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宋思明老婆被判刑:万历朝鲜战役中明朝监军临海人王士琦的事迹

万历朝鲜战役中明朝监军临海人王士琦的事迹   http://bbs.koeicn.com/thread-152741-1-1.html   明朝时，在援朝抗倭战争中，临海人王士琦立下倚天大功。援朝抗倭一役，自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绵延七年。尽管日酋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但明政府的国力也因此而大受影响。就援朝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因而言，有关记载往往都归结于日酋丰臣秀吉的适时死亡。但事实上，丰臣秀吉之死，只是影响援朝抗倭战役最后结局的条件之一，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影响援朝抗倭战役最后结局的因素是完全是战场上的胜利。因为若无战场上的最后胜利，即便是丰臣秀吉已死，他手下的倭军各系将领也是不会拱手相让既得利益的。战而胜之的因素是明显存在的。王士琦就是导致战争胜利的关键人物，是他改变了战争的进程，是他改写了可能因战争而改变的历史。

王士琦（1551~1618年），字圭叔，号丰舆，浙江临海城关人。出身于世家门第，父王宗沐（1524~1592年），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继由员外郎迁广西按察佥事，督学政。历任广东参议、江西提学副使、江西参政等职，旋升山西右布政使、山东左布政使。万历三年（1575年），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复改工部，又改刑部左侍郎。卒赠刑部尚书，追谥“襄裕”。士琦即生于王宗沐督学广西任上，“因梦天帝以韩魏公畀。故名”。万历十一年（1583年），与兄士崧同登进士，初授南京工部主事，转职方员外郎中。按治骄兵，不畏强御，人即以“边才”称之。十八年（1590年）出守福州，“振刷清理，庭无留牍”。二十年（1591年），丁父忧返里。二十三年（1594年）服满，时播州宣慰司杨应龙谋反，抚镇三道进剿，俱败而无功。朝庭仍以邢玠为总督，特补王士琦守重庆。王士琦上任之至，即前往綦江，檄杨应龙出安稳听勘。杨应龙令弟兆龙以兵迎之，且请进赴松坎。士琦即说：“彼以我为怯也”，遂单骑前往。经责以大义，开陈利害，事件得以平息。后升任四川按察副使，备兵东川。二十五年（1597年），第二次援朝抗倭战争暴发。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经略邢玠连续奏调增援部队。二十六年（1598年）二月，总兵刘綎所部川军二万、陈璘所部广军、邓子龙所部浙直军全部到达。连同原驻的麻贵、董一元两军，明政府最精锐的野战部队都汇集到了朝鲜。王士琦就是此时由邢玠奏调，以四川按察副使迁任山东右参政，并以监刘綎军的身份，随之到达的。到达后又兼监陈璘水师。

当时的倭军占据了中西东三路，东路加藤清正所部，守蔚山；中路石曼子所部，据泗州；西路小西行长所部，在于顺天。中国的增援部队到达朝鲜后，邢玠根据战场以及倭军的态势，对明军重新作了部署。以麻贵军对付东路，董一元军对付中路，刘綎军对付西路，另以陈璘、邓子龙将水军于海上制敌。九月开始分路进军，初次接触之下，各路均小胜。但接着连遭败迹，尤以中路董一元军为最，全军溃散，影响了另外二路纷纷撤兵。此时王士琦正驻节南原，“忽朝鲜健儿属 鞬驰一纸飞骑而至，视之则朝鲜都元帅所遣侦者述中路泗州败状也”。得闻董军裨将杨元再战丧师，人心震恐。“泗州与南原密迩，鲜民闻之逃匿，势如奔波，俄顷城中阒无人矣。随卫诸材官环跪而泣，谓全州不居，何为自困此空城，蹈杨元屠戮复辙也”？王士琦力排众议说：“倭能至南原，独不能至全州耶？且大军方与贼对垒，而监军使者无故先遁，万一讹传而师溃，谁任其咎？吾今唯有誓死报国耳，有异议者立斩以徇”！更下定了力战的决心。以“强敌在前，有进死，无退生”，督促部队前进。《明史·刘綎传》对此是这样记载的：“綎进攻失利，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綎惧，力战破之”。中军是秉承主将意图，具体指挥部队进退的军官。王士琦惩办他，就是对刘綎犹豫观望和不肯力战的警告。在王士琦的坚定态度下，刘綎挥师前进至栗林，攻围十余日。同时，王士琦又命陈璘水师协同作战。随后，刘綎攻克了栗林和曳桥，“斩首数百级”。陈璘也于海上击败了前来救援的平义智与石曼子，毁船数百艘，并杀死了石曼子。刘陈两军因王士琦的指挥，沉重的打击了倭军，迅速扭转了明军汹汹奔溃的败势。王士琦又以先前投降倭军平义智的朝鲜陪臣郑六同为内应，焚毁倭军的火药库，而大败之。又在参将季金的再次打击下，倭军几尽，首领小西行长仅以身免。这样，随着王士琦指挥下，刘綎、陈璘两军的力战胜利，加之丰臣秀吉之死造成的倭军第二层将领之间的内应力失调，矛盾滋起。倭军不得不面对现实，撤退了尚未被消灭的部份力量，战争由此结束。

援朝抗倭战争结束以后，明朝廷叙功，承认陈璘、刘綎战功最著。王士琦亦由山东右参政，晋升河南左布政使。但有不少在战场上造成重大失误的人，都在首辅沈一贯和邢玠等上下其手的操纵下反罪为功，极不公平。王士琦以母老乞休不准，寻即因在四川时招抚的杨应龙谋反而被追究，解职归里听勘达五年之久。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利益上的“摆平”，王士琦分明是被抑制的。

相反，从朝鲜方面对这场战争的结局看，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全罗之民，感先生辑宁绥靖之恩，在所勒石颂德。先生（王士琦）过全州，见之叹曰：‘吾以奉命拯外藩，岂市私恩而博名高哉！’命左右舁而置之。诸父老号哭遮道，得请乃已。自全州达王京，盖所在唐崖而万喙争述，即先生亦不胜禁止矣。猗欤盛哉”！国王李 不但连续致信王士琦，表示感谢和予以问候。“问候之使，接踵于途，”而且“复恭走数十里，迎宴江浒，称觞献颂，情文迥异常贯，盖先有以得其心矣”。李 致王士琦的信一共三封，全文如下。

其一：“耸听捷音，曷胜忻忭。小邦之被倭祸，累岁而靡定，乃蒙圣天子简命大人奉明旨远临小邦，威名固已惊破贼胆而壮我声势矣！比监督横海之师，激励诸将，扼之露梁，贾勇先登，送死游魂，歼灭殆尽。此役之后，丑贼袭（疑为“龚”之误）伏天威，必将相不敢再犯矣。殆天意哀怜小邦之祖先而不弃其孤，殆不 荷大人之拯济而得以再造于今日也。沥肠堕肝，岂足为谢！专驰贱价，仍问起居，伏幸鉴察，不宣。”

其二：“自去秋行师之后，民穷财竭，拮据无计，虽使智者谋，更无著手之地，只坐待縻烂之期：而乃仰仗皇威，得见今日三路窘穴之贼，一时宵潜，此虽帝谟 赫之所致，而实大人宣力之效也。行酋虽网漏逋诛，而楼船之师扼贼露梁，血战竟日，碎其累百之艘，斩获无算，海氛廓清，功绩赫然，疆土再造，而馀民始有息肩之望，小邦之获幸皇灵，而大人之惠顾小邦者为何如哉！引领南望，曷任悬愬，专驰贱价，敢问起居，并布下情，伏幸鉴察，不宣。”

其三：“续得陪臣之报，备闻大人督楼船之师，扼贼露梁，碎其艅艎，俘斩无算，妖氛廓清，威灵远扬。盖小邦被兵七载，始见斯捷，沦亡之忧，变为愉快，啣皇上之湛恩，佩大人之功德，宁有穷哉！勒金石而垂丹青者，想大人为首哉！时下严寒，伏惟珍卫万倍，以慰瞻依，不宣”。

另朝鲜国议政府左议政李德馨也有致王士琦的同类信件：

“南海之举，职长费苦心，节续差人往探。昨李文 有报，已差倭通事金云鹤等前去密图。此不可草率可为也，须得真的情形，万分可成，方好归报。俟金云鹤探来，星夜登岸面告其说，亦是矣。

近闻刘大将军欲哄行长离其巢穴，差委前来，至于遣质为约。职料此贼虑孤城为我水陆协攻，欲退据形险，则谅出实情。但今因我之哄他，而试我之深浅，既得质官，乃留假酋瞒我与讲，先机率精兵而跳，或据南海，或入它处，并力则水兵失形胜，是使贼离危地而就万全之所也。我之经营捉风终不兑，纵贼而贻悔，岂非大可虞乎？况贼连日驾小船探看水兵远近，而水兵方在兴扬罗老岛，虽欲急进，必待二潮汐方到倭桥海口，贼如快去，其势何及矣！倭桥海口外有突山岛，道里颇近，乞老爷飞马行会陈大将军星夜进阵，作速堵截海口，无致失机误事。唐李靖有言：‘胜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去疑’。职看今日之举，各兵以不得擒行长馘之成为大慨恨，而有时闻将领之绪论，则使人心如死灰，所谓兵有战心，将无斗志者，其无乃不幸而近之乎？其何故也？行计之心或胜，死战之心渐解；此心被人牵引旁走，则触事有害，而三军之气已索然矣。自壬、癸年（1592~1593年）来，东事之差失，多坐于此，诚不可不深虑也。

昔年刘大将军驻大邱，仰成李提府委官潭宗仁在釜山，行酋惯听大将军威名，沈游击对行长工必盛称刘、陈二大将军勇略。李文 初自贼巢来，亦说倭奴饱闻刘陈二老爷天朝名将。今日之事不可不慎重，小有差失，所损非细。目今行酋深怕水兵来攻，朝暮欲退去者，亦恐海路见截耳。倘此着差了，则贼益生心姑退，目前非喜而滋大忧矣！为今之计，急令水兵来守海口，制贼死命而操纵之，方无后虞。愿老爷商量，速赐吩咐。且东路之贼，非但形险难攻，水陆俱有应援，虽有累万兵，一手多碍；中路则我兵挫败，此时虽添兵，兵气难遽振作，兼又水陆无协攻之势；两路之不可再举也如此。且贼之不敢发，则职必保矣，然则多留大兵亦奚以为？今之结局只在西路，水兵之便用事亦无若倭桥，行酋久在此城，则天送死也。曩者职请调东中两路精兵各一万来会于此，攻破倭桥，水路直向中路等情，具禀于副府，得蒙准许议处，至今未闻有上司处置。时日渐晚，机会易失，每晨夜彷徨，不知所措云”。

又其二：“荷蒙老爷密帖，不胜感悚。但南原人自日本来者，未知为何许人？虽久在日本，如非心眼伶俐，为倭将所亲者，其狡计难以知矣。职自秋来，招出各处被掳人无算，所供各异，问倭之实情，则都不晓矣。盖倭奸甚，去则示留驻之状，留则为撤退之语，虚而为实，实而为虚，以愚我民耳目；职执此而求之，多不差矣。

今三路有大兵，此正贼欲试我深浅之时。缓我数月，厚集其兵力，亦不可不戒也。但倭桥之举，地形孤绝，我水路堵截，则贼路断势窘，不须进逼城下，方可言围困也。水兵札阵海口，轮班乘潮进攻；陆兵札阵形险，频挑精兵出奇而挠乱，则倭奴虽狡而素轻急，自中骚动，我必有可乘之会矣。若哄他离穴，截杀海中，最是奇计，行酋必见其万保而后肯出，此岂易成哉！南海之事，晨夜在心，李舜臣密札同封呈览。第水陆大将军俱有先倭桥而后南海之意，职之妄意恐不然也。兵无定期，唯老爷吩咐，为此密禀”。

其三：“职昨据哨探军役走报：‘水兵船上炮响终日震海，想因血战’，等因，得此，续别将洪大邦等面称洋中血战事状，职闻来不胜感泣。备将事情具禀军门启知寡君外，随当进谒面谢老爷。为此理合具禀”。

其四：“职曾在西路，蒙老爷恩眷，且念水陆之动，非它路比，发纵指示，都在老爷，职欲图报不朽，岂有限哉！第以各衙门俱会城中，恐妨体面，只得三缄隐默。俟各起程时，小国君臣谋竖去思碑于西郊周道旁，以表一时之盛，永百世之思。为此合预禀”。

以上这些信件均记载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修的临海《章安王氏宗谱》。通过这些信件的内容，可以知悉不少前所未知的情况。其中包括朝鲜国王李 对王士琦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主要作用的评价，还有朝鲜国议政府左议政李德馨隐约透露出的对邢玠“八字密画”的不满，以及对战局走向的分析与建议。平心的说，这些来自朝鲜的评论，比我们某些被人为地扭曲的史料更可信。即如果没有王士琦的当机立断和正确指挥，就不可能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