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石 艾尔莎:许知远：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城（一）

许知远：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城（一）

2011-02-11              作者:许知远 

 　　倘若你在一个晴朗、无风、冬日的星期五到来，开罗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气里没有从沙漠卷来的沙土，马路上的滚滚车流消失了，带走了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和引擎声，你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或是仅仅坐在路旁破旧、无门的咖啡馆里发呆，看着稀疏的人群从眼前缓缓走过。人们都钻进了雄伟或平庸的清真寺，坐在临时布道堂里听人演讲，或仅仅在家里睡觉。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献给真主与祈祷。

  　　那还是2010年年初，我在开罗已经五天了，已经习惯了清真寺高音喇叭传出的颂经声，像是哀婉的音乐。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乐曲式的声音还有特定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个真主，默罕穆德是真主的使者，让我们祈祷吧”——卢克索的一个青年即兴给我翻译。日出、正午、下午三点、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间变成一座无边无际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筑、车流、行人、动物、小摊上的水果，都笼罩在哀伤的祈祷声中。   　　六年前，我在以色列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是在老城贝瑟冷，一座似乎即将被遗弃的城市，基督教徒眼中的圣城，据说耶稣就出生于此。到处是人去楼空的住宅，路上行人稀少，很少脸上带着欢乐。傍晚时分，我游兴寥寥，突然之间响起了这声音，如泣如诉，像是这荒漠之上的落日哀悼——繁华沦为荒芜，欢乐转为寂静，一切都将终结，一切也因此永生。那次以色列之行，是为了阿拉法特即将到来的死亡。似乎全世界的记者都涌到了巴勒斯坦狭小的、只算得上耶路撒冷附属的首都拉马拉，等待这个传奇人物的谢幕。我们像是携带了照相机、会打字的秃鹫，焦急地等待着死亡。而贝瑟冷清真寺传来的祈祷声，比忙碌的拉马拉，让我更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和诱惑。   　　现在，我坐在默罕穆德默罕穆德街旁的一家小咖啡店里，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尔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热水里，拒绝溶化，像是冒着热气的泥汤。白色瓷砖的墙面已污点斑斑，一侧墙上的木板上站着一列水烟，红绿交织的烟管如蛇一样缠绕，一个可口可乐的立放冰柜，上方一台电视正播放着祈祷场面，人们都拖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麦加的方向。这样的咖啡馆遍布开罗街头，总是热气腾腾。很多时刻，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开罗精神。一七九八年，拿破仑的人清点过这里的咖啡馆，一千三百五十家，二十七万人口的开罗，每两百人一家。它是开罗人休息、发呆、欢笑、闲言碎语、谈论信仰与国家，忘记个人孤独的地方。   　　而如今，两千万人住在这个城市，咖啡馆的数量已难以清点。迷人的马哈福兹说，每当他坐在咖啡馆里，抽上一口水烟，灵感就四处涌来。他曾经喜欢去的费沙维咖啡就在著名的胡塞因市场，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尽管手持黄蓝相间封面的《孤独的星球》的游客们已经塞满了这小小的咖啡馆，但你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仿佛整个世界的货物、语言、味道与人种、还有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环绕在你周围，在眼前晃来晃去。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利安的画作，却有比它更浓烈的味道。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些黑色胡椒粉、红色辣椒粉、还有绿色咖哩粉（？），曾是驱动了世界的运转。五百年前环绕地球的达迦码在东非被当地人问道，你们要找什么？他脱口而出，基督和香料。   　　从伊斯兰花纹的灯具、匕首到伪造的劳力士手表，真实、古老的美丽和虚假、廉价的复制，彼此交融在一起。还有不同的人群。给我擦皮鞋的这位黑人小伙子来自埃及南方，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和悲剧性的面孔，再加上污迹斑斑的蓝色长衫和裹在头顶的白巾，像是一位落难的苏丹王子。我身旁的这个善言的青年，说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母亲是爱尔兰人，而他如今住在华盛顿，来看开罗看朋友。更不论那些游客了。倘若我在每天坐在这里，用不上一年，我或许能见识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的人。   　　超过三十年，马哈福兹每天在这个市场里穿梭，观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坐在费沙维里抽水烟——他喜欢什么味道的，苹果的、橙子、还是草霉。白天他是埃及政府里一名公务员，但夜晚他却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阿拉伯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他尝试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开罗。我从未读过他令人生畏的开罗三部曲，随身携带的是一本薄薄的对话集。他的朋友与仰慕者Gamalal-Ghitani，记录着他们随性的谈话，从一九六零年的夏天到二零零四年。34年的光阴，足以发生任何事。马福兹获得了诺贝尔奖，遭遇过刺杀，顽强地活了下来，重新开始写作。Gamal则从一个15岁的少年，变成了作家与新闻记者，而他们共同生活的埃及，从纳塞尔政权到了穆巴拉克年代，经历过屈辱与胜利，开放与停滞。对话却始终持续。它不是系统陈述，而是一个智者的即席感悟。很多时候，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伟大的传统，是苏格拉底和雅典街头的闲话，穆罕穆德和别人讲起的故事，或是歌德与艾尔克曼无拘无束的交流。世界不是由复杂的概念与事实构成，而只是人内心真实与直接的体验。   　　其中的几个片段让我印象尤深。一九六零年的歌剧咖啡馆，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一场聚会尚未开始，只有四十九岁、已经声誉卓著的马福兹和十五岁的Gamal。“你为什么写作”，马福兹问。“因为我想写作”，Gamal想也没想的回答。马福兹点了点头，似乎是对他们漫长的忘年友谊的肯定。第二个片段发生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距离九一一事件刚刚两个月，马福兹谈起了本·拉登。“我想象不出历史上有任何人像他这样被追捕，这是一场全球性追捕，用全球最现代手段、所有想象得出的力量去追捕一个人，”马福兹说。“我在想他的处境：他怎样转移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们怎么入睡？怎么在荒野里藏身。当然，他是个恐怖分子，倡导了一种错误的信念，疯狂将世界划分为信仰者和非信仰者，但同时……我也在想他是个从未遭遇过这样追捕的个人。”   　　在停顿一段后，他说起了塔利班，这个政权邪恶但有一点仍让人怀有敬意——不管面对多少威胁和诱惑，它没有交出本·拉登。   　　最后一个片段，有关污染。马福兹说，人们都注意到被污染的河流、空气，却很少想到道德上遭受的污染。真希望哥本哈根的那些狂热的环保主义者们和野心勃勃、不得要领的政治家们，能听到这个声音。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对着我竖起姆指，“啊，马福兹，我喜欢他”。而在费沙维，一位中年的开罗人说，他十年前在这里见过马福兹。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正式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我们稍后再谈论马福兹和他的水烟吧。咖啡馆很安静。除去我们这一桌，还有几个穿蓝白相间制服的青年正在抽水烟，他们是附近地铁站的安检人员，偷空出来休息。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尽管埃及在一九二二年获得独立，却依旧受英国人左右。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   　　在他出生两年后的一八六九年，苏伊士运河通行，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全球经济中，埃及成为一个核心枢纽。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与开通，对开罗的一场改造开始了。新城市的面貌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一八六七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宾。埃及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庙，东方集市，还有贝都因人帐蓬——一个典型的欧洲人幻想中的埃及。但令伊斯梅尔着迷的是巴黎城，经过豪斯曼惊心改造的巴黎城——宽阔的大道、花园、百货大楼、拱廊……伊斯梅尔雇佣了大批欧洲的工程人员，在开罗西侧的空地，建造了一座足以匹敌巴黎的新城。雄心与虚荣，催生了苏伊士运河与新开罗的诞生，但也将埃及拖入了财政上的破产。欧洲人接管了运河，而英国派来的总督在国王背后行使真正的权力。我要寻找的是塔拉特·哈布34号，雅可比安大厦。我期待它能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钥匙。（待续）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