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面女侠波姐十四季:由末法时代,走向共生!——从五个人五句话及五个注定,到良知、文明、共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5 22:01:31

由末法时代,走向共生!——从五个人五句话及五个注定,到良知、文明、共生

2011-01-15 11: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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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由末法时代走向共生!

——从五个人五句话及五个注定,到良知、文明、共生

钱  宏

既然现下,有不少的人心中巴望着用儒术之道统,来巩固既得利益之法统,也罢,共生主义者尊重一切的人对己对人负责任的选择。

末法时代无计可施之计

我也提个建言:当今中国若尊儒术,必立五个人五句话。

第一个要立的当然是终生奉行“克己复礼”的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儒术始祖,帝王将相之师,被后世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子以四教立言,曰文、行、忠、信:诗书六艺曰文;体道于身曰行;尽己曰忠;待物以实曰信。概括起来,就是那句人们耳熟能详,却从来只希望别人做到自己例外的话,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乃当今中国与世界最当立之言。但前提是:任己身处强弱多寡顺逆之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活也助他者活(参阅钱宏《共生十诫(A DECALOGUE by SYMBIOSIS)》)。

第二个要立的是崇尚大同世界的孟子。

孟子(前372 -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帝王将相之师,后世尊为“亚圣”。孟子在指出“上下交相利,国之危矣”后,告诫各国国君“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结果发现还是没有什么用,于是,开始向内求诸人心向善,即良能、良知、良心。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实乃当世中国当立之言。

第三个要立的是崇尚小康社会的荀子。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术真正集大成者,是所谓“内儒外法之术”的开创者。荀子立言甚丰,然作为以“小康社会”为现代化目标的当今中国,最值得当国者警省的是,荀子此言: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口不能言,身能处之,国之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我们决不能因为“上下交相利”,争创GDP,而弄出个“举国皆妖”的局面!

第四个要立的是终身崇尚致良知的阳明子。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中国浙江余姚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笔者管他叫阳明子。阳明子因上疏触犯重权在握的太监刘瑾,遭受朝堂“廷杖”之“失身枉道之耻”,还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而吉人天相有了“龙场顿悟”。他发现“理”原内在于“心”,不假外求,从而矫正了宋代程朱以来“格”外在事物以“求理”,卒无所得的误导。阳明子延续了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的治经之法,明确指出“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他一语道破:经学即心学,天理即良知!

阳明子大书:“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实为孔、孟、荀三圣天人合一、良知良能、言行一致之集大成者,亦是当今时代最迫切需要者!

我曾将其概括为“良知、良心、良能三位一体”(参看钱宏《善政与良治之基,需要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读<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图文全本>有感》)。

第五个要立的是“办事兼传教之人”国藩子。

曾国藩(1811.11.26-1872.3.12),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后因丧母回乡丁忧,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他因势在家乡创办湘军,为清王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这里依惯例,不妨尊称为国藩子。国藩子是阳明子哲学(道统)最成功的践行者,少时即立志立言,曰五字:

即“诚、敬、静、谨、恒”。国藩子解释说:“‘诚’,是不自欺,也不欺人;‘敬’是为人谦恭、做事认真;‘静’,说的是安宁、专一的心态;‘谨’意在提醒自己说话要谨慎,不假大空;‘恒’,则是持之以恒,富有规律性的意思”(参看钱宏《一尊巨型精神雕塑珍品是怎样完成的?——读<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有感》)。国藩子实为“洋务运动”开创者,成为师夷之长以制夷,在中国选择性复制工商文明第一人。

学风、世风日下的根本原因

然而,尽管我这里强调“当今中国若尊儒术,必立五个人五句话”,但其实对于解决当今中国既得利益的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们联合垄断国土资源、联合操纵国家公权,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绑架全体国民为其服务的局面——中国问题——并不能起什么根本的改变作用,实为“末法时代”无计可施之计。因为:

东土的儒术与西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本质共通性:第一,它们都是把价值理性捆绑、依附在工具理性上来实现(销售)其价值(利润),而非直接诉诸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身心灵生存方式的健康成长,因而在各自历史实践中必然走向反面,事与愿违;第二,由于工具理性至上,而非直接诉诸每一代“有生命的个人”的修为创新,因而在历史实践中,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失去“活的灵魂”,走向僵化、本本化、教条化、八股化,使后来者“法乎其上”,只能“我注六经”、“述而不作”掉书袋子,阐发微言大义,终至末法。

正如西来(且通过北方邻居俄罗斯转手)的马克思主义之道统,是通过无产阶级(据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到列宁主义那里已经从整个无产阶级蜕变缩小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即精英领袖)及其专政之法统来实现一样,东土的儒术之道统,是通过为帝王将相之法统来实现,这就注定了东土儒术之道统必然要服从历朝历代帝王将相之法统的需要,亦即王道永远要让位于霸道,智慧在让位于权谋,精神修为让位于物质欲望。

同时,这里的“帝王将相”(现在表现为“官阶官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作为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人,事实上,不可避免地还有他们不受乃至完全不受儒术价值规范,或马克思主义价值规范的自身的价值(利益,如权、钱、性)诉求……结果:

注定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流氓哲学高于一切(参看钱宏《“打天下坐江山”有违“权为民所赋”》);

注定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斗争哲学由内至外主导一切;

注定是“权大德高”、“政教合一”,而导致脱离实际的“钦定原教旨主义”风行,学风、文风、民风日下;

注定是“权大于法”、“公权私用”,不用白不用,且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心相(态),而导致“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国妖行径”盛行,党风、官风、世风日下;

最终,注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的全面紧张与危机四伏。

学风、世风日下,以至“山重水复”,这就是我们这些年经常听到的所谓“末法时代”的表征!

如何走出末法时代?

所谓“末法时代”,就是所有正、像之法都用尽了,没有办法,无计可施的时代。

然而,纵使如此也不必绝望。有道是“礼失求诸野”,民间永远东西南北古今中外智慧源泉参阅钱宏《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贵族和精英,也可以象原草一样曼妙生长》)。人生道路同山路,曲折迂回总向前,我们自幼到长,其实遭遇过无数个的“末法时刻”,每当此时,我母亲就告诉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人不自绝于天,天无绝人之路”,峰回路转,存乎一心。只要你善根深厚,愿力坚定,持慧命于不堕,挽狂澜于既倒,唤世风归正途,生活必将无限止地往后延伸……她的办法似乎总是取之不尽,永世不竭!

所以在此,我想再说两句话,第一句,是前面说“当今中国若尊儒术,必立五个人五句话”。这是身处所谓“末法时代”,一个无计可施之计,没有办法的补救办法。

第二句话,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一切工具理性置于生态文明价值理性的规范之下,再造文化,再造中华价值观,以改变当下中国的文风、世风。这是我这个农夫观察、反思、求索近四十年能够提出的最可几的建设性办法。不妨简述如下:

从“中国问题”百年不逾的主体流变来看,中华价值重建也需要几个具有最大世界公约性的基本理念,以我愚见,这就是——良知、文明、共生。

良知鲜明的中国元素,且以红色为标志。人们秉承某种文化背景过程中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自组织动力学表达,其中整合、浓缩孟子良心教、王阳明心学、胡塞尔现象学之精粹。良知,即是以实行社会大和解树立魅力国形象为路径的整体开放心理氛围与善行。

良知的现实价值取向是: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组织行为。相当于好的国家主义。

文明,突出的海天元素,且以蓝色为表征。与野蛮、奢侈、蒙昧、垄断相对,是良知激发的火花、光明,是人们通过分工、合作、互助和睦、自由地生活于某“公共空间”中的行为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相互照耀的过程与结果。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的当代政治制序与责任。

文明的内在逻辑要求是:自觉回避上层精英相护权贵化的各方便法门,建设公平契约和法律最高的社会基础秩序。相当于好的资本主义。

共生,综合的时代元素,且以绿色为象征。以全生态社会建设和“善待他者”为基石的新型包容性群伦伦理关系与美德。共生,是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天下(社会)相安、相宜、相帮之道;共生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共生主义,是一种健康、高尚、简约、低碳、可持续的全新生活方式。

共生的现实文化背景是:走和解、自由、开放、共赢并落实为生产、生活、生态和谐共生与世界分享幸福的道路。相当于好的社会主义。

我相信,良知、文明、共生三位一体(善美术的朋友请帮助设计一个LOGO,拜谢了!),将成为中国和中国人新世纪新时期受到普世欢迎的文化标识或文化名片,而它的背面写着三个字——中国梦!

如果中国人能较快较顺畅地理顺自己的内部事务,如果中国注定要在全球化背景中复兴或重新崛起,成为继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后那样引领世界的优势文化大国,那么,中国带给当今世界的,绝不再是以军事强权、政治强权和经济强权为先导的文化,而一定是一种更加上进、更具兼容、更有德性的全球良知、文明、共生的普世福音——中国率先全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构想,是为着普及一种健康、高尚、简约、低碳、可持续的共生主义全新生活方式!

共生主义(S3)=“好的国家主义”(N),乘以“好的资本主义”(C),乘以“好的社会主义”(S),如果用数学公式表达,就是:S3=NCS。

我渴望生我、养我、育我的国土,人民与国务活动家、企业家与外交官,无分精英或大众,权贵或草根,强势或弱势,在“良心、良知、良能”基础上早日取得一种重叠共识,并在自己对内、对外的言行中一以贯之地走向未来,走向全球、走向共生。

共生公式:生态文明行为X每一个共和国公民(我)=拯救中国与世界的力量!

果然如此的话,我想引用“中国学”开创者费正清先生发人深省的话结束这篇小文。他说: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这个未来,就是引领人类超越和整合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最后,我送给读者君一句话:不做国妖,从我开始,必将由末法时代,走向共生。我以阳光的心情,讲述中国阳光的未来,坚信:

善缘广结为本

箫韶九成凤来仪*

这是一个我想要告诉诸君的乐观结论。

 

2011113-15日于开关居

 

*,笔者所创新汉字,从语从金,音玉(Yǜ),金口玉言,一诺千金,是一种诚恳、执信人格的象征。上世纪90年代,笔者有感于现实生活中人人口言“诚信”,然观其行,却往往没有“诚信”可言,以至于出现了所谓“诚信危机”,连“诚信”二字也没有诚信!笔者当时认为必须创一新字,作为“诚信”之义的思维载体和价值载体,于1996年11月2日创作《“”的精神》一文(后收入本人的文集《爱与思语——追寻可能的世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12)。

不料此字创出后,得到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世英先生的鼓励和奖掖,令我这个农夫倍受鼓舞。他看到拙文后,分别在《人民日报》(1999年04月02日第10版)和《光明日报》(1999年03月19日)撰文指出:“更妙的是,作者在一篇文章中竟生造了一个字——‘’(Yǜ音玉),以激发语重千金(‘说话算数’)的精神,他称之为‘’的精神。……德国现当代哲学家胡塞尔说,想象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幻想,幻想是没有物理基础的想象,但幻想也能提供‘本质直观’(即让人通过想象的范例以直观到本质)。钱宏君在这里可以说是‘幻想’出来了一个‘’字,但这个‘幻想’的确让人直观(胡氏又称之为“洞察”)到了事物的本质。”(此字,连同后面所创相关联的共七个新汉字,经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于涛小姐从其专业进行校注,统一命名为“中华七彩人生”)

是的,当今世界,诚信,作为人的第一美德规范,从来都没有这样需要啊!但汉语双音词“诚信”被心口不一言行分离的人们用得太滥,以至于它本身就没有诚信,所以,需要创造一个新的载体,来承载其作为第一美德的含义。我冒昧地以为,就是这个“”字。它不只是一个字,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所特有的价值取向,一种灵魂性的东西!有了这样的精神和灵魂,中国执政党率先全球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所承载的共生关系、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社会、共生世界——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才有根基。

2008年12月初,在德国萨阿布吕肯欧盟学院一次论坛预备会上,我作为中欧社会论坛的首席顾问和中国大陆的唯一出席者,受会议主席卡蓝默先生委托做了一个总结。当我谈到中欧社会论坛的宗旨时,我由衷地指出:在中欧社会关系建设,乃至世界社会关系建设中,“对话、理解、行动、建议”固然是我们必须抱定的宗旨,但是,我以为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就是“诚信”,即我所谓的“的精神”。于是,我和全体与会者(来自全欧各国及香港代表)分享了这个新汉字,并冒昧提议大家一起念:“(Yǜ),MY SPEECH IS GOLD!”

“箫韶九成凤来仪”, 箫韶,虞舜时的乐章;九成,九章;凤,代指凤凰;仪,仪容、仪式、标志性质变、飞跃。中国古人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记述。自古,东方华夏人便把凤凰作为祥瑞之禽,称圣贤治世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至,为太平之象。反之,“万钧之为重,冲飈不能移,《箫韶》未九成,灵鸟不纡仪也。”

这里的九成,暗合贝多芬交响乐第九乐章《欢乐颂》(最后的弥撒)之意,所以,箫韶九成凤来仪,可喻一个人、一个组织的事业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是一个良性量变积累,渐至辉煌的过程,而能够形成良性量变积累的根基,是以为本心,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共生缘(即善缘,亦即良好关系、联系、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