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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的翁同和
(2004年11月1日)
 
今年是近代爱国政治家翁同和逝世100周年。翁同和从小饱读诗书,年轻时就崇尚公羊春秋,重视今文经学。受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经世致用思想的润泽,力主经世匡时报国。身历晚清道、咸、同、光四朝。咸丰朝状元及第后,他跻身政坛,立朝40余年,先后担任工、刑、户部尚书、同治和光绪两朝帝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等。有凡同光年间发生的重大朝政活动,诸如内政、外交、军事、文教、洋务新政、维新变法等无不参与,因此,是晚清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在内政、洋务、文教、海军建设等问题上,翁同和能直抒己见,阐发民忧民隐,正色立朝。在重大对外交涉活动中,翁同和从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外来侵略。
翁同和亲身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围绕他所发生的事件,为我们掀开了甲午战争历史的一角。由于中国政治体制落后,吏治败坏,军队腐朽,中日甲午战争遭到惨败。战后主和派官僚对翁同和及其他主战官僚的主战活动进行非议。甲午战争本是日本蓄谋已久、一手挑起的,然而李鸿章及其亲信僚属为了推卸战败的罪责,把这场战败归结为是翁同和误信文廷式、张謇等所致;胡说翁同和对李鸿章“迫战”,完全是“公报私仇”,是为了替乃兄被参劾一事报仇;胡说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败是因为平日无钱添购新式船舰,完全是由于翁同和利用户部尚书职权,在经费上卡扣李鸿章所致。把一场严肃的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歪曲成私人恩怨相报,有违历史真实。一个国家、民族遭到外来侵略时,主战还是主和,常常成为爱国、误国或卖国的分水岭。主战往往代表民族利益,对于翁同和主战的爱国行为,实当予以充分肯定。
至于翁同和是否利用户部尚书的职权,在经费上卡扣李鸿章,应凭藉历史事实来说话。1887年(光绪十三年),黄河在郑州决口,为了筹措堵口经费,将《海防事例》改为《郑工事例》,曾给北洋舰队主力舰的维修带来一定影响,但《郑工事例》只开办了2年,而后即恢复了新的《海防事例》。至于在筹措堵口款项的6条办法中,虽也曾规定各省嗣后两年内暂停向外国购买船舰,但郑工合龙后,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并未及时提出购买新式船舰,此时与甲午开战相距5年,李鸿章等尽可奏请购买,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这是总理海军衙门和李鸿章的失职,不能归咎于翁同和。1891年(光绪十七年),翁同和与奕谈起海军建设时,明确表示海防为国家大事,臣部纵有困难,尽可撙节,予以支持。甲午战争前和甲午战争中,翁同和曾代表户部拨银650多万两支持总理海军衙门购买新式船舰。其实在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手上并不缺钱。李鸿章赴马关议和时,临行前向代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王文韶列册交代时,仅淮军银钱所就存银800多万两。如果李鸿章真的公忠体国,尽可先用此款来购置新式船舰,生产枪炮弹药,何必拘泥于部拨?!因此,说翁同和在经费上卡扣李鸿章,从而导致甲午战败的说法亦不能成立。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战后,清朝统治大为削弱,列强趁机掀起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旨在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翁同和通过参加筹措对日赔款活动,蒿目时艰,苦心焦虑,亟思图救。由于八旗、绿营、湘淮旧军腐朽,不堪一战,他力主大加裁撤,同时仿效德、日编练新军,推荐胡遹芬、袁世凯等天津小站练兵。由于赔款、练兵,实在需款,他赞同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并以户部名义拨银100万两交存该行,以示支持。同时他还支持盛宣怀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修筑芦汉铁路,并在他的努力下,最终收回了久为列强把持的邮政,改由中国自办。(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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