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球中微量全血:经济增长下的FDI、环境污染损失与人力资本(下)-经济学阶梯教室

　　待验证命题1：FDI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

　　待验证命题2：环境污染是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代价。

　　若环境污染P对FDI求导，则有由于μ的符号不定，因此FDI对污染的边际影响不能确定；同理，环境污染P对FDI，以及对人力资本水平H的边际影响也不确定。但由第一章的分析，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可影响FDI引致的污染水平，即：人力资本水平不高，则可能吸收低水平且易发生污染的FDI，不利于控制国内污染；而高水平人力资本则更容易吸引高水平且不易发生环境污染的FDI，并且高水平人力资本更能吸收FDI先进技术，从而有利于降低国内污染。那么，若承认我国人力资本总体水平不足，在巨额FDI流入背景下，就有如下两个待验证命题：

　　待验证命题3：FDI加剧了我国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我国目前吸收FDI的代价。

　　待验证命题4：我国已成为“污染避难所”。

　　由于高水平人力资本具有更高生产力和更强FDI效应吸收能力，可以推知，高水平人力资本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另外，根据第一章的分析，高水平人力资本对应的FDI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结合人力资本水平与FDI引致污染水平的关系，环境污染、FDI、人力资本与产出的关系可表现为图1。

　　图1说明不同水平人力资本与其对应水平FDI对生产和环境污染造成的不同影响。直观上看，高水平人力资本对应高水平的FDI，而高水平人力资本和FDI对应高的边际产出和低的环境污染。以H₀为分界点，将人力资本、环境污染、FDI等分为两段。H₁的情况表明水平不高的人力资本所吸收的FDI也可促进边际产出，即但却可能造成污染增加，即这种情形下就易发生“污染避难所”，所吸收FDI将以环境污染为代价；H₂的情况说明，高水平上的人力资本吸引的FDI不仅有更高的边际产出，且其本身的环境污染较少，而且，在高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学习吸收能力情况下，国内生产污染也逐步减少，此时但,这种情形下的FDI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并遏制环境污染。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有如下三个待验证命题：

　　待验证命题5：高人力资本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待验证命题6：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会影响FDI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高人力资本使FDI有更大的产出效应，即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待验证命题7：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会影响FDI对环境污染产生的作用，高人力资本有助于遏止环境污染，对避免FDI“污染避难所”有积极意义。

　　在实际经验研究中，计量模型常常还应包含交通、汇率、区位等因素。根据式(5)，并将上述因素包含在模型中，于是取自然对数后，便可得到如下线性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i表示第i个省，t表示第t年。ln(GDP)为各地GDP的自然对数；ln(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自然对数，以H₁、H₂两种水平的人力资本来分别表示，H₁是各地中等职业学校再校生占人口比例，近似代表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简称中人力资本)，H₂为各地普通高校在校生占当地人口比例，近似代表高水平人力资本(简称高人力资本)，下面式(7)、式(8)中的H也以H₁、H₂分别表示；ln(L)各地劳动投入自然对数；ln(K)为各地国内投资自然对数；ln(FDI)为各地FDI自然对数；ln(P)为各地环境污染自然对数；ln(Exchange)为实际汇率自然对数；In(Transport)为各地每10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公路标准里程的自然对数；East表示东部沿海各省，取值为1，其它省取值为0。

　　为了检验我国是否成为“污染避难所”，可建立FDI区位选择模型。这里需要将环境污染指标户转换为污染强度指标P′(即单位总产值的污染排放或污染损失)，污染强度与环境保护强度成反比。以式(6)为基础，加入工资成本变量，以Wage表示，则有：

　　另外，以环境污染为解释变量，以式(6)为基础，将汇率、交通发展因素去掉，因为汇率和交通并非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因素。从而可有：

　　三、主要数据的简单说明

　　GDP、中人力资本(H₁)、高人力资本(H₂)、劳动投入(L)、公路标准里程(Transport)、工资(Wage)等均可根据2001-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对容易地获取。而污染强度(P′)则可根据污染(P)和GDP得到，因此下面仅对污染(P)、资本(K)、FDI、实际汇率(Exchange)数据的计算获得做简要描述。

　　本文主要难点之一是环境污染数据的获得较为困难。首先是完整原始数据获得困难。以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为标志，国家和各地方环境状况统计制度开始建立。1997年环境统计将乡镇工业污染纳入统计范围，此后的生活和工业污染统计范围进一步扩大，环境统计逐渐趋于完善。但2000年之前的部分地区环境状况公报中生活废水、生活废气统计资料缺乏，因此将污染数据年限设置为2000-2005年。其次是以何种环境污染指标表示整体环境污染状况的问题。以往研究中，环境污染常常以单个或几个独立指标来表示，而不同的独立环境污染指标的走势通常不一致，因此很难代表环境污染整体。本文拟以价格为权重建立一个综合环境污染指标(即估算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使该指标能最大限度代表环境污染整体，并弥补以往利用单个或几个独立环境污染指标进行的实证研究无法揭示环境污染整体状况的窘境。将空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悬浮颗粒物(烟尘、工业粉尘)；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排放；以及噪音污染等作为环境污染损失估算对象，舍弃一氧化碳、固体废弃物等指标。环境污染损失估算是近几年我国环境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借鉴刘渝琳，温怀德(2006)的研究方法(限于篇幅考虑，本文不做详细介绍)，以2000年为基期，估算出各省环境污染损失。限于资料获取能力，本估算不含固体废弃物、一氧化碳，以及其他一些非主要指标，这使得本估算成为保守估算。这里仅给出 2005年环境污染损失表。如能获取更完善的数据，环境污染损失应大于表1数据，但它由最主要污染物估算得到，应仍能较好地反映各省污染损失状况。由表1可知，无论从三大区域环境污染损失的最大值、平均值还是总值来看，我国环境污染损失总体上都呈现为由东向西逐渐减少的格局。

　　资本可由公式得出，这里I为新增投资，p^K为投资价格指数，i和t分别表示各省与时间，δ为折旧率。不过初始投资额和折旧率并没有权威数据可依赖，本文主要借鉴Shujie Yao(2006)的方法，他曾设初始投资额为1978年GDP的两倍，这一假定暗含了我国并非为资本密集型国家；资本折旧率为7.5%，该假定虽看起来武断，但表明资本品平均使用年限为 13.3年，这与政府推荐的使用年限接近。投资价格指数则可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替代。

　　FDI数据也存在存量、增量与折旧等问题，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FDI数据实际上是各年新增FDI，但显然，使用存量FDI比增量FDI合理，因为增量FDI并非当年全部参与生产的外国直接投资资本量，可借鉴上述资本数据计算公式，有：折旧率仍参照7.5%，存量可由各地新增FDI经上述公式计算得出，FDI价格指数可参照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1997年后中国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这一制度被终止，但汇改后我国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顺差都主要来自美国，美元在篮子货币中仍有重要地位，并且由于本文数据为2000-2005年，涉及汇改后的时间并不长，因此本文使用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实际汇率计算公式为：RE_t=OE_t(CPI_US／CPI_china)，RE_t和OE_t分别表示实际汇率和官方汇率，CPI_US和CPI_china分别为中美两国以2000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四、实证分析

　　以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全国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2。除资本、交通、人力资本等以外，FDI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待验证命题1整体上得证。除此之外，环境污染损失也对生产产生了促进作用，这表明它确实做为了一种环境代价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说是成为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而且它对经济的贡献仅次于资本(系数仅小于资本)，待验证命题4整体上得证。高人力资本系数及其显著性均大于中人力资本，这显示高人力资本比中人力资本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待验证命题5从整体上得证。而且高人力资本下的FDI系数和显著性均大于中人力资本，说明人力资本水平不同，会影响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高人力资本使FDI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待验证命题6整体上得证。初级劳动投入系数在H₁下的固定效应模型中不显著，而在其他模型中显著为正，这表明初级劳动投入具有省份特征，由于中国生产仍具有一定的劳动密集特征，因此劳动投入显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四个模型的真实汇率为正(随机效应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是由于2000～2005年美国CPI平均高出我国1.5个百分点，且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中的双盈余等因素，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名义汇率相对贬值，这实际上就增强了我国经济的竞争力。

　　以FDI为被解释变量的全国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3。我国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之一。高人力资本在10%显著水平下对FDI产生正影响，中人力资本未通过检验，这说明高人力资本对吸收FDI数量有一定积极作用。污染强度成为影响FDI的重要因素，说明环境污染是我国目前吸收FDI的代价，而污染强度与环境保护强度负相关，从数量关系看，我国整体上已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待验证命题3整体得证。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中央或地方政府给予了 FDI某些特殊环境政策或利用相对宽松的环境管理以吸引FDI，不过，OECD(2006)认为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执行效率偏低。实际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现实中的环境标准不可能太高，因此，低环境标准并非专为吸引FDI而设置。较低的环境标准是造成“污染避难所”的直接原因，或仅仅是表象(因为较低的环境标准与“污染避难所”的因果关系并未被普遍认同和证实)，其内在原因是人力资本水平不足等。另外，在高人力资本模型中的污染强度系数小于中人力资本模型中的污染强度系数，这表明高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污染强度对FDI吸引力较小，高人力资本使得FDI的污染排放需求减小。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将影响吸收FDI数量，也影响着吸收FDI的质量，高人力资本对吸收FDI数量与质量都有积极作用。

　　表3中的资本系数为负，且在高人力资本模型中通过检验，表明FDI与资本之间具有一定替代性。工资系数为负，显示了我国的低廉工资成本仍是吸收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初级劳动投入和交通都在随机效应模型中通过了检验，且系数为负，这表明二者是具有省份特征的变量，系数为负或未通过检验都说明初级劳动投入和交通并不是吸引FDI的积极原因。前者是因为通常人口大省初级劳动投入就多，但人口数量与FDI并无直接关系，如我国河南、四川、湖南、安徽等都是人口及初级劳动投入大省，不过其吸收FDI额均在全国10名以外。对于后者，由于近年来国家对交通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且大部分投资被配置到欠发达地区，导致部分欠发达省份交通发展快速，但其FDI吸收水平仍有限，因而可能具有了负相关性。汇率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理论不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真正吸引FDI的是充满诱惑的国内廉价劳动力、资源与销售市场，而非汇率，另一方面可能是与我国2005年汇改前的汇率失真有关，从而造成了汇率与FDI的不相关。

　　环境污染损失为被解释变量的全国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4。经济增长是污染损失的主要原因，高产出地区污染损失也相应高。FDI加剧了污染损失，结合表 3分析中关于环境污染是我国目前吸收FDI代价的结论，待验证命题2得证。这说明FDI技术外溢并没有整体上改善环境污染，或技术外溢不足，亦或是对技术外溢吸收不足。高人力资本与污染损失呈负相关关系，对遏止污染损失有积极意义，而中人力资本系数为负，不利于防止污染。在高人力资本模型中的FDI系数及显著性小于中人力资本模型中的FDI系数及显著性，说明高人力资本有利于减少FDI对环境污染的压力。从而，高人力资本可控制环境污染，有利于减少FDI对环境污染的压力，对避免“污染避难所”有积极意义，而中人力资本则相反，待验证命题7整体上得证。初级劳动投入系数均为正，且在随机效应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劳动力投入整体上仍以污染性生产为主。资本系数显著性水平都不高，对环境污染不具有解释力。

　　从可持续增长角度看，必须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然而我国经济增长和吸收FDI均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若处理不当，控制环境污染的同时可能又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高人力资本既可更好地促进吸收FDI与经济增长，又能抑制FDI与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因此积极促进高人力资本积累可缓解控制环境污染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矛盾。

　　五、结  论

　　本文就中国经济增长下的FDI、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损失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并验证7个重要待验证命题，还对“污染避难所”假说做出了部分补充。经整理后有如下4点结论：

　　(1)FDI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也增加了我国的环境污染。从数量关系看，我国已存在“污染避难所”的现象。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做了大量努力，但是实际环境政策执行效果并不佳。事实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猛，现实中的环境标准不可能太高，因此，较低的环境标准并非专为吸引FDI而设置。较低的环境标准并不是FDI造成“污染避难所”的内在原因，而是人力资本水平不足等。人力资本水平不足为“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新的依据。

　　(2)环境污染损失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吸引FDI的代价。目前中国吸引FDI的核心已经不仅仅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应更加关注如何避免FDI带来的污染问题，这也使得我国建立FDI的甄别机制成为十分必要。

　　(3)高人力资本从质和量上利于吸收FDI，而且利于遏制环境污染，但中人力资本对吸收FDI的作用不显著，并且不利于遏制环境污染，高人力资本对于避免出现“污染避难所”有积极意义，而中人力资本则相反。显然，高人力资本更能吸收高质量或高水平FDI。另外，人力资本有利于经济增长，其中高人力资本比中人力资本更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不仅影响经济增长、污染损失，还影响吸收FDI的质与量。

　　(4)对于控制环境污染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矛盾，高人力资本起着关键的协调作用。我国经济增长和吸收FDI均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但这并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有效降低环境污染，然而若仅仅是降低环境污染，则很可能使经济陷入缓慢增长的窘境。由实证结果可知，高人力资本既可更好地促进吸收FDI与经济增长，又能抑制FDI与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因此积极促进高人力资本积累可缓解控制环境污染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矛盾。因此，本文核心政策建议就是促进高人力资本积累，继续大力发展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