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办驾照需要什么手续:新加坡根本不存在高薪养廉？普通公务员工资低2

2011年03月21日 08:37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喻盈

字号:T|T

4187人参与77条评论打印转发

央企高管年薪并不高？

“工资高低是比较出来的。”刘植荣认为，如果没有准确、有效、公开、透明的参照系，就会造成普遍的困惑。

他举了一个例子：2010年1月9日新华网发表了《李荣融：央企高管年薪并不高，平均60万元左右》一文，文中引用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话：现在央企高管年薪定得并不高，平均薪酬也就是60万元人民币。

年薪60万元到底高不高？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刘植荣觉得应该与本国的人均GDP、人均工资、最低工资标准作比较。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22252元，全国范围最低年工资为6000元左右。这样算来，央企高管的年薪至少是人均GDP的30倍，是全国最低工资的100倍。“中国央企高管的60万薪酬还没算上一般百姓享受不到的福利。外国企业高管都是用自己的私车、住自己买的房子，而在中国，这一切一般都由公家负担，公家配车、配司机、提供住房，把这些福利加进去，那更是一笔数目不小的收入。”

在刘植荣看来，“60万年薪不高”事件，正反映出我国工资制度和工资判断标准的混乱，行业、职业之间的工资差异过大。国内的很多高薪行业都属于国有企业，这和国际惯例恰恰相反。西方国家的高薪均在私营企业：私立学校工资高，私立医院工资高，私立科研所工资高。国外公务员和政府注资企业职工工资都明显低于私企。“中国一些人总把国内企业高管的工资与外国极个别私营企业CEO比较，其实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一是因为国家财力不同，二是因为人家的老板是私人而不是国家。”

“新加坡不存在高薪养廉！”

“考公务员热”的现象唯中国独有。而在近年来的各类“幸福”调查里，公务员也频频“登顶”：2008年4月，西安市统计局对该市公众幸福感专题调查显示，幸福感最强的是公务人员；2008年12月，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广州市在党、政、军机关工作的市民总体幸福感最好；今年初一份由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提供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指出，公务员自认“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现在公务员，就算是零工资也有人干，甚至假设要倒贴钱，我相信都有人干。为什么？原因还是分配制度没建立起来，不公开，不透明，公务员的真正收入究竟有多少，现在是谁也说不清楚。”刘植荣对“高薪养廉”这样的提法不以为然，“公务员工作稳定，工作环境优越，有一定的地位和声誉，这是工人无法比拟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利益均沾是社会分配的基本原则，公务员不能把所有好处都揽进自己腰包。这就是新加坡、美国、挪威、瑞典等国劳动强度大的工人工资高于公务员的原因。”

“新加坡不存在高薪养廉！”刘植荣认为中国公务员工资改革总喜欢拿新加坡说事，是一种误导。媒体总报道新加坡公务员工资如何之高，实际上，领取高工资的只是总统、总理和部长，新加坡高官的工资与普通公务员差距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而且新加坡并非毫无根据地给高官高工资，是法律根据国情和劳动力市场决定的。新加坡在1994年就用法律形式规范、约束了高官的工资，规定部长工资是全国48个薪水最高的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和企业总裁的中线工资的三分之二，其他级别的公务员工资也参照此标准制定。因此尽管新加坡高官的工资比其他国家高，但与本国私企相比，还属于中等偏下。“公务员工资的高低不能与外国比，而要与本国私企同等职位的职工工资比较，这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比较。”

福利，应是“穷人优先”

考察劳动者收入，工资性收入不能作为唯一标准，还应考虑通过转移支付获得的收入。“如果社会福利能惠及所有百姓，能像世界不少国家那样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公交免费，能按照联合国规定的合理房价标准，凭个人3-6年的工资收入能够购买一套舒适的住房，百姓就不会因为工资偏低而感到生活艰难。”

刘植荣判断的方式依然是比较。他首先搬出的例子并非北欧高福利国家，而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非洲不少国家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10个国家之一，但他们早就做到了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免费，连教材都由政府免费提供。学生读大学，食宿都由政府垫资。学生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半后开始在10年内还清政府垫费，如果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国家不向学生索要这笔费用。”

福利制度的目的，应是弥补第一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中国却存在某些不合理的特例。“就拿住房公积金来说，甚至有的地区公务员自缴与政府补贴比例为1：6，也就是说，个人缴纳1000元，政府补贴6000元，最后个人可领7000元，而中国还有很多劳动者根本就没有享受到住房公积金这项福利。”另一个例子是养老金，“很多地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几乎是在职时工资的100%，而企业工人的养老金还领不到工作时工资的40%，企业工人工资本来就低一些，这样一来，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已迫在眉睫。刘植荣将当下物价的飞涨比喻为一场麻将：“比如四个人打麻将，大家本来只打得起一块的，可是其中一人非十块的不打。少数人哄抬起的豪赌，最终会由所有人共同承担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