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太郎 佐川藤井:《中国就业问题研究》

《中国就业问题研究》摘选

作者李敏 3.2.2 忽视经济与人协调发展引发就业问题的理论分析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对人的发展的关注较早见于其有关家庭农场的研究，他在研究了“交通条件决定论”、“优惠政策决定论”、“资本决定论”、“人才决定论”之后，认为办好家庭农场的关键是“人”。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张培刚先生发展经济学未来的理论框架中，“人”这一因素占据核心地位。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特约研究员章星球先生在对张培刚家庭农场发展理论进行研究后，结合农村就业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忽视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人力资本积累，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就是从供需两个方面导致中国就业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扩大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经济与人协调发展就是解决就业危机的对症良药。本节以“忽视经济与人协调发展引发就业问题”为命题，着重演绎人的发展与就业问题的深层关系。 中国就业问题虽然复杂，但其核心可以归咎于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因此解决就业问题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拓展就业空间，一是减少就业供给。目前导致中国就业需求不足和就业供给过大都是基于同一个原因——忽视了人的发展和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以下就这一机理展开分析： 首先，忽视人的发展导致的产业与就业岗位供给不足。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分工的展开，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作为基础，中国由于人力资本不足，导致产业升级这一扩大就业空间的宏观手段和产业分工这一拓展就业空间的微观手段均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导致就业需求不足。 （1）人力资本不足制约了产业升级。 经济发展包含着产业结构从低级的、原始的状态向高级的、现代的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意味着劳动力从前一类部门向后一类部门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顺利实现依赖于人力资本。在具有需求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程度取决于人们的知识与技术能力、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没有受过教育、不具备符合现代部门要求的知识与技术，或者缺乏学习现代技术与知识的基本能力，是阻碍一个人进入现代部门的最大障碍。如果一个国家符合现代部门要求条件的人很少，或者说一个国家人力资本供给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发展的需求，那么人力资本短缺也就成为产业结构转变的严重障碍。[]产业升级是扩大就业空间的宏观手段，新的产业酝酿新的就业机会，如果一个国家满足于低层次产业扩张，而不及时追求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断开辟新的产业发展空间，就会使其就业空间平面化而非立体化，从而导致就业空间总量的不足。产业升级除了需要资金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人力资本，没有一大批具有相应技术和素质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产业升级就会遇到极大障碍。在中国目前资金已不是主要制约因素的情况下，人力资本不足是导致产业升级困难的主要瓶颈。而人力资本的不足也就在于忽视了经济与人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对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2）人力资本不足阻碍了产业分工的进行。产业分工精细化是拓展就业空间的微观手段，一个国家的就业空间总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产业分工越细致，蕴藏的就业机会越多。这好比在一个仓库堆放货物，越是粗放的堆积方式容纳的货量越少，反之堆积的货物越多。 而产业分工能否实现精细化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人”这一因素，人的个性和创新意识越活跃，就越善于在产业链条中寻找各种缝隙，从而在微观上极大拓展就业空间。人的个性化和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更取决于思想文化的自由程度。中国国民个性和创新意识的不足，主要原因也在于中国教育长期重共性而轻个性，忽视了人的自由发展，而忽视人的自由发展，也成为就业空间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忽视人的发展导致就业供给膨胀。人的发展还可以从教育、社会再教育和劳动者权利三方面体现出来，这三个方面都会对社会需求乃至就业需求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忽视人的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容易导致就业供给膨胀。 （1）对教育的忽视增加了就业压力。 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就业缓冲器，人一生呆在学校学习的年限越长，他的就业时间也相对越短，而人均就业总时间越短，也就意味着同样的工作量必须由更多的人来完成。因此，增加国民受教育机会和劳动者再教育机会，都可以起到缓解就业问题的作用。以中国教育为例，由于投资型财政挤占了教育投资所需资金导致国家的教育投入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从1980年到1997年，中国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从2.5%下降到2.3%，而且始终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2%）和印度（3.2%），与中等收入国家（4.9%）和高收入国家（5.4%）的相距甚远。{ii} 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统计，2000年中国成人识字率为93%，高于中等收入国家（86%）；大学普及率为1998年为7%，相当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6%）。从受教育的年限看，中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接受高层级教育人口比例过低和初中以下学历人口比例过大。中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两项平均仍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相仿，比韩国低近4年。{iii} 很显然，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存在大幅增长的空间，大量人口未接受足够教育就出来工作，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劳动力供给。事实上，在中国各大城市从事“打工”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只具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有的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这一点充分证明中国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教育未能很好地起到就业缓冲作用。 （2）对劳动者基本生活权益的忽视导致就业供给增加。 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陈教授本人的看法是中国在以“勤劳”对冲“制度成本”。显然，陈教授并非反对勤劳本身，而是要提醒我们，勤劳虽然是中国人的一种比较优势，但对这种优势的依赖可能导致我们放弃降低制度成本、追求其它优势的努力，从这个角度延伸理解，中国人的勤劳带来的负面作用远不止对冲制度成本一项，实质上也是中国就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可以从中国“世界工厂”中从事最低层次工作的亿万打工阶层找到答案——一部分人的勤劳导致另一部分人的懒惰。 中国的投资者为什么偏好于利用低薪劳动者这一比较优势盲目追求低层次产业的扩张而不热衷于产业形态的升级，甚至对企业管理与技术创新都缺少热情呢？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一大批勤劳刻苦任劳任怨的低薪劳动者，正是这种比较优势导致了我们对它的路径依赖。而这种依赖则导致了企业生命力的极度脆弱——据媒体报道，深圳一旦真正贯彻推行新的最低工资制，将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企业面临倒闭。这也意味着中国以低薪竞争力为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模式其边际效用已经降低到警戒线，而且这种世界工厂虽然在短期内似乎是解决了就业问题，但实际上酝酿着极大的风险，因为这种以外需为主导的低层次企业在残酷的竞争生态中，好比生态链最低一级的“草本植物”，一旦遇到国际气候的大变化，就有大面积枯死的可能，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就业危机。 这样的一种“世界工厂”型的就业模式，并没有给广大的打工阶层带来宽松的生活条件。据媒体报道，在深圳一些工厂，有些打工者的工资是一小时两块钱，工人进门出门都要打卡，上厕所也要打卡，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因为工资的计算中必须扣除这些时间。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去的时候必须要拉长同意。有的打工妹的收入甚至只能保持一日两餐，因为早餐要花一元钱，中、晚餐有些人也不敢到工业区食堂吃，因为需要两元钱。许多打工妹自己买方便面吃，因为方便面是六角钱一包，还有的打工妹为了省钱，到工业区的食堂打一份饭，然后两个人一起吃，这样开支减少了一半。在深圳关外，政府定的最低月工资标准为480元，但媒体曾报道，深圳关外的宝安区30%的企业月工资达不到深圳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上，很多工人每周的劳动时间都远远超过法定标准，往往达到每周80甚至上百小时。当中国的农民工们没日没夜地在工厂中操劳时，他们自己的生活权利和发展权利都遭到了剥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文娱生活，除了吃和睡就是工作。在数以亿计的打工者当中，很多家庭都是一年到头难得碰上一面，夫妻分别在不同工厂打工的，往往活到四十岁都没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有的孩子因为长年见不到父母，对父母感到陌生甚至形成隔阂。而另一方面，在农民工们打工的城市，一道户口的关卡截住了他们太多的利益，孩子的教育成为大问题，城市对外来工的学费征收标准往往达到本地人的四、五倍，而且还不包括几千上万的行贿费用。就这样，一切恶性循环，打工者本人没有正常生活的权利，由于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法定标准而无形中剥夺了他人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孩子得不到好的教育，往往很小也离家出门打工，同样加重了就业问题，同时劳动者的素质得不到提高，又影响产业升级，使新的就业空间也增长缓慢。其实，哪怕按照以往落后社会形态的标准，让打工者过上最基本最简单的家庭生活，就可以大大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间，产生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 （3）对劳动者社会再教育的忽视导致了就业供给增加。 从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人的发展，很大程度将取决于社会再教育。原因在于很多人在学校获得的专业教育到了社会上却发现很不实用，有的人发现原有的知识远远不够，必须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修；还有的人则发现原来学的知识完全用不着，不得不改弦易辙修习其它学科门类。对于广大只受过低等教育的农民工而言，各种劳动技术培训对他们的人生发展更加意义重大。因此，再教育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 由于人是生产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一个国家的社会再教育越有利于人的发展，人的能动因素释放得越好，可开发的就业空间就越多；与此同时，劳动者的社会再教育又是一件需要付出时间的事情，一个人用于社会再教育的时间越多，用于生产劳动的时间就越少，一个社会中所有劳动者用于社会再教育的总时间越多，用于生产劳动的总时间就越少，这也就意味着原本一亿人干的工作必须要1.5亿甚至2亿、3亿人来完成。例如，假设中国有2亿农民工，每人每天工作12小时，如果改变发展观，选择经济与人协调发展、建立学习型社会，让每位农民工每天可以拿出4小时来学习，也就意味着每位农民工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原来的工作量必须3亿人来完成，同样，假设我们对社会再教育或人的发展重视程度再翻一倍，每位工人每天只工作4小时，其它8小时用于学习和生活，则同样的工作需要6亿人来完成。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广大农民工没日没夜地在流水线上耗散着生命，赚取微薄的工资，同时却在牺牲着自己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排挤了别人的就业机会。 3.3忽视“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原因分析3.3.1 不同的财富观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目标取向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对“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忽视呢？这涉及到我们所持的财富观，即我们是如何看待财富的，又把财富归结为一种怎样的形式。 把金银货币作为财富的唯一形式是重商主义的财富观。由于重商主义的这一财富观是仅仅局限在金银货币上，它由此而产生的增长财富的经济行为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持顺差和海外掠夺。 亚当·斯密最早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认为实物财富才是财富的本质，任何一个政府把注意力投放在保持或增加国内的货币的数量上从来都不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制造业的原料短缺，产业就必须停产。如果食品短缺，人民就必须挨饿。但如果货币短缺，以货易货可填补其空缺，虽然会有许多不便。通过赊账进行买卖，商人们一月一次或一年一次清偿彼此的债务以弥补货币的短缺，而且也比较方便。”斯密对财富外沿的拓展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了财富的本质，并因此把财富的增长方式从完全的对外贸易顺差，牵引回到了一国国内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生产的领域，并由此奠定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要素在实物财富增长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的智慧、技能等要素对实物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更为突出，财富的表现形式也就越来越由物转移到人，世界银行1995年在对192个国家评估的结果就更表明了这一点，它将一国的国民财富的组成中的64%归结到人力资本上。 对财富观的不同认识，会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观。第一种类型，认为发展的本质是经济增长，可以称之为物本论。这种观点将发展的指向标定为经济增长，它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社会就会发展。由这种观点派生的发展战略是以物为中心开发自然资源，利用资产投入，扩大生产规模，创造物质财富，以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发展。与物本论相适应的衡量指标为GDP，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地的生产总值。第二种类型，认为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可以称之为人本论。这种观点将发展的指向标定为人的发展，它认为只有人的发展，社会才会发展。由这种观点派生的发展战略是以人为中心，开发人力资源，积累人力资本，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维护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以人的发展推动社会发展。与人本论相适应的衡量指标为人类发展指数HDI，主要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人的知识技能、预期寿命、生活水平等。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先生特别强调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必须依靠人，即必须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要想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必须为人提供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必须为人提供好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还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张老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专门写了有关《智力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一文，对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论证了人力资本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发动因素，有了它，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两种发动因素，才得以产生出来并真正发挥作用{iv}。 对发展观的这两种区分，有助于我们寻找我们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正是恰恰出在了对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忽视，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接二连三，例如，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忽略了共同富裕，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不重视调适社会心理，化解社会矛盾，致使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重视开发人力资源，积累人力资本，致使大量的人力资源非但没有转化成人力财富反而成了人口负担，发展动力不足；不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形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而经济增长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手段服从目的，离开了人的发展，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意义；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唯一主动的、能够实现其它因素保值增值的要素，没有人的创造，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3.3.2 不正确的财富观导致对经济与人协调发展的忽视 当前，中国的就业问题出现困境，其症结是忽视了经济与人的协调发展，从而忽视“人力资本”；而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却是我们的“财富观”还没有发生应有的变化。 当前，中国某些人的财富观还仍然具有着重商主义倾向，还没有实现财富观的更新。在珠三角及沿海地区的“世界工厂”，它们生产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满足本国的消费需要，而是为了向外出口赚取货币财富。很显然，亚当·斯密的财富观由于更加重视财富的物质形式，因此可以推导出以满足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而随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人们对财富的认识已在发生新的变化，知识财富正日益受到重视，北京大军经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章星球先生把财富定义为“人类主观知识及价值、产权意识与各种物质形式的结合体”，{v}他认为，主观知识是构成财富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实物财富和货币财富。这种财富观会自然而然地在内需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以满足人类主观知识财富增长为目的的文化本位社会发展观。 章星球认为，相对于就业危机而言，追求货币财富为主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危险的模式。中国的世界工厂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它把中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当作赚取货币的工具，并以此与世界其它国家竞争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它越要保持这种比较优势，就越要降低工资成本，降低工资成本的结果则是人们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大，人的发展权以及基本权益由此受到更大抑制，当其恶性循环到达一个临界点后，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破产，今年的“民工荒”证明了这种可能，事实上这种低层次扩张的发展模式，其边际效用已经到达警戒线。其最大的危险是一旦突破警戒线，世界经济气候大动荡的话，由于其容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可能迅速爆发就业危机。 章星球进一步指出，追求实物财富增长的内需增长模式要比追求货币财富为目的的增长模式为优，在这种模式中，货币财富不再成为最高目的，而是服务于实物财富增长的工具，好比一种润滑剂。在这种模式中，就业危机将不像前一种模式那样严重，因为生产是以满足内需为主，满足外需为辅，即使外需突然因世界经济整体气候突变而萎缩，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就业危机。 与上述追求货币财富增长和追求实物财富增长的模式相比，章星球提出，实际上还有第三种追求财富增长的模式，那就是以扩大国民主观知识财富为终极目的，以实物财富和货币财富为手段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因为可以使国民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自我的发展，因而降低就业总供给，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个性张扬、创新精神勃发而开辟更多就业空间，因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有利于缓解就业危机。与此同时这种增长模式并不抑制实物财富和货币财富的增长，相反，它将放弃以往靠压榨劳动力成本而赚取货币财富的方式，改而追求通过提升实物生产中的主观知识含量，使实物财富的质和量均获得极大提高，与此同时它还可以通过生产技术与管理创新、降低制度成本而不是劳动力成本来增加货币财富。 当一个国家拥有的生产能力已经可以完全满足其消费需要时，其对财富的追求必然转向货币财富，这和单个打工仔在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以后就转向追求货币为主是一个道理，它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单个打工仔追求货币财富的方法至少有两种选择：一是拼命工作，夜以继日，不要生活也不要学习，在两块钱一个小时的基础上不断加班加点，以实现更多的存款；其二是适度工作，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生活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通过改变工作方式或职业、提高赚钱效率来赚取货币，例如通过学习新的技能以追求更高的收入。前一种方式于己于人都不利，因为中国低端就业市场极度饱和，他过于勤劳就意味着对其它低层次就业人口构成竞争压力，对他自己而言则是牺牲发展机会；反过来另一种选择则于己于人皆有利，因为学习使他产生了脱离低层次就业市场的可能，因而趋向于降低对其它低层次就业人口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又让自己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对这个人而言，选择后一种发展模式，可能意味着短期收入将下降，相对成本升高。一个国家和一个打工仔也是一个原理，选择建设学习型社会，把大量资金投资教育和文化事业，短期内国家收入将下降，但长期而言则意味着更多的倍增的财富。 综上所述，无论就业供给过大还是就业需求不足，内在的原因都可以归为一点——忽视了经济与人的协调发展，而一旦中国把人的发展放到发展的第一位，更彻底地推行国退民进战略，省出大量资金，把公共财政的投资方向转向人力资本，中国就业危机就会迎刃而解。而具体的措施不外乎三点，一是扩大教育福利，争取让每个公民都可以获得高中以上教育、从而使教育成为最大的就业缓冲器；二是增加劳动者社会再教育机会，通过减少人均工作时间增加就业机会；三是切实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权益，通过增加劳动者正常生活消费时间以增加社会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