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水泡过的车还能用吗:劝君莫学摄政王载沣

劝君莫学摄政王载沣 2011-03-22 09:35 作者：燕王王皓 　　遥想当年，张之洞当临终的时候（1909年），末帝溥仪的生父、时任摄政王的载沣虽然与之政见不合，但也是亲临床榻看望之。张之洞毕竟是四朝老臣，临死之时还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摄政王载沣扬扬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摄政王大人之前。在他看来，清朝已经是完了。虽然张之洞没有所谓现代政治思维，但他知道，但凡是统治者勒兵观变的心态一出，这天下从此就算是无可收拾了。
　　载沣拥有典型的亡国之君思维：不去想任何革除腐败，不去想任何解决现实问题，不去想如何善抚民众，脑子中唯一能装进的问题就是如何镇压。在此类人物看来，镇压是万灵药，镇压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手段，仿佛一镇压人民，自己身上的腐败就消失了。历史上的秦二世，隋炀帝等亡国之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是溥仪，但当时溥仪年幼，是载沣主政，为摄政王。因此，载沣才是葬送清廷的“亡国之君”。张之洞发现载沣身上有“亡国之君”的影子，张之洞的判断应验没有？ 　　1909年，这是宣统元年，光绪和慈禧先后于去年11月14日和15日死去。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主政。几年下来，政治改革犹犹豫豫，进退失据，尔后则更每况愈下。 　　当时拥护立宪的人们，也即立宪派。他们发动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以尽快实行立宪。请愿运动遍及18省，甚至波及海外华侨与留学生。全国签名人数可考者达15万之众。 　　立宪派反对清廷权力高度集中趋势。此前业已成立的各省谘议局，于1909年11月派出自己的代表云集北京，策划组织国会请愿活动。1910年1月，“请愿国会代表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清廷“期以一年之内”，“速开国会”，以定治本大计。清廷断然拒绝了请愿代表的要求。 　　立宪派迅即组织第二次请愿活动，并成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京师设总部，各省设分会，又创办报纸竭力鼓吹。1910年6月，十余个政治团体向都察院递交了第二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但依然没有得到清廷的善意回应。立宪派大失所望，他们的离心离德倾向越加严重。是年10月，立宪派第三次请愿。清廷御用的资政院也向清廷最高层建议考虑这些“民意代表”的建议，从速召开国会。十七省督抚、将军也联名奏请清廷充分考虑民意，缩短立宪期限，即时设立内阁，明年召开国会。清廷被迫于11月发出上谕，宣布将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期限缩改为五年，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但又强调这是“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的“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万不能”者，“绝不”也）。因此当一个月后，东三省的代表又一次来到京师递书请愿，要求明年召开国会时，清廷竟下令军警将东北请愿代表押解回境，同时谕令有关督抚，对学生滋事予以弹压。 　　1911年5月，清廷任命了以奕劻为总理大臣的责任内阁。13位国务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仅4人。时人称其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请愿，却请出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名单一经宣布，举国哗然。 　　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保路同志会随即改为保路同志军。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继川西的保路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保路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据梁启超朋友徐佛苏《梁任公先生轶事》文，在第三次请愿书中，立宪派等于是最后通牒：“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什么叫不便要求国会，“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革命一词，几乎出自和革命派势不两立的立宪派之口，这是何等深重的政治危机。但朝廷不谙危局，一意孤行，反而驱逐代表出京。这就彻底得罪了立宪派，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各代表闻此乱命，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不到一年，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在这段话中应验。 　　为了镇压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仍在“预备立宪”的清王朝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1911年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知道大势已去，再也不嚷嚷什么“绝不”了，为保全清室，赶紧下令资政院起草宪法，11月3日宪法19条出来，8日诏告天下。一年以前的立宪派的主张，赫然俱在其中。但世上哪有后悔药。当时各行省如雪崩一般纷纷脱清独立，致清政府于死地的致命一击。朝廷只剩朝廷，便无以撑持下去。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当清政府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温和的立宪运动时，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对各种警劝充耳不闻，一意孤行，仍要大权独揽，结果便是众叛亲离，真正“动摇国本”，最终垮台。 　　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顽固”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顽固”;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