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芬嘟嘴索吻:毛主席说“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是向谁敲响警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4:38:35

毛主席说“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是向谁敲响警钟

 

  《走进毛泽东的遗物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年9月的一天,在庐山,尽管窗外的阳光明媚,办公室里,毛泽东的心情却十分的沉重——他刚刚听说,自己身边某些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偿或低价收受地方送的一些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简朴败由奢。早在建国以前,毛泽东就已大力提倡反对贪污腐败。他在阅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后,为李自成的失败唏嘘不已:“实则自秦国以来2000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一个含辛茹苦冲锋陷阵,流血流汗打出来的政权,居然没几天就糟蹋殆尽,真可谓‘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这个悲惨的结局令人胆寒,这种‘错误’谁犯得起?”

 

  建国后,毛主席在大公无私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反对腐败做法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借鉴。在大公无私方面,毛主席一向严于律己。作为人民领袖,作为一代伟人,毛主席一生收到过许多礼物。对于这些礼物,毛主席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一律造册上交国库或者退还。其中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64年,瑞士总统送了两块金表给毛主席。当工作人员向他征询是否留下时,毛主席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主席,茶场同志听后,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回京后将茶叶送给了毛主席,并说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委托别人把这罐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表示了感谢。由这两件事,让我们领略了一代伟人严于律己的过硬作风。

 

  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问题,更是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当他听说身边工作人员存在着不正之风时,心情变得十分沉重;当他看见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土特产的材料后,更是大发雷霆。立即要求汪东兴自上而下开展整风运动,对一些工作人员的职位进行了调整,使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锻炼和改造。并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一路退赔了2万多元。毛主席的这种做法,令人感慨,发人深省,使人钦佩。

 

  时下,一些领导干部面对腐败,身上缺乏的就是毛主席这种严于律己的过硬作风。面对灯红酒绿,经不住诱惑;面对声色犬马,耐不住寂寞;面对物欲横流,守不住清贫;面对礼品,是照单全收,美曰礼尚往来;面对金钱,是肉包子打狗,谓之劳动所得;面对“糖衣炮弹“的进攻,有的是盼望已久,结果一发命中;有的是半推半就,招架几下,绝不还手。忽视对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的改造,当自己的思想观念出现漏洞时,不及时用理想信念去维护,用规章制度去修补,用党纪国法去杀毒。结果是,小洞不补大洞难堵,纷纷中弹落马锒铛入狱。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些领导干部面对自己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问题,骨子里缺乏的就是毛主席这种认真的精神。现在的领导干部少了股认真劲,多了套圆滑腔。面对身边工作人员腐败,要么睁只眼闭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么自己上梁不正,也就不敢理直气壮处理下梁之歪,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要么自己已被利益蒙蔽了双眼,让贪欲俘虏了立场,发现不了“灯下黑“现象;要么狼狈为奸,共同腐败。最终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窝贪一锅端的悲惨下场。世上最怕认真二字。离开了认真,任何规章制度、党纪国法就只能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苍白无力的文字,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这就是一边反腐,一边反复的尴尬局面的病因所在。

 

  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做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坚守信念,永葆本色,始终坚持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人,方能避免犯“打江山18年,坐江山18天”的这种错误,方能避免这个令人胆寒的悲惨结局重演。

 

“尊严”使我们想念毛泽东

 

------一群平民百姓出自内心的感情流露

 

今天出门到小区门口,发现居委会的大妈正在张贴怀念毛泽东的宣传栏;我就问了一句,今天还有人记得毛主席吗。谁知这几个大妈竟然说记得毛主席的人多的是,而且在今天活得累的人更加怀念毛主席。她们说:“虽然毛主席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但却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尊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出自内心地怀念他”。

 

我们从毛泽东时代走来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旧社会分成三六九等的人变成了平等的人;这里面既有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却在毛泽东时代彻底改变了;还有吸毒、卖淫等丑恶现象,更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根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就是说一个平民百姓的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了,这就是这个年代中国人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最大感受。

 

然而我们社会没有能保持住人的尊严,改革开放使我们社会又开始了人的等级制度;看我们社会没有工作或贫困家庭的女孩子竟然主动愿意成为台湾老板的二奶,这就是中国人失落尊严的开始;后来是吸毒使人性的沉沦。再后来是改革权力的下放,使权力成为利益的代名词;从而营造出全社会尊严的丢失。在这样社会的推波助澜下,权力竟然成为尊严的法码;而没有权力竟然与没有尊严等同,这才是我们社会真正悲剧的开始。

 

看今天我们社会的腐败分子肆无忌惮,而老百姓却对他们胆战心惊;不仅不敢抵制他们的腐败,反而还要忍受他们对自己权利的侵占。这是为什么,就因为老百姓没有了尊严;你既然连尊严都没有,又从哪里来的权力监督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上访越来越多,而对上访的打击报复也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在一个没有尊严的社会,老百姓又能咋样呢;逆来顺受成为了我们今天社会的主流,从而再次加大尊严的流失。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是计划管理,但却有自己的尊严;如工作调动虽然也是上级安排,却有与调动者谈话的程序;如果本人不服,还可以越级上告。然而改革开放后的程序改变,竟然是强制性的通知;如我单位连下岗这么重大的事都没有公开,全部是下通知到本人直接办手续。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权力的改革,它成为了任人唯亲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尊严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失去尊严的吹牛拍马。如果没有这个本事,则你也就没有工作的机会了;在一个没有工作机会的社会,你还能再有什么尊严吗。

 

是啊!我们总在想为什么台湾老板只有在大陆才能包二奶,而在其它社会投资的台湾老板只能去嫖娼也没有机会包二奶。最后发现还是我们社会最没有尊严,所以争先恐后当二奶的人才多;因为没有经济基础比没有尊严更可怕,所以才营造出我们社会遍地开花的包二奶和养情妇。我在广东认识一位当二奶的老乡,她说知道当二奶没有尊严;而且自己还痛苦。因为台湾老板也只是把她们当成泄欲的工具和干活的佣人,所以她们是不平等和没有尊严的;然而当她们拿钱回到家乡时被大家尊重时,她们又从这里得到了平衡;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社会的二奶与情人并没有减少,而且还是越来越多。这主要是因为如今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所以大家才争先恐后地当二奶和情人。

 

在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尊严流失,而且还在越来越快地增加流失;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火热并没有带来共同富裕,而是财富更加两极分化。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尊严是随着财富而存在的;于是得到财富的人就会有更多的尊严,而失去财富的人自然也就同时失去了尊严。这也是我们今天社会连吃低保的人都没有尊严的原因,因为你需要得到别人的恩赐;所以这些人自然也就没有尊严了。看我们一些居委会只要遇到雨雪天气,竟然要低保人员去扫雪就知道尊严是什么。试想低保人员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而掌握低保分配权的人竟然还要安排这些人义务劳动;这难道是尊严的体现吗。

 

虽然我们社会整天高喊“尊严”,但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尊严;正因为如此,所以还有相当多的人还怀念毛泽东;为什么,不是毛泽东带给了他们的幸福;而是怀念毛泽东带给他们的尊严,而这刚好是今天失去最大的东西。

 

仅以此文献给毛泽东,你永远活在我们这些改革利益缺损者的心中;所以我们才会永远怀念你

 

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下文转载于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的《中国人物传记》(2010年9~10月),标题为转者所加。这是一起久远的桃色事件,作者系当年参与侦破此案的陈复生。

 

《中国人物传记》编者按:在“百度百科”的词条里,有这样一段引言:1937年的延安,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桃色事件”。毛泽东“挥泪斩马谡”,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百科名片”这样介绍他:黄克功,时年26岁,1927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团长。

 

这些对“黄克功案”及黄克功本人的诠释是否权威,无从而知,但我们却从当年参与侦破此案、如今已百岁高龄仍健康善谈的陈复生口中,听到了关于此案的另外一种说法

 

陈复生:我经历的延安“情杀案”——黄克功案    

 

我的同学黄克功

 

1937年,在延安抗大,黄克功被处以死刑,枪毙了。原因就是他杀害了陕北公学的一个女学员,叫刘茜。刘茜是他的恋人,后来很多人把这件事情说成是一个“桃色事件”,以为是黄克功要强暴刘茜,刘茜不从,黄开枪把她打死了。因此,毛泽东主席亲自下令,处决了黄克功。作为当时负责抗大保卫工作的学员,我经办了整个案子,真实的情况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在抗大,黄克功曾经和我是同学。

 

我是当时学校的文艺骨干,会唱三十多首歌。这是因为我和杨尚昆分别去赴任红军总部保卫部部长和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正好遇到丁玲她们去前线采访,一路上,我们一起走了半个多月。因为我们都很年轻,所以都很谈得来,丁玲就教我唱歌。到了抗大,轮到我教同学们唱歌了。

 

练完歌要文艺汇演,我们这一队的人唱了《四季歌》等歌曲,悠扬动听。

 

一下来就被罗瑞卿教育长批了一顿:“你们这组唱的歌怎么都软绵绵的!?”

 

丁玲教我唱的歌可不都是软绵绵的么。

 

跟我一块儿唱歌的另一个文艺骨干,就是黄克功。

 

当时我已经调到一队去了,黄克功还在四队,是四队的副队长,一个长得特别帅气的小伙子,一个年轻的团长,当时26岁。可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后来,他的名字居然成了党史里抹不去的一个专有名词“黄克功案”。

 

他与国民党旅长的女儿谈恋爱

 

刘茜是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一个旅长的闺女,从小念书,接触了很多进步思想,就跑到延安投身革命来了——她家里根本不知道她跑到延安来了。之前她在山西有个对象,这个对象也是国民党一个军官,好像是个连长。刘茜到了延安之后没多久就进了陕北公学学习——当时作为新投身革命的年轻学生也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在这里,她跟黄克功两人谈恋爱了,而且当时俩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羡慕的一对儿,当时在抗大男女生比例是18:1,我还根本没有机会呢。

 

他俩恋爱的时候,我正在延安保安处当侦察部长。一天,黄克功来找我,让我帮他一个忙——让我审查一下,这个女孩子在来延安之前有没有问题。作为同学、朋友,我义不容辞,并且我也觉得他这样谨慎对待是正确的。于是,我展开了调查——有一个姓郭的女孩是跟刘茜一块儿到延安的,我问了她刘茜的情况,她说,她们是同学,中学一起读的。我还了解到,刘茜这个女孩子政治上没有问题,也没有参加什么组织。掌握情况后,我就把掌握的情况全告诉黄克功了。当时,黄克功还给了我一张相片,相片上是刘茜,两个手托着下巴趴在桌子上照的,样子很调皮,照片也拍得很好,脸也很漂亮。

 

黄克功当然很高兴。当时有一条“军规”:干部结婚必须要够“二五八团”,即25岁、8年党龄、团职干部。这三条黄克功都够,是基础。不过对刘茜更有吸引力的还是黄克功的经历。当时,延安的女青年们有空就会拉着长征过来的人们讲故事,她们把长征过来的人看成是传奇式的英雄。刘茜很早就说过要走“长征路线”解决自己的事情。黄克功老喜欢讲故事——据说,还是刘茜给黄克功写了一封信,先向他抛出绣球的。俩人关系马上就公开了,没过多久,刘茜就调去了陕北公学。刚开始还挺好,不过黄克功后来说,调去那儿之后,慢慢地刘茜开始对他冷淡了起来。

 

破案任务落在我头上

 

突然,有个女的死在延河岸边的沙滩上。

 

这个案子的侦破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头上。那时,我已经离开抗大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侦察部长了。

 

死人的地方就是陕北公学小东门外的沙滩上,延安的宝塔山下面。我飞速赶到事发地点,一看,是刘茜!身上应该是被打了两枪,因为周围都是沙子,子弹打不深,所以我顺着这个子弹口把子弹头捡了回来。

 

我马上转身回了抗大,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的直觉是我要到抗大去找黄克功。

 

黄克功不在。

 

正当我焦急地徘徊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勤务兵,我问他:“你们队长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回来的。”

 

“他有什么动作?”

 

“他回来以后就换了鞋,你看,这个鞋子就塞在这个炕洞子里面。”

 

“他的手枪能给我看一看吗?”

 

手枪里少了两颗子弹而且还没有擦——我现在这里还有一份报纸,说:“打了八枪”,而且还说把枪擦得干干净净,都是胡说八道——我就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汇报给了罗瑞卿。罗瑞卿请示了上级之后,决定把黄克功逮捕。

 

黄克功被捕以后,没有被送到法院,而是把他关在延安西山路边上的一间破房子里——那个破房子连门都还是坏的。把他关在这么个地方,可见我们有多不重视。这期间我还去看了他好几次,还安慰过他。我告诉他,这个事儿估计最高徒刑判5年,罚你最多也就3年,我们有这么多的同学都在延安,你还怕这个事儿解决不了吗?

 

因为我心里有底,整个案当时破案很简单,我检查了他的鞋子,发现是湿的,也就是说他头天晚上去了河边,再加上那把枪少了两颗子弹,基本可以确定是他。我当时不想去找黄克功谈话,于是让他们的书记李志民先去谈。没想到面对李志民,他根本不承认。这个谈法也是有技巧的,不做保卫工作,确实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谈起,既然不行,那就只好我去了。

 

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全部跟我说了

 

“土匪”二字要了她的命

 

那天,黄克功去陕北公学找刘茜,因为他觉得她这几天不对劲儿,对他越来越冷淡……去了才知道,不对的原因就是山西的那个国民党连长,她以前的对象来了,人家也是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在延安找到了她,给她灌输了一些东西。

 

为此,我找到了当时陕北公学的秘书长。她告诉我,“昨天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大概八点多钟,从抗大过来了一个人把刘茜叫出去了。刘茜跟他去了以后就没有回来。没想到刘茜就这样死了。”

 

黄克功对我说:“我看她(刘茜)这几天不对,对我也不是太热情,原来可是很好的。是不是变了?所以我得找她谈谈,于是就约她到沙滩上散步。但是她不跟我谈,她还说:‘你们共产党就是一帮土匪!’我一听到这一句话就不干了,我说:‘你要再说这样的话,我就打死你!’‘你敢?你们本来就是土匪嘛!’”

 

这一下子把火给点起来了,黄克功怒不可遏,掏枪朝她开了两枪。

 

我相信黄克功说的,而且在我破案过程中也证明了,黄克功对她没有其他的行为,没有侮辱她,也没有强奸她。

 

当时我以为,打死了一个反动女学生,最多就是判刑5年,何况黄克功还有我们这么多战友帮他说情。也正因为我是这样和黄克功说的,他才把真相全部告诉了我。

 

没有料到的审判结果

 

我把问题搞清楚,全部整理成材料向上级汇报以后,毛主席作了批示,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法院院长雷经天。那天,前来参加黄克功公审大会的有百十号人,雷经天坐在左边,我在中间(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的身份是公诉人,报告黄克功的犯罪经过),右边是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我宣读完黄克功的作案细节之后,也没觉得会判他多重的刑。直到莫文骅代表抗大,宣读了毛主席这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我当时大吃一惊,紧接着就是极度的后悔。如果我不侦察这个案子,黄克功就不可能死,因为除了我他对谁也不会说的。2000年10月,我去看望张震的时候,他还提起黄克功,说:“他要是不留在延安,在前线就不会死了。”我这一生一直把这件事当作我的一种犯罪行为,从头至尾检查自己,是我把黄克功害了,当时我这样认为,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黄克功是个很好的同志,就是这件事做错了,怎么不能原谅呢?

 

 

 

刑前最后的三句口号

 

 

 

宣判完以后,黄克功慢慢站了起来,喊了三句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一共只有这三句,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赶紧上去跟打枪的战士说:“你们不要打他的脑袋,留他一副全尸。”

 

结果我们这个打枪的战士大概也慌了,连别的地方也打不准,开了一枪,没有打到他,结果黄克功扭过脸来说:“笨蛋!你打这里!你打我的脑袋!你怎么这么笨!”

 

“砰!”

 

行刑的时候,一些学生站在凳子上喊,“把他留下,不要枪毙,留着打国民党!”

 

那个时候我还想,假如我找一找毛主席,还可能挽救他这条生命,但是我又怕跑到那里去的时间太长,不见得马上就见到毛主席。于是我后来没有走这一步,现在更加后悔。假如毛主席看到他是这样忠诚的一个共产党员,而且学生对他的反应也这么好,可能就会留下他,不枪毙他,留着他去打国民党。

 

后来的谣传又加进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内容,把什么脏事情都泼在了黄克功身上,纯粹是胡说八道,对此我一直很生气,这个人都死了,你们还要这样冤枉他。十几年以前,邯郸市委宣传部来了两个人,专门来调查黄克功的问题,他们准备搞一部电视剧。他们也看了人家报纸上登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把黄克功说得一钱不值,也很迷惑。于是他们找到北京军区。正好我小儿子在那里, 他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是我处理的,于是他就把邯郸市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带到我家来了, 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们之后,他们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我说:“ 你们何苦要把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还揪住不放呢?这太不合乎情理了。”

 

我还问他们:“你们写他干吗?”

 

“他是我们邯郸人……”

 

我这才知道黄克功原来是邯郸人,当年他是跟他叔叔到南方做买卖,然后参加红军的。

 

黄克功被枪毙以后,我还做了一件傻事——我把黄克功的尸体和这个刘茜埋在一块儿了。这不要命吗,刘茜是他打死的,刘茜又把他害了,埋在一块儿还不打架……

 

张震跟我一起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分析起来,毛主席应该有他的考虑,这是为了抗日统一战线,挥泪斩马谡。但是,我依然为此而感到后悔,如果这事放在长征前,我们可能真的会留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