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青色裤子配上衣图女:与仇和面对面

　　“让历史和时间来鉴证宿迁改革”
　　记者：去年有关媒体对您在宿迁的改革进行报道以后，宿迁和您成了舆论的焦点，一些评论认为您采取了激进的方式进行改革，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仇和：去年，“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一文发表后，在舆论界弄得沸沸扬扬。一些从来没有来过宿迁，也从来没有与我进行过交流的人，就凭这篇文章发表评论，我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望文生义，一是郑人买履。没有掌握客观事实，凭一篇文章就对一个人，对一个地区进行评论，难道不是望文生义吗？你没有到宿迁来过，你没有和我以及宿迁人交谈过，难道不是郑人买履吗？
　　但我们不会因此责怪媒体，媒体是没有恶意的，媒体是中性的，媒体是无辜的，我从来对媒体没有意见，关键是怎么看媒体。中国监督很多，纪委对党内的监督，人大对政府的监督，监察对行政的监督，检察对司法的监督，审计对财务的监督，媒体对社会的监督，这些监督通常都很难到位，原因是有效的资源公开程度不够。我认为最有效的监督是人民群众的监督，而在目前中国，最能体现人民群众监督的就是媒体。因此我们不能对媒体太苛刻，那是老百姓表达监督的阵地和机会。我从不责怪所有对我和宿迁改革的评论，甚至言辞激烈的、与事实有出入的报道。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各类媒体、各界朋友来宿迁走一走、看一看。
　　记者：舆论对您的压力大吗？
　　仇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压力。我追求的是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组织认定。作为市委书记，我比外界更了解宿迁，更了解宿迁的改革。同样，宿迁的老百姓对宿迁最了解，他们会作出他们的评判。
　　因此报道出来后，有熟悉情况的同志来电表示不平，要我回应。我说我根本不去争议这些东西。我同样要求全市干部对此事要拳击海绵，不作反弹，闭口务实，埋头干事。
　　有人说，宿迁和我是用不民主的方式推进改革，是在搞人治。你们到宿迁可以感受到宿迁是不是在搞人治。人治与法治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法治，人治绝对不能是零的。绝对不能把人治与法治看成是非的两极。我们经常搞极端，非此即彼。能不能搞中间状态？所以现在讨论、评论、议论、争论太多，真正静下心来，不浮躁、不唱高调，要有信心，要有决心，要有恒心，要有耐心来干、来操作，我看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人治还是法治，我想还是让宿迁老百姓来测评，用三个代表来测评，让历史和时间来鉴证吧。
　　“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
　　记者：有人曾经说，宿迁这样的地方，神仙来了也救不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在宿迁做个没多少政绩的“太平官”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您为什么选择了风险成本比较高的、激进的改革呢？
　　仇和：目前，我们国家五级党委政府，我认为中央、省一级是抓大政方针，是以务虚为主，到县乡级主要是抓落实，以务实为主，市一级主要是找好务虚务实的结合点，找准广度和深度的结合点，找准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点，如果层层都停留在中央层次上，问题就来了。我认为像我这样一级的干部，认真贯彻上级精神要做到三条。1、认真学习，理解上级精神，明确方向；2、认真研究，找准上级精神和本地区实际的结合点；3、抓好落实，强化落实的机制，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
　　中国强调改革发展稳定有20多年了，我们依然无法详细描述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发展是什么？稳定又是什么？但这又是每一级党委政府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说中央强调改革发展稳定，到省、到市、到县、到乡，每层每级还讲改革发展稳定，以会议贯彻会议，以精神指导精神。全国有30多个省市，有200多个地级市，2000多个县，大家都不想冒风险，都不想付成本，都不想花代价，都眼睛向上看，都等中央来决策，中央不可能代替省、市、县、乡，那么改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实际上在中国，到省一级差距就很大了，到市一级就更大，到了县一级差距就不得了了，一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有人认为现在改革的环境很差，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改革的空间很大，关键是愿不愿、想不想改革。改革要冒风险，发展要付成本，稳定要花代价。谁都不想冒一点风险，谁都不想付一点成本，谁都不想花一点代价，就在等，什么事都不干，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这样等，等到最后是落后的，稳也是稳不住的。
　　记者：在对宿迁改革的评论中，许多人认为您比较独断，看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干，并且是一个重结果轻过程的人，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仇和：我们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思想存在，而不是你打我痛，你讲我听，这本身就是一种监督，不是坏事。但是当大部分人趋向、认同、看准了的，你就要先干起来再说，用实干的过程，用取得阶段性成果再回来统一思想，那样更容易些。所以我们提五句话：在改革中解放思想，在发展中统一思想，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探索中更新观念，在创新中转换思维。这五句话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原理，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创造新的存在，改变现实，才能产生新的意识，才能解放思想，所以解放思想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不是坐而论道的过程，不是讨论、争论、议论解放思想的问题。而在实践中，我们不要过分吊老百姓的胃口，空许诺、夸海口。你踏踏实实埋头干，不造势，不炒作，到后来老百姓发现你干的比讲的到位，比许诺的还要多，这本身就是一个赢得民心的过程。
　　“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非常慎重的，并不是我仇和拍着脑袋就决定的。”
　　记者：作为为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您认为改革、发展、稳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宿迁又是如何贯彻这些目标的？
　　仇和：我的理解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权力配置的资源最小化。要使权力配置、手段配置、人为配置、暗箱配置最小化，最少化，而通过制度，通过公开，使得客观配置最大化，最多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最大化，间接创造财富的群体最小化。官民比在汉朝是1：7000，唐朝是1：3000，清朝1：600，现在官民比例也是非常不协调，所以温家宝总理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要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稳定的最终目标是中等收入比例的最大化，两头冒尖，两极分化的比例最小化。
　　具体到狭义区域经济竞争来说，改革就是打时间差，浙江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就因为他们提前了15年搞市场经济，打了时间差，你没改我改了，你晚改我早改了；开放打的是空间差，引进来走出去，异地交流，内培，外引；创新要打信息差，始终把握最先进的思想、最先进的理念；固定下来就是制度差，制度先进导致人先进。
　　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做什么事我都追求科学。宿迁改革分了三步走，第一，瞄准发展的前沿，到周边省市去考察学习，捕捉信息，不重复别人已走过的弯路。这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第二，请专家学者进行问诊把脉，落后地区的领导可以不聪明，但不能不开明。为什么省内对宿迁改革没有争议呢，因为宿迁的改革是建立在广泛征求他们意见基础之上的。第三，就是在市内广泛进行大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本市没有争议的原因。这些能说我们宿迁没有民主吗？
　　记者：您在宿迁的改革受争议最多的就是教育改革和卫生改革，在新一轮医疗改革反思中，“宿迁模式”甚至被称为中国医疗市场化的样本了，为什么您会将着力点放在了这两个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领域？
　　仇和：现在国家提出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非常及时，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以发展人、改造人、提高人为目的，绝对不能只追求GDP、财政收入。GDP在经济发展中是一个手段，人的发展是一个目的，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发达地区之所以发展，无一不是以社会事业特别是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来启动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改革开放26年，为什么物质满足的很快？文化，我讲的是“大文化”，科教文卫体为什么满足得很慢？什么原因？我感觉，主要是市场短缺、市场缺位。实际上反思一下，可以说政府在某些方面越位，某些方面不到位，某些方面又存在缺位，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分开，把事业性质和产业性质分开，把经济性和社会性分开，把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分开。
　　有人说我们是一卖到底，其实宿迁没有卖一所学校，也没有卖一所完整的医院。只是把原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和企事不分适当分开，不是把医院全部卖掉，乡镇两院制，有一个医院一个卫生院，是江苏唯一的卫生院到村的，到村里都有防保员。但是媒体采访报道时，就只盯着改制。为什么要实行管办分开、医卫分开、医防分开、医药分开的“四分开”，这是我们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医疗体制，问询了众多专家智囊后的决定。
　　记者：“独断专行”，“武断”是许多人对您改革的评价，因此他们认为宿迁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存在危险。
　　仇和：其实，我们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非常慎重的，并不是我仇和拍着脑袋就决定的。我们改革坚持五句话十个字：理性、规范、有序、扎实、稳妥。第一理论指导，第二理性思维。我讲是社会事业改革，特别是教育和卫生，第一要符合事业的发展方向；第二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第三要规范操作；第四要不损害服务者和服务对象的利益，老百姓不能上学贵、上学难，不能看病贵、看病难，在教育领域的教师、在卫生领域的医生待遇不能受影响；第五，要稳定。这些年，我们请专家学者来宿迁为党政干部讲课，请他们来调研，几乎把江苏省的专家请了个遍。可以说，宿迁的每项改革都是建立在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基础之上的。说句实在话，如果对一项改革，特别是涉及到教育、卫生这样重大的改革，如果没有95%甚至98%以上的把握，谁也不敢拿500多万宿迁老百姓的利益开玩笑，做试验，谁也承担不了试验失败的后果。
　　在这一点上，宿迁不仅经得起明查，也经得起暗访。许多人都曾纳闷，为什么媒体对宿迁曝光频频，宿迁事件沸沸扬扬，却没有一个领导进行批示处理？其实刚开始我也纳闷。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曾数次派人来宿迁明查暗访，却发现宿迁的干部群众在改革上思想高度一致，是欢迎的，虽然改革过程中确实有一些问题，但很多问题是理解问题，要有个过程。同时，我们也教育宿迁的干部，解放思想你不能胡思乱想，更不能胡作非为，要经得起明察暗访。
　　

“宿迁还会前进，仇和也不会停下来。”
　　记者：有人说，宿迁的改革打上了很深的“仇和烙印”，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仇和：我认为一个地区不能靠一个人，从领导层来看要靠一个领导集体。作为一个地方领导人，他的职责是把一个地区的组织程度提高到最大化，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到最大化，把各级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化。
　　如果一定要说宿迁的改革有什么烙印，我想就是机制上的烙印。1995年，我在美国培训期间，读了一本叫《政府的革命》的书。这本书是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推荐给美国官员读的，副标题是“用企业家的眼光审视政府的运作”，看后很受启发。用企业家的眼光来审视政府的运作，就是将宿迁假想成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从投入产出、投资回报、成本核算的角度，来审视地区的发展，使成本最低化，产出、回报最大化。宿迁的改革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思路，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进行运转的。我们最终目的是把老百姓变成经济发展的主体，变成民主政治的主人，变成文化繁荣的主角，变成社会进步的主力。我一直认为，市场化过程在政治领域里实际上是民主化的过程。
　　记者：“宿迁事件”，“仇和现象”不断地出现在全国舆论的旋涡里，并且大多是呈负面状态的，这对您改革的心态有没有影响，您还会坚持您的改革道路吗？
　　仇和：有人问我是不是压力很大，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压力。一是有老百姓支持，第二是有省委省政府支持。我还是坚持认为，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改革确实是要冒点风险，改革要有个过程。宿迁的改革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许多事情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是因为改革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太多，一些改革扭曲。典型的是信息不对称，民间的意见、民间的呼声不一定能反映上去，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学原理被忽视了。一项决策、一项改革措施哪怕是99％的人赞成，赞成的声音是默默的接受，不会去唱赞歌，不会写人民来信，更不会写表扬信，上面是不知道的，但是有1％不赞成的，他什么都来，大写真、焦点访谈、新闻110、人民来信、传真什么都有，往往被放大了，就是阴暗面的放大效应，这是一个原理。一个县委书记、乡党委书记想干事，能干事，他做10件事，有一件错了，9件事上头不一定了解，而错事非常敏感，所以导向很重要。
　　我很认同小平同志那句话，“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宿迁还会前进，我仇和也不会停下来。


    《时代潮》 (2005年 第二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