措施。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毁灭科学文化的谬论。华国锋也在科学大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这促使全国出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和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

　　在舆论方面，报刊发表了一些澄清是非，促进生产，要求推进现代化的文章，有利于经济战线拨乱反正。

　　1977-1978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恢复和发展。当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

　　但是，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痼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

　　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矿产资料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由于这个高指标过于不切实际，当时就被讥为"新的大跃进"。

　　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报告和《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比如，要求到20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这是近乎痴人说梦。

　　同时，规定的具体经济指标过高。比如，到20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

　　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如："到20世纪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实际上，到1997年，还只有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庆。其他油田当中，产量最高的也是年产1000多万吨，哪有"十来个大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原油产量才1.5亿吨左右，钢产量也刚刚突破1亿吨。

　　更为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是由于在邓小平领导下，大胆实施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些成绩已经使全世界瞠目，被称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了。由此可以想见，在1978年那个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按华国锋的"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怎么能完成那么高的经济指标呢?

　　华国锋提出的"大跃进"指标，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曾提出慎重一点，再研究一下，不要匆忙拿到人大上去通过。但华国锋不听，坚持把没有经过论证的《十年规划纲要》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向全世界宣布"。

　　与毛泽东时期1958年大跃进相比，197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新特点。这就是加了一个"洋"字，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过多，与我国当时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引进是完全必要的，是好事，但是要有消化能力，要讲效益。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只签了一部分，如果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由于有了这个新特点，所以人们把这次大跃进又叫"洋跃进"。

　　头脑发热的结果，是到1978年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

　　一、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这在当时缺吃少穿、日用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苏联模式"。

　　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负荷能力。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40.7%。

　　三、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6%。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仅占17.4%，这个比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低十个百分点。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国家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

　　经济工作中传统的"左"倾发热症，给新时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失误和困难。

　　冤假错案何时昭雪

　　"文化大革命"中的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冤狱遍于国中。无数冤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仅受迫害者及其亲人切盼平反冤假错案，以期重见天日，广大干部群众也希望中央早日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这样做，才能深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打破"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的极"左"猖獗的局面，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要解决那些轰动全国的有代表性的大冤案。解决了这些大冤案，不但可以解放众多受株连的人，其他冤案也就好办得多了。

　　但是，华国锋对此却没有积极性。他心里考虑的，是"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如果刘少奇、薄一波、陶铸……这些案子都翻过来，那"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呢?再说，这些案子都是毛泽东定的。平反这些案子，不就是否定毛泽东吗?毛泽东说过："翻案不得人心!"

　　所以，当邓小平把陶铸叛徒一案的申诉材料交给华国锋的时候，华国锋认为，陶铸的案子是毛主席过问的，弄得不好会给毛主席丢脸。

　　当胡耀邦、宋任穷根据事实，主张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时候，遭到华国锋的主要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坚决反对。

　　当邓小平提出解决彭真冤案的时候，华国锋表示，我们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就彭真的问题写过许多批示，如果给彭真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都错了吗?

　　当有的同志把薄一波的"61人叛徒案"有关材料写进简报，要求为薄一波等同志平反的时候，华国锋和他的助手，前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很气恼，表示要顶住。

　　当杨尚昆等同志就自己的冤案提出申诉的时候，汪东兴认为，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案子，叫我们怎么纠正?

　　当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向中央提出：为"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文化大革命"中接着受迫害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洪学智等同志平反的时候，也遇到了华国锋的阻挡。

　　在华国锋"两个凡是"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人对平反冤假错案持抵制的态度。中组部对受迫害的老干部急切的呼吁置之不理，对来访者拒之门外。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可是郭玉峰不仅把舒同挡在门外，而且派人把舒同从中组部招待所赶走，让舒同"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在北京，有近万名中央机关干部闲置在家，废弃不用。

　　一大批像夏衍、楚图南、沈从文这样的文化名人被视为"社会糟粕"，继续当做阶级敌人对待。

　　被关押在外地的一些原中央领导人愤怒地写信责问："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至于普通群众当中难以平反的冤假错案，就更是擢发难数了。

　　尤为严重的是：华国锋不但阻拦平反冤假错案，他强制推行"两个凡是"，还在制造着新的冤假错案。

　　十一大的遗憾

　　1977年8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华国锋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是很鼓舞人的。

　　但是，政治报告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依据"两个凡是"，称颂毛泽东晚年的英明伟大，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说"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

　　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报告在论述今后"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时，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报告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报告根本不提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党面临的任务，不是反"左"，而是反右。

　　报告继续鼓动：在"伟大阶级斗争推动下"，深入持续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中国，还在"左"的阴影下蹒跚、等待。

　　十一大之所以延续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原因在于：

　　客观方面：粉碎"四人帮"仅仅10个月。长期以来"左"的影响还很大，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的力量对于最高决策还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主观方面：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在华国锋和汪东兴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

　　十一大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共五人，也由这五人担任。

　　在十一大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在演说中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邓小平批判"左"倾思潮、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思想和有力的武器。在十一大上，邓小平仅有有限度的发言权，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作着努力的抗争。

　　新中央军委令人瞩目

　　按照惯例，十一大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8月25日，中共中央就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下发通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

　　列席常委：杨勇、梁必业、张震。

　　此时，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的罗瑞卿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的老部下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至关重要。人们从这个名单上，看到了有利于邓小平和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因素。因为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帅副主席和军委绝大部分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是坚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邓小平的。这一点，十分令人瞩目。

　　在这之后不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立场。这是实践标准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

　　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报告，表明他有四个坚持：

　　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二、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三、坚持反右，反对反"左"；

　　四、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

　　这四个坚持，是"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政治、经济不同领域的具体化。

　　这里特别列入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往对于华国锋的批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多同志对于他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措施研究较少，这是一个不足。上文对华国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谈得比较多，在这里侧重分析一下他的经济思想，以为补充。

　　城市与工业的改革比较复杂，至今仍在探索，仍有争论；而农村与农业的改革已获得全国共识，这里就从农村和农业问题入手，对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作一纲领性的剖析。

　　在毛泽东晚年和他去世之后，为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为农村发展确定一条道路，曾召开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生前的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第二次会议"是华国锋主席亲自提议召开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说，这次会议"是八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因此，这两次大会的精神，能够反映华国锋抓农业的思路。

　　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发生尖锐的政治斗争，这里且略去不提，单说农业问题。当时还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提出"农业要整顿"，实际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祸及农村和农业方面的错误。农业怎样整顿，整顿的目标是什么呢?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的见解。

　　现在大家对农业现代化可能有了更多的理解，它是指机械化、产业化、市场化，是指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

　　不管怎样，它绝不是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大锅饭模式；农业现代化也绝不是靠普及大寨县的政治运动所能实现的。

　　在这里，邓小平对"学大寨运动"委婉地表示了不同看法。

　　不久之后，邓小平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决主张解散人民公社，正是这一思路的逻辑发展。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颖超等同志提出：硬来蛮干的学大寨不是出路，在农村普及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种田，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邓颖超等同志的看法是有依据的。

　　最大的依据，就是从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搞了20年之后，到了1978年，农业生产效率却低于1952年农业合作化之前的水平。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如果把1952年的农业生产率定为100的话，那么，1978年则为77.6。

　　多年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推行全国"学大寨"，极大地加重了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

　　对这一点，最高决策层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华国锋对此全然不顾。

　　华国锋在第一次学大寨大会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他要求省地县要派出1/3的干部下去抓这项运动，以期实现1980年全国有1/3的县变成大寨县。

　　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动力，就是陈永贵在这次大会上说的："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四人帮"猖獗的情况下，这样布置工作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及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

　　可是，在第二次会议上，不但一切照旧，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会议指出，学大寨是中国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运动，是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会议指出，学大寨，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贯彻始终。

　　会议要求前来开会的2000多个县的负责人：学大寨，要学根本，要像大寨那样"扎扎实实"地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大批促大干。

　　华国锋及陈永贵把党内对"学大寨"的质疑打成"四人帮"，当做"死敌"来对待。

　　《人民日报》庆祝这次会议闭幕的社论说：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社论强调说：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的头子是反对学大寨的，王张江姚同样反对学大寨，而且更猖狂，他们是贫下中农的死敌，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人民日报》报道：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劲头还要足，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当然，这个高指标到1980年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就是到了2000年，也难以达到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

　　我们由此看出了华国锋搞经济的思路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大跃进。

　　华国锋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缺乏认识，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的经济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延续。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十一大虽然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十大有所进步，但是，它没有能够完成从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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