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寓意是什么意思: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原载《管理世界》2009年第7期

　　摘要：本文使用扎根理论分析了西部秦岭山区农户的访谈资料，归纳总结了中国农户现阶段面临的风险来源与应对风险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确定性、农户应对风险策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户的消费行为与家庭面临的冲击因素（收入冲击、消费冲击和资产冲击）、家庭应对冲击的缓冲能力（资产和收入）、外部的支持因素（非正式网络支持、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户形成了谨慎性的消费策略，收入不确定性下的预防性储蓄只是策略形成的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是家庭资产匮乏和商品市场的不发达、家庭对资产积累的偏好及中国式的人情特征。

　　关键词：农户；谨慎性消费；脆弱性

　　*本文得到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IRT08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309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JY071），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资助项目的资助。文责自负。

　　一、引言

　　中国居民的高储畜率一直是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2009年3月24日，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撰文《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指出，“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在此之前，国内学者已对该问题展开了较广泛的讨论。其中，曹和平（2002）依据Leland（1968）和Deaton（2001）等国外学者的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中国居民在消费储蓄行为上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动机，会有意识地预留一部分可观数量的资源，以期抵御不可预测的坏事件。陈传波（2005）也通过对中国江苏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得出中国的农户家庭在本期持有更谨慎的消费以预留充足的预防性储蓄。孙凤（2001）、万广华等（2001，2003）、杭斌和申春兰（2005）、朱信凯（2005）也从不同来源的数据中得出中国居民尤其是农户有较强的预防性动机，是引起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人们会因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贮存额外的财富，这一理论的假设前提是收入波动会影响到消费波动，人们会将“预防性储蓄”作为未来平滑消费的手段（朱春燕和臧旭恒，2001）。然而，近年来有关风险与消费行为的研究认为，家庭会采取多种方法阻止收入波动演变为消费波动，并不仅限于货币形式的“预防性储蓄”，不确定性下的消费函数将随人们平滑消费的手段有所区别（Dercon，2002）。但迄今为止，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农户消费（储蓄）行为的研究大多是直接套用西方消费经济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对中国农户在不确定性下的消费函数的具体形式尚没有进行过仔细讨论。如果不能先从质性的角度归纳出中国农户现阶段的不确定性特点和消费行为的特殊表现，其量性研究的准确性也只能停留在模型之中，解释与现实未必相符。对此，国内一些学者也有所察觉，如曹和平（2002）就认为，“中国农户的储蓄问题并不能从传统的消费储蓄理论中得到满意的解释”。为探索中国农户的消费特征和机制，本文将通过对中国陕西秦岭山区农户进行访谈分析，从消费波动的视角归纳出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使用质性分析方法构建基于中国现实的农户消费模型，分析农户的消费策略，理解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的贡献在于：在研究中国农户的消费行为时，使用消费波动因素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收入不确定性因素，使用谨慎性消费概念而不是“预防性储蓄”解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现象。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文献综述，第三节是数据与方法，第四节是分析结果和讨论，最后总结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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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

　　以预防性储蓄为主的消费理论特别是Deaton（1991）消费模型是理解消费（储蓄）行为的重要理论。然而，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阶段，其具体表现又有不同形式。如果不考虑中国文化、转型特征等具体情况而直接套用模型，解释力是有疑问的。

　　扎根于中国西部山区农户的访谈资料显示，中国农户的消费行为与家庭面临的冲击因素（收入冲击、消费冲击、资产冲击）、家庭应对冲击的缓冲能力（资产、收入）、外部的支持因素（非正式网络支持、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同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户形成了谨慎性的消费策略，收入不确定性下的预防性储蓄只是中国农户谨慎性消费策略形成的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是家庭资产匮乏和商品市场的不发达、家庭对资产积累的偏好及中国式的人情特征。因此，使用谨慎性消费概念而不是预防性储蓄描述中国农户的消费（储蓄）特征似乎更有现实的说服力。

　　使用本文的消费模型可以对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做出新的解释。高储蓄率的产生既有因收入不确定而形成的预防性储蓄因素，也有家庭积累资产的需要，还有农户社会资本中“义务性”人情关系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中国转型期特征的影响，后两者则是中国文化的原因。

　　因此，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试图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消费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其有效性仍要结合改变消费文化的相关配套措施。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本文是质性研究，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尚需进行大规模统计实证的检验。

　　（作者单位：邰秀军，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山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树茁、黎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李聪，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