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为什么这么牛:财为民生何妨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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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为民生何妨透明

陈淮子 2011-03-17

前不久,香港立法会财委会高票否决了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最大的反对意见是:投放数十亿元,是否为了政府面子而罔顾民生?

我们这边,尽管广州亚运会已辉煌落幕,却不知是否有人能明明白白交上一本民生方面的投入产出账。不止如此,甚至连整个亚运究竟花了多少“银子”还是一个争议的话题:广州市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透露,“总投资2577亿元,其中广州投入1950多亿元,带来债务2100多亿元”,他担心今后广州搞民生的钱不知从哪里来。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却对此出面否认,他提供的数字是,本届亚运会总体预算194亿元,目前实际支付91亿元,未支付45亿元。不过,最后的账目可能要等一年后才能公布。

真是雾里看花,在中国大陆,涉及同一件事的数字差距往往就有这么大!

然而不管谁说的准确,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比起香港来我们一向堪称大视野、大手笔、大气魄。但社会的财富总量就这么多,对于关系百姓安身活命的民生大账,正如钟南山代表一样,人们不免还是要提出疑问:究竟最后由谁来埋单,又将如何埋单?

论起财富,当前整个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自然有着越来越充足的底气。过去一年里10.3%的经济增长,GDP总量近40万亿元(国统局数据为397983亿元),跃居世界第二,堪称在世界金融危机阴霾下“风景这边独好”的经济奇观。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近几年社会的关注点已从“做蛋糕”转向“切蛋糕”,公平正义的理念渐入人心,而这方面的矛盾积累包括分配不公等正愈益变成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有数据表明,近若干年来,在社会财富“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由于切分的不尽合理,造成了强政府、富资本、弱民生的负面效果,削弱了普通民众对发展的满意度与认同感,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成长带来现实与潜在风险。比如,中国近10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9%,2010年更达到21.3%的高位;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相比上年增幅为22.64%;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7.9%,均远远高于GDP增长的幅度。而近10年来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幅只有14%,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年均增幅不到1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均低于GDP增长幅度。这说明政府、企业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日趋强势,得了大头,而民生的地位和空间却持续受到压缩挤占。调查表明,1997年至2007年,政府仅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0.95%上升至20.57%(如果全口径计算可能占到30%),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则从53.4%下降到39.74%。直至目前,此种态势尚未根本扭转。

以上只是初次分配的情况,在再分配领域,情况又是如何呢?本来再分配对初次分配有着“矫正”“补充”的作用,主要通过国家的作用力实施公平正义原则,保障全体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除了税收调节,主要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各种社会保障体系来实现,例如建设保障性住房,完善教育、医疗以及发展养老、失业保险等等。然而尽管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一路走高,2010年已达创纪录的8万亿元,但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民生方面总显力不从心,实际达到的水平并不理想。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2007年仅为29.2%,而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三项开支的比重一般要达到政府总支出的40% ~ 50%以上。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持力度的欠缺,势必影响民生改善,加重社会即普通民众的直接负担,譬如养老保险负担。众所周知,按照国家规定,中国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费率个人缴纳部分为8%,企业缴纳部分为20%,合计为28%。而原西方7国集团即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最发达的7个工业国家的平均费率仅为18.5%,低于中国近10个百分点。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的费率分别为12.4%和9.9%。不止如此,连一向以高福利国家著称的瑞典的养老保险费率也只有18.9%,可见中国养老保险的社会负担之重,堪称全球之冠。同样,在教育、医疗方面也有相似的情形。根据有关资料,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的消费支出比重为6.4%,用于医疗卫生的消费支出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居民这两项的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不到4%和5%,有的(如德、英)甚至还要低很多。

其实,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的盘子日益增大,国家总体财力状况可套用一句流行语:“不差钱”。问题是按照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的标准衡量,财政的收支结构即政府集钱、花钱的重点、流向均值得研究,许多情况下,程序上也存在问题,更谈不上公开透明。目前一方面亟需摆脱计划经济时代因袭而来的“生产财政”“建设财政”“投资财政”的传统模式,坚决而大步地转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民生财政”;同时更要坚决抵制“行政管理型财政”的内在冲动和自我膨胀,努力建设廉洁高效政府,加快建立起真正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因如此,久为社会诟病的“三公(公车使用、公款招待、公费出国)消费”才会引起国人的持续关注与极大反感,因为假若果真如学者曾经披露的那样,全国“三公”消费达到9000亿的天文数字,那么即使按照今天的财政规模,说明将近八分之一的政府财力将被白白耗费掉,又能有多少精力和财力去顾及民生呢?

因此,尽管当前体制上还做不到像香港立法会那样能够对政府财政开支进行强力制约和监督,尤其是财政收支的透明度远远达不到要求,但我们仍十分赞赏广州市人大代表对亚运开支的关注与质询,以及媒体对此的公开报道,这起码代表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即使是亚运会这种有着合法批准程序并受到民众广泛认可的大型活动,还是需要遵循节俭办事、反对浪费、财务公开的原则。况且对于任何事关民生的要事大事,人民及其选出的代表均应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包括要求财政公开透明。人们期待这一目标的及早实现,将使民生得到更普遍的关注和更可靠的保障,同时促成各级财政的积极有效“瘦身”,可从根本上减轻民众的税赋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