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常规18项能检查什么:中国文化传统自有其独特魅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7:00:59

核心提示:还没有搞懂我们的传统,传统就一钱不值了;还没有看清楚真相,就开始愤怒了;还没有明白自己的血脉,就准备来生投奔外国了。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缘于一种文化认同危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危机。

        两个故事:我是中国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1935年10月,中国近代报学的开拓者,《中国报学史》作者戈公振弥留之际,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

        邹韬奋随后作文悼念戈公振,其文为“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老人读到,激动难抑,提笔写了四首诗,第三首是: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沈钧儒写到这里,第四首竟然不能继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写完后,老人泪滴满纸。

        ·1927年6月,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事后,另一个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将其死因归结为“殉文化”,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并作有极沉郁悲凉的挽诗: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文化神州丧一身”一句,更充分点出王国维殉节,是殉国,也是殉文化。

        上面两个故事,流淌着中国传统精英那种文化与血脉高度相融,不惜与本国文化玉石俱焚,生死与共的精神,曾经深深打动我。但我没有勇气讲给现在的愤青们听,因为我知道,我将被高声嘲笑。

        装逼!他们会响亮地甩出中指,大声武气地喝斥我。

        装逼!多有力的两个字,谈什么谈,你丫装逼!

        正是这些新时代的愤青,在网易调查“来生你还做不做中国人”中投下否定票。因为他们灵魂无所归依,信仰没有归宿,空荡荡地走在虚无党的路上。

        还没有搞懂我们的传统,传统就一钱不值了;还没有看清楚真相,就开始愤怒了;还没有明白自己的血脉,就准备来生投奔外国了。

        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缘于一种文化认同危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危机。

        当代的文化认同危机:旧的吃不饱,新鲜的又没什么味道。

        愤青,中国从来就不缺,一定要溯源,春秋的楚狂接舆也许是最早的愤青,当然,他遇到孔子的时候,已经是个愤老了。而竹林七贤,则是最出名的愤青,他们中有的喜欢驾部鹿车,叫仆人抗着铁锨,边行车边喝酒,并且声称醉后何妨死便埋;有的则随意乱走,走到穷途就痛哭一场,然后踉跄归家。此后比较出名的愤青,还有唐代的韩愈,宋代的陈亮,元代的关汉卿,明代的李卓吾,清代的金圣叹等等。

        这些古代的愤青们虽然各领风骚,但没有形成太大的集体气候,直到五四,一大群身怀绝技的各色愤青才从学校中,从医院里,从工厂内,从私塾旁,从海外,从乡间,一涌而出,有的按着传统经书的鼻子打,有的直接刷新旧史学,有的则将千年来陈腐的庙堂文学推倒,替代为新鲜的草根文学。

        在那些时候,愤青,对自己的祖国,仍然是有文化认同的。他们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对社会时局的失望,对传统糟粕的作呕,对僵硬人生的反抗。他们的骨子里,依然流着传统的血,即使做了封建家国的叛徒孽子,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他们仍然饱含热泪,充满激情。

        可是,现在的愤青们,不少却已经失去了文化认同感。用一句话概括:旧的吃不饱,新鲜的又没什么味道。

        这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当代的原因。

        从历史角度看,1949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无不历艰间关。建国初期的种种清洗,将传统中国社会的绅士阶层摧廓殆尽;1957年的反右,上百万知识分子被错误迫害,从此沉默;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传统文化更被一革到底,斯文扫地;1980年代开始的新文艺复兴运动,又因为种种政治、经济因素,很快无疾而终。几十年来,传统文化及其承载者被侮辱,被损害,被铲除,元气大伤,直接造成如今的传统文化断层。

        从当代来看,商业精神被压抑多年后,极度爆发,上升为主流文化。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颠扑不破的治国良策,但与此同时,人文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和放弃了。政治家,企业领袖,科学家成为时代的象征,而人文知识分子,只能在政治与经济的大树下,得到一些庇护,有一些能够保持独立与批判精神,但更多则与主流势力妥协合作,成为政治或者经济管理者的代言人。

        正基于历史与当代的种种因素,我们所处时代的文化身份暧昧,生机斫丧。旧文化几乎已经断代,即使不断代,也很难一力担当新时代文化的重构责任;新文化没有建立,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文艺,技术,良莠不齐,缺乏系统,没能与中国社会真正水乳交融。不少贩卖西方文化的人,自己并未清醒而深刻地理解所贩卖的东西,就草草引进,未免生硬。如今市面上各类译介书籍如过江之鲫,真正耐读的,却没有几本。

        上述现象,也就是我所总结的:旧的吃不饱,新鲜的又没什么味道。

        在这种情形下,青年,尤其是敏感,易激动的青年,尝不到可以击中心脏尖端的当代文化,只目睹种种现实的残酷,情况的复杂,当然可能变成虚无主义者,以无信仰为信仰,无追求为追求,无文化为文化,于是没心没肺,不清不楚,真善美尽数失落,释儒道皆告无缘,最终沦为空心菜一样的一代愤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