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龙木手串的盘玩方法:转一篇比较切合实际的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

引子

1971年3—7月,成都市应届毕业的初中生陆续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前前后后总数达一万六千多人,如果加上重庆的知青总共有四万一千多人在云南支边。"云南支边知青",就成了这个群体的特殊称呼。1974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恢复了原国营农场建制,但是,知青们似乎并不认同,还是称自己是某师某团某营某连的知青。到1978年,这几万名知青在云南已经度过了第八个年头。这期间,不断有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调离农场。尤其是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考试,一些知青通过1977、1978两届高考离开了农场。 

1978年,成都市又在农场知青中进行了一次试题极其简单的中专招生考试,招收了一批知青回成都进入中专学校学习。一些有门路的单位也以各种理由内招自己职工的子女回城。与此同时,四川省内上山下乡的知青也不断调回成都、重庆安排工作。还留在云南农场的,大多是父母单位内招元门,或者是考学无望的知青。眼看着昔日一块儿到云南来的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走了,留下的人万分难受,笼罩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之中。

而知青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批知青大多已二十四五岁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不仅不能结婚成家,甚至连对象都没有。谈恋爱的知青也没有几个打算在云南结婚成家,生怕一结婚就永远不能回城了。另一方面,知青中未婚同居的现象又十分普遍,由此引起的怀孕堕胎、未婚生育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农场知青甚至连住房问题也没有解决,几个人挤在破烂的茅草房中。在临沧分局所属的一些农场,知青们(包括老职工)的生活条件很差,经常没有蔬菜,几个月没有肉吃是常事。有的农场干部动不动就对犯错误的知青捆绑吊打,个别干部还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这些问题日积月累,长期得不到解决。

1978年底,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知青们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会议的结果却令知青们非常失望。这次会议决定:(一)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二)……继续在国营农场安置知识青年;(三)……要支持和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志在边疆的志向和行动。会后发布的关于知青工作的"四十条意见"明确指出:"今后边疆农场(包括各建设兵团)的知青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这就意味着,云南支边的知青必须在农场待一辈子!他们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了。会议的消息在报上一公布,立刻在云南支边知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积压的矛盾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1978年11月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生小孩时因医疗事故不幸死亡,引发了知青大规模的游行,继而发展成波及全省几乎所有农场的知青大罢工。西双版纳知青组织的赴京请愿团在昆明受阻,一怒之下采取卧轨行动,致使昆明至北京方向的铁路运输中断达六十余小时。后来,由于请愿团终于到了北京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接见,双方达成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步骤,罢工才渐渐平息。

西双版纳知青罢工刚刚平息,12月中旬,勤定农场四分场一些连队的知青又开始罢工很快就又波及该农场几乎所有的连队,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绝食。但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事件最后导致云南农垦系统的支边知青大返城,并在一定程度上彻底结束了我国延续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我们国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仍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急风暴雨和电闪雷鸣。

罢工

勋定农场地处云南耿马傣族低族自治县西南,是一个以种植橡胶为主的农场,改农场建制以前属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故知青们仍习惯称它为七团。这个农场由五个分场、一个医院、一个电站和几个直属连队组成,共有五千多名知青,其中大多数是成都知青。勤定坝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坝子,这里傣族风情浓郁,四周高山上布满了原始热带雨林,坝子上,水稻一年三熟,并盛产甘庶。1971年夏天,这里一下子涌入了几千知青,生活设施、生活条件跟不上,老职工和知青们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生活。到了1978年,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许多连队的生活条件还很差,一些连队仍然不具备基本的生活条件。知青两年一次的探家,光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近半个月。

罢工首先从四营九连开始。这个连队的知青主要来自成都一所很有名的中学一一四中。刚到云南的时候,这个连队的知青就因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文艺宣传队在各连巡回演出而出名,当时成都的报纸还进行过大量的报道。

这一次,该连的知青叶枫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叶枫,中等个子,一个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做事认真有主见,遇事头脑冷静,平时不多言多语。

1978年12月25日,叶枫所在的连队接到通知,全体知青到附近的一连昕广播,传达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广播还没有听完,知青们就一片哗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随之愤然离去。回到连队后,知青们怒气未消,纷纷聚集到叶枫的寝室里继续议论:"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下乡知青的同等待遇?"

"八年老兵也应该复员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返回故乡?"

有的人言辞非常激烈,提出要给中央写信,更多的人则是深深的绝望。叶枫静静地听着大家议论,他明白,要求返回故乡不是哪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全体知青的共同希望,而要实现这个希望,只能依靠自己。叶枫拿出一本《宪法》单行本,示意大家静下来,他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罢工、示威游行的权利,我们要立即号召全体知青罢工,明天到前定街游行!"

叶枫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叶枫马上写了十几张通知,九连的知青们立即分头送到四营的其他十几个连队。

叶枫目送战友们消失在月光朦胧的山道上后,又回到宿舍和大家一起商讨明天示威游行的办法和口号。口号大致有"还我户口""八年老兵要复员""向‘四人帮'讨还青春""我们是知青,不是农场职工"等。

诸事基本安排妥当后,天已经蒙蒙亮了。叶枫正想休息片刻,突然听到从连队前面的摩雅寨方向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山上连队的知青接到通知就立即赶下来了!九连的知青们来不及休息,一下就汇入了游行的知青队伍中。沿途每经过一个连队都有许多知青加入,到了勤定街时,队伍扩大到近千人。这天正好是勤定街赶街的日子,老乡们一见街上突然来了这么多知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挑起自己的东西回家,商店也纷纷关门闭户不再营业。

在勤定街,知青们打着旗帜,喊着"我们要回家"等口号来回游行。游行完毕,知青们聚集在勤定公社前的空地上,面对近千名知青,叶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知青立即罢工,并到场部(知青仍习惯称为"团部")静坐,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少知青也相继发言,指出农场方面对知青的种种不公待遇。讲的人声泪俱下,听的人都放不已。街上的老乡见了很是奇怪,平时那些调皮捣蛋的知青今天也变得有组织有纪律了。听了知青们的演讲后,老乡们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他们被感动了,纷纷拿出香蕉、芭蕉请知青们吃,饭馆也打开门送来了馒头。

12月26日,在九连,知青们决定成立"请愿罢工委员会",选举了以叶枫为委员长的罢工委员会,其余十四名委员由各连推荐,负责组织协调罢工事宜。

正在这时,一位素不相识的知青大汗淋漓地跑到九连找叶枫,告诉他,场部前一天晚上召开了紧急防务会,想把知青罢工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另外,还找了一个人诬告叶枫在勤定街旅馆盗窃,场部很快就会让派出所的人来连队抓叶枫,希望他有所防备,说完就急匆匆走了。叶枫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到勤定街旅馆了解住宿的登记情况,准备用事实来回击诬告。

第二天,场部派出所果然派来了五个人,由所长带队,开着一辆吉普车,提着手枪和手铐,气势汹汹来到九连。那个所长开口就问:"谁是叶枫?"

叶枫说:"我就是。"

所长蛮横地说:"有个案子与你有关,你跟我们到场部走一趟!"

这时,上百名知青呼啦一下子全围了上来,对这伙人怒目而视。这些人平时对知青要打就打,要抓就抓,今天又是全副武装,更是耀武扬威,但看到知青人多势众,遂不敢轻举妄动O叶枫把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当众宣布,又对所长说,勤定街所有旅馆都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个人的住宿登记,既然那人根本没有住过旅馆,怎么会有东西被盗?在事实面前,这伙人哑口元言,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

"请愿、罢工委员会"决定立即发动全体知青到勤定农场场部静坐。

原成都二十六中支边知青单玉德回忆说:"记得是在1979年元旦节后的几天,我们农场的知青已经开始罢工。我正在山下的九连耍,听说要组织大家到场部去请愿,就跟着大伙儿先到了营部。这时,营部领导们已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营部空无一人。我们又到了勤定街上,街上聚集了几百名来自各连的知青。有人在街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家的情绪非常激动,嚷着要到场部去静坐请愿、。于是,一百多人就分乘一辆卡车和一辆拖拉机到场部去。大卡车挤了百余人,手扶拖拉机的拖斗挤了三十几个人。由于人太多,卡车无法启动,只好下了几十个人,车才慢慢启动。车开动后,下来的人又七手八脚地爬上车去。车还没有到场部,大家就下了车,步行到了场部。"   

1979年1月5日,各分场的知青陆续会集到场部,罢工委员会在场部旁边的芦苇荡里开了一次会,决定广泛吸收各分场的知青参加罢工,将原来的罢工委员会扩大为七团知青罢工总委员会(简称"总委员会")。

西双版纳知青的风波刚平息,临沧地区又发生知青罢工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1978年12月25日,国务院决定由云南省委和国家农垦总局负责处理云南农垦系统发生的事件。据说,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调查团先期抵达勤定农场,并立即和知青罢工委员会接触。会场外上千名知青们都在焦虑地等待着双方协商结果。不一会儿调查团有位女同志出来准备向知青们讲话。但她一口浓浓的云南口音一出立即被山呼海啸般的吵闹声打断:我们不听!我们不听!我们要请中央调查团来解决问题!后来得知,这个调查团主要是由临沧地区团委、妇联、临沧农垦分局等单位组成的,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绝食

1979年1月6日调查团和知青罢工总委员会继续接触,守候在场部的知青们情绪越来越焦躁不安。有的人喊:"再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绝食!"总委员会也意识到再这样谈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要想争取到合法权益，只有使罢工升级,进行绝食!总委员会决定,终止和调查团的谈判。由叶枫带领,挑选身体好的知青进行绝食;由周兴儒负责组织其他知青在外面策应·由李光明牵头成立纠察队,负责档案室、机要室、武器库以及家属区的安全保卫工作。绝食的地点选择在团部招待所。

总委员会的工作刚布置完,守候在外面的知青再也忍不住了。中午→占钟左右,一营知青许世辅大声喊道:"要绝食的跟我来!"听说绝食要开始了几百名知青马上涌了出来。团部招待所是一个平房四合院,正门是一个铁栅栏门,后面有一道小门通向厕所,把门一关,在里面绝食不受任何干扰。几百名知青在叶枫、许世辅等人的率领下进入招待所。在进入招待所之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衣服口袋翻出来,证明没有带任何食物。

这时,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说,我们是自愿绝食,请大家都签个名。很快,二百一十一名知青在本子上签了名。然后参加绝食的知青全体跪在地上宣誓。许世辅领誓,大家跟着他念。内容大概是:我们绝食的目的是要求回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几百名知青齐刷刷跪在地上,场面异常悲壮。绝食的知青们还给成都的亲人发了电报,告知勤定知青绝食的消息。

有人问:"我们绝食,是要干绝还是稀绝?"

许世辅问何为干绝?何为稀绝?"

干绝就是不吃东西不喝水,两三天就可以见效。"血气方刚的许世辅说:"干绝!"有人立即找来铁丝把招待所唯一的水龙头拧死。为了表示决心,大家决定把大门锁死,只留出半个小时让参加绝食者出去给熟悉的同学打个招呼。半小时一到,铁栅栏门"眶当"一声被锁死,钥匙当众被砸烂。参加绝食的知青约有两百人,就在招待所四周的走廊上躺着!

许世辅后来回忆说,夜幕降临了,我望着身边躺着的战友们,望着满天的星斗,浮想联翩,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之下写了这样的一段话:"看星空,望斗南,知青急盼调查团;长声吁,短声叹,要向亲人诉苦难。看家乡,望故园,父子兄妹要团圆;高声呼,低声唤,沧海深处话桑田。"看着身边的战友,我又想到了很多问题,有人要上厕所怎么办?1月的勤定晚上天很冷,招待所四周的走廊又是泥土地,非常潮湿,冻坏了怎么办?我在和纠察队商量后决定,绝食队员要上厕所必须三个人一组,一同去一同回来。另外请外面送一些衣服棉被进来御寒。

一营一连的杨国定也是绝食知青之一。他后来回忆说:"刚开始绝食时,大家都很兴奋,又是呼口号又是唱歌。有人说,我们绝食不能过多地消耗体力,否则坚持不了多久,应该尽量少说话、少动,以保持体力。于是大家就静静地躺在地上,没有人再说话,绝食现场立即变得死一般的宁静。我十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妈妈含辛茹苦拉扯我们三兄妹长大。我到云南支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早点自立,减轻家里的负担。到云南后我每月都给家里寄十元钱,家里也常给我寄来腊肉猪油。到云南的第二年,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母病故速田'几个字。我顿时懵了,接着就是号啕大哭。拿着电报在连队请了假,办好通行证后匆匆赶回成都。回家后才知道是妈妈太想儿子了,发了这么一个假电报让我回来。妈妈像检查身体一样,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我,一边打量一边不住地摇着头说,瘦了,你瘦了。然后拿出一个信封说,定儿啊,听说你们那里太苦了,回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吧,这是你这一年来寄回家的一百二十元钱,妈一分也没动,你拿着用吧。我在短短的几天里就把这一百二十块钱花了个精光。妹妹后来告诉我,哥,你知道吗?你走后这一年多里,我们家就没有买过肉吃,每个月的三斤肉票都存起来买了腊肉寄给你。我们太想吃肉了,就花几角钱到饭馆排队买一份回锅肉。听了妹妹的话,我就像当头挨了一棒,心里充满内疚。因云南后就尽量把每个月的工资节约下来往家里寄。现在,我躺在这潮湿的地上参加绝食,不知命运会如何。我觉得太对不起妈妈和弟弟妹妹,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亲人再相见。第二天,我的女朋友陈小义听说我参加绝食,到场部来看我,隔着招待所的铁栅栏门,她泪流满面,我心里却充满当英雄的感觉。出来上厕所时,小义悄悄塞了一颗水果糖到我嘴里。我不愿违反绝食纪律,转过身背着小义偷偷地把糖吐了。绝食开始后,在外面策应的知青也很紧张。周兴儒等人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尽快把这里的情况报告中央,让中央了解勋定知青罢工绝食的实际情况和请求。否则,我们在这偏僻的边疆绝食,死了恐怕也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周兴儒等人来到电话室,一位在部队干过通信兵的知青不断地拨打电话,终于接通了国务院机要局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问话:"你们是哪里?有什么事请讲?"

周兴儒接过电话大声说:"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罢工委员。

"什么?什么?你们是什么委员会?有什么事?"

周兴儒说:"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知青,为了争取回城的权利,我们全团几千知青举行罢工,有两百多知青从今天中午开始绝食、绝水。我们要求中央国务院答应我们回城的要求,解救绝食的知青!"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终于明白了,说:"请你们等一下,不要挂线。"等了二十多分钟,电话那头又传来声音:"请你们转告绝食的知青,立即恢复进食,爱护身体,中央调查团正在云南,我们马上电告云南方面。"

电话记录很快传达到了绝食和静坐现场,知青们一片欢腾,中央已经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我们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1月7日,绝食的第二天。

一大早,赶到场部的知青更多了。又有不少人要求参加绝食,但都被拒绝了。有的知青带来了衣服,有的带来了棉被。所有的衣被在送到绝食现场时都要严格检查不能夹带任何食物。场部的一些老工人看到知青们绝食的场面也被感动了,纷纷流着眼泪送来衣被。尽管平时有个别知青因偷鸡摸狗的行为引起老工人的不满,但现在老工人们却为知青们送来了父母兄弟般的关怀。

下午,参加绝食的知青中有人开始出现昏迷。尽管绝食才进行了二十多个小时,但因许多人从所在连队出来时就没有吃东西,又走了几十里路,加上大多数知青体质都较差,参加绝食不久就东倒西歪地躺在招待所四周的走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有的人有气无力地扯扫把上干瘪的高粱子往嘴里塞。男知青则拼命地抽烟,抽得嘴唇上起满了血泡。场部医院派来了医护人员要对昏迷的知青进行急救,但被拒绝。知青们都以死相拼,医护人员只得守候在绝食现场的外面待命。

就在这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绝食现场:据农场方面说,有知青强行打开了农场的武器库,要暴动了!参加绝食的知青们急了,他们再三要求外面的知青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否则我们的绝食就前功尽弃。王道明等二十五名共产党员联名给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发了电报,以自己的党性向党中央保证,知青们在整个罢工绝食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更没有打开武器库,知青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回家。与此同时,知青纠察队对武器库的保护更加严密,不准任何无关人员接近。

据时任临沧农垦分局副局长的成都知青唐朝民回忆,当时勤定农场汇报说知青打开了武器库,有武装暴动的可能。临沧方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把事态逐级上报一方面进一步核实情况,如属实就按既定方针办,就地解决!唐朝民是来自勤定农场的知青干部那里有他的很多同学,他很担心知青们因越轨举动而遭不幸。他表面上镇静,内心却焦急万分。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唐来到机要室借故支开了话务员,往勤定农场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叫刘小梅的话务员,唐要她找叶枫。刘说,现在找不到,我不能离开话务室。唐朝民说,请你务必转告叶枫,千万不要越轨!千万不要越轨!千万不要越轨!连说了三遍。刘说,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一定负责转达到,请你放心。在整个绝食的过程中,知青们始终比较冷静,没有任何越轨行动。这为后来全面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条件。

是谁传出场部的武器库被打开了,至今仍是一个谜。据许多当时在场部的人们回忆,根本没有这回事!在场部的静坐一开始,罢工总委员会就组成了纠察队守护武器库和其他机要部门,而且纠察队员本身没带任何武器,就是怕发生意外。当然,事隔二十多年,再追究这件事已经没有意义了。

勐定知青绝食的消息传到北京,1月7日深夜,国务院办公厅作出明确指示:要全力抢救昏迷的知青,不要让一人死亡,国务院正在研究如何解决知青问题。但是,在勐定农场,知青们的情绪却随着绝食时间的推移而有失控的趋势。

在成都,当这批知青的亲人们得知勐定知青绝食后,个个心急如焚。不管自己的孩子在哪个农场,也不管自己的孩子参没参加绝食,成千上万的家长和兄弟姊妹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相互打听,相互询问,来自云南的任何消息都使家长们牵肠挂肚。一些回到成都的云南支边知青就在这里发表演讲,介绍罢工绝食的情况。从文化宫到交际处(现四川宾馆)以及盐市口一带,到处贴满了披露云南农场实情的大字报和声讨"四人帮"的标语。云南知青的遭遇在成都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心和同情。那段时间,机关、工厂、学校及各个单位的人们上班议论得最多的就是有关云南知青的问题。

1月8日,绝食的第三天。

这天也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知青们在场部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二营一位知青用铅笔画了一幅周总理的画像,许世辅请人从他的寝室拿来了他为悼念周总理书写的一副对联,这是摘自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插子牛。"许世辅认为,这副对联不仅是周总理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农场官僚主义者的鞭答。知青们胸戴小白花,神情严肃地从放着周总理画像的招待所铁栅栏门前依次走过。据许世辅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和我们绝食队员告别一样,颇有些悲壮。的确,这时勐定农场知青的绝食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情况万分危急。怎么办?再绝食一两天很可能就会有知青死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周兴儒认为,我们绝食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返回故乡!必须要让中央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尽快解决问题。周兴儒和几位委员会成员又来到电话室,几经周折拨通了国务院知青办的电话。对着话筒,周兴儒愤怒地喊道:"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罢工现场,两百多绝食的知青现已有二十多人昏迷,生命垂危。现在是群情激愤,局面难以控制,我们恳请中央尽快解决!"

国务院知青办在接到这个电话十多分钟后就回答说:"请你们一定要控制住局面,稳定大家的情绪,不要做出越轨的事情,我们已电告中央调查团,连夜赶往勤定调查问题解决问题。"

1月8日,在接到中央发来的关于勤定知青绝食的紧急情况后,正在西双版纳景洪处理知青问题的农林部副部长兼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当即决定,连夜赶往勐定。一个公安负责人出面阻拦,说知青已经打开了武器库,武装起来了,如果贸然前往,必定凶多吉少。赵凡问这个负责人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吗?该负责人暖喃地说,是下面汇报的。赵凡说:"那你为什么不到下面去看一看呢?"当晚八点,赵凡即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从景洪出发。那时,景洪到勤定的公路很差,沿途要翻越无数的高山,跨过无数的急流,夜间行车十分危险。但为了"救火",年逾花甲的赵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汽车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奔驰了一天一夜,于1月9日晚到达勐定,赵凡一行住在35512部队的招待所。

1月8日下午四点左右,当得知以赵凡为首的国务院调查组即将来勐定解决知青问题的消息后,总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绝食。知青们的绝食已经进行了五十多个小时,紧闭了三天的铁栅栏门终于打开,但参加绝食的大多数知青都已经不能自己走出招待所的大门了。守在外面的知青们一拥而上,扶的扶,背的背,抬的抬,把绝食的知青安置在招待所外面的空地上。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医生护士们忙着给知青们注射葡萄糖同时通过广播喇叭再三提醒参加绝食的知青不要急着进食,只能先慢慢喝点米汤或稀饭,以免发生危险。但还是有几个知青饿得忍不住,吃了干饭,不一会儿就痛得在地上打滚,被送去抢救。叶枫抓起一把麦乳精就朝嘴里塞,连冲水都等不及了。他后来回忆说,麦乳精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1月9日,勐定农场场部。知青们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等待。

1月10日上午,赵凡邀请了四名知青代表到部队招待所座谈,说明了国务院调查组到勐定的目的。在听了知青们的汇报后,赵凡决定立即到现场和广大知青见面。

下午四点左右,赵凡来到勐定农场场部,这里已经集聚了大约三四千知青,当时还留在勐定的知青几乎全部到场!赵凡在知青们的簇拥下来到招待所的空地前,这里已经挤满了人。虽然是1月份,但是太阳还是火辣辣的,知青们就在灼热的太阳下眼巴巴地望着赵凡。招待所门洞下放了一张小木桌,被当做讲台。赵凡站定后,把放在阴凉处的小木桌朝前移到太阳光下,正要讲话,突然,前面一排知青齐刷刷地向赵凡脆下了!后面的知青们也跟着全部跪下了!全场一片哭声,一边哭一起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一时间,喊叫声、痛哭声响彻场部上空。望着这黑压压一大片脆在自己面前衣衫槛楼、蓬头垢面,和自己孩子一样大的知青,赵凡惊呆了。他参加革命几十年,无论是战争年代同敌人作斗争,还是和平年代同自然灾害斗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赵凡后来回忆说:"看到这些,我都流了泪。论年龄,我六十二岁,都哭了,事出有因。今天的事,不是几个坏分子可以煽动起来的。"

待大家安静下来后,赵凡作了简短的讲话。

赵凡说,知青们从城市来,经受了锻炼,为边疆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生活上也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我既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是知青的家长,我有四个孩子,三个在农村插队,一个在工厂,我能体会到你们的处境和要求。我将负责任地把你们的情况向中央、国务院反映。你们首先要回到生产岗位上去,给领导解决问题的时间。这样乱哄哄的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尤其是在这里日夜坐着。晚上很冷,会冻出病的,把身体搞垮了,将来即使回到城市去,什么也干不成。希望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劝告。

但是,知青们已经听不进赵凡说的任何话语了。他们围住赵凡要他明确表态,同不同意知青回家的要求。看到知青们的这种情况,赵凡老泪纵横,只得说,今天我只代表我个人,我个人的态度是,你们要求回家的愿望是正当的,是合理的,是应当得到满足的。听到这话,知青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赵凡这才得以离开聚集了几千知青的勐定农场场部。

因为这个表态,因为赵凡在后来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他当之无愧地成了云南知青心目中的英雄。二十多年后的2003年8月,当赵凡应成都知青邀请到成都看望当年的这些知青时,他受到了知青们如儿女待父亲般的接待。

接着,赵凡邀请了二十名知青以及农场方面的代表座谈,按照知青们的要求,地点安排在勤定公社。在赵凡和知青代表座谈时,许多知青就在外面苦苦等候。知青们还在从勤定公社到勐定农场场部二十多里的公路上排成人链,把会议的消息及时传达到聚集在勐定农场场部的知青中。

1月11日、12日,赵凡在勤定分别和云南省工作组、勤定农场的干部座谈,对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表示赞扬和慰问,要求他们继续做好工作。

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办向中央报送《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知青问题,同意国务院知青办报告中的处理意见。

1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云南省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赵凡在会上明确表示,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会议上,赵凡又表示,知青问题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重心转移都有困难。

恰在这个时候,四川省委表示,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期分批地回去;上海、北京也同意将知青大部分接收,这些意见均得到了中央同意。

根据这个精神,全国农垦系统的知青相继返回自己的故乡。

从1979年2月起,在云南农垦系统的四川、上海、北京知青陆续返城,由各自父母单位安置,父母没有单位的则由街道办事处安置。

云南方面同意在自愿原则下,知青愿走的都可以走,愿留下的欢迎,农场拿出资金,先修缮房屋,让留下的知青能够安居乐业。知青中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但绝大多数的知青都选择了回城。

知青大返城

在知青们等待返城的几个月里,农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生产几乎停顿了,绝大多数连队仅由几个老职工支撑。知青们则各自收拾行李,等待父母单位的调令,准备回城。但父母没有单位,或者父母都在街道工厂的,回城安置就有点麻烦。当然,也就使这部分知青比较惶恐,不知未来会怎么样?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起悲剧:勐定农场五分场的成都知青官模云在等待回城的过程中,不堪忍受恐慌和无助,竟然于2月1日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惋惜不已。他的死,一度在知青中引起了思想混乱,不过在周兴儒等人的大力劝解下,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过激的行动。

后来,不少知青怀揣着一张"包包户口"就踏上了返城之路。什么是"包包户口"呢?即那些没有单位调令的知青,先由农场方面开一个证明,再到勐定派出所办户口迁移证。因为知青太多,派出所便对每日的办理数量加以控制。可这样一搞,办手续的时间又慢了许多。见此情形,知青杨国定就模仿场部开证明的钱参谋的笔迹给知青们开证明。一时间,到派出所办户口迁移证的知青打起了拥堂(四川方言,泛指"拥挤")。再后来,勐定农场干脆用一根铁丝把公章挂在办公室门口,知青们随便写个什么证明,自己把章一盖就可以回城了。其实,因为与所涉及的各省市早已协调好,所以不管知青拿着什么样的证明回城,基本上都能在父母及直系亲属所在地补办户口和粮食关系。

以周兴儒、叶枫等知青组成的总委员会决定,拆除在团部的所有窝棚,各连的知青仍回到自己的连队,继续罢工,等候返城。总委员会的成员和愿意留在团部坚持的知青搬进招待所住。一部分知青先田成都,动员成都的父老兄弟姐妹给予声援。最后,大约有两百名知青继续留在团部坚持。1979年3月16日午夜,农场方面提供了七辆卡车,把知青们送走,留守在团部的一百四十二名知青终于踏上了返乡的路程。

这样,除极少数人因各种原因继续留在云南农场外,多数知青先后回城。在以后的年月里,这些在云南经历了八年风风雨雨洗礼的知青们,都在各自的新岗位上继续拼搏,不少人还成为所在行业的骨干。

作者简介:杨全,1954年2月生。成都第二十六中学初六九届学生,1971年4月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1978年考入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在成都盐道街中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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