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黑山老妖技能:前生态社会：真信笃行，走向共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6 14:48:02
前生态社会：真信笃行，走向共生
采访前言
当中国GDP升级为世界第二，面对“中国威胁论”的再次抬头，国务院新闻办
只是，作为“国家意志”的和平发展，要使人信服和接纳，就不能没有经验、常识（历史）依据和哲学依据。在全球产业、经贸、金融循环链条中处于低端的中国经济崛起，是否“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面对“中国威胁论”，事实上，根据工商文明先发国家自己的历史经验，只要还是讲“发展”这个硬道理，讲“和平”的软道理，就很难自圆其说。
因为，从哲学上看，自由主义处世哲学（包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福利主义、精英主义、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民权主义等变体），不能为其提供创新性的理论支撑；平等主义处世哲学（包括群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等变体）也很难作为“和平发展”的哲学依据。这已经被西班牙、英国、德国、前苏联、美国的“发展史”、“拓展史”、“扩张史”反复证明。中国要让世界接纳和放心，必须贡献自己新的处世哲学。
没有哲学依据，“和平发展”充其量，只是一种智谋，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国家意志”。
中国崛起，是一个事实，不必遮遮掩掩，问题是中国崛起的方式，是不是、会不会走西方近代至今的老路？这不但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关注的，更应当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自己应当关注的。发展也好，崛起也罢，首先是内部事务。只要一个国家处理好了内部事务，外部世界就不可能不“放心”，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都处理不好，你叫人家如何“放心”？但无论是处理内部事务，还是处理外部事务，都必须要有一以贯之的处世哲学。
当中国人不只是从出口服装、电冰箱、玩具，提升到出口计算机，甚至飞机和高铁技术，以换取“外汇”盘剥本国人民、掠夺性购买外国资源和被迫购买美国国债，也贡献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能散发出普世精神和文化魅力的思想理论——“全球视野、中华情怀、善待他者、走向共生”的共生主义处世哲学——且“口能言之，身必行之”，即中国政府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国公民在国际经济文化交往中，成为“真信、笃行”这种live and let live思想理论的模范国度和模范公民时，其人格形象与国家形象、人格魅力与国家魅力，乃至俊杰气度、大国风范就凸显了出来。
如此，世界必将确信：中国崛起，将致力于创建一个能将大同世界（尚书）落地、小康社会（荀子）提升的共生世界；中国崛起，将致力于中国与世界切实导向一种健康、简约、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全新生活方式；中国崛起，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以良知、文明、共生，会盟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一道，普惠全人类、普惠全生态、普惠全宇宙！
最后，世界必将公认：21世纪的中国形象，充满人类德性的光辉！且让我们相信：
善缘广结
箫韶九成凤来仪!
价值中国：您一直在倡导共生的哲学，首先请您与我们分享您提倡的共生哲学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钱宏：我倡导共生哲学，首先是根据我近四十年的生活经验、观察和思考，我以一个农夫的视角发现，从身边的人畜、动植物、青山秀水，到天地星象，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态循环的共生关系。
我说个“一草养三鲢”的故事：草鱼（即青鱼）是吃水草的，鲢鱼是吃草鱼便便的，鲢鱼的便便又养活了池塘里的水草……那么多少草鱼多少鲢鱼的比例是最佳搭配呢？这个“最佳搭配”就体现出中国农民的智慧，因为这里体现了“清水”、“草鱼”、“鲢鱼”、“肥料”、“捕食”、“饮用”、“植被”等一系列环节的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从而保持“青山”、“绿水”、“渺炊烟”、“明月”、“松石”、“河畔草”的生态循环。
世界上两个唯一没有终断历史的民族：第一个是“重农”的华夏民族，第二个是“重商”的犹太民族。“农”的生活方式，不但直接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而且，华夏人（中国人）凭借自己的观察智慧，找到了地球母亲生态循环的共生法则，并且用自己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复制着、完善着这些法则，从而使自己成为地球生态循环系统的一部分，所有农作物的“种子循环”与大自然的种子循环都是这样完成的。后来，我把这种观察与思考，用到了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国际关系和人和自己的关系，用到人类社会政治生态系统、文明形态更替，提出一种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思路，即：“全生态社会建设论”（2007），并由此产生了“共生主义理念”。
我提出的共生哲学，也有我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依据，这就是我1994年初提出的背景主义。当时，我了解到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感到这与我的观察与思考不相符合，不管是什么“冲突”或“竞争”，在我看来都不过是人类文明从各自封闭，到融合、进化、优化的一种激励机制，而总体方向必定会与“互助”、“合作”、“协同”、“融合”等“共生起源”、“共生法则”相吻合，否则，就不能解释在同一个背景（地球）下，生物世界何以从单细胞开始，发展出后来我们看到的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也不能解释人类世界何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文明形态。
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人类的新生代来说，所有进入他感知觉的人、事、物，不分东西南北文明野蛮，都可以看作是信息，他要秉承吸纳这些信息，内化在心，然后通过他的自组织力，加以辨识、归纳、综合、演练、排列组合，渐渐形成自己的行为定势和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体悟与思想。行为定势是学习，体悟与思想是创新。
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背景”的东西下进行的，一句话，叫秉承背景又在出背景。这样人类的新生代才能超越前辈而有所创造、有所进步——即书写（创新）历史，而不只是被历史所书写（复制）。
我是从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由张之洞的《劝学篇》派生的“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以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持续到今天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传统，反思西方自笛卡尔、伽利略、培根以来500年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从康德的真、善、美哲学追溯到中世纪的所谓经院哲学，再进入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圣贤、大哲的精神天地，最后提出我的所谓的“背景主义”。
背景主义首先讲老老实实的秉承，讲物质能量、信息能量、精神能量最神奇、最宝贵的转换力量——生命的共性自组织力与个性化的自组织力，撇开你的、我的、他的（含它的、祂的），撇开唯物或唯心、东方或西方、古代或现今这样的片面极端，撇开“冲突”和现实利益“竞争”。就是说，背景主义哲学，一方面积极肯定天文、地文、人文之文化背景、现实生活（能量转换）条件对人的创造活动的基础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建设和创新，在于主动展开生命（能量）自组织活动，创立物质能量、信息能量、精神能量转换方式的理念、范式、参量、参照物，从而丰富背景、整合背景、在出（创新）背景，以开创自己身心灵内在逻辑与价值（道与德）之自由的新生活。
由此，背景主义哲学，以追求适用于万物的根本法则为目标，以包含一切存在的“背景”为本体化对象，从人的认识、实践与背景的相互运动关系引导出人的存在是“生命自组织力”，并根据这个“生命自组织力”，推导出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及其互助、互补、协同的“共生法则”。
事实上，“共生”，作为背景存在所必须的自然法则，作为宇宙、生物、人类的存在所必须的普遍法则，也是背景主义哲学所追求的那个最后的价值基础，在物种起源进化、生态平衡循环、人类历史实践、复杂系统自组织，以及日常生活、教育传播、经营管理、建筑设计等各个领域，都已得到了广泛的印证。
因此，由“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价值”推论出可以指导人类行为的其他法则和规范，也就顺理成章。
第三，共生哲学是对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幸福主义与尊严主义的新综合。
当一个人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时，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一个人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时，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迄今为止，人类在自由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人类在平等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尽管在历史进程中，现代经济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并非总能达到完全同步推进的水平，但却依然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会错位到哪里去。如果发生错位且错位较大，那必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非重铸、再造、更新，不可持续。
自由主义强调学无禁区，在人际关系上不设任何边界，而平等主义强调习有禁忌，在人际关系上却有明确边界，这就产生了一对伦理价值上的矛盾。于是，协调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便成为现代人身心灵健康成长所必修的人格功课。这也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所以，一个人格成熟的现代人，必是一位能够较好地协调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人，必是一位富有尊严和幸福感的人，因而必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人。
而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而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我以为就是共生主义，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呈现为趋于共生主义。
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在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区域，表现为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或处世哲学。但是，从哲学上看，包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福利主义、精英主义、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民权主义等变体在内的自由主义处世哲学，和包括群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等变体在内的平等主义处世哲学，在各个国家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都有其自身的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现实运动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我一再强调，人类（不是哪个国家）亟需寻求新的智慧引领向前，以适应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
由此，我冒昧地将现时代中国的处世哲学，归纳为十六个字：
“宇宙视野、生态情怀、善待他者、走向共生”。
价值中国：值此后工业社会的开端之际，怎样理解您的共生哲学？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钱宏：我们知道，丹尼尔·贝尔是一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今年1月25日， 91岁高龄的贝尔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去世，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被公认为是未来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齐名，揭示了未来学的新风貌。
但是我想，从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到汤因比、查尔斯·奥尔森的“后现代”、“后西方”，到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都只是一种描述，而所有的描述，关键看它对当代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否具有必须而充分的解释力。我以为，任何理论的充分解释力或判断力，都来自理论对当代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的历史状况和变化的充分且系统性的了解，单是依据某个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就提出一种理论，也许具有片面的深刻性，但很可能是以偏概全。以其抱定“工商文明”范畴，把以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相联系的当代人类生活，描述为“后工业社会”，我更乐意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范畴，对这种新变化描述为“前生态社会”。
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性质基本面的重构，整个工业文明在这三大关系性质的基本面上，是确立权力、支配、改造关系。而面对健康可持续生活（乐活）、简约（低碳）生活、创意生活、“宅生活”、“森生活”等等新情况、新生活状况与价值诉求，面对“地球变小”和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对“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占有不对称”局面的打破，我觉得“后工业社会”充其量是一种“老瓶装新酒”的理论，解释力很有限。
所以，我不大同意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描述，我认为用“生态文明”和“全生态社会”描述当下和未来世界文明社会形态，比较恰当。
生态文明、全生态社会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由工商文明、后工业社会向农耕文明的回归，也是对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超越，实际上，我们已然处于一个“前生态社会”。
前生态社会向我们昭示：一切观念、规则、制度，包括1648年以来建构的地缘政治、“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一切理论、政策、实践，包括500年来人类尝试过的形形色色的“主义”……都要进行重新反思和价值重估，因而，人类往后的一切智、谋、行，都得由此出发和以此为归宿。
而“前生态社会”的描述，不但更符合实际变化了的情况，而且与“生态文明”将建构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合作、伙伴、协同等共生关系相吻合，同时，与中国农耕文明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地道、人道”和“参赞化育”意识具有历史承接关系。
价值中国：我们正在解决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这意味着可能需要用新智慧来进行一场思维革命，那么，在您看来，新智慧“新”在何处？要着重解决现代化的什么问题？
钱宏：我注意到，刚刚续任联合国秘书长的
“共生新思维”这一哲学概括，也可以称之为“共生之道”。其“新”就新在：祂是不偏向、不偏袒、不偏信任何个人、组织、集团的思维；是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一切工具理性，置于生态文明价值理性的规范之下的崭新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国家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哲学观；是继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与美国独立的民有、民治、民享之后，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又一普世价值——良知、文明、共生。其内涵，同时也就是其着重要解决的中国当代现代化（其实我更愿意说是“当代性”）问题，有三个层面：
一、共生新思维，是全生态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不分强势、弱势、优势、劣势、精英、草根地善待（即无歧视地对待）所有人，是所有社会成员臻趋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世界的法则的哲学表达。
二、共生新思维，是实现全社会、全人类大和解，彻底沙弥工商文明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处于紧张支配性质，及其“斗争哲学”带给人们自危、恐惧、忿恨、不安全感的心理阴影，超越治乱循环的历史窠臼，以让全球各国公民放下包袱，轻装回归休养生息的正常生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共生新思维，不是弱者说给强者的哀求，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恩赐，而是精神强大者和新生代人类（80、90后）主动伸出的和解之手。
三、共生新思维，对于中国而言，是旨在为发挥三大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开辟道路；是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政府穿越三大陷阱（泛中等收入陷阱、泛产业化陷阱、丘陵多山人口大国城市化陷阱），克服世纪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以及“市场滞涨”和“政府赤涨”危机，催生社会诚信互助，激励全体公民国家认同感，积极参与、勇于且善于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教育创新）的必由之路。
因此，共生新思维，将致力于创建一个能将大同世界（尚书）落地、小康社会（荀子）提升的共生世界；致力于中国与世界切实导向一种健康、简约（低碳）、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的全新生活方式；致力于中华民族以良知、文明、共生，会盟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一道，普惠全人类、普惠全生态、普惠全宇宙！
价值中国：对于当下的中国，您一直呼吁要“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向工商文明的转型？
钱宏：硬件已经完成，但硬件只是一个外表。希特勒说“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种良药”，他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能够给一个国家以自信。但是，事实证明是他错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信，首先是建立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个心灵中，人人能感受、触摸到而且人人真信笃行的东西上。
举个例子来说，福特生产了第一辆汽车，但这时能享受汽车的只是高消费的人。为了能将汽车普及，福特先生便变革福特汽车的生产，造出了可以卖到只有5000美元一辆的汽车。我们可以称福特的这种做法叫做“人民资本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其实质，就是林肯说的美利坚人人真信笃行的“民有、民治、民享”信念的最好体现。
19世纪之所以能诞生出马克思这类伟大人物，就在于看到早期的工商文明积累充满血腥味，从而提出了一次分配摆不平的事，能不能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解决？在本原意义，社会主义实行的就是二次分配，通过政府来调节。后来欧洲的“福利国家”和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都具有这种性质，只是形式不同。但前苏联无法抑制精英控制的国家成为“超级利维坦”（海怪），走向权力垄断、财富垄断、思想垄断，而欧洲模式，却抹杀了竞争、激励机制，走向惰性，这应该是现在欧洲出现“国家破产”、希腊债务危机之根源。
美国走得比较平稳一些，在解决劳资纠纷问题上他走上了“抑制资本，鼓励自由竞争“的道路。资本最终也会走向垄断，美国在1890年出台了反垄断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便解决了“垄断”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美国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通过立法来解决，还有体制机制的变革。比如说股份制，马克思就认为那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资本社会化）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另外，在政治上，美国一开始并不是民主的，只有一个联邦党，后来分蘖出一个民主共和党。再后来，又分出一个共和党。共和党1861年第一次执政，推出的总统是林肯，而后连续执政二十年，这利益于南北战争后对所有参与南方“邦联”的人员实行大赦，这样就实行了全社会的大和解。
我有一个论断：凡是实现社会大和解的国家，处理好了内部事务的国家，就一定能处理好外部事务，并走向世界。象17世纪的英国，莎士比亚借丹麦王子之口提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着一个“共生，还是革命？”的问题。
是不是像美国那样形成“两党轮替”执政，可以讨论，但能不能形成形成一种政治运行的交替、监督、包容机制，是天经地义无可争辩的。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工商文明的课还没有补足。
当然，美国现在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循环中，美国人发现，科技创新给他们带来了财富，增加了货币资本，但他们却牺牲了大量就业和税收，再次遭受“市场滞涨”和“创新与受益”的纠结，“是创造更多的货币资本，还是创造更多的国民就业？”“是继续以普世价值做世界警察（包括承担世界性责任），还是走向新门罗主义？”这是他们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因为，我们面临着的问题正好相反，正遭受着“公平效率与创新”危机，且可能陷入“政府赤涨”的维谷，“是敛增更高的财政收入，还是尽快增加国民收入的比值？”“是走工商文明崛起的老路，还是做‘前生态社会’的模范国家？”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和解，对当代中国的尤为重要。中国已经革命、斗争了一百年，在当下中国，如果还是按照“斗争哲学”的思路，一出现社会问题，就搞革命，到头来问题还是原事在。过去几千年，中国式的革命，无非是把当官的推下去，把原先抬轿子的变成坐轿子，“打天下，坐江山”，实际上只是换了一拨人来“统治”。这样的历史根本就没有进步。这就是中国的治乱循环史，中国特色的改朝换代，统治者换了，可社会并未进步。
日前，我在《改革内参》高层报告首次特约专家研究员座谈会上，讲了一个命题，叫“官生，民生协同生，是谓共生”。那意思就是：当代中国、中国公民、中国社会的命运，再也不能这样“被（治乱循环）历史书写”，而应当“书写（前生态社会）历史”。
接下来，中国和世界都必然走上生态文明的路。因为工商文明出了很大的麻烦，遭遇到三个极限。
第一个极限是“增长的极限”，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火电业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按照这样的路子增长是有极限的。60年代末的“罗马俱乐部”对此有充分的论证。
第二个极限是“对抗的极限”，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状态之中，工商文明和之前的大部分文明，建立的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一过程中，势必是把传统的地缘政治作为国际关系的主导。然后，对自然也是一种改造、掠夺的态度，对自己是不断地挖掘自己、处于一种对抗的、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原子弹发明后，人们已经发现，地缘政治已经走到极限，对抗不下去了，因为打起来没有赢家。
第三个极限，我把它叫做“施恶的极限”。
这是因为，随着工商文明进入第五次科技革命，带来个人能量的提升。工商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效率。第一表现在交通方面，公路、高铁、大型喷气式超音速飞机的民用，缩小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空间。第二是互联网、手机、IT业的发展和普及。
过去文明状态下那种支配性的权力关系之所以能畅行无阻，就是统治者或强势集团“坐拥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现在这些东西正在打破，尤其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愚弄、误导人们视听的统治伎俩越来越困难。
一方面，信息不对称的统治基础在逐步迅速瓦解，另一方面，统治者或强贵集团坐拥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的优势依然不肯松懈。
这个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能量在迅捷提升之中，过去那种强者无视弱者死活的情况，将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甚至人类都难以承受的后果，也就是施恶也面临极限。
假如一个17岁的小伙子没有得到善待，同时，他恰巧又是一个IT天才，他凭自己小小的个体的力量，就可能摧毁五角大楼的终端，摧毁中央情报局和中央军委情报部的终端，甚至进入最高领导人最高密级的核按扭控制程序，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这就是“超限战”，想想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况！所以说，必须善待一切生命，善待每一个人，不管关系亲疏远近，不管身处强弱多寡顺逆。
三大极限摆在这里，由此，人类就要重新开始反思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现在面临的三大极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全球面临的主要矛盾。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这是哲学层面上的，是“真信”的问题，更是“笃行”的问题。生态文明，是要在这三大关系上摒弃过去的权力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要建立广泛全面的互助关系、伙伴关系，以至于共栖、共济、共生关系。
价值中国：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待，应该怎样来理解中国正在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她是一种必然吗？
钱宏：这要结合中国人的特点来讲。一个是中国传统。另一个就是西方人认为他们用船坚炮利使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学的方面不同，提倡学的人就有不同的利益偏向。用我的话来讲就是“选择复制”。
在选择复制的过程中，中国结下了太多的社会仇恨。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把一部分人打下去甚至杀掉，另外一部分人起来走向主导地位，成为既得利益者。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49年……等等，一波又一波，这些人其实都是中国人，仅仅冠之以“敌人”、“阶级异己分子”、“离心离德者”、“动乱分子”后，就可以毫无心理阻隔地加以歧视，甚至可以任意杀戮，毫不手软。
既然我们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课题，那么，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就亟需走向正常有序的状态，而不是继续依靠一部分压制另一部分这种斗争、专政哲学来维系。
那么，这个“正常有序状态”的内在动力、政治资源和法理基础从哪里获得？以我的浅见，就是先要实行社会大和解，首先要在意识形态上用“和解哲学”取代“斗争哲学”。
而和解，第一需要智慧，而不是谋略；第二需要真信笃行，而不是口头说一套行为是另一套；第三需要悲悯，而不是谁战胜谁。大家共享一片蓝天，而非不共戴天。呵呵，结论还是走向共生。
价值中国：您认为在生态文明的路上，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和解方式？
钱宏：一个仇恨、斗争哲学思维浸润了一百年多的国家，如果形不成基本的“和解共识”，也就不存在，更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类公共性的承载者）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没有明晰统一而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
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不以人为敌、以邻为壑，而以谋求共存互补共生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上，不以谋求获得特殊利益的权力为政治目标，而是以追求契约和法律机会平等为基础。
社会和解，第一，意味着国家真正承认所有公民的主体地位。第二，意味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体现公民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反过来说，没有公民主权的实施，讲和解，无异于空中楼阁，镜中看花痴人说梦。第三，意味着所有公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因为只有国民待遇上的平等主体，才能不分身份贵贱地讲和解。
当国民被事实上划分为集团性（如党派）、地区性（如城乡）的权贵与草根身份差等时，用什么保障不会每天都将滋生仇恨、斗争这一和解的对立因子呢？
最后，和解意味着国家形象的历史性改变和创新——形成全体公民个人最大公约数认同的真正适应当代化、国际化、全球化需要的简洁、明快、相互连贯、谨记笃行的价值目标诉求，这就是建立在“善待他者”伦理基础上的“良知、文明、共生”价值观念。
总之，没有社会和解，就没有和谐社会，更遑论和谐世界。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应当成为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的当代主题！
价值中国：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有人的灵魂，符合人自身价值的中国。最后，请您谈谈您对中国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许？
钱宏：我们正处在世界性的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期许，我是比较乐观。有这样一些现实标志支撑着我的信念：
第一，伴随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中国人渴望回归生活常识、常规并融入世界的意识正在复苏，每个人的身心灵健康将成为一切人身心灵健康的观念，独乐乐弗如众乐乐，小众乐乐弗如大众乐乐的价值理念，正在缓慢生成。
第二，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虽说当初主要是解决官生问题，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共识，只要官知进退、民谙厚德，“良知、文明、共生”新思维则普世可成，这就为“全生态社会建设”，再次转移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提供了可能。
第三，最主要的就是，这三十年里，不管中国当下和未来将遭遇怎样的变局，但一个铁的事实是：50、60、70年代生人走然上时代舞台，80、90后的正在快速成长，他们蕴藏着书写历史、改变世界的伟大能量，将成为“真信笃行，走向共生”的自组织力。
最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从动力学角度来讲有三大动力，或叫三大自组织力，一个叫政府自组织力，一个是社会自组织力，第三个更本源的，是公民自组织力。我们过去的三十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发挥了第一个自组织力，只是由于它过于强大，它抑制了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的发挥。所以，中国有的是发展余地，有的是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些支撑我信念的标志，就是前生态社会已然到来的标识！
记得撒切尔夫人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书，叫《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当谈到所谓“中国威胁”时，这位曾经率先全球引领英国走出世界性“市场滞涨”并赢得福克兰群岛战争而仅在香港问题上错估了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的“铁娘子”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她解释说：“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感染性的理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甚至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个‘大国’，因为它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于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今天，我对已经87岁高龄的撒切尔夫人依旧十分敬重，她的话是一种善意的鞭策，甚至是一种超然的遗憾，我们作为生长在这个“大国”的地球公民，当时刻谨记。
价值中国：“前生态社会”，很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