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百度影音:“国考”正在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浪费

国家公务员考试火爆引争议 被指系社会资源浪费
2010年12月16日 13:08:42 　来源： 时代周报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壮观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上百万人蜂拥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如此“国考热”，不得不让人有所警惕，需要我们做些反思，看看到底是如何之“热”，又到底会带来些什么。
考试迷信与权力扭曲
面对公务员考试热，相关部门官员解释说，人们参加考试的热情，可以让政府有机会遴选出优秀人材，而优秀人材进入政府，可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如果对政府的性质做一个简单分析，这个说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政府的工作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政治和行政。两者相互关联，但性质大不相同。韦伯在19世纪德国的语境中，对此有过清晰的界分。简单地说，行政就是按照既定的规则、程序，机械地处理日常的政府管理事务。政治则是依据特定的价值，面对多变的现实，主要是民众的需求和具体的公共利益，以特定的程序制定法律和政策。
简单地说，政治负责指定规则和程序，行政负责按照这些程序执行这些规则。因而，在国家生活中，政治至关重要，行政不可或缺。一个国家要实现优良治理，政府需要同时有效地从事这两项工作。
与此相应，当代各国政府通常由两种类型的官员组成，以分别完成上述两项工作：政治性官员与事务性官员。前一类官员承担政治职能，后一类官员负责行政事务。
前一类官员又可细分为两类，第一种是选举产生的政治性官员，包括国会等立法机构成员，与行政部门首长。第二种是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长任命的政务性官员，比如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这些官员的权力直接间接地来源于选举，他们在政府中的位置也就随着选举之成败而保有或者丧失。
至于事务性官员，也即英国人、香港人所说的“文官”，则是通过专业的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方式而被录用的。他们是有行政级别的，可以按部就班地升迁，职位是终身的，但工作性质与一般公司员工没有本质区别。
明白了上述概念，现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不足也就一目了然了。从政治学角度看，再也没有比中国式“公务员”一词更为模糊的政治概念了。几乎所有享有权力的人都被划入公务员范围，不论其工作的性质是什么。
这样的混乱向上游传递，让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性质变得混乱。有一些人会通过录用考试进入政府，而他们既然是通过录用考试而进入政府的，那么按理，他们就属于事务性官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中却会有一些人出任局长、副县长、副市长、乃至市长、省长、部长。换言之，他们将成为政务性官员，以及政治性官员。政治性官员竟然也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录用！
当然，这样的公务员和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倒也并非当代中国之独创。中国古代就有科举制度，罗马帝国也曾经有过通过考试录用官员的制度，也都是把政治与行政混为一体。
在通过考试录用一切官员的体制中，只有行政，而没有政治。在这里，权力肯定是自上而下地被授予的。所有官员只是执行他们的上级的指令的工具。他们只能从事行政活动，而根本不需要政治，上级也不容许其下级从事政治。
如此，掌握和运用权力的所有人都是行政官僚，仅级别有高低之差。他们已经习惯于被上级提拔的生活，习惯于按照上级的指示、看上级的脸色行事。容易为了博得提拔的机会，他们会把上级所追求的价值放大到极端的程度。比如中国当代各级政府官员对GDP政绩的疯狂追求就是一例。
考试热与机制的扭曲
比较各个行业，公务员的名义工资绝不算高。那么，人们何以狂热地报考公务员，甚至不惜花费巨资成为公务员或者寻求升迁？有些人可能是瞄准了公务员职位的保障和收入的稳定性。但恐怕也有很多人是为了获得名义工资之外的金钱或实物收入，这其中既有制度不健全而获得的灰色收入，也不排除有人有践踏制度而获得黑色收入的念头。
政府官员们、也即公务员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皆因为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而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就是因为，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权力自上而下授予，则控制和监督机制必然是自上而下的。这样的控制和监督机制注定了是会失灵的，再万能的上级，也不可能盯住他的全部下级的日常活动。
控制和监督机制失灵的结果就是权力的滥用。由此，中国官员的权力的含金量就非常之高，权力给个人所能带来的总体好处，高于社会中几乎所有其他行业。这一点也就诱发整个社会冲向万马齐奔官府的独木桥，形成国考热。
而如果通过这个考试的人，果真如有关部门人士所说的那样比较优秀，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官员的聪明通常就会表现为聪明地滥用权力。这样的政府官员在很多时候就不是在维持秩序，而是在破坏秩序。
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国考热都不是一件好事。抑制公务员热的根本办法，在于政治与行政分离，政治官员与事务官员分流。
也就是说，公务员考试只录用那些事务性官员，此外的政治性官员则由选举产生。只要合乎某些法定条件而具有政治技能的人，均可成为候选人，通过法定的程序进行选举，让选举产生的官员展示政治能力。
如此一来，国考热至少可以部分地降温：一个人，假如立志从政，加入政府，他不必大学刚毕业就去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他完全可以先在商界、学界发展，或者从事社会事务性工作。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和政治技能之后，再通过各种正当途径接受挑选，而成为政治性官员，或者被委任为政务性官员。这样一来，公务员考试的吸引力自然就降低了。
这样的分流将会让公务员考试回归其固有性质，也让公务员回归其固有性质。也即，公务员只从事行政性工作，政治性官员则通过另外的途径产生，只承担政治性工作。
当然，分流政治性官员与事务性官员，需要对现行公务员制度进行根本改革，更深一层说，需要以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前提。也就是说，政府需要另外开辟出空间，来吸纳这些人才。
现在，要打破这种垄断地位，应突破行政主义的政府观念，强化竞争性选举程度，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者系宪政学者
透视公务员热：是盲从，还是理性选择？
本报记者 徐伟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连创新高，今年更是创下了4961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惊人纪录。浩浩荡荡的公务员考试队伍被人戏称为“考碗族”，他们为“饭碗”而战，力求考进公务员系统，而颇具戏剧性意味的是，近日《人民论坛》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竟高达45.1%。
一边是热情高涨，一边是冷水醍醐，我们似乎真该在公务员热潮背后，进行一番冷静的思考。对国家而言，公务员考试是否使人才资源实现了最优配置；对社会而言，公务员热是否对社会价值观有着某种错误引导；对个人而言，考取公务员的成本与收益是否对等，这些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时代周报：公务员热潮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如何看待公务员考试中，巨大的社会成本和资源浪费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为公务员热降温？
“国考”怎么就热起来了
傅蔚冈
当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公务员热是因为市场机会缺乏，或者说公务员热会导致中国创新能力减弱时，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这个现象的另一面：那就是公务员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的火热和民间活跃的创造力。一个最为基本的判断是：如果没有民间散发的充沛活力，公务员怎么可能火热？如果没有市场创造的巨额财富，怎么可能维持如此庞大的政府规模？时光返回到20年前，那时公务员群体—那时候还叫干部—并不受人待见，由于市场创造的财富不多，公务员可供分配的资源也不多，所以机关里的能人大都下海经商挣钱去了，在那个年代，国家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无能的代名词。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这两部小说，就是对那个时代国家部委中下层公务员生活的深刻写照。
公务员的寒酸程度，甚至可以从刑法中受贿罪的涉案金额认定标准中得到反映。按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受贿罪立案标准规定为2000元，这一数字在1997年重修《刑法》时提升至5000元。1990年，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因“以车谋私”贪污受贿而落马，而其所涉金额仅为人民币4819元。虽然在那个年代也有“官倒”之类的腐败现象，但是对于多数的普通公务员来说，他们和“官倒”等腐败无关，他们也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都只是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正在努力为小康而奋斗。只不过对于公务员来说，他们的小康只有在市场给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财政能力之后才可以实现。当市场本身都没有创造足够多的财富时，公务员这个群体自然也就无法走红。
这个现象在90年代末得到了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也随之提高，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以后，政府财政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在1995年以前，财政收入的增速都低于GDP的增速，而从1995年以后，财政收入的增速远高于GDP的增速，在不少年份甚至是GDP的4倍。1999年，GDP的增速为4.75%，而财政收入的增速则到达令人瞠目结舌的15.88%。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意味着政府成为经济飞速发展的最大的受益者。在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体系下，政府获得的税入要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而流向各个领域。但是由于当下中国不存在严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约下的公共财政体系，公务员群体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财政收入增加的最为直接的受益者。当GDP还在增长时，财政收入比GDP更快的增速也许还会被市场所消化：这意味着市场发挥的潜力还可以抵消政策财政收入增加的速度，它只是挣得比政府少而已，却不会是负的。但是一旦经济呈下降趋势，而财政收入还在增加时，这意味着公务员的好日子也到了头：没有市场创造的财富，政府怎么可能供养起这么多的公务员？当大家都在忙着分配财富而不去创造财富时，这个社会也就很难有希望。不过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的经济尚在乐观之中，这意味着公务员热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当然仅仅将公务员热归结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这也是有问题的。一个最为简单的反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考试热度更高，而不是那些经济上比我们更加成功的欧美等国？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现实的政治土壤。
为什么大家都热衷于公务员考试？很多学者都给出了很合理的解释，首先，公务员的高度稳定性。据国家人事部门统计，我国公务员的被辞退率约为0.05%，而市场中的企业的辞退率则是远高于此，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大家都在为一个饭碗而努力，何况这个饭碗的成色还不错？其次，隐形的福利。如果仅就工资来说，公务员的待遇并不优厚。但是评判一个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能只从工资的多寡来衡量，而是要综合其他方面的各种要素进行权衡。企业员工退休之后只能够从社会统筹中获得原来工资的1/3作为退休金，而公务员却能够领取和在职时一样多的退休金；当社会各个阶层都在感叹CPI的上涨而为柴米油盐发愁时，媒体上却传出了机关食堂里一元也能吃饱的新闻。这时候市场中的人士才体会到了公务员隐形福利的优势。
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企业成为市场独立主体的过程中，企业员工原本所享有的旧有的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竞相剥去，但是本该享有的新的福利制度却未完全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却并未进行相应的改革，公务员的福利体系并未比过去发生多大变化，相反，这个群体却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旦与现实的土壤相结合，则公务员终于从一个一般的职业变成为万众瞩目的职业。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