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公共问题仅关乎法律吗？

余源培

2011年05月23日09:38    来源：《解放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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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牛网网友 小倩 问：针对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市民都在呼吁提升公民道德素养，遏制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趋势。不过，网络上也有人提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法律、政策、制度，道德不管用。在他们看来，道德只是解决私生活问题的手段，公共问题与其无关。请问，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源培 答：

　　近年来，各地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引起公众不满，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共问题。

　　应当说，此类恶性公共事件频繁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一方面，个人利益激发功利意识与竞争力，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诱发出对金钱的贪婪和各种不良欲望，产生诸如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无责任化、虚假化等负面效应。

　　诚如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言，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造成一些人心灵上丧失三种东西：共识、秩序和意义。由于缺乏共识，就会引起彼此关系的疏离和诚信缺失，甚至导致尔虞我诈；因为缺少秩序，社会无规范可循或者有规范不循，从而产生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加上意义缺乏，行动就会由困惑、迷惘而走入歧途，一些人就容易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针对这一情况，特别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所谓社会管理，其基本要求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引导公民（包括“企业公民”）有序有控有规范及合理合法地进行各种活动，以便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重大公共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法律强制，也需要道德自觉。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我们应努力使其相互配合，发挥相得益彰的效果。

　　现实中，诸多严重公共问题的形成确与制度、法律、政策密切相关。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显然和相关制度之扭曲、监管之失灵紧密相连，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但由此认定公共问题仅关乎法律，道德只是解决私生活问题的手段，则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这种“道德无用论”，既不能解决公共问题，更无助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完善。

　　其一，每个人的活动都由一定的价值追求而驱使，每种社会结构都需一定的价值秩序来维持，这些都要由道德来提供。道德能够帮助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某种价值作出选择、体验和判断，即分清是非、好坏、善恶、美丑。道德贯穿于人们全部生存方式、行为方式之中，引导和规范着社会行为。对个体来说，道德是安身立命和自我认同的根本内容；对社会来说，道德是协调不同群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认同的根本内容。

　　其二，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不能没有道德的支撑。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可见，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健全，良好的法律和制度就难以建立和完善；即使有了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人们也不会普遍遵守，在现实生活中就会走样和失灵。

　　新时期的道德重建，可以从抓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风气入手，其中抓好“荣辱观”是一大着力点。荀子说过，“荣”是每一个人“意志修，德行厚，知虑明”的体现；“辱”则是“流淫污侵，犯分乱理，骄暴贪利”的体现。龚自珍认为，寡廉鲜耻是道德沦丧、世风衰微的突出病症。百姓不知耻可以辱身，富者不知耻可以辱家，士人不知耻可以辱国，卿大夫不知耻可以辱社稷。因此，一定要“养人之廉”，“去人之耻”，“催助天下之廉耻”。

　　一些人可能认为，经济活动受利益驱使，与“廉”“耻”无关。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亚当·斯密曾经明确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必须拥有的。”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进行总结后，托马斯·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撰文强调，“美国应对金融危机需要道德救援”。“后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只有通过“企业公民”建设，才能真正医治“责任缺失症”。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更加重视市场的道德建设。早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布坎南就曾提出，市场经济改革要警惕“未启蒙的利己主义”。他不主张对市场经济完全取“技术主义”的做法，强调必须有相应的道德关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不止一次地呼吁提升社会道德，并直言不讳地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是令人震撼的话语，也是完全必要的提醒。当下，治理各种公共问题应有意识地做到道德重建和法律制度重构 “两手都要硬”，实现法律体系与道德体系的相互渗透和良性互动。 （责任编辑：齐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